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遠研究中心
【導讀】最近一段時間的熱議話題，無論是“澳門新賭王獲刑”、“聯想高管高薪”，還是今天熱搜的“滴滴退美赴港”，以及“比特幣大佬登頂華人新首富”，多多少少都間接指向一個深層問題：財富獲得和分配的嚴重失衡。近年來，貧富差距擴大化帶來的影響，每個人都有體會，要解決這一問題，絕非易事。本文清晰地指出：普遍性的貧富差距、階層分化，正是從2008年開始的一輪全球經濟危機的基本表征。
過去30年，世界經濟的最大變化在于全球資本流動性極大增強，資本全球配置對經濟和政治影響的復雜面向也逐步顯現。發達的歐美、發展中的新興經濟體，還有廣大欠發達和長期衰退地區，各自在這一輪危機中，產生了不同的反應、表現和特征。對于我國而言，問題恰恰屬于新舊混合的狀態，既有普遍性，又有獨特性。在外部，西方致力于將此次危機塑造成為“中國成長導致的國際秩序危機”，在內部，技術變革對我國產業結構、勞動形式和就業結構也帶來深刻改變。
文章提醒，無論是“再工業化”策略，還是鼓勵科技創新的政府投資行為，如果沒有意識到正在醞釀中的新一輪技術革命可能對產業結構、勞動結構的顛覆性影響，如果不能在技術革命的過程中為勞動者的利益進行必要的博弈和干預，那就無力改變勞動者群體被邊緣化、社會撕裂反復發生的現實。“共同富裕”，不僅是我國政治承諾的歷史性實踐，也是發展戰略、發展理念與發展道路的調整節點。要真正走好這一步，還需要解決兩個問題：如何處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的高速流動、無序擴張對經濟和社會結構的沖擊；以及如何在推進技術變革和社會均衡發展之間保持平衡。如能有所突破，中國實踐或許可以為全人類做出重要貢獻。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6期，原題為《共同富裕：面對全球貧富懸殊的世紀難題》，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共同富裕： 面對全球貧富懸殊的世紀難題
2021年以來，在限制互聯網領域平臺壟斷，節制教育、文化以及住房領域資本過度泛濫等方面，中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引發國內外輿論持續關注。2021年8月，中央財經委員會正式提出“研究扎實促進共同富裕問題”。從改革開放初期提出“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的遠景目標，到“扎實促進”的當下要求，“共同富裕”不僅僅是政治承諾的歷史性實踐，也被視為中國發展戰略、發展理念與發展道路的調整節點。但在世界格局日趨不穩定的當下，“共同富裕”面臨2008年以來的世界性危機的深刻挑戰，2020年疫情危機更是將世界性危機的烈度和不確定急速放大。在此種內外變局交匯的歷史節點上，對中國重提“共同富裕”目標，力圖克服發展不平衡問題的做法，也需要在全球危機的背景中加以理解和定位。
▍21世紀的危機
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一種世界性的低烈度危機已經持續十余年。2008年以來的危機，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性危機。過去三十年，世界經濟的最大變化在于全球資本流動性極大增強，資本全球配置對經濟和政治影響的復雜面向也逐步顯現。與此同時，以互聯網技術為代表的信息技術開始大規模普及，在全球范圍內催生了新經濟業態（知識經濟、互聯網經濟）。新經濟業態的壟斷結構和全球分工鏈的動蕩等問題相互糾纏、相互激化。
在這兩種新要素的推動下，此次危機烈度表現雖然不如歷史上的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但從危機的廣度和持續性上則超越以往。此次危機具有普遍性，與20世紀被稱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危機但實質上只具有局部性的經濟危機相比，21世紀以來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市場已經形成，危機的發生和傳導因此具有全球性。除了經濟增長速度持續低迷之外，普遍性的貧富懸殊、階級分化成為危機的基本表征。
2020年的疫情危機更以一種戲劇性的姿態將全球危機的現實展現在所有人面前。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加劇了全球性的階級不平等。
與20世紀相比，由于中國等新興國家經濟的高速發展，21世紀以來南北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相對減少。與之相對，是南北差異的內部化。 在美國，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2006年，處于收入上層的1%群體收入是底層90%群體的20余倍。在歐洲，由于“去工業化”影響、勞動力成本問題和新技術對勞動方式的影響，歐洲主要國家的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普遍超過40%。在中國，截至2020年，城市化率已經超過60%，并以每年1%的速率快速提高。在大規模扶貧取得重大成果之后，城鄉之間的不平等逐步轉變為城市與鄉村內部的不平等。
2008年以來的危機還具有高度的復雜性。 首先是前工業化社會的危機形態在部分國家依然存在。在一些最不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在傳統農牧業經濟條件下，氣候災難、人口和資源矛盾引發社會經濟危機，突出表現為饑荒和內部動亂。其次，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工業化社會的危機在新興國家凸顯，呈現為周期性的生產相對過剩、失業浪潮、社會分化、勞資沖突、城市治理危機，等等。最后，基于新技術革命和產業分工結構帶來的新型社會危機也在發達國家、新興國家的部分區域集中爆發。新技術、新經濟正在像工業化時代一般，重塑利益結構，將社會區分為新技術人口與傳統就業人口。生產自動化與智能化結合帶來的勞動力替代，導致失業勞動者從低技術領域擴大到傳統的中等技術領域，以及新技術領域的勞資失衡與過度勞動問題。勞動力組織化水平、技能水平、教育水平、科技水平將再度決定一國在國際分工中所處的位置和社會分化的程度。
對于發展中的中國而言，既面臨一些工業化社會的傳統危機形態，又與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一道走在了時代的最前沿，共同面臨技術變革帶來的人類社會新挑戰。“共同富裕”即是應對這種全新挑戰的中國方案。
▍危機時代的思潮和行動：不同國家的共富訴求與挑戰
盡管對此次危機原因的認識存在巨大差異，但在世界范圍內，各國、各地區都已經產生出應對危機的一系列思潮和行動。 由于在全球市場、全球分工鏈條中的地位差異，所處發展階段的差異，各國、各地區應對危機，以期實現“社會再平衡”“國家團結與內部整合”的思潮和行動也呈現出一些結構性的特征。
首先，是 處于全球產業鏈上游，作為資本、技術和市場供給者的美國和歐盟地區，出現了保守主義與左翼的激烈競爭。
在美國和歐洲中心國家，保守主義的支持者主要是在全球化中受損的本土勞工階層、傳統行業的白領階層。在他們看來，20世紀末以來的全球化進展并沒有令其受益，反而是被跨國企業、跨國資本背叛，被中國、東南亞國家、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的勞工群體搶走了工作機會，被南美、非洲、中東的非法移民敗壞了社會秩序。其核心主張是反移民、反對跨國資本，支持貿易保護和“再工業化”，期待重溫工業化高峰時代的富足生活和輝煌成就。例如，特朗普以“反政治正確”的言論為人所側目，但是對于國內政策，特朗普采取的行動與里根改革有頗多相似性——降低政府管制、減少稅收尤其是企業稅收、推動“再工業化”，等等。法國的國民聯盟 （Rassemblement National，簡稱RN，2018年更名） 的現任領導人瑪麗娜·勒龐，也認為當下的全球化是不受管制的，從而削弱和威脅了民族國家的政治和法律基礎——屬地主義和屬人主義保護原則，削弱了經濟主權和治理能力。因而必須反對全球化，強化貿易保護主義；反對難民進入，反對非歐移民，特別是來自北非、西非、中東的穆斯林；回歸傳統社會價值，反對多元文化和同性婚姻等。曾在2017年德國大選中成為第三大黨的德國選擇黨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AfD） ，也秉承相似主張。
與之相對立的，是左翼思潮和行動。左翼思潮支持者們也意識到了全球化帶來的危機，但與保守主義者期望“回到過去”不同，左翼思潮支持者們對技術變革帶來的深刻沖擊有著更敏感的體會，認為必須做出一些全新的探索和改變。 伯尼·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在美國被稱為“社會主義者”，并在年青一代中獲得了相當的影響力。原因在于，其主張消除醫療債務、免除公立大學學費、征收“極端財富稅”等一系列主張觸及“千禧一代”青年群體的困境——社會不平等不僅僅只是資本全球化拉大財富差距的問題，還因為青年一代要面對的新技術變革帶來的社會分工形態（知識經濟、創新經濟）有著極高的門檻，缺乏家庭財富和社會資源支撐，個體需要承擔巨額的勞動力再生產成本。楊安澤等人倡導“全民基本收入計劃” （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 ，為每位18歲以上的美國成年人提供一定數額的全民基本收入，則觸及一個正在發生的現實——在自動化與智能化結合的新一輪技術變革潮流中，再就業將更為困難，失業不再是暫時狀態，而是意味著工作機會可能再也回不來了。“到2015年，自動化已經摧毀了400萬個制造業崗位，未來12年，三分之一的在職美國人將因自動化而失業。”法國的左翼政治人物讓-呂克·梅朗雄 （Jean-Luc Melenchon） ，也意識到青年一代遇到的是更為復雜的困境，因此強調要增加公共福利支出，尤其是在教育領域為青年群體提供福利支持。支付這些成本則主要依靠推動稅制改革，強化對大型企業和富裕階層的稅收能力建設。除了具體國家內部的左翼思潮和政策行動，自2008年以來，一些跨國性的左翼思想和社會抗爭運動也不斷發生，例如哈特和奈格里主張的“諸眾”的抗爭——底層群眾不依托于強有力組織形態的“去中心”化抗議運動，反資本主義運動。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一定程度上具有該種特征。
從上述國家內部和全球范圍觀察，左翼思潮雖然意識到了新問題，但其影響力相對于右翼思潮和行動而言較為弱勢。這與左翼群體的內部分化密切相關。 傳統左翼理論基于大工業化生產模式下的勞動者聯合與斗爭實踐。全球化進程和技術變革深刻改變了勞動者的構成形態。在全球范圍的流動能力（如跨國語言能力）、金融能力、掌握復雜技術和新興技術的程度（如信息技術能力）等，成為勞動者群體分化的重要原因。其現實表現就是知識分子、高技術勞動者支持文化多元主義、進步主義，傳統產業工人群體在支持勞工保護的同時反對文化多元主義。而在資本主義上層社會中，新技術資本、跨國金融資本也傾向于支持文化多元主義和鼓勵移民，中下本土城市居民、農村居民則與本土制造業資本在保護主義和反移民、反對新興資本上達成一致。
其次， 處于全球分工鏈條中勞動力、資源和產能供給端的新興經濟體，則出現了吸引資本、開放經濟與緩解社會分化、加強內部團結的兩難。
在印度，莫迪在2014年當選為總理，并被視為可以解決印度長期困境的強力領導：對內，試圖以印度教民族主義強化國家認同和權力整合，強力壓制反對勢力；強化基礎設施建設，力圖克服印度工業化發展面臨的限制性因素。對外，以印度的市場前景為籌碼與外國資本進行博弈，吸引技術和資本投入；推動擴張型政策，轉移國內矛盾和增強印度的海外影響力。被稱為“南美特朗普”的巴西現任總統博索納羅以“巴西高于一切，上帝高于一切”的口號贏得了總統選舉。在經歷了2015~2016年毀滅性的經濟衰退之后，博索納羅及其經濟團隊采取自由市場政策對前幾屆左翼政府的政策進行“糾偏”：削減福利支出成本，出售國有資產以籌集資金、提高效率，縮減政府管制，促進財政穩定，削減公司和個人所得稅以期創造就業。
新興國家中，印度屬于工業化發展期，但也開始直面社會分化問題。為了應對社會分化，除了加強自身的福利體系建設之外，印度寄希望于取代中國在全球產業鏈條中的位置，獲得更多市場和資源，并試圖與美國、歐洲主導的產業鏈條實現更為有效的整合。巴西則屬于社會分裂較為嚴重的中等收入經濟體，呈現出左翼、右翼政策劇烈擺蕩的格局。
最后， 在更為廣闊的欠發達地區和長期衰退地區，則出現了宗教復興的浪潮。
很多欠發達地區還沒有真正經歷過工業化，尚處于傳統社會的危機泥淖，卻也已經被動卷入全球化浪潮中。客觀而言，這些危機需要通過生產力的提高來加以解決。 然而，其自主提高生產力的努力不僅缺乏組織資源和物質資源支撐，也缺乏輿論和意識形態正當性的支持。在全球化背景下，環保主義、本土文化保護主義被視為天然正當，而這些邊緣區域似乎僅有作為“景觀”和“自然遺產”存在的合理性。以非洲國家為例，很多國家往往呈現“先進政治架構”懸浮于部落族群社會之上的現實，部落與族群分化被正當化和制度化，民族融合與社會融合長期停滯。此類國家形成了極少數高度全球化的上層精英群體與絕大多數普通民眾的分裂，即使這些精英通過民主制度將自身偽裝成國家的代表，但并不共享和本土民眾相同的生活經驗。在少數群體進入全球市場網絡而多數民眾被排除在外的背景下，在頻繁的危機中，宗教往往成為下層民眾的生活必需品，因為宗教不僅僅是信仰和意識形態，也是重要的組織資源。在公共服務和政治力量匱乏的條件下，民眾依靠宗教的組織性來保護自身和維系尊嚴。
▍“共同富裕”的國際面向
如前所述，21世紀的危機具有普遍性，但是對于具體國家而言，危機的構成具有差異性。 中國面對的問題恰恰屬于新舊混合的狀態，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獨特性。
在資本全球流動的情況下，金融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帶來財富差距的極速擴大，并造成新型不平等。20世紀80年代，美國和歐洲開啟了“里根-撒切爾”改革，以降低國家對市場的干預、提高企業和資本自由度。自20世紀80年代到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新自由主義實踐在爭議聲中持續在全球范圍內產生影響，并被認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去干預”為主要措施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對于企業自由、金融自由、投資自由的促進作用相對明顯，但也加劇了勞資結構的不平衡。
與此同時，西方資本又收獲了冷戰結束后巨大的國際秩序紅利——中國的改革開放與蘇東劇變，為資本的全球流動提供了更大的市場空間和價值洼地。一種超越兩極格局的全球資本主義形態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真正得以確立，在帶來國際貿易、投資和經濟增速持續提升的同時，也制造出基于金融資產特性的巨大財富不平等，遠遠超越了基于勞動收入差異的不平等限度。
資本全球流動性的極大提升，使得跨國資本、大型科技企業可以利用稅率洼地來改變自身經營結構，大幅度降低稅負標準。這又帶來各國征稅能力的普遍下降，進而導致再分配領域難以取得實質性進展，各國貧富差距日益拉大。在全球化背景下，隨著資本、人員、信息的高速度、大空間流動，在一國內部社會結構復雜性、異質性、多元性上升的同時，國際交往、國際合作的范圍也日益超越單一國家的治理能力，需要在更大空間、更大范圍上實現協作。然而，從目標來看，以跨國協作來應對此種不平等的努力盡管已經取得一些積極面向，如全球統一企業稅問題（2021年6月，G7會議達成一致，力圖為跨國企業在全球設定15%的最低企業稅率；2021年10月，該協議在G20領導人會議中獲得通過），但對危機的不同理解以及具體國家之間的利益、意識形態的差異，導致對危機的應對與國際權力競爭相互糾纏。其典型特征，是以美國政治精英集團為代表的西方精英群體，將中國的成長視為對國際秩序的挑戰。疫情危機爆發后，美國政界進一步將針對中國的貿易戰升級為輿論戰、技術戰、金融戰，力圖將國際政治經濟的再平衡進程塑造為“霸權爭奪”與“文明競爭”，嚴重扭曲人類社會對理想國際秩序的想象。
與此同時，技術變革對產業結構、勞動形式和就業結構也帶來深刻改變。 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互聯網技術為代表的信息技術開始大規模普及，在全球范圍內催生了新經濟業態（知識經濟、互聯網經濟）。21世紀最初十年的后期，新經濟業態和新技術巨頭的壟斷性特征也開始日益顯現。各國內部普遍存在的對新技術巨頭的不滿情緒不斷增長，民意通過各種形式，如輿論、抗議運動、選舉過程的傾向，要求政府加強對跨國資本和新技術巨頭濫用壟斷地位、威脅民眾信息安全、逃避社會責任的約束。2020年12月，歐盟委員會推出針對大型數字技術企業的《數字市場法案》和《數字服務法案》，力圖加強對數字巨頭的監管。2021年6月，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推出以《平臺競爭與機會法案》《通過啟用服務交換增強兼容性和競爭性法案》為代表的一系列針對大型平臺企業 （covered platform） 的監管法案。2020年以來，中國政府展開了針對大型互聯網平臺企業加強監管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新技術巨頭不僅帶來了壟斷，其所主導的更新一輪技術浪潮（又被稱為第四次工業革命或智能化浪潮）對生產方式和社會結構的深刻沖擊，還可能導致人類社會的再次“大分流”。無論是“再工業化”策略，還是大力鼓勵科技創新的政府投資行為，如果沒有意識到正在醞釀中的新一輪技術革命可能對產業結構、勞動結構的顛覆性影響，無法在技術路線的拓展過程中代表勞動者的利益進行必要的博弈和干預，也就無力應對勞動者群體再度被邊緣化、社會撕裂反復發生的現實。
對于當下的中國而言，一方面，我們在內部區域差異、城鄉差異尚未完全解決的同時，已經與歐美國家一起同步面臨金融資本主義、技術變遷浪潮的最新挑戰。但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建設與改革開放積累的物質基礎、組織資源等，又為中國在此一輪全球危機中解決危機提供了基礎。在此種背景下。中國的共同富裕實踐可能需要積極應對以下一些獨特問題：
第一，如何處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的高速流動、無序擴張對經濟和社會結構的嚴重沖擊問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調堅持市場的主體作用，也必然面對資本跨區域、跨行業與全球性的高速流動問題，國家的政策目標、社會公共利益與資本自由流動之間存在著張力。公共政策預期推動金融資本進入實體行業，進而推動技術進步，然而金融資本卻傾向于與各種形式的壟斷經濟主體結合，包括傳統產業和新技術巨頭。如何防止資本的無序擴張，促進資本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相向而行，成為當前中國必須面對的現實挑戰。
第二，如何在推進技術變革和社會均衡發展之間保持平衡。 目前，中國已經處于新一輪技術革命浪潮的引領性區域：大規模5G投資全面拓展，人工智能產業、大數據產業、新能源新材料產業加速發生，數字技術與傳統制造業的結合正在迅速推進，新一輪變革的某些可能和技術路線選擇正處于關鍵性節點。因此，中國當下的“共同富裕”實踐，也必須對新技術條件下的社會重建問題有所預判和準備，需要探索有效推動原始創新與促進創新勞動力的有效轉移兩方面的平衡等問題。如果能在上述問題上有所突破，中國的“共同富裕”實踐探索或許能為全人類的發展做出重要貢獻。
(注： 本文寫作過程中受到賈開教授啟發，在此表示感謝)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6期，原題為《共同富裕：面對全球貧富懸殊的世紀難題》。 文章僅代表 作者本人觀點，歡迎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