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可 |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導讀】美國大選日益臨近，由于大選可能對未來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產生影響，輿論對其結果予以高度關注。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大選是美國政治的重要環節，卻并非全部；美國政治和社會中另一股涌動的潛流——各種大型基金會，事實上對美國政治運作起到了隱秘而巨大的作用。

本文深入分析了美國“科學公益”及大型基金會的歷史淵源、演變過程及其在政治、社會中的功能。不同于中國本土基于民間信仰的慈善形式，美國科學公益的出現與工業化、城市化、理性化進程重疊，崇尚客觀，強調高度的組織效力。尤為重要的是，美國的國家構建時間短，政府功能在多個領域匱乏，科學公益恰恰在其國家構建的關鍵時期介入其中，成為其社會的有效組成部分。

而隱于科學公益背后的大基金會，長期以來是一種以精英社會力量“替代國家”的形式，或者說是一種“準國家”形式，成為與美國權勢集團的政治風格相一致的、重要的權力容器和政治交往場所，在美國政局中具有抑制政治極化和意識形態化的效應。

本文為敦和基金會委托修遠基金會的“中國公益實踐與理論的本土化轉型”項目的階段性成果，特此致謝。文章原發表于《文化縱橫》2020年10月刊，此為全文版，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讀者參考。

作為20世紀美國歷史樞紐的科學公益和大型公益基金會

慈善或者公益可以寬泛界定為：用于公共和利他目標的私人贈與。樂善好施、扶危救困、崇公尚義、以私濟公，作為社會行為和道德倡導，可能存在于所有的文明傳統和歷史時代當中。現代世界，內涵超越了“慈善”的公益行動和公益組織更是隨處可見，在許多國家是“公共領域”的重要因素、公共生活的活躍成員。

但是，有巨大規模和高度組織效力，呈現為“科學公益”（scientific philanthropy）的現代公益形態只在美國獲得最為充分的發育，其在美國所具有的功能、影響和戰略性地位，為包括西方各國在內的任何其他國家所遠遠不及。而現代美國公益并非一個可以和美國社會歷史環境割裂開來加以觀察的東西，而是連帶、匯合了現代美國歷史的諸多重大潮流和事態。現代美國公益呈現和張揚了美國資本主義、美國公民社會、美國精英生態的關鍵特性，它是現代美國歷史的樞紐性事物，是“美國世紀”的重要篇章。[1]

▍科學公益與鍍金時代、進步主義：高遠陳義和歷史自覺

在日益復雜，并內在地具有疏離和原子化趨勢的現代工業化、城市化社會中，如何界定和達成公共目標，如何構想和組織“公共領域”，又如何維系和更新公共生活？在私人財富急劇膨脹、經濟鴻溝擴大、金錢力量對社會的滲透和干預日益深廣的野蠻資本主義社會，新生的財富如何達成社會效用和影響，財富的持有者如何再造自身，如何重建與社會的關系？

內戰后的美國是由失序、沖突和危機所界定的“鍍金時代”,但也是一個淵博的文學家兼歷史學家瓊斯（Howard Mumford Jones）所說的 “能量的時代”——有機器、工業和城市的能量，也有糾正、改革、創造和升進的能量。[2] 對鍍金時代的巨變和危機，美國乃以寬泛意義上的“進步主義”做出長期回應，而科學公益是其中一大戲碼。科學公益匯聚了諸多歷史資源和當代社會能量，是嬗變中的美國精英對上述兩方面的時代議題做出的富有創造性和長遠意義的回應。

科學公益的源頭并不在美國。它在18世紀以來歐洲的民族國家構建和社會改良運動中有歷史典范和觀念構造。[3] 但在鍍金時代的美國，“科學公益”才獲具最為明確的形態、最為豐富的內涵和和最為顯要的地位。

美國科學公益也許可以被認為有一個起源人物，就是出生于新英格蘭清教徒家庭的巴爾的摩金融家喬治·皮博迪（George Peabody，1795-1869年）。他在1850年代就開始捐助各種公益事業，還直接激勵約翰斯·霍普金斯創建美國第一所研究型大學，而其于1867年建立“皮博迪教育基金”（Peabody Education Fund）不僅是美國科學公益理念的先驅，也被認為后世大型公益基金會的原型。[4]

George Peabody, 美國科學公益的先驅人物(圖片為作者提供)

1873至1878年美國發生經濟蕭條，公私機構在救濟中暴露出的低效和腐敗問題引發廣泛批評，“科學公益”作為一種帶有抗議性質的運動而發生，也成為社會改良運動中越來越重要的組成部分。 [5]內戰后工業化高潮中大企業財富問世，很快進入各種慈善和公益領域，尤其大舉捐贈興辦高等教育，約翰斯·霍普金斯、芝加哥、克拉克、斯坦福等一批私立研究型大學就是科學公益最初的顯要歷史業績。進入20世紀后，賽奇、洛克菲勒、卡內基和福特等大型公益基金會和基金會綜合體先后建立，科學公益更獲得強大堅實的組織體系，其中也出現了蓋茨（Frederick T. Gates）等一批科學公益的卓越管理人、闡釋者和社會典范。

美國科學公益運動自始即有一種清晰的歷史自覺和加以明確表達的內涵。其闡釋者和實踐者當時的說法有“社會療救的科學”（the science of social therapeutics）、“捐贈的科學”（a science of giving）、“科學慈善”（scientific charities）、“公益科學”（science of philanthropy），等。[6] 他們知道自己正在做的是歷史創舉。

對處于貧弱苦難中的不幸成員予以周濟和照顧，對不時發生的災荒和病疫施以捐賑和援救，此類行善的理念和實踐在歷史上一向都有。而傳統的賑濟和慈善，往往由宗教情感驅動并由宗教組織操辦。科學公益的早期倡導者一再表達對傳統的“施舍”（almsgiving）的鄙棄，斥之為“偽善”，認為舊式慈善是對人類苦難的有限的、短暫的，而且經常是無效的修補和緩解，從來不能從根本上清除社會疾病，尤其不能對付復雜的現代社會的困局和危機。“慈善（charity）針對不幸者，公益著眼于全人類。”[7] 科學公益越來越明確地和“基督教慈善”（Christian charity）拉開距離，要從“根源上”矯治社會的疾病，不再停留于短期和表面的社會問題，而且要通過積極作為、理智規劃和長期議程為良好社會奠定長期基礎和條件。

19世紀以來的英美世界，“科學”一詞的語用含義逐漸變化，由原先統稱各專門知識門類的較為一般性的概念，轉向一種收窄了的含義，即經驗性、可驗證、“純粹”和高等的客觀知識品類。同時對科學的內在價值和社會意義的估價都大幅度提升。到19世紀晚期，科學觀念已經粘連上一組新的理念和信念：社會事實能夠而且應該成為客觀、精確和確定的知識的對象；社會改進必須以關于社會的科學知識為基礎；科學知識能夠用以對社會疾病做出病理診斷和療救；科學的社會知識可以通過專業化方式和職業化組織加以構建、增進和獲得權威性；美國民主須經由科學加以充實和更新。

在社會知識和社會思想的這種“科學化”——也是專業化“社會科學”的構造——過程中，美國智識精英對現代社會的復雜性和相互依賴特征的認知得以強化，對社會失序和危機的憂慮和警醒被加強和放大，社會病理學（以及對社會病態和常態的區分）成為慣常的認知方式。所有這些都導向對社會改良的長期方案的展望和尋求。具有時代特性的科學觀念重塑了美國的公共文化和治理思想，也影響著對“好社會”的構想和社會疾病的判知，美國現代公益的抱負、想象力和議程大有根基緣由于此。 [8]“科學公益”崇奉智識、理性和科學，著眼“根源”、長遠和綜合方案，其旨向抱負很有中國人所說“為萬世開太平”的意味。

與此相關，科學公益還具有一項題中之意，就是直接支持正在興起中的自然和社會科學研究。科學公益助成對學術和高等教育在美國歷史上空前的巨量的投入。在一向懷疑高深學問、理論知識的價值，具有深刻“反智主義”傳統的美國社會，各知識門類，從很難以“效用”向公眾說明其存在理由的“純粹科學”，到受美國孤立主義和文化偏狹性抑制的對外部世界的研究（“地區和國際研究”），皆乃因科學公益而獲得穩定和逐步擴充的社會供養。[9]

工業化財富和大型企業組織創建和支撐大型基金會，科學公益由此得具強大而持久的經濟和組織基礎。科學公益理念包含對效率、組織和規劃的強調和崇尚，推重和倡導 “管理的科學”、“組織的科學”。這反映了美國工業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特性，或者說反映了美國商業階級的組織偏好。“科學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運動和“經營管理革命”（managerial revolution）伴隨大企業繁盛成長而來，其成果和影響擴散滲透到科學公益當中。科學公益的財富基礎和發動者是商業階層，是老約翰·洛克菲勒和安德魯·卡內基那樣的經營和組織天才；而當商業階級通過科學公益和大型基金會將美國公益事業的主導權從教派組織轉移到自己手中時，他們將這一曾經富于宗教和道德情感的事業轉換為一種“商業計劃”（business scheme）——讓它像商業一樣務實、高效（to make it businesslike），由此美國大企業的效率偏好、管理主義和組織效能也作為科學公益的要素而被大舉帶入。 [10]

位于紐約州哈德遜河邊洛克菲勒檔案中心（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曾是洛克菲勒家族私人地產，現為美國大公益基金會檔案主要藏地之一(圖片為作者提供)

現代美國公益名目繁雜、品類眾多，其中既有大批目標狹窄且規模較小的組織，也有承擔社區性、地方性功能的公益機構類型。但以大型基金會為基干的科學公益占據最重要的分量，也經常被粗略地視為現代美國公益的同義語。巨量的資金，商業界的經營管理技術，大型官僚機構的組織、規劃和執行能力，廣泛的人脈聯系和社會網絡，多樣化的附屬和延伸性組織設施，使得大基金會成為現代美國社會的新的權力和資源的匯聚之所和輻射中心。從不同側重出發，以大型基金會為代表的現代美國公益也時常被稱為 “全目標公益”或者“多目標公益”、“戰略性公益”、“共享價值公益”、“企業型公益”、“公司公益”、“私立公益”、“理性公益”等。 [11]但說起美國現代公益，最常見也最富有歷史信息的還是“科學公益”。

▍歷史淵源與美國特性

開辟對美國公益的學術研究的大史學家科爾蒂（Merle Curti）斷言，現代美國公益既有所根源于“猶太—基督教”傳統以及英國普通法和成文法傳統，也是美國的獨特創造力和“國家風格”（national character）的體現。[12]

科學公益，固然多根源于19時期晚期和20世紀初美國的時代能量，但離開深廣的西方文明脈絡和更久遠的美國歷史情境則也無從深切理解。對Philanthropy一詞的細致語源學、語用學考察顯示，作為詞源的古希臘文philanthropia含義為“對人類的普遍之愛”，而這個義項與其中內涵的普遍主義、世界主義和道德理想主義，不僅使美國現代公益具有超越地方性的全國視野，而且直接連帶大型公益基金會自始具有的國際主義特性。19世紀以后，這個詞逐漸新增了今日所理解的與捐贈行為相關的“公益”含義，但這個含義與其古典含義相互之間關聯密切，正標志著公益本身的西方文明源流。而美國大公益組織對其事業的構想和陳義，乃直接訴諸其古典含義。 [13]

美國大企業財富出現不久即開啟大型公益事業，這絕非偶然，因為私人財富和公共福祉之間的關系已有穩固歷史典范和社會組織傳統。盡管現代科學公益經歷了和宗教的脫離，但其精神和文化的根源和動力至少部分地存在于美國宗教生活當中。

美國社會的原初宗教特性，以及與這種宗教特性密切相關的發達的共同體生活和結社傾向，均與其強勁的慈善公益傳統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正相關關系，直可溯及美國文明最初。約翰·溫斯洛普（John Winthrop）、科頓·馬瑟（Cotton Mather）、威廉·佩恩（William Penn）、帕斯托雷烏斯（Francis Daniel Pastorius）、亨利·懷特菲爾德（Henry Whitfield），乃至于本杰明·富蘭克林，這些宗教領袖、殖民地精英和美國歷史文明的代表人物，也都留下關于捐贈和公益的業績和勸導，成為美國捐贈文化和慈善傳統的符號。比如溫斯洛普的著名禱辭《基督教慈善的典范》（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1630年），即可視為美國慈善文化的起源文本；而富蘭克林參與創建“同道俱樂部”（Junto Club）和美國哲學會（America Philosophical Society），更構造和呈現了志愿主義、精英結社和高等智識生活之間的密切關系。清教徒和貴格派自來都有一種觀念，即基督教徒中的富有者是群體中的“受托人”（Christian stewardship），而這種觀念在傳承中經由富蘭克林等人的解說和揄揚，直抵安德魯·卡內基一代。[14] 進入19世紀以后，國內外傳教活動、廢奴主義運動，乃至于其他各類社會政治運動，往往都有捐贈和志愿行為的支撐和配合。總之，早在現代公益出現之前，捐贈和公益實際上已在北美社會生活中占據重要地位，而這點今日往往為人所低估。

實際上，內戰前美國的慈善和公益不僅已形成歷史文化符號和傳統資源，而且有重大的實際社會功能，同時也創制出一些歷史性制度。

自殖民地時期以來，孤兒院、濟貧所、醫院、圖書館、學校等各種公共設施經常以私人捐贈而設立，又常以董事會為其治理和運行的基礎，其中有些采用公私合辦方式，在清教的新英格蘭和貴格派的賓夕法尼亞等地尤其多見。人們經常忘記的是，從殖民地時期到19世紀研究型大學興起之前的美國“學院”，包括后來的常春藤名校和其他學府，實際上都是教派組織和地方共同體的公益行為的產物。 [15]這就是為什么哈佛大學校長艾利奧特（Charles Eliot）在其1869年就職演說中稱：“哈佛的建立就是公共精神的一種豪壯行動。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正是因為教區及教區內私人捐贈者的公共精神，哈佛學院才始終有寬廣的生存空間。” [16]不僅高等教育，在政府很少甚至完全不供養學術、藝術和高等文化的情況下，美國的智識生活實際上維系于私人捐贈。而這種情況在迄至19世紀教育、文化最發達，有“美國雅典”之譽的波士頓以及新英格蘭地區最為突出。

在19世紀初以來約百年間，美國老式“貴族”——即所謂“波士頓婆羅門”（Boston Brahmin）——呈現了經濟力量、社會資本、智性文化、結社傾向和公益志愿的匯合。除了一如既往供養哈佛等高校之外，這些名門望族還大舉持續資助和興辦各種文化學術社團、圖書館、博物館、醫院等。這些組織往往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適應能力，比如，波士頓學社（Boston Athen?um）、美國統計學會、美國東方學會、《大西洋月刊》、洛沃爾學社（Lowell Institute）、波士頓公館圖書館、波士頓美術館、麻省總醫院等，至今猶在。[17]

美國從來就是一個為外部聯系所塑造的國家，國際性特別是“跨大西洋性”（Atlantic Crossings）即來自歐洲的交往和影響不啻是一種美國歷史特質。[18] 現代美國公益的形成和演進中當然也不乏歐洲因素，其中尤以英國的影響為甚。曾經是美國最重要全國性科學文化設施，今日也占有顯要地位的史密森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其來源就是1840年代一位英國人詹姆斯·史密森（James Smithson）所捐贈的50.8萬美元。在美國政府缺乏興辦科學文化事業的法定權力的情況下，這筆巨款最終以政府信托的私人機構的形式辦成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館兼研究和教育的綜合體。這一事件對美國人產生巨大激勵和典范作用，自不待言。

史密森學會的第一所建筑物，被稱為“城堡”Castle，建成于1855年(圖片為作者提供)

科學公益在19世紀后半葉的創生，實際上也有一個跨大西洋交往的情境。在1869年建立的倫敦慈善組織協會（London 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在美國東北部被廣泛仿效，其中尤以紐約慈善組織協會（New York 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最為著名，成為“科學公益”的策源地和早期平臺。這個組織又附設一個“公益學校”（The School of Philanthropy），是美國最早的專業社會工作培訓機構。[19]大約1880年代以后，英美之間的“英美社會運動傳統”（Anglo-American Tradition of Social Movements）作用更加明顯，連帶、配合了美國的科學公益運動。當時英國興起“科學社會調查”（scientific social survey）以應對勞工、貧困、城市等社會問題，在美國被仿效推廣，形成規模和影響更大的美國社會調查運動。英國查爾斯·布斯（Charles James Booth）的著名調查工作成為美國“匹茲堡調查”的范本，而1884年倫敦“湯因比會館”（Toynbee Hall）開創的社區中心則是芝加哥“霍爾會館”（Hall House）的原版。進入20世紀后，當賽奇等美國大型公益基金會建立起來時，英美之間連成一氣的社會調查運動和改革運動已經造就出一種智識和文化氛圍，在社會調查、社會科學、社會改革、“社會工程”和科學公益之間建立關聯，也為科學公益的興趣和作為提供引導和儲備。[20]

當托克維爾早在1830年代來到美國時就已經發現，雖然美國并不比他的祖國更少人性的自私，但美國人的確有一種“開明的自利”，更傾向于互助和贈與。托克維爾來訪半個世紀后，當科學公益正在美國興起之時，繼他之后最偉大的美國的外國觀察家詹姆斯·布萊斯斷定：“在積極行善的工作方面，沒有一個國家能夠與美國相提并論。不僅就用于各種公益目標的資金在全部財富中的份額而言，美國高于任何歐洲國家，而且對于一位歐洲來訪者而言，他們在美國看到的投入于公益的個人興趣和努力也是他們從來沒有見到過的。” [21]20世紀末的社會科學家發現，公益和志愿行為的水平，在美國是其他國家平均水平的兩倍。 [22]

像科爾蒂那樣把公益看成是一種美國的“國家特性”，言之有理。而公益發達與否，簡單說取決于兩個方面：第一要看社會捐贈的意愿有多強，捐贈的規模有多大；第二要看對捐贈出來的錢如何運用，以及對運用捐贈的事業如何予以社會性地組織。布萊斯斷定美國公益的發達根源于宗教沖動，點到第一個問題。而對于第二個問題，大概首先還得在托克維爾路徑下去理解和解釋。公益的發達幾可視為美國“民情”之一端，而這與托克維爾觀察到的美國“民情”的其他方面——如平等主義、個人主義、結社偏好、志愿主義——之間互為條件、相生相成。從美國內部各地看，則新教的新英格蘭和貴格派的賓州有比其他地區更為平等的社會環境和更強勁的基層社會組織偏好，同時也有更發達的公益活動，也正佐證這種相關性。 [23]托克維爾說：“美國人做再小的事也要建立社團”，而且在美國“社團的學問是學問之宗（mother of science），其余一切進展都取決于這門學問的進展。” [24]科學公益根本上是一種在大規模、高效率的組織基礎上開展的公益，美國的公民文化是它的環境，也給它提供基本動力。

▍匯通和再造精英，補充和構建國家

科學公益和大基金會與美國歷史諸多事態趨勢相聯系，尤其在19世紀晚期以來經濟、社會和智識生活中有多方面的根源，其產生壯大看似頗有勢所必出、順理成章之處。在20世紀美國歷史發展的圖景中，公益部門尤其是大基金會經常處于樞紐、策源地和制高點的位置，而不只是美國社會的一個功能性方面或者補充性、支持性分支。它是重要而活躍的社會歷史力量，也是精英生態和權力秩序中的關鍵環節和場所。

19世紀初以來，美國社會原有的等級秩序和權威體系處于松弛和衰落的長期趨勢中，越來越呈現戈登·伍德所說的“截頭去尾的社會”（truncated society）[25]的格局，不斷趨向更大程度的平等、開放、碎裂和多樣化，此中精英階級的構成、性狀和生態也在發生持續變化。

鍍金時代更是美國精英代際更迭和急劇轉型的時代，其中的三個部分分別呈現如下顯著情形。

第一，東北部名門望族和南方土地貴族那樣的老式精英——亞當斯和杰斐遜眼中的“自然貴族”（natural aristocracy）——已長期趨于衰落和碎裂，其作為致密社會群體而存在的條件不再能夠維系。他們雖對新社會趨勢和力量有所疏離和退避，卻也能大體順應和適應專業化和職業主義趨勢。而且他們的文化典范和社會血脈還在延續、擴散。

第二，19世紀晚期工業化當中崛起的財富新貴勢不可擋，一方面侵蝕、排擠和取代老派精英的經濟地位和權勢，另一方面也在追尋、仿效和接續老派精英的文化資本和社會權威，并在某種程度上、在某些地方（尤其是沿海都市）趨向于和老精英階級的融匯。

第三，在美國社會“職業/行業”分化態勢稀釋和拆解 “階級”分層格局的情形之下，與工業化、城市化和“理性化”相關的新興中產階級職業精英的數量和影響力持續增長，其中如沿海都市律師、經理人、新聞人和新的學術職業從業者等以專業知識以及組織、行動和言論能力建立了自己的社會權威，從中產生了一批積極介入公共生活的行動派和改革者。

科學公益和大型基金會的社會意義，不僅在于巨量私人財富和公共目標之間富有活力的結合，而且還在于作為社會物種的美國精英的更新和再生。作為現代公益之財政基礎的新財富階級在幾代人之間就經歷了迅速的而富有歷史內涵的嬗變。老約翰·洛克菲勒和安德魯·卡內基們最初是作為“強盜大亨”（robber baron）站到歷史舞臺的聚光燈下。他們不僅被“老錢”所鄙薄和疏遠，更被很多人認定是社會疾病和社會沖突的根源。他們是進步主義運動中“耙糞”新聞的目標和反托拉斯訴訟的對頭，是勞工福利和經濟社會公正的敵人。

1890年代，當卡內基最先在賓州提出其后來擴展到整個北美大陸的著名圖書館計劃，即給每個城鎮捐建一所公共圖書館時，不少城鎮拒絕了他的提議，因為工會和教會里滿是對他的 “臟錢”（tainted money）的憎惡，對其動機也不乏深深疑慮。 [26]1910年以后，已致力于公益事業多年的洛克菲勒欲以1億美元新設一個以“增進全人類福祉”為宗旨的基金會，為此爭取從聯邦國會獲得特許狀以取得全國性地位和聲望，卻招致包括工會和各種政治勢力的激烈反對，其中既包括進步黨領袖西奧多·羅斯福，也包括親商界保守派政治家塔夫脫（William Howard Taft）。老羅斯福當時說：“無論從這些錢里拿出多少用于慈善，都不能洗刷其來路的不義。”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最終也沒有獲頒國會許狀，而是在1913年從紐約州議會獲得特許才得以建立。[27] 由此可見美國社會對新財閥和大基金會的廣泛敵意。

大基金會和科學公益成為新財富階級重塑自身、重建與外部社會關系的手段，而且也是社會變動中的精英群體啟動新的社會整合和文化匯通的場所。正是通過公益事業，新財富階級有效地接續東北部“老錢”的“共和美德”（republican virtues）以及全國性視野和抱負，也承領了其智性文化趣味和所謂“文雅傳統”（genteel tradition）。由此他們極快地超越原有的狹隘金錢屬性，向著 “普遍的”階級的方向拓展和提升自身。這種情況明顯可見于洛克菲勒家族二代的約翰·D.洛克菲勒二世，三代的約翰·D.洛克菲勒三世、納爾遜·洛克菲勒和戴維·洛克菲勒，他們的生平事業顯示出越來越接近理想型“老錢”的格調和氣象的趨勢。[28]

左起：John D. Rockefeller, Jr.和洛克菲勒家族第三代五兄弟：戴維，納爾遜，溫斯洛普，勞倫斯，約翰(圖片為作者提供)

而對于新的成員眾多的中產階級職業群體，從草根崛起的新財富階層在文化上與其沒有必然的隔閡，專業主義、職業規范、效率、組織、體系化等價值和偏好為兩方所共享，他們和新生職業階級中的精英成員的接近和結合更為自然和順暢。新興中產階級職業精英被富豪們的大基金會招募，擔負其管理和戰略規劃任務，正如富豪們的企業也由一個強有力的職業化經營管理階層運作。而操持基金會運作或者發動基金會項目的人當中，不乏廣義的“進步主義者”，比如為賽奇基金會確立工作方向的德弗雷斯特（Robert Deforest）,洛克菲勒的長期領導人福斯迪克（Raymond Fosdick），洛克菲勒社會科學項目的主管魯默爾（Beardsley Ruml）均在此列。 [29]洛克菲勒和卡內基曾經是一部分“進步主義者”眼中的敵人。具有歷史悖論意味的是，當大基金會招募任用進步主義者，通過知識、科學、專業技術和組織效能引領社會改善和社會進步時，新財富階級也就匯入進步主義——以及后來的美國“自由主義”——的歷史潮流中。

對于鍍金時代社會和政治的分裂和極化趨勢，以及專業化和職業主義內在的區隔效應，作為一種強勁的社會組織的基金會實際上是一種樞紐性的抗衡和補充機制，在精英層面上匯通和整合財富、知識、文化和權力。或者說，大基金會是一張以巨量財富編織出來的新的巨大網絡，覆蓋和連接美國社會原有的和新生的一些領域和節點。

這可以從基金會所牽連到的人和人群得到直接說明，其中包括基金會的總裁、董事會成員、顧問和項目承擔者。比如，大基金會早期經歷中美國大學校長的存在就是一件富有意味的事。內戰后“高等教育革命”造就了一組“偉大的美國大學”，也產生了一群氣度恢弘、聲望卓著，影響遠不限于學術和高等教育的大學校長。而在美國的這些頂級社會賢達中，從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創建校長吉爾曼（Daniel Gilman）參與構造科學公益理念、為諸多公益事業提供顧問開始, [30]不少人與大基金會結成密切關系，如哥倫比亞的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哈佛的埃利奧特和洛沃爾（Lawrence Lowell）、芝加哥大學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耶魯的安吉爾（James Angell）、麻省理工學院的普雷切特（Henry Pritchett）；而其中巴特勒、安杰爾和普雷切特等都有在基金會首腦和大學校長之間轉換任職的經歷。

另外一個有特別意義的群類是溝通基金會和學術界的社會科學家。20世紀初，美國社會甚至學術領域都對社會科學的價值頗有疑慮和輕視，而對社會科學最初的堅定支持者就是自賽奇開始的大基金會。許多社會科學領袖人物，特別是其中致力于將社會科學運用于公共政策的人，如凱洛格（Paul Kellog）、塞里格曼（E. R.A. Seligman）、魯默爾、梅里亞姆（Charles Merriam）、米切爾（Wesley Mitchell）等人，均與基金會有密切關系。他們把基金會的財源引向社會科學，也用社會科學塑造基金會的工作目標和風格。一些重要的社會科學機構，如梅里亞姆創建的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SSRC）和米切爾創建的國民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也都仰仗基金會供養得以建立和存在。SSRC與基金會之間配合協作極密切，甚至可以被視為基金會（尤其是洛克菲勒）的一個延伸組織。[31]

大型基金會是智性和“科學”被灌注到新的精英體系中的一個主要孔道，而且也是美國式“賢良統治”（meritocracy）的一大主要孵化器。美國聯邦行政體制長期虛弱，缺乏有力的文官制度傳統；而政黨體系具有內在的黨派性、民粹主義和政治極端主義傾向，長期以來也不是行政官員/政策精英再生產的充足的場所（至少從聯邦黨解體之后）。“國家缺位”（statelessness）之下，“治國技能”（statecraft）也短少。

20世紀以后，滿足國家政策事務不斷增長的需要、提供國家長期擴張所需的人力資源的一個特別具有美國特性的途徑，就是在政府和社會（最初主要是商界）交界地帶成長起來的所謂“權勢集團”或者“東部權勢集團”（Establishment, Eastern Establishment）。這一頗為致密、明晰的群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逐漸生成，并經過擴張和代際傳承在世紀中期達到巔峰，充當美國急速擴張的“官僚行政國家”和“國家安全國家”的中堅力量。特別是在國際面向上，這一集團以其堅定的國際主義信念和充沛的國際經驗，二戰后幾可等同于外交和國防政策精英群體。 [32]

權勢集團的存在、集結、遴選和代際延續方式復雜而隱晦，但明顯可見的是，大基金會是其在政府組織之外最重要而持久的活動和組織空間。實際上，權勢集團從一開始就和大基金會相連相合。比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和紐約卡內基基金會（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創建和初期運行中，始終有卡內基本人的密友和顧問、美國權勢集團的始祖和旗號人物魯特（Elihu Root）建議和參與，后者幫助制訂了基金會的政策框架和政策方向，并親自選定了不少基金會高層人員。[33] 二戰以后，權勢集團中的頭面人物如洛維特（Robert Lovett）、麥克羅伊（John McCloy）、臘斯克（Dean Rusk）、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邦迪（McGeorge Bundy）等，也都曾在大基金會和政府職位之間的旋轉門進出。在大基金會支持下還有一些智庫機構，如對外關系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和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也是權勢集團成員的集結匯通之所。

科學公益和大基金會在美國歷史上的特出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種補償性機理：對美國政府功能在很多領域中的匱乏和缺席的一種彌補。[34] 工業化-城市化運動導致公共事務的復雜性和數量激增，而美國政治文化傳統阻礙以政府擴張以對此做出反應，科學公益的巨大歷史空間乃因此而存在。大公益基金會具有巨大的財力，也有美國少見且不斷增長的創議規劃和組織執行能力。大基金會在盛行教派主義、地方主義和州權的美國倡導全國性眼界和和議程，像政府官僚機構那樣工作和發揮作用，其范圍延伸到美國的教育、科學、藝術、公共衛生、社會福利和反貧困等聯邦政府存在薄弱、任事不足的各個地方。在國際主義和普世人道主義觀念下，其諸多項目還延伸到美國以外的世界各地。

由此，大基金會的項目業務經常具有大型公共政策項目甚或國務活動的內容或者特性，其組織經常具有大型官僚機構的形制和風貌，而其領導人的經驗和能力也經常類同于高層政策職位所需要和要求的那些東西。就此而言，大基金會長期以來是一種以精英社會力量“替代國家”（state-substitution）的形式，或者說是一種“準國家”（para-state）。

基金會不僅在長期國家缺位的狀況下替代國家，而且實際上它也是美國歷史長期運動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制度化的、溫和路線上的“國家構建者”（state-builder）。

作為國家構建者的大基金會有兩重政治屬性。一方面，科學公益和大基金會在理念上偏好管理主義、計劃理性、技術治理（technocracy），從而契合和匯入了作為20世紀美國政治主潮的、以國家擴張為鵠的的進步主義—新政自由主義，在新政、二戰和冷戰當中的國家擴張中提供多種實際的支持和輔助；[35]另一方面，大基金會原則上遵守政治中立、非黨派化（雖然作為世紀中期基金會之商界背景的反映，其上層成員大多數還是溫和共和黨人），提倡和實踐合作主義（associationalism），而這不僅是其在美國社會條件和政治文化環境中合理生存策略，而且也使得基金會成為易于達成政治包容性、認識論審慎和協商理性的精英政治場域。

和權勢集團總體上的政治風格相一致，大基金會也具有溫和、審慎、節制的政治風格，而這使得它作為一個重要的權力容器和政治交往場所在美國政治全局中具有抗拒和抑制政治極化和意識形態化的效應。1947年，在一部試圖按民主黨自由主義為美國政治標定基準、設列議程的有廣泛持久影響的書中，小亞瑟·史萊辛格提出 “生命力中心”（vital center）論說。[36]現在可以認為，在智識和政治上既能容納和發動變革、又能避免極端主義，進而求取美國式中間路線的“生命力中心”理念不僅出自作者的愿景，而且也的確反映20世紀中期美國權力精英的某些性狀特征。抑或說，權勢集團和大基金會都是這樣的“生命力中心”的關鍵基礎。

本文刪節版原發表于《文化縱橫》2020年10月刊，原題為《美國國家構建過程中的科學公益》，此為文章完整版。圖片為作者提供。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