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柏 | 杜克大學社會學系
【導讀】2020年接近尾聲，盡管中國已經率先走出疫情，世界經濟的復蘇卻并不樂觀。疫情引起的跨國產業鏈斷裂、跨國投資大幅下降、地緣政治風險的急速加劇以及各國經濟刺激政策背后隱藏的各種風險無一不在擠壓著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空間。早在2018年，杜克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高柏曾在《文化縱橫》刊文，論述將經濟增長動力建立在內部循環的基礎上、及時進行國內調整的必要性；如今中國已經開始推動以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而本文則重點論述了中國下一步進行國際調整的必要性和戰略路徑。作者指出，冷戰結束后，中國極大地發揮了比較優勢，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但僅從比較優勢角度理解國際貿易，容易忽視國際貿易秩序和國際貿易利益分配的變化，以及其對各國國內政治及對外政策的影響。未來中國有必要學習如何通過調整貿易利益的分配，實現減少國際沖突、增強合作的目標，進而為中國未來的發展創造更有利的外部環境。
文章刊于《文化縱橫》2020年12月刊，原題為“走出薩繆爾森陷阱——打造后全球化時代的開放經濟”，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走出薩繆爾森陷阱*——打造后全球化時代的開放經濟
“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是近年來人們討論中美關系的一個關鍵概念。[1]但是，在越來越多的人感覺我們已經來到一個歷史十字路口的當下，去掉中美貿易戰激發出的民粹主義喧囂，直面后特朗普時期的兩國關系，修昔底德陷阱這個概念既不能揭示問題的癥結所在，也沒有提示因應之道。筆者認為，從理論上說，“薩繆爾森陷阱”（Samuelson Trap）才是理解中國與發達國家矛盾和沖突的關鍵。
薩繆爾森陷阱指的是，產業升級換代為中國帶來諸多產業各個層面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力，由此產生的國際貿易深刻變化對其他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國內政治有重大影響，這些影響已經引起國際政治的連鎖反應；由于中國還沒有找到及時有效地調整與他國貿易利益分配的方式，因此進入一個與他國矛盾和沖突的多發期。
長期以來，中國的知識準備遠遠落后于本國對外經濟的發展。早期的發展模式依靠出口拉動國內經濟增長，深度滲透政府與民間的比較優勢理論單純地從要素稟賦的視角理解國際貿易，使國人只關注中國的出口，而對分析貿易自由化對國內政治影響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則嚴重關注不足。
修昔底德陷阱預測的是國際政治前景，而薩繆爾森陷阱才是這一國際政治前景的國際經濟基礎。單純關注修昔底德陷阱卻不了解薩繆爾森陷阱，不但無法回避修昔底德陷阱，而且很可能在無意中使這一前景加速變為現實。
本文首先界定薩繆爾森陷阱的含義，討論單純從比較優勢理解國際貿易問題出在哪里，并介紹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關于國際貿易與國內政治關系的分析框架；從這些框架出發，分析中國對外貿易在過去20年里發生的巨大變化對現有國際貿易體系的巨大沖擊，以及這種沖擊帶來的國際政治后果。國際政治經濟學關于國際貿易影響國內政治的分析已經存在數十年，并不是由于中美貿易戰才出現的。它對我們了解西方分析貿易問題的邏輯、認識中國目前面臨的國際局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無論是國際貿易還是國際政治，都是中外雙方互動的過程。如果根本不了解對方分析問題的邏輯，就無從找到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
本文認為，要想回避修昔底德陷阱，中國需要先走出薩繆爾森陷阱；要想長期維護一個世界中的中國，早晚要有一個中國中的世界。文章建議，為實現這些目標，中國需要在國際上為接受一個世界中的中國找到最低限度的標準，同時在國內為接受一個中國中的世界找到最高限度的共識。
中國過去40年的經濟發展是在全球化上升期積極釋放市場力量的結果，然而全球化并不是線性運動，而是周期性地在釋放市場力量與保護社會之間進行鐘擺運動。[2]各國政策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開始向保護社會的方向回擺，向中國提出了雙調整的歷史性要求：在國內擴大各社會階層對經濟發展果實的共享，通過提高低收入階層的實際工資水平把消費變成經濟增長的新發動機；在國際上加快向第二代自由貿易體制邁進的步伐，通過擴大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產業內貿易為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中國政府已經提出實現以內需為主、國內國際市場相互促進的雙循環戰略。為了實現這個雙循環，中國需要進行雙調整。筆者兩年前已經撰文專門論述過為把經濟增長動力建立在內部循環的基礎上必須進行的國內調整，[3]這篇文章以討論國際調整為主。
范式
▍薩繆爾森陷阱
這一概念的內涵包括國際貿易發生的重要變化，當事方對變化的認識和基于這種認識采取的行動，以及由此產生的國際政治后果。
國際貿易的重要變化，是指中國過去30年通過產業升級換代，大幅度提高了技術復雜程度各不相同的許多產業中各個層面的國際競爭力。2004年，薩繆爾森即以中國崛起為背景對國際貿易提出一個全新的認識。在這篇文章中，他指出：“自由貿易和全球化有時可以把技術進步轉變成雙方的收益，但是有時一國生產率的提高卻只帶來該國自身的收益，并通過減少兩國間本來可能有的貿易收益而傷害另一國家?！盵4]他還認為“自由貿易的新風對中國十分有利，但是……這個風已經卷走美國過去在自由貿易中獲得的所有快樂……未來國外會有某類發明反復減少美國在自由貿易和全球化中的絕對人均收益嗎？正確的答案是：肯定會有，盡管這類發明的戲劇性程度聽起來幾乎不可能?！盵5]
薩繆爾森批評經濟學家們長期堅持的信念，即美國在自由貿易中的收益要遠遠超過對本國被損害者們的補償；他指出當技術進步使中國獲得了原屬于美國的比較優勢，美國就會永久性地失去真實的人均收入。[6]在文章的結尾，他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美國的原始性創新在國外的擴散是否一直是導致美國領先地位正在消失的原因？”[7]
這篇文章一發表就在西方引起一場持續至今的大辯論。一些西方人在本世紀初就開始認識到與中國的貿易正在挑戰他們幾百年來對國際貿易的基本理解。2004年12月6日的《商業周刊》指出，“從長期來看，一個更具顛覆性的趨勢可能是迅速到來的白領工作向擁有廉價勞動力的國家轉移的浪潮。編程、工程和其他高技能的工作正在涌向中國和印度這些國家的事實，與有200年歷史的比較優勢教義發生正面沖突。隨著這些國家每年都有比美國更多的大學生畢業，經濟學家們越來越不確定美國的比較優勢到底在哪里”。[8]
根據比較優勢理論，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應該是生產勞動力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產品，發達國家生產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高附加值產品，雙方通過貿易各自獲利。然而中國在高科技、中科技和低科技等各個層面都開始展現出國際競爭力。中國不僅有西方國家沒有的低工資，而且還有世界上最齊全的工業門類和最完整的產業鏈。對西方人來說，這不僅是對比較優勢理論的嚴肅挑戰，更是對互惠這一自由貿易基本原則的巨大沖擊。
自那時起，如何應對中國崛起對國際貿易秩序的沖擊就變成美國各界關注的重點。隨著美國政府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深化，其對華貿易政策也越來越聚焦。在小布什的任期內，反恐占據美國對外政策的核心，薩氏文章的影響力還沒有到達政策層面。這篇文章的影響從奧巴馬政府開始發酵，但是它出臺的TPP還是一個相對溫和的解決方案，即由美國主導打造一個第二代自由貿易體系，如果中國不改變自己就會被關在門外。特朗普政府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則高度聚焦到一點，即要求中國“對等”(reciprocal)，不行就打貿易戰甚至直接脫鉤，把中國與現存的國際貿易體系剝離。對等不僅成為美國兩黨在對華貿易政策上的共識，也在歐洲引起強烈的共鳴。
薩繆爾森陷阱并不是歷史的宿命。中國之所以深陷其中，與長期以來篤信比較優勢理論，忽視國際政治經濟學有直接關系。單純從比較優勢的視角看待國際貿易，想當然地會認為各國應該接受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產業結構不斷向資本技術密集型邁進這一所謂客觀規律。然而，國際政治經濟學幾十年的文獻提醒我們，國際貿易的重大變化勢必影響國內政治，而國內政治的重大變化勢必導致國際政治的后果。也許從世界工廠一下子就快進到貿易戰和脫鉤，對許多人的認知來說是邏輯上的一大跳躍，但是二者之間存在著非常重要的因果機制，這正是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的重點。
▍為什么單純從比較優勢理解國際貿易有問題？
比較優勢是西方古典貿易理論的基石。提出和發展這個概念的經濟學家們篤信國際貿易對雙方而言是一個互惠的生產交換過程。這個過程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雙方根據要素稟賦的充沛程度選擇分工，從而最有效率地組織經濟活動；另一方面則是通過交換使雙方都各自獲益，對等和互惠是戰后多邊貿易體制的基本原則。
中國在第一個方面做到了極致，因此成為全球化獲益最多的國家之一。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很早就認識到要素稟賦是客觀存在，而比較優勢則不是，這二者之間還隔著一個社會建構的過程。只有當買方認為賣方提供的產品是最佳選擇，雙方才能達成交易，賣方的要素稟賦才轉化成貿易中的比較優勢。如果雙方沒有實現交易，賣方的要素稟賦就只是要素稟賦而已，它并沒有轉變成比較優勢。賣方為了賣出產品，單純依靠要素稟賦是遠遠不夠的，他還要做出各種努力，使買方相信自己的產品是最佳選擇。[9]
在賣方爭奪買家的競爭中，最終要靠產品的質量和價格。但是在競爭中提高質量和控制成本在許多情況下卻不是賣方企業可以單獨完成的，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強大的競爭力，得力于中國有打造競爭力的各級政府。理想的打造競爭力的政府是通過一個“六力模型”來幫助企業增強它們的國際競爭力的：它加強要素供給以豐富和提高企業生產中使用的要素類型和質量；它建設基礎設施以降低企業的運營成本；它不斷改善制度環境以降低企業的交易成本；它幫助企業擴大市場規模，通過增加規模經濟來降低企業單位產品和服務的成本；它鼓勵發展產業集群，通過分工和專業化來增強企業協作的效率；它鼓勵行業競爭以促進企業不斷創新和提高生產率。[10]
然而以上分析只討論了國際貿易中一方的競爭策略，它并沒有回答如果一方認為貿易利益的分配向另一方過于傾斜，長期下去是否可持續的問題。西方學術界在分析國際貿易問題時通常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側重各方獲益的總量，而另一種則強調相對獲益的多少和分配問題。古典經濟學家在提出比較優勢這一深刻洞見時所持的是第一種觀點，即關注不受干擾的國際貿易能提供的收益總量。不幸的是專注于雙方收益總量會掩蓋第二個問題，即這些收益是如何分配的。由[貿易自由化帶來的]相互依賴催生的許多重大政治問題實際上都涉及政治學的一個古老問題，即誰分到什么？”[11]
比較優勢理論的基本假設是國際貿易使雙方互惠，而不是一方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以企業為分析單位，貿易顯然是互惠的，否則雙方不可能成交。然而如果以國家為分析單位，問題則要復雜得多。國際政治經濟學重點關注貿易自由化對國內要素稟賦不同的各部門之間在利益分配方面的不同影響，關注這些利益變化引起的國內政治博弈對一國對外政策的影響，以及這些對外政策導致的國際政治后果。從這層意義上而言，薩繆爾森陷阱是比較優勢理論無法解釋的。
▍斯托爾帕-薩繆爾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與國際政治經濟學
用薩繆爾森來命名中國目前面對的國際困境，不僅是因為他第一個預測中國多層次的國際競爭力將對國際貿易體制造成巨大沖擊，也是因為他早在1941年就把經濟學關于國際貿易的研究推進到與政治學的交界處，這直接導致了后來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誕生。
早期的國際貿易分析集中在經濟學領域。李嘉圖提出的比較優勢強調分工帶來的效率，在他的分析中勞動力是唯一的生產要素。到了赫克歇爾（Heckscher）和俄林（Ohlin）則把比較優勢的基礎擴展到更多的要素稟賦。而薩繆爾森在1941年與沃夫岡·斯托爾帕 （Wolfgang Stolper）提出了斯托爾帕 -薩繆爾森定理。根據這個定理，在生產規?；貓舐屎愣?、充分競爭、要素數量等于產品數量等具體假設條件下，一種商品相對價格的上升，將導致生產該商品使用最多的要素回報率的上升以及其他要素回報率的下降。[12]
這個定理尤其適用于分析產業間貿易。由于在產業間貿易中各國根據要素稟賦進行分工，每個國家內部在要素相對充沛和相對稀缺的行業之間就會產生貿易利益的變化。這個定理不僅拓展了赫克歇爾-俄林（Heckscher-Ohlin model）以要素稟賦為核心的比較優勢模型，而且為政治學分析國際貿易對國內政治的影響架起了一座橋梁。
為什么說這一定理在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因為在現實生活中，任何一種生產要素都有所有者，不同的要素有不同的所有者。當不同經濟部門的不同要素所有者在貿易自由化過程中利益分配的得失發生變化，他們對貿易自由化的政策取向就會發生變化，這些利益團體在本國政治體制中的博弈將塑造各國的對外經濟政策，而各國對外經濟政策的變化將帶來國際政治后果。一旦對國際貿易進行與利益有關的分析，就進入了政治學的研究范疇，斯托爾帕 -薩繆爾森定理因此催生了一個新學科——國際政治經濟學。在討論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前，我們先來看一下國際貿易發生的變化。
▍中國崛起與國際貿易的變化
在過去30年里，中國崛起使國際貿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第一，中國成了貨真價實的貿易大國。2000年，美國出口是中國出口的2.72倍，德國是中國的2.15倍，日本是中國的1.52倍。到了2019年，中國出口是美國的1.52倍，多出8563億美元；是德國的1.68倍，多出10103億美元；是日本的3.54倍，多出17938億美元。[13]2000年之前，世界上80%的國家與美國的貿易量超過它們與中國的貿易量；而到了2018年，只有30%的國家與美國的貿易量仍然高于它們與中國的。中國則在與世界190個國家中的128個國家的貿易量超過了它們與美國的貿易量。這個轉變在2005~2010年期間的亞洲和非洲格外明顯。[14]
第二，中國的加工貿易與一般貿易在中國貿易總量中的占比換位。1981~2009年期間，中國加工貿易進出口額從26.35億美元增加到9093.19億美元，增長345倍，年均增長率達 22.32%，在貿易總額中的比重從5.98%逐步增加到最高點1998年的53.42%。其中，中國加工貿易出口從11.31億美元增加到5869.81億美元，增長519倍，年均增長率達24.06%，在出口總額中的占比從5.14%增加到頂峰1999年的56%左右；中國加工貿易進口從15.04 億美元增加到3223.38億美元，增長214倍，年均增長率達20.33%，在進口總額中的占比從6.83%增加到最高點1997年的 49.31％。[15]中國海關的數據顯示，在2000~2019年期間，中國的加工貿易在總貿易額中的占比由48.5%降至25.2％，其中出口由55.2%降至29.2%，進口由41.1%降至20.1%。在同一時期，一般貿易的占比則由43.3%上升到59.0%，其中出口由42.2%上升到57.8%，進口由44.5%上升到60.5%。[16]
第三，中國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出口在迅速增長，但與此同時勞動力密集型出口仍然十分可觀。在2000~2019年之間，中國機電產品由出口的1053億美元和在出口總量里占比的30.2%，上升到出口的14376億美元和在出口總量里占比的58.4%，高新技術產品則由出口的370億美元和在出口總量里占比的14.9%，上升到出口的7204億美元和在出口總量里占比的29.3%。下圖顯示，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中國出口的高端和中高端產品的市場占有率一直上升的同時，中端和低端產品的市場占有率也在一直上升。從薩氏發表文章的前一年，中高端制成品在總出口里所占比重就已經超過低端制成品。上述各種趨勢從2004年以來仍然在持續強化。
這些變化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意義是什么？首先，它意味著中國不僅經濟實力正在緊緊追趕美國，而且還通過貿易與其他國家建立起更為緊密的經濟聯系。因此在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利益分配方面，美國感到了壓力。其次，由于一般貿易在國內完成的附加值要遠遠超過加工貿易，二者在中國貿易總量中的比重不僅逆轉，而且這個趨勢不斷擴大，這意味著在貿易利益的分配上中國獲得的份額日益增加。同時中國在加工貿易中從國外進口的零部件通常是發達國家生產的全球價值鏈高端產品，而這種進口份額在19年間減少50%，這意味著發達國家向中國出口高端半制成品獲得貿易利益的相對份額大幅度下降。
最后，中國制造業出口在高端、中高端、中端和低端的市場份額全面持續上升，這不僅意味著中國在國際貿易利益中的分配份額在全方位地增加，也印證了薩繆爾森2004年文章的觀點不是無的放矢。這些變化必然對其他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國內政治產生重大影響。那么這些影響體現出什么樣的規律呢？
間貿易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
▍產業
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對國際貿易的政治分析以產業間貿易為重點，著重研究各階級-階層和生產部門代表的各種生產要素擁有者對貿易自由化的不同政策立場。
在對階級-階層的經典研究中，羅格斯基把斯托爾帕-薩繆爾森定理的內容直接與要素擁有者的社會階級相連，發展成一個簡潔有力的分析框架。[17]他指出，按照斯托爾帕-薩繆爾森定理，充沛要素的所有者支持貿易自由化，因為他們擁有的要素在貿易自由化條件下會被經常地使用并得到最大的回報；而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則會支持貿易保護主義，因為他們擁有的要素在貿易自由化條件下的回報率將會下降。
羅格斯基根據要素稟賦的不同狀況界定四類不同的國家并指出：以土地作為要素主要指標，在稀與缺這兩種不同類型的國家中，國內政治對待貿易自由化的態度基本上體現為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對抗；而以勞動力作為要素主要指標，在稀與缺這兩種不同類型的國家中，國內政治對貿易自由化的不同態度主要體現為資本家-地主與工人階級之間的對抗。
為什么發達國家的工會一般都反對全球化？為什么在中美貿易沖突中，工會始終是主要的反對力量？因為他們擁有的勞動力在發達國家屬于稀缺資源，在貿易自由化的條件下不再被經常使用，所以他們的工資福利必然要下降。
另一個問題與本文的關系更為緊密，即為什么過去美國和歐洲的商界一直在與中國有關的國內政治辯論中替中國說話，而在這兩年的貿易戰中許多人卻轉而支持本國政府對華采取強硬立場？這是因為隨著中國的發展，過去中國稀缺的要素（資本和技術）如今不再稀缺，這意味著中國對發達國家相對充沛的要素（資本和技術）的需求在減弱，因此它們被使用的頻率降低，相對收益也隨之下降。同時，隨著中國本土企業的崛起，一般貿易的比重上升，外國資本的相對收益也在下降，這就削弱了它們的對華支持。
以產業部門為分析框架研究與貿易有關的國內政治使用的是李嘉圖-維那爾模型（Richardo-Viner model）。這個模型假設，兩國之間只交換產品，而不交換生產要素；在一國之內，既有可以在不同經濟部門或產業之間流動的要素，也有只限于特定部門或產業而不能跨部門或跨產業流動的要素。[18]而且通常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的早期要素移動性較高，隨著經濟發展技術變得日益復雜，這種生產要素跨部門的移動就變得更為不易。[19]
弗里登的研究指出，當要素只適用于特定部門或產業而在貿易自由化過程中無法跨部門移動時，這些部門或產業的要素所有者、資本和工會，可能會聯手支持對他們所在部門或產業有利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20]換言之，對待貿易自由化的不同立場要歸咎于部門或產業的不同，而不是如羅格斯基主張的那樣是社會階級或階層的不同。美國的高科技行業與鋼鐵等傳統行業在貿易摩擦中的不同立場，就充分體現了這一點。在貿易政策中，以產業部門為單位組織起來的利益團體，對中國該產業的市場準入會格外關注。
國際政治經濟學對國際貿易的分析集中地體現在貿易類型對國內政治的影響上。貿易類型分產業間貿易（inter-industry trade）、產業內貿易 （intra-industry trade）和企業內貿易 （intra-firm trade）。產業間貿易，是指不同國家根據不同的要素稟賦分工生產不同的產品并進行交換；產業內貿易，是指生產同類產品的國家之間進行交換；而企業內貿易，是指在全球生產方式的體制中，跨國公司通過企業內部位于各國的子公司之間的跨境貿易形式，協調最終產品的零部件生產和組裝。這三種貿易類型對國內政治的影響有很大不同。從貿易利益分配的角度分析，產業間貿易帶來的利益沖突最大，而產業內貿易和企業內貿易的利益沖突相對較小。[21]中國和美歐等發達國家貿易摩擦加劇，與中國和美歐等發達國家之間仍然以產業間貿易為主、產業內貿易占比一直處于低位、企業內貿易的份額不斷下降有直接關系。
貿易自由化不僅改變了不同要素擁有者的政策選擇偏好，也改變了他們在國內政治中的影響力。在國內政治中，可以跨部門甚至跨國境移動的要素（例如資本）所有者，能夠在與無法移動的要素（例如發達國家的藍領工人或者依賴地方資源的公司）所有者談判時占有優勢——因為前者可以以“離開”（exit）為威脅迫使對方就范。
換言之，貿易自由化能夠通過改變要素所有者的政策選擇偏好以及政治勢力對比這兩個因果機制，在國內政治中改變對外政策。當政策改變之后，制度也經常隨之變化，進而造成更為深刻的影響。[22]在全球化時代，資本作為可以自由流動的要素在國內政治中的影響力空前提高，各種去規制化為美國帶來了一個“金融資本主義”時代。[23]在增加股東價值的公司治理原則下，生產過程被分解成價值鏈，大公司只保留最有效率的部分，其他生產環節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資源配置。
這樣一來，貿易的發展就對美國國內的分配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離岸生產和外包的浪潮導致了許多“銹帶”的產生，這些地區有比較強烈的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的傾向，是特朗普贏得2016年大選的主要支持者。盡管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發達國家自身沒有處理好國內事務的結果，但是政客們經常會把選民的注意力引向貿易伙伴國來回避自己的責任。
中國與發達國家貿易沖突加劇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隨著中國對外貿易規模越來越大，產業間貿易帶來的分工以及發達國家對中國世界工廠的依賴，增加了這些國家經濟結構的脆弱和風險。早期的經濟學家們認為自由貿易導致各國之間相互依賴的加深，這將使國與國之間的關系進一步和諧，從而使這個世界變得更加和平。但是國際政治經濟學則認為可能完全相反。產業間貿易會帶來各國之間的分工，分工加強了各國之間的相互依賴；然而這種國際分工產生的相互依賴，不僅使各國對國際市場的變動更為敏感，而且也會使各國的經濟結構一旦遇到危機就變得非常脆弱。[24]
這種在產品或原材料方面對他國的嚴重依賴產生的經濟結構的脆弱，經常被視為是對國家安全的威脅。這種風險一方面體現在一旦出現國際政治危機，產品或者原材料的供給出現中斷將導致本國重大的政治經濟后果；另一方面也體現在控制這些產品或原材料的國家會利用他國的依賴和脆弱迫使他國做他們不想做的事情。[25]當相互依賴程度很深的雙方對未來貿易的預期極速惡化，這種對風險的擔心和由脆弱產生的恐懼就可能推動他們走向戰爭。[26]
這種由相互依賴和經濟結構脆弱帶來的對國家安全的恐懼，在2020年中美貿易戰和新冠肺炎全球流行中體現得十分明顯。當美國利用其在芯片行業的壟斷地位打壓中國時，中國認為這是對國家安全的重大威脅，因此出現了芯片投資熱。同樣的道理，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各國對嚴重依賴中國供應鏈產生的恐懼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中國生產的一度停擺使依賴中國供應鏈的外國生產受到影響；另一個是當中國恢復生產，他國生產停擺后不得不依賴中國供應鏈提供各種重要物資。這就是許多國家聲言要采取措施減輕對中國供應鏈依賴的原因。盡管在短期內中國的出口會大幅度上升，但疫情過后中國出口是否會因各國為防范風險進行供應鏈轉移而受到影響，還有待觀察。
以上這些分析框架大略可以解釋國際貿易變化帶來的發達國家對中國的不滿。而造成這種不滿的象征性表現就是《中國制造2025》。在美國人看來，這份發展規劃不僅要增加研發投資、鼓勵研發能力以及經濟效率，而且還有控制整個供應鏈的雄心。這一點讓美國人極為警惕。中國官方是堅決要維護自由貿易和推進全球化的。但是，像中國這樣大的經濟體在產業升級換代過程中追求國產化，從美國人的視角看來卻是去全球化和反對自由貿易的。可以預期，無論誰當選美國總統，未來西方國家在這方面對中國施加一致的壓力應該是大概率事件，處理不當，“脫鉤”的風險仍然存在。
▍脫鉤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原理
說到脫鉤，國內的分析一般都很樂觀。既然中國是100多個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那么從經濟理性角度來分析脫鉤是不太可能的。然而脫鉤不是經濟行為，而是政治行為，脫鉤的實質是國際貿易秩序重新開始向冷戰期間與政治軍事同盟綁定的方向回歸。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許多研究顯示，國際貿易直接產生國家安全的外部性。對政府而言，與敵對國進行貿易將增加敵對國的國民收入，從而威脅本國的國家安全。因此，凡是有能力影響貿易條件的政府都會善待盟友，在盟國之間發展自由度更高的貿易，并對敵對國或者競爭對手國采取歧視性政策。企業也有動機在政府政策允許的范圍內相應行事。這是因為一國政府對敵對國或者競爭對手國設置的貿易壁壘，會導致進口產品價格的上升和國內對該產品需求的下降，這樣與進口產品競爭的本國企業就變得更有競爭力。進行跨國貿易的企業對政府的貿易政策十分敏感，因為它們必須確保貿易環境中的政治條件能夠減輕企業在敵對國被沒收或者預想外的貿易壁壘突然出現等風險。與此相比，在國際政治中結盟的兩個國家在彼此之間的貿易中可以為從事跨國生產、配送和銷售的企業減少潛在的風險。[27]
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西方國家的貿易都與政治軍事同盟有強烈關聯，無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國際秩序混亂期，還是在冷戰期間，均是如此。[28]冷戰時期的政治軍事聯盟與貿易領域的最惠國待遇緊密相連，通常加入主要大國領導的聯盟并獲得最惠國待遇可以使一國的貿易總量增加120%~200%。[29]在關稅及貿易總協定與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國中，美、英、法、德、加五個核心軍事盟國之間的貿易比它們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多15%；兩個盟國中如果有一個是發展中國家，它們的雙邊貿易額要比與非盟國的貿易額多42%。[30]
事實上，“二戰”以后的多邊貿易體制的成立本身就與冷戰有直接的聯系。當年美國在與英國談判關稅及貿易總協定時，即使在英國堅持維持英聯邦范圍內歧視性的帝國貿易體制的條件下，美國國務院仍然力主簽約的重要原因是擔心蘇聯利用美英之間的分歧對東歐各國和地中海沿岸地區施加政治壓力。[31]“二戰”以后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有兩個重要的基石：一個是世界范圍內美蘇對抗的冷戰格局；另一個是美國主導的由各種多邊制度安排支撐的西方聯盟，包括以北約和一系列多邊、雙邊軍事協定為代表的安全防務合作，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為代表的國際貿易合作，以及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代表的國際金融合作。這些制度對成員國之間的綁定從設計上就是為了強化盟友之間的全面合作。[32]關稅及貿易總協定這一商業協定被美國用來組織了一個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聯盟，[33]蘇聯主導的華沙條約組織和經互會的功能也是如此。
國際貿易秩序以世界貿易組織一統天下的局面，只是后冷戰時代才出現的。在當時“歷史的終結”的幻覺中，西方國家認為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已經成為人類社會對政治經濟制度的最終選擇。在這種認知下，西方國家才建立了全球統一的貿易秩序，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國于是由冷戰末期包括世界上百分之五十幾的國家上升到百分之八十以上。[34]正是在中國的發展方向早晚也不會例外的預期下，西方才允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然而，近年來，兩個不同版本的回歸趨勢已經出現。一個是特朗普一直在推動的貿易與軍事聯盟的重新綁定。正是在這種邏輯下，美國才強烈批評德國在指望美國提供軍事保護的同時，卻與俄國簽訂大筆石油天然氣訂單；才在5G問題上向所有盟國施加壓力，要求它們不買華為的產品。最近，在對華政策方面，德國和日本都有政府官員主張與美國加強合作，以此轉移特朗普政府對貿易領域的壓力。冷戰時期，西方聯盟的政治交易就是盟國以在政治軍事上與美國合作換取貿易方面的利益。[35]
另一個版本在奧巴馬時期已經出現雛形：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推動的價值觀外交和美國當時開始討論的印太戰略都是以民主國家劃線，并以TPP作為與此契合的貿易秩序安排。拜登當選后，更有可能聯合歐洲、日本，以民主國家陣營為基礎推進統一的對華貿易政策。迄今為止，許多亞洲國家之所以還能一直執行經濟上靠中國、安全保障上靠美國的策略，是因為國際貿易仍然與國際政治有較大程度的分離，美國還沒有來得及全力推動對多邊貿易體制和政治軍事同盟的綁定。如果單純地從經濟上考慮問題，大規模的產業鏈從中國轉移是不會發生的。然而從國際政治經濟學幾十年的研究成果看，如果美國與中國正式成為敵對國，其對抗程度發展到要求各種國際秩序重新全面綁定的話，各國選邊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雖然中國的經濟實力、開放程度以及與世界經濟的深度融合，與冷戰時代的蘇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但如果發生西方國家把貿易秩序與政治軍事同盟重新綁定的局面，對于中國這種“不結盟”國家將是非常不利的。
▍討論
2020年必將成為一個歷史拐點。各國在百年一遇的疫情中迎來一場大考，新冠肺炎全球流行不僅將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而且也將對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的走向產生深遠影響。在貿易戰與疫情的雙重夾擊下，中美關系降到兩國建交以來的新低點。然而，未來仍有改善的希望。中國率先從經濟下滑中恢復，很可能成為今年仍然實現經濟正增長的唯一主要經濟體，也將在未來幾年里為世界經濟的復蘇提供主要推動力。美國則由于應對疫情增加了數萬億美元聯邦債務，在未來幾年財政預算和軍費開支都會受到影響，也已經出現各種進行戰略調整的呼聲。[36]目前最大的危險是，在貿易戰與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沖擊下，世界上的主要經濟體日益轉向自保從而加速去全球化的趨勢。
上個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提供的深刻歷史教訓是，各發達國家為了確保本國經濟的生命線，不僅放棄通過合作共渡時艱的努力，而且為爭奪勢力范圍大打出手，最后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對中國來說，未來30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GDP何時超過美國，而是盡快打造一個能夠支撐自身長期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和中外歷史上各種利用調節利益分配方式來管理沖突、推動貿易發展的經驗教訓，對中國如何應對后全球化時代日趨嚴峻的國際環境有重要啟示。
貿易戰使中國更難平衡產業升級換代與維護自由貿易和全球化之間的矛盾。本來，人們還只是從經濟的視角看待供應鏈與國內市場，許多中國企業生產的產品和零部件不受國內消費者和客戶的青睞。然而，貿易戰迫使各國從國家安全的視角看待國內市場和供應鏈。這樣一來，國家安全與自由貿易和全球化就可能產生正面的沖突。當所有國家為了國家安全都優先采購國內產品和本國供應商提供的零部件時，他們就會變成一個個互不往來的自然經濟，自由貿易和全球生產方式也就將壽終正寢。
任正非對這種可能性十分警覺，他一再呼吁不要因為愛國就不買蘋果手機，并承諾只要外國貿易伙伴繼續供貨，盡管華為有許多備胎也會繼續從他們那里購買零部件。這種智慧正是要保持國內產品市場和供應鏈的開放，與外國貿易伙伴共享自己的發展帶來的利益，從而為華為的繼續發展爭取一個和諧的外部環境。新冠肺炎的世界性流行對上述趨勢顯然是雪上加霜，它對全球化最大的打擊不是供應鏈的一時中斷，也不是頻繁的人員流動帶來病毒的傳播，而是使各國對國際分工的信心發生了動搖。當各國紛紛認為供應鏈對國家安全有重大影響因而必須掌控在本土境內時，商品和零部件的跨國生產和貿易必然將大量減少。在這種逆全球化趨勢日益明顯的今天，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否能夠發揮力挽狂瀾的領導作用，將對未來的國際秩序有重大影響。
— 2020年12月新刊目錄 —
▍域外
羅斯福道路能拯救英國嗎？
佘倩影 張佳俊
▍封面選題 “雙循環：探尋中國經濟發展新空間”
創建“消費-創新”新循環—— 2035經濟新主題
張 平
疫情、衰退與沖突下的中國經濟新發展
張 明
培育制造業生態體系：工業史視角下的“雙循環”
嚴 鵬
走出薩繆爾森陷阱——打造后全球化時代的開放經濟
高 柏
▍全球治理
國際權力結構變遷與世界衛生組織的發展策略
張傳紅 李小云
▍公益理論與公益實踐
反思“第三部門”理論：扶貧中的政府與公益組織
王曉毅
懸浮的社會組織
陳 鋒
▍專題：重新認識西方
“美國實驗”與“美國危機”—— 特朗普現象背后的總統選舉制度
王 希
歐洲民粹主義的多重面孔
張金嶺
歐洲環保政治的興起與限度
葉開儒
▍新發展知識
被架空的援助領導者—— 日本戰后國際援助的興與衰
徐 加 徐秀麗
▍學術評論
如何建設政治學的中國學派
潘 維
▍世界觀
什么是中亞？—— 地緣身份、內部結構與復線歷史
袁 劍
全球疫情下的中西方碰撞與“東升西降”
高 程
▍經典重溫
吳汝綸訪日與近代中國教育改革
楊一男
本文刊于《文化縱橫》2020年12月刊。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