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宏彬 孟嶺生 施新政 吳斌珍 | 清華大學
【導讀】近年來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在疫情沖擊下，長期累積的社會經濟不平衡問題更為凸顯。例如前不久引發熱議的“三和大神”、“打工人”、“6億人月收入不足1千元”等話題，就折射出在社會流動性日漸萎縮的背景下，人們對于公平發展的深層憂慮。
這其中，“官二代”和?“非官二代”被不同對待的現象，受到包括官方媒體在內的社會各界的極大關注。本文基于中國高校應屆生畢業生就業調查數據，分析了“父母政治資本如何影響大學生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表現”這一問題。該項研究發現，大學生“官二代”并沒有在學科選擇、在校成績、個人能力、人力資源積累等方面更勝一籌，但在畢業后第一份工作中，平均薪酬水平超過普通學生的13%。而這一數據僅僅是大學本科畢業生群體的調查結果，尚未審視“官二代”的大學入學率差異、深造比例差異以及最終發展情況差異等方面。作者認為，如果首次就業的“官二代”本科生的工資溢價都達到這個程度，那么隨著他們發展階段的變化，工資溢價可能進一步提高。
本文的數據來源于2010年的調查，文章發表于《經濟學(季刊)》2012年第3期。轉眼十年過去，數據或許有變，但數據揭示出的現象和解釋不了的問題，依然為普通人所感知，也仍被社會新聞所聚焦。作者用數據給社會提出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如何進一步解釋，又如何解決，有待繼續追問，在此僅供讀者參考。如轉載本文，請在文首注明原刊期數和轉載來源。
父母的政治資本如何影響大學生
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表現?
———基于中國高校應屆畢業生
就業調查的經驗研究
▍引言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研究經濟社會地位的代際間傳遞問題。已有的大量研究發現，父母的健康狀況、受教育程度及收入對下一代的健康狀況、教育水平，以及他們的職場表現都有重要影響。?然而，關于父母的政治資本對下一代的影響的研究依然十分缺乏。
中國高校快速擴招之后?(從1999-2009年，高校招生規模擴大了293%)，更多的年輕人有機會接受大學教育。這種情況下，代際傳遞更有可能影響下一代的收入，而不是影響他們的受教育年限。也就是說，即使同樣擁有大學文憑，家庭出身更好的大學生可能會在勞動力市場中找到更好的工作。
目前在中國，“官二代”和?“非官二代”在各個方面受到不同對待的現象受到了包括官方媒體在內的極大關注。例如，《人民日報》在2010年7月1日的一篇題為《為“二代”創建公平的競技場》的文章中這樣說道：“三十多年前，改革開放打破身份桎梏，社會如水流活; 三十多年后，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財富與權力的差距，在事實上形成身份的差別、階層的分化。恰逢代際更替，也就造成了不同的‘二代’——?‘富二代’、‘官二代’、二代農民工、二代獨生子……‘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他們有的是背景，我們有的是背影’等灰色民謠、‘拼爹’等讓人啼笑皆非的網絡新詞，都讓人看到在社會的同場競技中，不同‘二代’面臨的不同境遇。”
文章有幾點需要說明。首先，盡管我們的數據庫信息豐富，但是父母的政治資本對子女人力資本的影響有一部分是我們?(研究者)無法觀察到的，但是雇主能觀察到。不過，這對于大學畢業生首份工作的工資而言，這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即使對雇主而言，他們的人力資本特征與老員工相比也是難以觀察的。因此，研究者和雇主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是可以忽略的。其次，我們只調查了應屆畢業生第一份工作的工資。由于工資溢價很可能會隨時間而變化，如果說對于缺乏工作經驗的應屆畢業生而言都存在工資溢價的話，那么，工資溢價很可能會隨著這些學生年齡的增長而進一步提高。
▍調查數據
我們的數據來自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中心于2010年5、6月間開展的第一輪中國大學生就業追蹤調查?(CCSS)。調查以院校的地理位置(北京、上海、天津、東北、東部、中部和西部)1和學校類型(7種)為依據進行分層隨機抽樣。最終在全國2305所高校中抽取了100所院校，然后在每所大學內隨機抽取學生。
作為預調查，第一輪調查包括了全樣本100所高校中的19所，其中10所為名牌大學，即211院校?(含985院校)。我們特意抽取了更多的名牌大學來檢驗問卷的質量以及整個調查的組織情況。被調查院校分布于全國11個省市，涵蓋了各大地理區域。為了基于小樣本進行統計推斷，我們根據兩項指標將被調查院校分為八類，并據此構建了權重用于統計分析。兩項指標分別為：院校類型(211院校)和院校所在區域(東北、北部、中部和西部)。每所院校的權重為總體中該類院校的總量與樣本中該類院校數量之比。
我們在每所院校中隨機抽取約300名應屆畢業生。在被調查的全部6059名應屆畢業生中，有3167名學生來自重點高校，2892名來自其他院校。在9所非重點院校中，6所為公立院校(2201名學生)，2所為私立院校(415名學生)，1所為職業學校(276名學生)。
調查所使用的問卷是由包括經濟學、社會學和教育學在內的各個領域的專家共同設計完成的。問卷內容不僅包括個人基本信息、家庭背景，還包括高考成績、大學生活、畢業去向等問題。調查工作由各個樣本院校選派的1-3名主管教學、學生工作的行政人員負責。我們在北京對他們進行了集中培訓。學生填寫完問卷后，問卷會被放入密封的信封里以保證匿名性。在所有問卷都填寫完成之后，各校負責人收集完成的問卷并將問卷郵寄回北京。為了保證調查的整體質量，我們全程監督了各校問卷填答過程、數據收集及錄入過程。
表1為描述性統計結果，其中第?(1)列為全樣本信息，第?(2)、(3)列分別為“非官二代”和“官二代”學生的信息。第四列為考慮權重后兩組學生相關變量的差別，權重計算方法如前文所述。“官二代”的劃分標準是學生父母中至少一人為政府官員，14%的學生符合“官二代”標準。
表1第一部分是學生的基本信息。從平均水平上看，大學畢業生第一份工作的平均工資是2153元。“官二代”的平均工資比其他普通同學高出18%(2494元相比于2116元)，但是加權后兩類學生間的差距沒有那么顯著。我們將用多元回歸的辦法來檢驗控制了其他變量的影響后工資溢價是否依然存在。
由表1可知，全部樣本中有56.2%的學生是男生。有意思的是，“非官二代”學生中的男生比例比?“官二代”學生高?(56.9%相比于51.7%)。學生的平均年齡為22.9歲，在?“非官二代”學生與“官二代”學生之間差別很小，分別為22.9歲和22.6歲。16%的學生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有大專及以上學歷; 不過“官爸爸”、“官媽媽”中有大專及以上文憑的比例比普通父母高出6倍多(59%相比于8.4%)。官二代家庭收入比普通家庭收入也高很多，高出2倍有余(76924元相比于35142元)。
表1的第二部分報告了學生文理分科情況和標準化后的高考成績。基于省內參加同類考試的學生高考成績的平均值和標準差，我們對所有高考分數進行了標準化，公式如下：(學生分數-平均分)/標準差。由定義可知，標準化后的分數均值為0。樣本中約75%的學生為理科生。有意思的是，出身普通家庭的學生中理科生的比例更高?(74.0%相比于70.3%)。“官二代”學生的數學成績更好，但理綜/文綜成績更差。不過這兩類學生的其他成績差別不顯著。
表1的第三部分報告了學生在大學期間所獲得的人力資本，包括英語等級考試成績，是否有技術等級證書，是否有工作經驗，是否是黨員，以及是否有學生會干部經歷。從表中可以看到，與來自普通家庭的學生相比“官二代”的更低，但是英語成績較高。同時，大學期間普通家庭的學生從事打工兼職的可能性也更高。不過，兩類學生在持有技術等級證書、入黨和擔任學生會干部方面沒有明顯區別。
在附表中，我們還給出了“官二代”大學生和非“官二代”大學生就業行業的百分比分布。相比之下，“官二代”大學生更多地在金融業以及黨政機關/群眾組織/社會團體/國際組織等行業就業。
▍實證研究模型
在本部分中，我們建立了一個簡單的計量模型來展示我們的研究思路。?假設收入由以下方程決定:
lnW2?=α+βP1?+γX1?+δX2?+ε
方程（1）
其中，lnW 為大學畢業生第一份工作工資的對數，P 為“官二代”的虛擬量，1代表父母中至少一人具有行政級別，0代表沒有。這里的“官”包括任何有行政級別?(包括副科及以下)的人，他們的工作單位性質可以是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X表示其他影響收入的變量。X1表示父母特征變量，X2表示學生特征變量。ε為誤差項。系數β是要估計的父母的政治資本給孩子帶來的工資溢價。
當且僅當P獨立于誤差項ε的時候，普通最小二乘法對β的估計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以下幾個原因，P可能會與誤差項ε相關。
第一，父母當官對孩子收入有正影響的原因可能在于父母其他方面的特征幫助了孩子。因此除了父母的政治資本之外，我們還需要控制父母其他方面的特征，如父母的戶口、人力資本和收入。
第二，“官二代”可能能力更高，而能力和收入正相關。對這個問題最簡單的處理方法是找到一個可以衡量能力的代理變量，并將其包括在回歸方程中。前人在研究教育回報時采用高中考試成績、IQ值、AFQT成績和其他類似的能力考試的成績作為不可觀測的能力的代理變量。在我們的數據中，學生報告了高考成績。如果高考成績是能力的合理或近似合理的度量，那么將高考成績加入方程會減少“能力偏差”。調查中我們不僅獲得了高考總成績信息，還獲得了學生各科的高考成績，包括數學、語文、英語、理/文綜。這些成績可以用來度量學生不同方面的能力。
第三，“官二代”就讀的院校可能更好，或者他們在本科學習中積累了更多企業需要的技能。這兩個因素對學生畢業后的起薪都有促進作用。我們的調查提供了非常豐富的信息，使得我們可以對學生的大學以及大學表現的異質性進行很好的控制。
不過，我們無法觀察到所有影響大學畢業生起薪的因素。盡管我們較為全面地控制背景變量可以減少潛在的遺漏變量問題，但是我們仍然無法從根本上消除其影響。
▍父母的政治資本有工資溢價嗎？
通過對回歸方程式?(1)的估計，我們估計了“官二代”和非“官二代”大學畢業生在首份工作的工資上的差別。回歸中，因變量是工資的對數值。?由于觀察對象均為大學生，因此沒有引入受教育年限作為自變量。全部的回歸都考慮了權重。回歸系數估計值的標準差是異方差穩健的，并在各省內聚類(cluster)。
(一)?基 本 結 果
表2的回歸結果表明“官二代”畢業后首份工作的工資更高。第?(1)列中的回歸包含3個解釋變量: “官二代”虛擬變量、性別和年齡。“官二代”?虛擬變量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其估計值為0.133。這意味著相比于普通家庭學生，“官二代”的工資溢價為13.3%。根據Zhang?et?al.?(2007)?的估計，這個溢價約為兩年教育的回報。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男生的工資溢價約為20%，考慮到學生之前均沒有工作經驗，這個差距還是相當大的。由于學生之間年齡差距不是很大，所以年齡對工資的影響并不顯著。
父母做官之所以對下一代收入有正的影響可能是因為“官爸爸”或“官媽媽”其他方面的特質影響了下一代。由表1可知，“官爸爸”和“官媽媽”?整體上的教育水平更高、收入更高。有鑒于此，我們分別引入以下因素作為控制變量:第?(2)列的父母戶口虛擬變量(是否為城鎮戶口)、第?(3)列的父母收入(取對數)、第(4)列的父母學歷虛擬變量(是否至少一人有大專及以上學歷)。在第5列中，我們還控制了學生來源省份的固定效應。在控制了這些變量后，“官二代”身份對起薪的影響基本沒有變化; 第5列顯示，“官二代”虛擬變量前的系數依然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大小為12.1%。
表2的最后一列顯示進一步控制行業虛擬變量之后的回歸結果。在控制了行業變量后，“官二代”身份對起薪的影響相對于先前的結果略有下降; “官二代”虛擬變量前的系數依然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大小為10.4%。
正如我們所預期的那樣，在所有回歸中((3)-(6)列)，父母收入對子女工資均有正向作用，且在1%水平上顯著。由于父母收入、子女工資都是對數形式，因此收入前的系數代表彈性。估計結果表明父母收入每增加1%，子女大學畢業后首份工作的工資就增加3%，這個影響是很大的。此外，父母是否有城鎮戶口和父母是否有大專及以上學歷對子女工資沒有影響。
(二)能力可以解釋父母政治資本的工資溢價嗎?
以往研究表明中國官員的能力比普通人更強。如果?“官爸爸”、“官媽媽”的這些能力稟賦可以遺傳給子女的話，那么“官二代”與“非官二代”學生之間的能力稟賦有差別，那么將兩者的工資進行比較就無法得出父母的政治資本有工資溢價這個結論。由于無法利用自然實驗，因此目前處理這個問題的最好辦法就是在方程中引入能力的合適代理變量。中國大學生絕大部分都要參加高考，而且他們在高中時都是盡全力準備高考。因此，高考成績可能比較好地度量能力。
通過研究“官二代”是否更重視理科(相對于文科)，以及“官二代”的高考成績是否更好，我們首先對“官二代”是否比普通大學生能力更強這個問題予以驗證。表3第(1)列研究了哪類學生在高中?(和大學)更傾向于學理科。“官二代”虛擬變量前的系數為負并在10%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官二代”更傾向于在高中(和大學)學文科。我們同時發現男生和年齡更小的學生更傾向于學理科。不過，戶口、收入甚至父母學歷都沒有顯著影響。
“官二代”在高考中表現更好。表3的第?(2)—(6)列中，我們分別以高考總分、數學、語文、英語和理/文綜成績作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官二代”高考總分、數學成績更高，但是另外幾科成績與普通大學生不分伯仲。以上結果表明，在工資方程中引入高考成績作為控制變量是非常有必要的。
其次，我們來研究“官二代”的工資溢價能在多大程度上能由高考成績來解釋。我們先來看?“官二代”工資高是否與他們更傾向于學文科有關系。表4第?(1)列在表2第(5)列的基礎上引入理科生虛擬變量。結果顯示理科生虛擬變量前的系數不顯著，這說明是否為理科生不會影響到首份工作的工資。進一步的，理科生虛擬變量的引入對“官二代”虛擬變量前的系數也沒有影響。
表4的回歸結果表明“官二代”并沒有因為能力更強而獲得工資溢價。第(2)列的結果表明，高考總分的估計系數為正但并不顯著。更重要的是，它的引入沒有明顯改變“官二代”虛擬變量的系數估計結果，這意味著“官二代”的工資溢價不是由于難以觀測到的能力或智力因素導致的。
在第?(3)-(5)列中，我們以數學、語文和英語成績代替高考總分作為控制變量分別進行回歸。類似的，各科成績前的系數為正但都不顯著。在最后一列，我們將四科成績同時放入方程進行回歸。盡管四科成績的系數聯合顯著，但是“官二代”虛擬變量的系數并沒有明顯變化。
▍為什么父母的政治資本會有幫助？
前面的研究結果表明，“官二代”大學生畢業后的首份工作工資更高，且這不是由于學生的能力差異或者父母其他方面的特性所導致的。本部分就“官二代”獲得工資溢價的可能原因進行探討。特別的，我們想對兩類可能導致工資溢價的因素予以檢驗: 院校選擇與大學期間的人力資本積累。
(一)“官二代”選擇更好的院校了嗎?
“官二代”在職場上更有優勢可能是因為他們上了更好的學校或者在有“工資溢價”的學校讀書。高考志愿填報是一個非常講究策略的事情。考生對風險的不同態度、對院校相關信息的了解、和學校的關系、大學的費用都是影響他們填報志愿的重要因素。如果出身官員家庭的考生有信息優勢，有關系，填報志愿時風險承受能力更強，經濟條件更好的話，那么他們上好大學的機會就更大。
由表5回歸結果可知，“官二代”和“非官二代”上好大學的幾率相當。第(1)列以各校平均的高考錄取分數為因變量進行回歸，錄取分數越高，代表學校更好。自變量與表4類似。“官二代”虛擬變量前的系數小且不顯著，說明“官二代”在上好大學(以高考平均分衡量)方面并沒有優勢。第(2)列中，我們采用各校應屆畢業生平均工資作為因變量進行回歸，結果類似。
表5的第(3)、(4)列估計了控制了學校質量之后工資方程，結果證實“官二代”身份所帶來的工資溢價不是由于“官二代”上好大學導致的。更具體的，在表4基礎上，表5第(3)列、第(4)列分別加入各校學生高考平均成績、院校固定效應來控制院校質量。加入這些控制變量后，“官二代”虛擬變量前的系數依然顯著且大小基本沒有變化。有意思的是，學校質量本身影響大學生的起薪，因為各校平均錄取分數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
為了控制專業對收入的影響，在表5的最后一列，我們在回歸中加入了大學專業的固定效應。結果顯示，“官二代”虛擬變量前的系數略有增大，而且依然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
(二)大學期間的人力資本積累能否解釋工資溢價?
“官二代”在大學期間可能積累了更多有助于提升未來工資的人力資本。這些人力資本是多維度的，可以用學分積、技術等級證書、黨員身份、學生會干部經歷或者是打工兼職(包括實習)經歷等來測量。我們在本節中研究這些人力資本特質對大學畢業生的起薪以及?“官二代”的工資溢價的影響。
基于回歸結果，我們發現“官二代”與普通同學在學習成績、獲得技術等級證書方面不分伯仲，但是他們的打工兼職?(包括實習)經歷更少。表6第1列的回歸以學分積為因變量，自變量與之前保持一致。“官二代”虛擬變量前的系數小且不顯著，這表明“官二代”在學習成績上沒有優勢。英語對大學生而言很重要，所以我們也以全國英語等級考試成績為因變量進行了回歸。雖然之前的簡單統計顯示“官二代”的英語成績更高，但是表6顯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響之后，“官二代”在英語方面沒有優勢(第(2)列)。同時他們獲得技術等級證書的幾率與普通同學相同(第(3)列)，但是在校期間從事兼職工作的可能性更小(第(4)列)。
另外一個工資溢價的解釋和入黨的概率相關: “官二代”更可能是黨員，而黨員更容易獲得政府機關或國企工作。更重要的是黨員本身也是一種能力的標志，在職場中是一種積極的信號。但是表6第5列的回歸結果表明，“官二代”入黨幾率與其他同學大致相當。“官二代”也許更多地在課余活動中培養了能力，比如擔任學生會干部。但回歸結果卻表明大學期間“官二代”并沒有在社會活動中更活躍。表6最后一列表明“官二代”?擔任學生會干部的機會與普通同學不相上下。
最后，我們將以上衡量大學期間人力資本積累的因素全部包括在工資方程中，其中包括：學分積、技術等級證書、學生會干部身份、黨員身份和兼職經歷。表7的(1)-(5)列中，我們將這些變量逐一引入方程，在第(6)列中我們將這些變量同時引入。大學學分積、黨員身份和學生會干部經歷對首份工作工資有正向影響；但技術等級證書和打工兼職經歷不影響工資。更重要的是，在控制了所有這些變量后(第(6)列)，“官二代”虛擬變量的系數沒有明顯變化，這表明大學期間積累的人力資本不能解釋?“官二代”身份帶來的工資溢價。
▍結論
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父母的政治資本對高校畢業生第一份工作的工資存在顯 著正向的影響，?“官二代”大學畢業生的起薪比其他同學高出了13%?(約280元/月)。在控制父母的其他特征，如戶口、收入、教育等因素的影響之后，父母政治資本的影響甚至更大了。
盡管我們無法利用自然實驗來解決線性回歸中存在的遺漏變量問題，但是我們可以通過控制大量可能影響工資的變量來降低可能存在的估計偏差。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我們將高考成績作為學生能力或智商的代理變量。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績是所有高中生的目標，他們努力學習的目的就是為了提高高考分數。因此，高考成績可以較好地衡量學生的能力或智商。本文的回歸結果表明，“官二代”的高考總分和數學成績更高。但是，即使引入高考成績作為控制變量，“官二代”大學生在勞動力市場上有明顯工資溢價的結論依然成立。這說明，“官二代”和非“官二代”學生之間可能存在的能力差別不能解釋“官二代”的工資溢價。
中國大學畢業生就業追蹤調查所收集的信息還使得我們可以研究父母政治資本通過哪些渠道來影響子女工資。研究發現，父母的政治資本對學生進入211院校讀書的可能性、在校期間人力資本的積累情況都沒有顯著的影響。因此在控制了所有這些可能影響工資的因素之后，“官二代”獲得的工資溢價仍高達12%。這些結果進一步說明，父母的政治資本本身對子女的工資是有幫助的。其原因可能是“官二代”父母與雇主間有著某些特殊的關系、也可能是?“官二代”父母有著更好的獲取求職信息的渠道。
盡管仍然存在一些不可觀測的人力資本因素可能與?“官二代”身份相關，但鑒于我們可以觀察到的人力資本指標都與?“官二代”身份不相關，我們基本可以認定剩余的工資溢價就是?“官二代”身份本身在大學生勞動力市場中的回報。
即便剩余的工資溢價仍然可能是由不可觀測的能力或人力資本引起的，?本文的研究結果依然對我們進一步理解社會公平問題有一定的啟發。近年來，?新聞媒體、網絡論壇中有很多關于中國“官二代”享受社會、經濟等方面特權的討論，這些討論很容易激起民眾的憤怒情緒。一個毫不懷疑的事實是，?當今大多數中國人都傾向于認為“官二代”是能夠獲得工資溢價的。我們的實證結果表明，“官二代”身份以外的可觀測的家庭特征和學生自身的特征，并不能解釋“官二代”所獲得的工資溢價，這說明父母的政治資本本身有助于提高大學畢業生的工資。不過影響的具體機制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文獻對此也沒有很好的解釋。
本文原發表于《經濟學（季刊）》2012年第3期，原題為“父母的政治資本如何影響大學生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表現?——基于中國高校應屆畢業生就業調查的經驗研究”。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并在文首注明原刊期數和轉載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