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建國、李隆 | 特約撰稿人
【導讀】近期，在以“雙減政策”為代表的新一輪教育改革背景下，有關英語教育必要性及其重要性的討論再起，網絡上也開始流傳“把英語踢出高考”的觀點。本文分析了國際化趨勢與中國英語教育變革的基本歷史邏輯，以及其背后的意識形態之辯。作者認為，目前還沒有任何可能拒絕學習英語，但英語學習，必須與我們國家本身的社會發展、學術生態與政治文化相適應。作者分析，中國的英語教育肇端于18世紀，自19世紀末期開始，以教會學院為代表的學院英語教育獲得長足發展，一些中產家庭開始接受系統的西式教育。1952年的院系調整中斷了這一進程，改革開放以后，英語教育獲得制度性認可，年輕人成為英語學習浪潮的主力軍。當前，中國高校正走向新加坡、瑞典等國道路，即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領域，英語發表居于國際化浪潮的核心地位，但人文學科往往具有鮮明的本土文化特性，如果“一刀切”地要求人文學科也以英文發表為標準，顯然不可取。作者認為，英語教育的傳播與18世紀以來殖民話語、文化霸權與商業壟斷的浪潮息息相關。近年來，英語學習在新自由主義與消費主義裹挾下，市場化問題突出，無形中加劇了社會不平等，這一過程又深刻嵌入到全球資本主義不平等的再生產進程中。基于此，英語學習及其制度供給，更需要結合政治與經濟發展環境進行調整。
本文節選自《文化縱橫》，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國際化進程中的中國英語教育
在中國日益融入全球經濟的今天，中文的國際影響力和學習人數與日俱增。同時，由于語言環境的國際化，中國人學習英語的人數和能力都在發生顯著變化，并進一步帶動了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促成這一關鍵性變化的，一是中國人日益頻繁的國際交流，二是英語教育和研究的發展，包括在小學普及英語語言課程、在大學試驗全英文教育。本文基于英文文獻的相關研究，來展現國際化進程里的中國英語教育所經歷的變化，其中既有教育體系本身的改革，亦有引入不同教學模式的實踐。在這背后，還有關于跨文化學習產生的身份認同問題，以及涉及英文本身的意識形態之辯。
▍國際化與中國英語變革
中國成規模的英語學習可追溯至18世紀，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產生了雜糅中國地方方言的“洋涇浜英語” (pidgin English)。正如新加坡學者Kingsley Bolton和Werner Botha的研究所揭示的，隨著19世紀末20世紀初，傳教士在中國開辦了13所教會學院 (college)，中國英語教育的面貌為之一變，這些教會學院很多都成為了今日中國著名大學的前身。
在20世紀20～30年代，中國中產之家普遍選擇讓孩子進入教會學院，接受西式教育，這進一步推動了教會大學的發展，其中最著名的是燕京大學。這些教會大學大多以英語授課，有著極為良好的社會聲譽。隨著抗戰和內戰的爆發，這些學校失去了原來穩定的教學環境，在政治漩渦之中，難以再現其對中國英語教育的影響。新中國成立后，院系調整和改革終結了教會大學，但是英語教育已經在中國扎根，即使是在鼓勵學習俄語的氛圍之中，學習英語仍然是諸多國人的第一選擇。
改革開放使英語教育重獲制度性的認可，英語日益成為最重要的外語。其實這亦是亞洲社會（包括新加坡、中國香港和韓國）在國際化浪潮中的普遍趨勢，尤其年輕人群體在國際教育獲取方面更加便利，他們的社會流動推動了整個地區英語學習和使用的浪潮。
事實上，即使是在大學內部，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英語學習亦廣受認可, 他們甚至強烈要求學校以英語開展教學。一項基于廣州中山大學的問卷調查顯示，72.5%的本科生和超過76%的研究生認為該校國際化的重要標志是英文授課，69.3%的本科生和61.6%的研究生認為在國際化浪潮之下，不應用中文作為主要語言授課。
在國際化浪潮之下，歐洲諸多大學已經歷了從本地語言到全英文授課的改革，如荷蘭和北歐高校，其在研究生階段已基本實現全英文授課，所有各層次的大學學生畢業論文以英文寫成者達87%，自然科學領域達94%，且研究工作的開展和考評亦以英文發表為主。在此大勢之下, 北歐各國 (丹麥、芬蘭、挪威和瑞典)的教育部長于2006年發表了一個共同行動綱要，要求大學使用雙語，即英語+本地語言。基于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4524名學生問卷調查的研究表明，這一要求在自然科學領域影響甚微, 主要原因是科技全球化時代, 不以英文發表的成果很難進入國際學術共同體的視野。社會科學領域，英語使用亦十分廣泛，而在人文領域，只有25%左右的研究和發表依靠英文。高校國際化的成果是，北歐本地科研人員和研究生的英語水平，除寫作之外幾乎接近母語者。
事實上，今天中國高校正在走上和新加坡、瑞典等國的道路。在自然科學領域，英文發表將居于核心的地位，社會科學亦會緊隨其后，但是人文領域是最難國際化的部分，它始終和自己的社會文化形態緊密相連，有著自身的特性。這是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進程中不得不面對的問題，英語迫使人文學科在一個完全陌生的情境和文化形態中表達自己，這個困難只有參與其中之人才有深切的體會：
一方面，自然要鼓勵人文學科國際化，加深不懂中文的人對中國的理解；另一方面，整個行政和考評恐怕不能一刀切，即使在瑞典那樣國際化的語境之下，人文學科仍有其巨大的獨特性。
▍身份和意識形態之辯
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固然推動各國的高等教育重回國際視野，并可與歐美主要高校競爭。但是英語作為一種特定的語言，其全球傳播的路徑和18世紀以來殖民擴張、商業壟斷和文化霸權息息相關。加之與當地社會文化的碰撞融合，使其成為一個重大的研究議題，其中至為關鍵的當屬身份認同和意識形態之辯。語言始終深嵌于其所處的政治和文化之中，與其所在社會的身份認同和意識形態緊密相連。而學習者所在國是否有被英語國家殖民的歷史。
英語學習雖然能給中國大學生帶來更好的工作機會和更高薪酬，但這并不必然意味會增強他們的身份認同。一項基于中國大學生訪談的研究顯示，中國英語學習者普遍認為英語有助于他們理解現代科技和社會的重要性，認識到融入全球化的必要性，但又驅使他們不斷調適本國文化和英語文化的關系。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之下，英語學習成了他們融合不同文化的重要媒介，但是對于如何批判性地理解英語作為全球性語言及其背后的意識形態，這些學習者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從歷史的視野出發，Sham Haider和Fan Fang通過對比巴基斯坦和中國，證明了殖民歷史、英語學習和意識形態的纏繞關系。巴基斯坦有著較長的英國殖民的歷史，而中國大陸則受此影響較小。在巴基斯坦，一部分人以學習英語為榮，并以此自視“現代”，因為殖民歷史，其英語普及和使用程度都較高；另一部分人則因殖民遺產，而拒絕學習英語。中國沒有這個歷史包袱，所以不受這一重歷史和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對英語反而表現出更高的接受程度，而且因為較好的英語提供了更多的機會，中國人學習英語的態度也更加實用。在全球化浪潮之下，沒有歷史包袱的中國在當下的語境中，也較易協調英語文化和本地文化的融合。
從比較的視野來看，亞洲國家大都把英語學習作為融入全球一體化的重要渠道。但是Amita Gupta基于中國、印度、新加坡、斯里蘭卡和馬爾代夫五國的比較研究揭示，亞洲人學習英語的浪潮，深深而不自覺地受到兩個意識形態浪潮的影響：新自由主義和消費主義。
在作者看來，新自由主義對亞洲教育系統影響最大，一方面是教育機構，尤其是英語教育，市場化的問題十分突出；另一方面是英語教育變成較為奢侈的商品，只有一定經濟基礎的家庭才能消費，進一步再生產了社會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關系又嵌入了全球資本主義不平等的再生產。這個比較研究的因果推論值得再考慮, 但是它又提醒我們需要重新理解教育的機會均等問題, 因為這是社會平等機制的核心。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們沒有任何可能拒絕英語學習。從歷史和比較的維度來看，英語學習必須要考慮到具體的社會情境、學術環境和政治生態，這一語言學習不是一個孤立的過程，而是時刻與我們所處的政治和經濟形態互動。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9年第2期域外欄目，原標題為《國際化進程中的中國英語教育》。限于篇幅，已省略注釋。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