??萬廣華?|?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
??遲有悔（訪談整理）?| 文化縱橫
【導讀】近期，新的房地產稅改革試點備受關注。相比于收入差距，房產等財富方面的差距是個更為棘手的問題。推進共同富裕，勢必需要考慮如何縮小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文化縱橫》近日就此專訪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萬廣華教授。萬廣華曾任職于聯合國、亞洲開發銀行（收入分配研究組組長），在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的國際比較方面有深入研究。
萬廣華認為，我國財富差距、房產差距比收入差距更突出，這種差距是在1998年“房改”之后20年內拉大的。就世界范圍看，一次分配的基尼系數普遍高達0.5，但先發國家通過財政、稅收等手段調節，把基尼系數控制在了0.3左右。中國也完全可以實現這個目標，這需要拿出6%~8%的GDP用于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
萬廣華強調，追求“共同”的同時，不能忘記“富裕”二字。長期來看，要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關鍵還是要維持相當的增長率。事實上，降低貧富差距，也是為了改變“富人消費趨于飽和，窮人卻無錢消費”的局面，以擴大內需維持增長。為了促進“富裕”，我們還應致力于消除機會不公平，改善初次分配；增加教育、醫療等公共產品投入，增強人民發展能力；增加金融產品供給，提高居民的財產性收入。
萬廣華指出，城鄉差距是中國貧富差距最大的組成部分，應盡早盡快加以解決。如果中國能努力拉平城鄉差距，區域差距就會減半，收入差距就能降低30-40%。此外，我國企業留存占GDP比重高，個稅、資本稅和企業稅之間的均衡問題也需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如果通過制度改革，能從企業留存里拿出5~10個百分點的GDP用于公共產品的提供和民生支出，加上城鎮化和市民化，我國的貧富差距問題將有望得到解決。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政策觀察”專欄特稿，僅代表受訪人觀點，不代表文化縱橫觀點，特此編發，供讀者參考。
共同富裕: 國際比較與現實路徑
——專訪復旦大學萬廣華教授
文化縱橫：您曾在視頻節目中指出，我國家庭財富的兩極分化遠比收入不均嚴重很多，而大眾對財富分配知之甚少。目前的財富差距具體是一個怎樣的狀況？造成財富差距過大的原因有哪些？
萬廣華：關于“共同富裕”的舉措，大家非常關注“共同”這個維度，因為貧富差距確實比較大，所以追求公平的呼聲越來越大。實際上，“富裕”這個維度或許更為重要，如果不解決貧富差距，當下經濟已經很難向前走了。
回到貧富差距本身來說，整個學術界，以及媒體、政府部門，大多只談收入差距，但收入差距只是貧富差距的一部分。我經常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三年前回國的時候，復旦大學給了我一個相對較高的工資，但是我說，如果能給我一棟房子，或一套高檔公寓，我可以放棄高薪。我的意思是，就貧富差距而言，收入差距重要，非收入方面的差距，比如財富也很重要。此外，影響或決定貧富差距的還有教育差距、醫療待遇的差距、退休金方面的差距，等等。
我國的收入差距在全球來說已經處于偏高水平，收入基尼系數大概在0.45左右。但財富差距、房產差距，比收入差距要大了很多。當前我國的財富基尼系數已經達到了0.7。另一方面，房產在整個財富的占比大概為70%（國際上這個比例要比中國稍微低一點，其他方面的財富多一點），而房產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了0.8。
我們可以比較頂端的1400萬人和底端1400萬人之間的收入或財富差距。根據估算，最富裕的1400萬人的平均收入，大概是最窮的1400萬人平均收入的20倍。但如果看財富的話，這個倍數就變成了742，將近750倍。如果比較房產財富的話，這個倍數是1443，將近1500倍。（主要數據來源：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2017年）
當然，我們難以指望財富、房產差距和收入差距是等同的，嚴格來說，財富差距和房地產差距肯定要比收入差距高，因為收入是個流量，而財富是個存量，是若干年積累起來的。
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國的財富差距是1998年住房改革之后才開始拉大的，而且在短短20年內拉大。有些歐洲國家的財富差距跟我們現在差不多，但他們的這些差距是幾百年不斷積累起來的。在我國，改革開放到1980年代中期，收入差距是下降的，80年代中期開始攀升，至2007~2009年達到高峰；我們的財富差距和房產差距在1998年之前也是很低的，但在1998年啟動房改之后的短短20年內達到很高水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如果是幾百年慢慢積累起來，還比較能夠承受，但在中國就是一代人之間發生的事情。從這個角度講，貧富差距確實是一個很大的經濟社會問題，所以我們必須要推進共同富裕。
文化縱橫：在應對居民財富和收入差距方面，先發國家有哪些成功經驗？
萬廣華：“共同富裕”提出來以后，幾乎所有媒體宣傳，包括學術界的討論，都非常關注怎樣求得“共同”，怎么把貧富差距拉下來。再分配當然是必要的，但目前一些專家提出的建議，比如個稅最高稅率提高到60%、房產稅率設為3%~5%（全球最高），完全忽略了再分配所必然帶來的對“富裕”的負面影響。對再分配的過度解讀和輿論的一邊倒，使得富裕階層，尤其是企業家、投資主體擔驚受怕，中產不知所措，低收入群體對“共同”形成過高預期，可能會影響經濟的增長。
個人認為，我們應該首先關注“富裕”。像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一度大量增加社會福利，試圖求得“共同”，但帶來了很多負面的影響，養了懶人，增長也沒有了，所以又開始減少福利。也有學者認為，北歐增長一直很慢，跟貧富差距拉得過低有關。因此我們在追求“共同”的同時，不能忘記“富裕”二字。所謂“共同富裕”，首先得有“富裕”才能再有“共同”。
那些共同富裕做得比較好的國家是怎樣控制貧富差距的呢？很簡單：它們初次分配以后的貧富差距也很大，收入基尼系數也將近0.5，但它們通過再分配，包括稅收、財政轉移、民生支出（失業保險、培訓救濟等），將貧富差距控制到了一個相對比較低的程度。在北歐，二次分配后的收入基尼系數是0.25左右，日韓是0.3左右，盡管初次分配時接近0.5。
可以說，一次分配的基尼系數是由市場決定的，都比較高，接近0.5（當然也有更高的，像南非，達到0.6的水平）。前面提到，我們國家的收入基尼系數，也是在1980年代中期市場化改革推進到城鎮部門后，急劇上升的。那么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就是通過包括財政、稅收在內的手段把基尼系數控制在0.3左右，這是完全可以實現的。更具體地說，是可以通過改善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來實現。
前段時間，大家熱烈討論第三次分配，但第三次分配對貧富差距的作用相當有限。美國的捐贈最多，高達GDP的1.4%，東亞國家偏低，即便是對捐贈最為鼓勵的新加坡，其GDP占比僅有0.39%。顯然，在為子孫后代努力積累財富的儒家文化里，富人的捐贈意愿較低，過分強調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可能還會造成負面影響。
改善初次分配，最重要的是在法律、制度和政策層面消除機會的不公平。我們知道，收入或財富的多少是由努力、機會以及偶然這三組因素決定的。努力因素是個體可以掌控的因素，比如教育水平、職業選擇、工作表現等等。通過個人努力獲取的收入或財富是合理的，相關的差距必須予以肯定；機會因素是個體無法掌控的因素，比如出生地點，性別，父母的政治、經濟、社會地位，等等。由機會因素帶來的收入是不合理的，相關的差距應逐步予以消除；最后，由偶然因素帶來的收入增加或下降，如中彩票、天災人禍等等，則需要專門政策進行界定與應對。
通過二次分配來把貧富差距拉下來，第一步是通過稅收把錢收上來，第二步是把錢分出去。那么需要分到一個什么幅度呢？按照北歐國家的經驗，把基尼系數減半，大概需要10%~12%的GDP。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2016年我國用于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是GDP的0.238%，也就是0.24%，跟北歐國家的10%~12%比，差了40~50倍。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5年我國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數是0.46，通過扶貧和方方面面的轉移支付，減到了0.402，也就是降低了5~6個百分點，而北歐國家降了20多個百分點，這顯然跟用于社會保障的比例很有關。如果能把用于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提升至GDP的6%~8%，那么至少從理論上推斷，中國的收入基尼系數完全可以控制到0.3左右。
但長期來看，要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關鍵還是要維持相當的增長率。如果以北歐當今的“富裕”（人均GDP）和“共同”（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數）程度作為參照，中國要在2050年實現共同富裕，貧富差距的改善最多只能達到年均0.75%，而增長至少要達到年均3.75%，如果把北歐國家未來的增長也考慮進來，則增長必須達到至少年均4.75%。
文化縱橫：新的房產稅改革即將開啟試點，與此前的上海、重慶模式相比，新的房產稅方案將有何變化？將對我國的財富差距有何影響？
萬廣華：上海和重慶是2011年開始試點的，目前來看，這一試點對于打壓房價而言，作用不是很大；對于提高財政收入也不是很顯著，據我所知，上海大概增加了財政收入150個億左右，重慶還不到80億。
對于上海2011年的試點，有幾點值得關注，一是它只對增量收稅，不對存量收稅，二是它有比較寬松的豁免，三是稅率比較低，在0.4%~0.6%；重慶則只是對非常高檔的公寓，主要是對獨棟別墅收稅，所以它的稅基比較窄，但與上海不同，重慶實施的是累進稅。
那么接下來的試點，我個人推斷首先要擴大稅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家關心的存量的問題。個人認為，存量大概率要進來，但在豁免和稅率方面，可能會與增量有差別。其次是稅率也會增加，開始時比較低，后面逐步提升。那么最終提升到什么程度呢？如果從全球來看的話，稅率高的能達到3%。我們剛剛講到，上海是0.4%~0.6%，如果把它翻倍，也才1.2%，所以稅率肯定是要增加的，至于會不會增加到2%，甚至3%，要看試點結果怎么樣。
要指出的是，之所以發生房地產金融化，與中國金融產品有限有關。中國的金融產品相對西方而言是比較少的，所以很多錢都流到了房地產市場上，把房價推高了，也拉大了房產財富差距。因此在加大房產稅調節以求“共同”的同時，中國也需要增加金融產品的供給，為居民提供更多元的投資渠道。
文化縱橫：為了推進共同富裕，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方式應如何轉型？
萬廣華：我們每年生產的GDP將近110萬億，這其中，一部分被消費掉了，大家拿來享受了，一部分是被存起來了。存起來這部分可以分成兩塊，一塊用于投資，另一塊，很多年來是出口賣到了國外。但是現在國際形勢非常嚴峻，而且我個人10多年來一直認為，國際形勢一旦有變，在中短期內難以得到改善。所以，賣到國外的 GDP的很大部分今后必須在國內消費掉，過去“高儲蓄、高投資、高出口”的發展模式無以為繼。
這兩年我國進出口非常好，但那是因為碰上了幾百年一遇的疫情，不能當成常態。疫情以后，中國將繼續受西方國家的打壓，國際市場再也不會像以前那樣為中國打開大門。我們國家為此推出了“雙循環”戰略，它有兩大戰略基點，一是創新，一是內需，其中最重要也最具挑戰性的，是提升居民消費。所以，最根本的轉型就是中國的消費率要提高。當然投資也要增加，但投資率提高的潛力有限，主要還是靠提升消費。
增加居民消費的最重要的途徑，是改變“富人消費趨于飽和，窮人卻無錢消費”的局面。換句話說，只有把貧富差距降下來，中國的內需才能提上去，經濟才能順利地循環起來。從這個角度來說，“共同”是手段，“富裕”是目標，“共同”是為了“富裕”。
第二，中國在公共產品的提供上要投入更多的資源，包括我們的教育、醫療等方面。特別是教育，教育是決定收入和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所以教育公平，即為所有人（不分戶籍、地域、年齡、性別）提供所有層面（小學至研究生）的同等的受教育機會，不但有助于降低貧富差距，增進“共同”，還可以增加全國的人力資本總量，促進“富裕”。另外，我個人相信，早晚有一天，戶籍的問題要擺到桌面上來。中國必須分期、分批、分項目地把戶籍問題解決掉，這會對共同富裕的推進，以及整個國家、社會的方方面面帶來一個正向的沖擊。
文化縱橫：高層也強調促進共同富裕，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對這句話具體應如何理解？
萬廣華：中國是典型的二元經濟，而二元經濟跟戶籍制度緊密相關，雖然不是說取消了戶籍就完全取消了城鄉差距，但中國高居不下的貧富差距，收入也好，財富也好，房產也好，都與戶籍緊密相關。
不管哪個維度的貧富差距，都可以分成三部分，一是農村內部的貧富差距，二是城市內部的貧富差距，三是城鄉之間的差距。貧富差距最大的組成部分，而且最不公平的組成部分，就是城鄉差距。收入差距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度量，比如個體的角度、家庭的角度、區域的角度。中國現在14億人口，40%常住農村，戶籍農村人口接近60%。如果從區域差異層面來度量，城鄉差距貢獻了整個區域差異的50%~70%，如果從個體層面來看的話，城鄉差距貢獻了中國收入差距的30%~40%。
這意味著什么呢？城鄉差距如果能夠拉平的話，中國的區域差距就會減半，收入差距就能降低30%-40%。就是說，即使其他方面都不變，其他什么都不要做，中國的基尼系數就可以降到0.3左右。
如果來看平均收入水平，今天中國城鎮的收入是農村的2.7~2.8倍，高的時候達到3倍多，我們從2003年開始試驗取消農業稅，從2006年開始在農村推進醫療、養老方面的社會保障，城鄉差距有所下降，但仍然很高。消除城鄉差距，主要還是通過城鎮化和市民化。這至少需要1~2代人的時間，越早、越快推進就越順利，越晚、越慢推進就會越難。所以一定要盡快，當然也要分步驟、循序漸進地解決這個問題。
文化縱橫：在全球化時代，共同富裕面臨一些新的挑戰，比如跨國公司有很多合法的方式避稅，二十國集團（G20）為此正在推動全球最低公司稅率。這將對我國共同富裕的實現構成什么影響？
萬廣華：我想指出兩點。一是世界上很多跨國公司，包括國內的有些公司，都在利用避稅天堂，關于這個問題有很多報道。全球最低公司稅率如果提到15%，對于國內打擊避稅來說，應該會產生積極的影響。
第二，關于稅收制度。學術界，包括政府，一直認為我們的企業稅負是比較高的，一直在減稅降費，尤其是疫情發生后。但是稅收制度中更為重要的問題，是個人所得稅和企業稅之間的差異。為什么我要說這一點？中國國民經濟收入的分配或GDP蛋糕的分配其實可以分成三部分：個人所得、企業所得、政府國家所得。在這三者中，我們的個人所得占比特別低，目前在40%左右，就是110萬億GDP里面，14億人拿到的收入，包括轉移支付等等，占GDP的40%左右，將近60%是由政府和企業拿走的。
我看了一下企業的留存，達到GDP的15%~20%，而國際上其他國家一般都是微乎其微，接近于0，最高不到5%。換句話說，我們國家有15~20萬億的GDP在企業留下來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我們國家有15~20萬億的GDP在企業留下來了呢？雖然我還沒有展開相關研究，但不難推斷，這與個稅最高稅率太高、企業稅相對較低有關。我呼吁媒體、國家和學術界重視這個問題。我們的個稅高達45%，這在全世界都是偏高的，跟北歐差不多，但我們的發展水平離北歐差得很遠，我們用在民生方面的支出也很低。個稅、資本稅和企業稅之間的均衡問題，需要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如果通過制度改革，能夠從企業留存里拿出5~10個百分點的GDP，用于公共產品的提供和民生支出，加上城鎮化和市民化，貧富差距問題就能得到解決。
本文 為《文化縱橫》新媒體“政策觀察”特稿。 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