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開啟中國社會主義的3.0階段
《文化縱橫》2021年12月(第6期)新刊手記
當今中國，“共同富裕”的政治口號具有如此廣泛的民意基礎，同時也具有如此歧義的不同理解。 對于普通民眾而言，它意味著收入差距的持續縮小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也意味著共產黨兌現對廣大人民的政治承諾。而對于富裕人群而言，則引起了相當程度的恐慌：一方面，60多年前的歷史記憶猶在，“一大二公”的所有制體制曾徹底消滅私有制，導致私有經濟的消失；另一方面，中國傳統中的“均貧富”文化依然強烈，“共同富裕”會否導致全社會范圍的“仇富”心理滋長，進而形成新一輪的劫富濟貧？
對于如此分裂的社會心理，確實有必要對共同富裕的當代價值和歷史意義進行深入的探討，并對21世紀的共同富裕道路進行理論上的設計和界定。
▍為什么在當下提出共同富裕
改革開放之初的政治口號是，允許一部分人與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然后通過先富帶動后富，走向共同富裕。
然而30年的實踐結果，是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中國社會的分配差距愈拉愈大，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收入基尼系數已達0.46，財富基尼系數更是高達0.70。如此懸殊的分配格局，自然會誘導社會分裂。2010年前后，輿論場上的對立異常尖銳：一方面，先富人群與先富地區格外強調市場經濟與法治民主，其潛含義是用法治保護已經獲得的財富果實，以防備他人來搶；另一方面，中西部不發達地區高喊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的口號，對自身發展的嚴重滯后十分不滿。
當其時，社會的撕裂已明顯可見，并導致政權的合法性嚴重承壓。面對如此局面，如果沒有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各種共同富裕的政治進程，則國家分裂不是不可想象。
放眼世界，自冷戰結束以來，自由資本主義秩序覆蓋全球，“華盛頓共識”成為唯一的政治正確，由于蘇東社會主義的挫折失敗，工人階級運動也陷入低谷，世界范圍的資本主義缺失了政治與經濟上的制衡，加之技術革命和全球化浪潮，財富分配的兩極化趨勢不斷蔓延。在美國，社會頂端1%人群占有的財富總量，幾乎可達全社會的一半。在歐洲，戰后黃金時代建立的福利國家體系搖搖欲墜。而在拉美、中東和非洲，赤貧人口被大量生產出來，經濟學上的“無用人群”規模日益龐大。
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通過大量的歷史數據分析，得出了一個無情的結論：工資收入的增長幅度，永遠趕不上資產的增值幅度。而上述情形，均發生在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條件下。
貧富分化、財富鴻溝，在世界范圍內日益擴大。中國盡管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通過均衡發展、轉移支付、對口支援等方式縮小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但仍然無法克服市場經濟內在的加大分化的趨勢。
對此，必須有反其道而行之的政治議程。
2021年8月17日，我們的領導人提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并宣布：“現在已經到了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歷史階段。”
▍共同富裕，是當代社會主義的嶄新實踐
共同富裕的政治愿景，有著悠久的古老傳統。 在中國，在世界其他地區，都不乏原始公社條件下、封建社會條件下的均貧富實驗。但今日的社會主義，是現代性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是工業化條件下的社會主義。現代社會主義，不可能也不應等同于封建小農的社會主義。它與現代化大生產緊密相關，是社會財富極大增長條件下的社會組織方式與分配方式。它要求，發展必然是經濟社會的第一要義，貧窮不可能產生社會主義；與此同時，它也要求，發展必須是共同的發展，發展的成果必須由全體人民共享。
在今天，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實踐，面對三個根本性的世情與國情制約。 一是中國仍然處于工業化中后期階段， 工業化的發展任務仍未完成，產業升級正處于爬坡過坎階段，9億多人民尚未進入中等收入群體，仍然需要持續的發展，把蛋糕不斷做大。 二是新技術革命方興未艾， 以智能技術為代表的數字革命，正不斷改造傳統產業，不 斷沖擊原有的經濟社會結構，不斷制造著新技術條件下的“無用人群”，由技術進步帶來的貧富差距挑戰變得特別尖銳，它對共同富裕的政治努力具有很強的破壞性。 三是我們今天仍然處于全球資本主義階段， 中國的發展、中國的共同富裕追求不可能自外于全球化進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制度安排，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波動，一定會擊破民族國家邊界，沖擊中國內部的改革與發展，進而影響中國的共同富裕實踐。
因此，共同富裕的當代政治議程特別具有挑戰性。它不可能復制傳統經驗，也不可能從外部世界直接找到模板，它基本無前例可循，必須探索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嶄新道路。
為此，共同富裕必須超越傳統蘇式計劃經濟時代的社會主義模式。共同富裕不應導向經濟發展內生動力的喪失，不應導向平均主義的“大鍋飯”，也不應導向外部經濟競爭力的削弱。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喪失經濟社會活力的模式不是社會主義，更不是當代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
與此同時，共同富裕要充分吸取福利國家的經驗教訓。在歐洲，左翼政治運動與社會民主主義者不斷推動歐洲版的共同富裕，并在“二戰”后建立起普遍的福利國家。但在全球經濟危機與金融危機的沖擊下，福利國家制度千瘡百孔，難以為繼。它與資本主義的選舉政治結合，誘使政客們不斷吊高選民胃口，許諾國家財力難以兌現的“福利餡餅”，鼓動社會大眾為了眼前利益分光吃凈，結果陷入“選票政治→福利國家→拉抬經濟社會成本→逐漸喪失競爭力”的惡性循環。
當代中國的共同富裕實踐，是改革開放40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化完善，也是建國70年社會主義道路持續發展的邏輯必然。如果說前30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1.0階段，它的主要任務是構建社會主義制度、奠定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那么改革開放則可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2.0階段，它的主要任務是完成工業化和現代化，推動國家走向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而今天，在開啟共同富裕的歷史進程之后，我們可將未來30年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3.0階段，它的主要任務，就是在不斷推動工業化繼續轉型升級的同時，使得全體人民可以更加公平地分享經濟社會發展的財富果實，使得工業化、現代化的成果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所共享。
—?2021年12月新刊目錄??—
▍域外
數字未來的多重技術路線
賈開
▍封面選題?共同富裕：社會主義3.0
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體現的是社會主義對平等的內在訴求。這個訴求，一直或隱或顯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七十多年的歷程中。前三十年，社會主義實踐是從生產關系、勞動方式、觀念形態等不同方面，走了一條激進的共同富裕探索之路。改革開放之后，“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政策方向發展了生產力，但也帶來社會的急劇分化。為此，國家通過轉移支付、對口幫扶等政策手段“先富帶后富”，經過四十余年的努力，在縮減區域、城鄉差距方面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黨的十八大以來，通過精準扶貧，中國基本上消滅了絕對貧困。在此基礎上提出共同富裕的政策方向，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迎來了發展的新階段。
共同富裕：面對全球貧富懸殊的世紀難題
修遠基金會
建設經濟特區振興東北：以共同富裕應對五大挑戰
高柏
“浙江探索”：中國共同富裕道路的經驗與挑戰
郭曉琳、劉炳輝
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中國鄉村的新變革
王立勝、張弛
向上的階梯——經濟轉型時期新技術工人的社會流動
陳瑋、許輝
▍中國發展模式再討論
中國的非正規經濟
黃宗智
非正規經濟大規模興起的重要動力之一，乃是國家采納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戰略決策。非正規就業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加強了中國招引外資的吸引力，使中國成為全球投資回報最高的國家……但它也造成中國的貧富不均，加大了勞資間的差距和矛盾，促使中國在三十年內從全球比較平等的國家之一轉化為全球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近幾年來，國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已經展現了從“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權宜決策，轉向國家憲法和黨章一再申明的追求“最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理念。
▍觀念
天下、文明與個體——今天中國人如何理解自己
孫向晨
我們不應將“西方”視為某種普遍原理的化身、現代的模板或進步的代表，“西方”應是一種能夠幫助我們“迂回”到自身的他者。我們不再以“西方”為標準衡量自己，而是借助“西方”跳出自己，反思自己，從而重新發現自己。這不是一種完全陌生意義上的“他者”，而是在“全球時代”相互關聯意義上的“他者”，一種更能體現其豐富性、更具歷史主體意義的“他者”。
▍全球變局
???
貿易與人權（下）——世界帝國背景下的中美競爭
強世功
“自由貿易”和“公平貿易”是美國建構世界帝國的兩個并行不悖的軌道，目的都是為了打擊競爭對手，確保美國對世界經濟的控制：一方面用“自由貿易”吸引并控制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則用“公平貿易”應對歐盟、東亞發達國家乃至“金磚國家”等新興經濟體的挑戰。
大國俄羅斯的世界構想
馮紹雷
▍治道??
官僚類型變遷：科舉制與傳統中國的治理模式
李磊
經由科考的引導，國家與社會的價值共識得以形成。雙方的認同是通過沉淀在地方的科舉士人完成的，他們在朝廷與民眾之間扮演著價值溝通的角色。正因如此，科舉制度的社會政治意義不限于促進了階層間的上下流動、選拔職業化的官僚集團，它還擔負著凝聚社會共識、培育兼具政教能力的社會領袖與政治領導的功能。
▍公益理論與公益實踐
中國慈善文化自覺
韓俊魁
把握國際政治機會——中國社會組織國際化的路徑
徐瑩、錢霄峰
▍觀察·文化
數字化、私人化與激進化：技術變遷視野中的美劇文化
常江
美劇播放和接受的數字化帶來了美劇作為一種流行文化形式的私人化，并最終令美劇演變為一種文化激進化的想象性介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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