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葛兆光 | 復旦大學
張笑晨 (整理)
【導讀】近年來，有關中國“文科”——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批判愈演愈烈，“不足”成為共識，標準卻難以統一。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問題意識，也就有相應的學術使命。今天，什么才是好的學術？迫切需要我們深思并予以回答。
葛兆光教授認為，好的學術研究，一直都有三個關鍵標準：（1）是否提供了新的史料和證據，且恰恰是關鍵內容；（2）是否提出了新的思路，無論對錯，都能刺激人們去想新問題和新領域。有爭議、有反響的書，總比水花都濺不起來的書要有價值，然而今天市面上90%的書出版了以后就化成紙漿；（3）是否建立了新的典范、提供了新的方法，例如王國維和竺可楨都開創了各自領域的典范研究。
他以歷史學研究為例，指出中國歷史研究的一個困境是：沒有世界的中國史和沒有中國的世界史。事實上，過去十多年來，全球史、世界史的書很受歡迎，為什么？這背后隱含了一些對中國的思考，折射出中國人對中國的焦慮，實際是通過世界來思考中國。有鑒于此，我們的歷史學研究尤其需要改變角度，把中國帶進世界，把世界帶進中國，由此既能有宏大的世界史視野，又能對一個事情做精細的研究。
本文原載“燕京書評”，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葛兆光：什么才是好的學術書？
▍評價學術著作的三大標準：新史料、新思路、新典范
首先，什么是好的學術書。我覺得評價一部學術著作好不好，有三個標準。
第一，有沒有提供新史料和新證據，如果提供了它就是好書。我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做過一點佛教史的研究，現在回想起來，有兩個例子印象非常深刻。
第一個是胡適對禪宗史研究的貢獻。1926年他在倫敦和巴黎看敦煌文獻的過程中發現了有關神會的新資料，一下子改寫了整個禪宗史。大家都知道，禪宗史最關鍵的一個時代或者說最關鍵的一個問題就是南、北宗在初盛唐之交發生的一場大轉折或是說大爭論。然后，六祖慧能取代了原來可能成為正宗傳人的神秀。可是，由于胡適發現了有關神會的新資料，一下子就推翻了這個結論，并指出，神會才是中國禪宗史上最重要的人物，而且神會的出現，實際是整個中國佛教史或者說是整個印度佛教中國化的一個關鍵。胡適的《神會和尚遺集》當然是一部好的學術書，因為他拿出了新證據。
第二個例子是日本學者矢吹慶輝，他在敦煌文獻中發現了一個叫作“三階教”的佛教宗派。在他之前，這個佛教宗派在中國佛教史上完全湮沒無聞。因為隋朝和唐朝都禁止三階教，有關它的資料就逐漸湮滅了。所以，寫中國佛教史，無論是中國的還是日本的，無論講十宗還是八宗，都沒有三階教，好像這一段歷史就被完全遮蓋掉了。可是矢吹慶輝重新發現了“三階教”，這給我們指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原來中國史上也發生過殘酷的宗教鎮壓。于是，我們才知道隋唐之際有一個特別興盛，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去鎮壓的這么一個宗教流派。他發現了這些資料當然是好事，他寫的《三階教之研究》當然是好書。
當然，是不是好書就是百分百正確，也不一定。胡適也好，矢吹慶輝也好，都有遺漏和錯誤。我曾經寫過文章，指出胡適的很多有關禪宗史的結論，包括對神會的研究都有錯誤。矢吹慶輝的三階教研究也陸續被很多人指出有問題，比如日本學者西本照真就寫過很多文章糾正矢吹慶輝的研究，美國學者杰米·胡巴德還寫了一本英文書，中國學者張總也提供了更多的新資料，包括石刻文獻等。盡管有錯漏，盡管有不正確，但胡適的禪宗史研究和矢吹慶輝的三階教研究都提供了新史料、新證據，那就是好書。
所以我要講一句繞口令式的話：正確的書不一定是好書，不正確的書不一定就不是好書，平庸而無用的全面論述絕不是好書，深刻的片面有時候恰恰是好書，能夠提供有用的新資料和新證據的就是好書。
為什么？因為胡適的研究不僅在禪宗史上提供了一個新的說法，而且提供了三個非常重要的啟示。第一，禪宗自己寫的禪宗史書都是攀龍附鳳，追尋正統的，是給自己涂脂抹粉，塑造一個正統的歷史脈絡。第二，所有的這些偽造的禪宗歷史都是在宋代出現的。第三，一定要在禪宗之外去找別人的史料來研究禪宗，因為它自己說的話不能作為證據，這個很重要。而矢吹慶輝的研究盡管還有遺漏，但是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示，就是說千萬不要以為中國歷史上宗教之間都是和睦的，我們過去都以為宗教跟政治和諧相處，然后三教合一，其樂融融，其實不是的。
另外，能提供新資料和新證據，特別是你提供的恰恰是最關鍵的那一部分，能發掘歷史大關節的，就更是好書了。讓我舉兩個簡單的例子。第一個就是日本學者桑原騭藏，他的《蒲壽庚考》，我認為非常好，因為他提供的關于蒲壽庚這個人的新資料和新證據，恰恰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蒲壽庚是一個來到中國的阿拉伯人，南宋時期他在中國泉州的市舶司（類似于現在的海關）當主管。后來蒙古人打來了，他投降了元朝。蒲壽庚這個人在中國歷史文獻里面的資料極少，幾乎找不到。
可是，桑原騭藏根據他發掘到的各種文字的資料重新描述了蒲壽庚的一生和他的事跡。
他講了三點內容，都是歷史的關鍵問題。第一，中國到了南宋，確實像學者劉子健說的，面向東南，背海立國，向外的主要窗口就三個：廣州、泉州和寧波。第二，他通過蒲壽庚這個阿拉伯人，證明了南宋時期實際很開放，有很多外國人住在中國，比如說廣州。當時的中國人也常常跟外國商人出海遠航，所以千萬不要把南宋看得那么封閉。第三條，也是最重要的一條，從蒲壽庚的事跡可以看到，這些阿拉伯人不像漢人對南宋朝廷那么忠誠，或者說對中國的認同度絕沒有那么深，蒙古人來了馬上投降，這一點非常重要。這本書在中國學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漢文史料里面找不到太多的蒲壽庚的資料，可是它就能提供新資料。
還有一個例子，是加拿大學者卜正民的《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他這本書非常有用的地方，就是通過明末一個中國商人在印度尼西亞的萬丹畫的一張以南海為中心的地圖，給我們提供了三點很重要的啟示。第一，它打破了以中國為中心的空間想象，這個地圖不以中國為中心，而是以南海為中心，把南海周邊的國家或地區如東北亞的朝鮮、日本，中國的東南部、臺灣，然后琉球、菲律賓的加里曼丹島，一直到蘇門答臘、馬六甲、馬來（現在的馬來西亞），然后暹羅、越南都標出來了。第二，它說明了明代中后期，沿海的中國商人有多少世界知識，他們最熟悉的空間在哪里。第三，現在全球史特別熱，這本書、這個地圖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跨區域、跨國家的重寫歷史的契機。
好的學術書的第二個標準，是提供新思路和提供新概念。說起中國的歷史學者，我們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陳寅恪先生。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提到一個大家都熟悉的概念——“關中本位”，就是說從北周到隋唐，政治舞臺上的核心人物都是關中人或隴西人，像弘農楊氏、隴西李氏等等，一直到武則天時代這個情況才有所改變，也就是說，陳寅恪改變了過去以山東、江左為中心的政治文化史的描述。陳先生用的史料都是舊的，但他的概念是新的，雖然他提的這個概念也不一定都對。
黃永年先生就批評“關中本位”這一說法，他有本書《六至九世紀的中國政治史》就批評這個概念。但大家要記住，被別人不斷地追著去批評，恰恰說明你提出的概念有力量。陳寅恪先生提出的“關中本位”這一概念，現在仍是整個中古史研究的話題，因為它剛好聯結了中古史最重要的幾個概念。第一個是族群，第二個是地域，第三個是家族，第四個是政治。現在我們研究中古史還是圍繞這幾個重要因素，陳先生很了不起。
另外的一個例子，何炳棣先生的《明清社會史論》。他用歷史學加上社會科學的方法討論中國歷史上的科舉和社會流動，說明因為有科舉，明清時期中國社會的流動就比歐洲社會要強得多。后來的美國學者，包括郝若貝（Robert Hartwell），韓明士（Robert Hymes）和艾爾曼（Benjamin Elman）等，都在追著這個話題跟他反復辯論，這說明他的這個說法很重要。
這些爭論的重要性在于，第一，科舉真的能造成傳統社會的社會流動嗎？第二，影響身份改變的范圍應當只算直系親屬還是旁支幾代，這個是他們爭論的一個焦點。第三，中國和歐洲的社會流動真有那么大的差別嗎？
新思路和新概念就像聚光燈，打到哪里就亮到哪里，吸引大家不由自主地跟著關注、跟著討論，不管他是對是錯，都刺激你去想新問題和新領域。我認為，有爭議，有反響的書，總比水花都濺不起來的書要有價值。我個人比較熟悉日本學界，比如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論”，丸山真男的“忠誠與叛逆”，都提出了最關鍵的新概念，因此就非常的重要。可是我們想一想，我們市面上的學術書，有多少能引起爭論的？好像90%的書出版了以后就基本等于化成紙漿。
第三個標準，我覺得最好的書，就是給學界提供典范、提供方法，它不僅能在本專業領域產生影響、提供啟發，而且能給其他領域也提供樣板，讓你能跟著這個方法來做。這里我也舉兩個例子。第一個是王國維，他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論》都是最典范的研究，激發了后來說的“兩重證據法”。我在日本發現了王國維送給內藤湖南的最初手稿，而且是把《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論》合在一起的，這說明他前面的考證實際上背后有大想法，《殷周制度論》大體就是《先公先王考》的結論部分。這就涉及一個中國歷史上最關鍵的問題。
這兩本書就牽扯到了中國歷史上最關鍵的問題：自從殷商轉化為西周以后，確立了嫡長子繼承制度，使得中國的禮制最終完成。因為殷商時期，還有兄終弟及和旁系，可到了西周以后，確認了能皇位繼承的必須是嫡長子。因為嫡長子繼承制的確認，后來才有中國歷史上種種復雜的事情，比如說宋代的“濮議”和明代的“大禮議”。王國維這兩本書，作為“兩重證據法”的代表，給出了范例：那就是，我們必須把地下出土的東西跟地上傳世的文獻要結合起來。
我們知道，自從殷商轉化為西周，確立了嫡長子繼承制度，中國的禮制最終得以完成。殷商的時候還有兄終弟及，還有旁系繼承，但到了西周，確認了皇位繼承必須是嫡長子，后來才有了中國歷史上種種復雜的事情，除了宗法制度之外，比如說宋代的濮議、明代的大禮議，其實都是因為嫡長子繼承制。所以，王國維的研究作為兩重證據法的代表，大家都記住了，我們必須把地下出土的東西跟地上傳世的文獻結合起來，這是一個學術典范。
另一個典范是竺可楨。現在研究全球史的人都非常注意氣候變化，而中國最早注意氣候變化的就是竺可楨，他當年關于中國五千年氣候變化的研究可以說奠定了一個學術典范，用考古加上物候，即不同季節的自然物種的變化，比如動植物的反應，再加上文獻記載，三者結合，討論歷史上的氣候變化。當然，再接下去就是氣候變化給歷史帶來了什么，竺可楨沒有再往下講。一直到現在，如果大家注意一下《氣象學報》等自然科學雜志，仍然可以看到竺可楨的研究還在不斷地被討論，而且還是竺可楨的那個模子。
所以，所謂典范研究，就是規定了這個主題討論的框架、方向和理論。可是，我們現在很多學術書，就好像是社論、教科書、概論或是高考作文題，既沒有新資料，也沒有新思路，更不要說新典范。
關于研究典范，其實我們還可以舉很多例子，比如說討論現代化，能繞得過韋伯（Max Weber）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嗎？討論文明沖突，能離得開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嗎？都是一個典范。
(葛兆光在日本發現的王國維送給內藤湖南的《殷墟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手稿)
▍“預流”：20世紀中國學術的轉型
下面講第二個問題，就是說我們那些標準都是永恒的，但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術，所以，我們還要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看，什么是好的學術書？
大家可能都知道陳寅恪先生在陳垣《敦煌劫余錄》序文里的一段話，即學術要“預流”的問題，他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更通俗一點講，“未入流”就是不入流。
當然，陳寅恪先生并不是要追趕潮流，他是說，每個時代學術都有它的特點，都有它的問題，有它的關注核心。以前我愛看董橋寫的散文，董橋講過一段非常調皮的話，他說：“穿十年前的衣服是邋遢，穿三年前的衣服是落伍，穿一年以后的衣服才是時尚，但穿十年以后的衣服是怪異。”所以，做學問一定是只能走在時代話題和當下學術潮流的前面一點。
只有這樣，你的問題才會有人跟你討論，才會有人響應，才會有人理解。特別是現在的全球化時代，在國際大學術環境里面，你不能關在門后耍大刀，躲進小樓成一統，那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我想以20世紀學術史為例，談一談在20世紀學術主流是什么，為什么那個時候這些算是好的學術書。
20世紀中國學術變化有四個特征。
第一個是時間縮短，把傳說、神話從歷史里面驅逐出去，這是20世紀中國歷史學的一大貢獻。
二是空間放大，不再局限于漢族中國或者核心王朝的那個范圍，而是把歷史視野擴大到滿、蒙、回、藏、朝鮮甚至整個亞洲和世界。在這一點上大家都知道，敦煌文書的發現，給我們提供了很多這樣的刺激。
三是史料增多，“四大發現”或“五大發現”，引出和刺激了很多課題。所謂“四大發現”，即甲骨文、敦煌文書、居延漢簡，還有大內檔案。如果再加上胡適在1938年所說，一定要關注日本和韓國保存的中國文獻，就是“五大發現”。這“五大發現”再加上歷史學視野發生的改變，使得我們對檔案和史料的理解發生了很大變化。很多原來不被認為是史料的東西，都被大家關注。這就包括劉志偉教授經常關注的那些，原先被認為是民間的、邊緣的或者是很普通的東西，現在都變成了重要史料，而史料增多就刺激出很多新問題。
四是問題變得復雜，各種理論從東洋來，從西洋來，使得有關中國和亞洲歷史的解釋變得豐富起來。過去王朝歷史的循環史觀、改朝換代，就很簡單。但到了20世紀，唯心主義的歷史觀、唯物主義的歷史觀、進化論的歷史觀，包括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農民起義、讓步政策、資本主義萌芽等一大批理論來了，問題變得越來越復雜，所以歷史也就更加豐富。
▍世界史出版熱的背后：中國人對中國的焦慮
那么第三點，現在國際學術的走向是怎樣的？我不敢瞎說。我跟劉志偉教授可能有一個共同經歷，2011年春天在上海浦東，哈佛中國基金會開了一個會，會上大家都在討論什么是現在研究中國最重要的關鍵詞。這個會后來又開了兩次，我印象非常清楚，大家共同留下來的關鍵詞，包括“邊境與疆域（領土）、中心與邊緣、離散與比較、認同與背離、國際化與本土化、帝國與國家、中心與邊緣、民族或族群、（跨語際）交流與翻譯、糾纏/交錯的歷史”，這些是當時討論的結論，就是說，這些話題是國際學術界應該共同關心的，不管是中國學界還是美國學界，還是日本學界。
現在已經到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了，那么，什么才是國際學術界會關注的大話題呢？以前楊聯陞先生講過一段話，他在《書評經驗談》里說，做學術最重要的一條要懂得“行情”，這跟做商人是一樣的。以我個人的一點經驗來揣測一下，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最近這十年，也就是從2010年以后，世界史的書特別受歡迎，出版得特別多。比如理想國的M系列，社科文獻的甲骨文品牌就出版很多，也很受歡迎。
為什么這十年來全球史、世界史的書，那么受歡迎？我覺得這實際上背后隱含了一些對中國的思考。當然，這些書比較會講故事，有世界的眼光，而且敢于想象和推論，書寫的東西我們覺得很陌生，陌生就會有新奇感。除此之外，其實很大的程度上，是來自中國人對中國的焦慮。大家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書，特別引人注目。比如說，納粹時代還會再來嗎？異域是不是有跟古代中國一樣輝煌的文明？世界上各種帝國為什么會有興衰？都是這樣一些問題，其實都不是思考世界，實際是通過世界來思考中國。
▍學術的預流與出版的行情：把中國帶進世界，把世界帶進中國
可是，我們有一個很悲哀的現象，何芳川先生曾說，中國歷史學界的現狀是，沒有世界的中國史和沒有中國的世界史。現在的歷史學學科設置里，世界史跟中國史分成了兩個一級學科，結果是“鐵路警察，各管一段”，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中國史和世界史之間真的有那么深的鴻溝嗎？我看不見得。社科文獻出版社曾經出版過一套非常有名的于爾根·奧斯特哈默的“19世紀史”三部曲。有一年我到他（奧斯特哈默）家去，在德國的弗萊堡，他拿出來三本書——范文瀾的《中國通史》、陳旭麓的《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還有徐中約的《中國近代史》，他問我，中國學者對這三本書的評價如何？我很感慨，奧斯特哈默是世界知名的全球史的研究者，據說德國總理默克爾在生病住院的時候都在看他的書。他作為一個全球史的研究者，那么關心中國，我們中國史的學者為什么不可以關注世界？
所以，我想簡單舉兩個例子，假定說我們能夠調整我們的方向，改變我們的研究角度，把中國帶進世界，把世界帶進中國，也許我們的中國史研究可以有一些新的成就，有一些新的看法。
第一個例子是公元663年的白村江之戰。我在國內的論著中，只看到北大的王小甫先生曾經對它有非常重點的評價，但很多學者可能覺得，這場戰爭在唐代不算是什么大事件。唐太宗、唐高宗兩朝逐步把西邊北邊的突厥、吐谷渾、吐蕃的問題解決了，轉過身來就把東邊的事情收拾收拾，這在唐史里面沒多重要。
所以，如果你只是站在中國史的角度寫這場發生在663年朝鮮半島的戰爭，它就是一個不起眼的事件，因為《舊唐書》的《高宗本紀》、《東夷新羅傳》都沒記這事兒，而《新唐書》的《高宗本紀》也就一句話。可是，如果你是朝鮮人或者韓國人，就會認為這場戰爭開啟了朝鮮的唐風時代，也就是整個朝鮮的中國化，因為新羅通過這一仗，漸漸統一了整個朝鮮半島，但它是依靠唐朝軍隊的幫忙，于是它就拼命地唐朝化。也就是說，朝鮮半島因為這場戰爭而整個的中國化。
然而，這一場戰爭對日本更重要。日本學者研究白村江之戰的著作非常多。這場戰爭正在從“乙巳之變”到“壬申之亂”之間，有人說是所謂“韓政”時代，這一戰也促使日本形成了比較成熟的古代國家。當時，天皇邀集了各種各樣的貴族軍隊來幫忙，結果，這場戰爭的徹底失敗削弱了貴族的力量，日本天皇的稱號和國號都是在這個時代形成的。但同時，因為貴族參與了這場戰爭，天皇不得不向貴族讓步，于是，古代日本就無法形成像中國秦漢以后的郡縣制，而必須是封建制，貴族各擁有一部分權力，所以，最終形成了所謂的律令制國家和貴族制國家的糾纏，這對日本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如果我們放寬中國史的視野，把白村江之戰放在更大的區域背景下去討論——也許可以說，白村江之戰是決定東北亞歷史走向的一場戰爭，這樣或許會解釋出一些新的內容來，更何況，如果中國學者能夠運用韓國（朝鮮）、日本的史料，對白村江之戰細節的了解，就會更加詳細。
第二個例子，是9世紀日本和尚圓仁隨遣唐使到中國求法，他寫了一部日記體的書《入唐求法巡禮行記》，這部書有很多人研究，研究它的日本人更多，可是為什么我們說哈佛大學教授賴肖爾（Edwin O. Reischauer）的研究特別有意義，他的Ennin’s Travels in T’ang China(《圓仁唐代中國之旅》)是一個好的學術書？因為賴肖爾在世界史范圍內，做了一個非常好的解釋。
他指出，第一，對于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人來說，大家都知道《馬可·波羅行記》是世界名著，馬可·波羅在中國旅行是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可圓仁在中國的旅行比馬可·波羅要早4個世紀。而且第二，馬可·波羅只不過是一個異域之人跟隨蒙古人來中國游歷，他根本不可能真正深入地了解中國，因為他既不懂中國話也不懂漢文。可圓仁不一樣，他不僅通漢文，用漢文寫作，而且他還是一個佛教徒，跟中國文化有密切的聯系，所以他對中國的理解要深刻得多。
更重要的是第三，圓仁親歷了9世紀世界史上羅馬帝國和隋唐帝國的衰落期，這對于世界史來說實在太重要了。
盡管后來的蒙古時代也很重要，但是這個時代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兩大帝國在9世紀上半葉同時發生了對宗教的迫害，圓仁剛好碰到了唐武宗滅佛。在賴肖爾看來，滅佛這件事跟當時唐帝國的衰落是相關的。正是在這個時候，拜占庭帝國發生了利奧三世和利奧五世破壞圣像運動，因為拜占庭帝國在阿拉伯人的威脅下，領土逐漸縮小，原來占有土地的傳教士紛紛回到拜占庭帝國，他們擁有大量的財富，又老是干預政治，所以就使得利奧三世和利奧五世采取激烈的手段打擊宗教。
這件事也跟東羅馬帝國的衰落有很大的關系。而圓仁親歷了那個變動的大時代。賴肖爾的解釋，使得對《入唐求法巡禮行記》這本書研究得非常透徹的日本人也大為嘆服，他能把這個事情放到那么大的視野里去研究。所以，這樣能夠有宏大的世界史的視野，又對一個事情做精細的研究，這就是好的學術書。
所以說，什么才是好的學術書？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好的學術書。從學術史的角度講，你要了解這個時代的學術潮流、學術前沿，然后才能知道什么是這個時代需要的好的學術書。我們經常講，博士生有一個大問題，就是不會選題，他們就好像套模子似的，老師做什么他也做什么，老師怎么做他也怎么做，其實，選題最重要的就是要判斷學術界的潮流，像楊聯陞先生講的那個“行情”，或者像陳寅恪先生講的“預流”，所以，如果你要看好的學術書，去講壇、課堂、會場和書店去看看，你就知道什么是好的學術書。
本文原載“燕京書評”，原題為《葛兆光：什么才是好的學術書？》，篇幅所限，內容有所編刪。圖片來源于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