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在拜登政府內閣成員中，重新“殺回”白宮的埃里克·蘭德（下稱蘭德），是一個與未來中美關系走向干系重大的人物。之所以干系重大，是因為科技領域已成為中美兩國矛盾的焦點之一，而蘭德作為白宮科技辦公室主任，在任內如何處理對華科技關系，無疑具有重要影響。因此，分析和評估蘭德本人的科研經歷及其對待科技發展的態度，尤為必要。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會長顏基義結合蘭德科研人生中的關鍵節點，對其作了融議于敘的解讀。作者指出，蘭德是一位對多學科交叉趨勢有著清醒認識的科學家，而且其本人情商突出、善講故事。從其過往觀點看，他主張科學家之間、科研實體之間應超越學科藩籬和地域限制，開展跨界融合和密切合作，共同突破科研難題。這些經歷會不會影響他對中美科技關系的判斷和決策，有待繼續觀察。
本文轉自“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原題為“重返白宮的總統科學顧問科蘭德：一個戀家的人”，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顏基義?| 中國科學院大學、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
如果有人問我：從2020-2021 的時間段里挑選三件事情，它們將載入人類歷史，那么會挑選哪三件事情呢？
我的回答是：一是新冠肺炎全球大肆虐，二是中國的逆行大成功，三是美國的換屆改選，結果是“特（朗普）”別“（拜）登”場（借用鳳凰衛視用詞）。這三件事的疊加效應，要說這不構成新的歷史轉折點也難。
關于第三件大事，結果是拜登上臺。在其新內閣中，有一個人很值得我們關注，他就是白宮科技辦公室主任。這個職能相當于我國的科技部部長，領導著世界最發達、最強大的科技群體。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當下關系，處于一種帶著對抗色彩的競爭狀態、不確定性極大，而且科技領域又是雙方最較勁的領域之一。在這樣的背景下，對這位新領導人，我們更要細加分析，認真對待。
他就是，Eric Lander（埃里克·蘭德）。
心理學中有一種“錨定效應”，是說一個人的過往路徑及其帶來的影響，會對他今后的決策行為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那么，蘭德先生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具有什么樣的學術經歷？他的為人品素，行為方式具有什么特點？凡此種種的這些問題，都非常值得我們進行一番探索和分析。
（埃里克·蘭德）
▍起步：一位酷愛數論的數學家
讓我們還是引用他自己的敘述來介紹他的這段經歷吧。那是一個隆重的慶祝晚宴，由頭是慶祝美國第一次全國數學節，地點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時間是2015年4月18日。參加的人員當然都是各方面的“頭面”人物，例如張奠宙寫的《陳省身傳》以及江才健寫的《楊振寧傳》這兩本書都提及的Jim Simons（賽蒙斯）就身列其中。這位股市奇才、數學家兼慈善家，在中國開創了乘坐私人飛機來參加學術會議的先河。與會的其他人員，其顯赫程度與賽蒙斯難分上下。
在這個隆重的慶會上，蘭德這樣敘述自己的數學經歷：
“先從數學說起吧。如你們所知，我是通過培養才成為了一名純粹的數學家的。先在普林斯頓大學讀本科，后來在牛津大學讀研究生。我在普林斯頓學了代數數論和拓撲學，并寫了博士論文。在牛津大學時寫了關于群表示理論和代數編碼理論的論文。在高中和大學里，數學最讓我興奮的是數論。我喜歡數論，在那樣的年齡（作者注：他在中學時就因為數學成績優異而榮獲美國西屋獎。），怎么能不喜歡數論呢？
高中時，我閱讀并喜愛G.H .哈代的《數論導論》。這本書達了數論的本質美，尤其是質數。哈代熱愛數論，正是因為它既美麗又完全無用。在他著名的散文《一個數學家的道歉》中，哈代把純數學比作繪畫和詩歌。”
數論，乃數字里的學問。在科學共同體里，人們把數字，當做宇宙的語言。因此，掌握好這種語言，不僅有利于跨進其他領域，同時也會給人的思維方式浸潤上濃厚的“理性”色彩。
在京劇《紅燈記》中，李玉和在與鳩山對壘之前，他媽媽給他一碗酒壯行，李玉和仰頭一飲而盡，并說：“有這碗酒墊底，什么樣的酒我都能應對。”當我們在面對復雜而又變化萬千的客觀世界時，數學的作用就十分類似于這樣的“一碗酒”。
蘭德先生的肚子里有這樣“一碗酒”墊底，而且是“陳年好酒”。后來，蘭德先生改行時，“這碗酒”發揮了很大作用。
▍跨界：比優秀科學家更稀缺的，是科學的“融合”
我們都記得上世紀臨近改革開放初期，徐遲那篇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不知影響了多少人。從當時的大環境來說，這種轟動效應無異于“久旱遇甘霖”。文章的主人翁陳景潤，孤身一人，在一間小屋子里艱難地攻克數學難題，而且多年堅持不懈，這個事跡成為了許多人獻身數學和科學的榜樣。那篇報告文學發表之后，中關村88樓（此樓已不復存在）樓前，時常有人在門口等候，想看看那位數學明星陳景潤，有的姑娘甚至表示要許身嫁給他。
關于蘭德先生，他則屬于另一類人。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不想成為一名純粹的數學家”，理由是，那樣會太缺乏“社會性”。促使他改行的另一個因素，來自他兄弟的影響。后者鼓勵蘭德先生將他良好的數學思維應用到生物學上。蘭德說，生物學“會是非常社會化的。它應該是定量的，基于推理的。”
我們熟知一位哲人這樣說：”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蘭德的決定是認真的，決定后的行動也是認真的。于是他開始認真學習生物知識，在業余時間去聽生物課，晚上學習克隆基因的辦法，嘗試著如何去鑒定線蟲基因的抑制因子等神奇技術。
在生物學這個大學科中，他認為基因分子生物學領域最有前途，可以發揮它原有的數學基礎的作用。結果表明，基因分子生物學領域的的確也怕“認真”這個兩個字，蘭德先生很快就進入到生物學里這個核心領域。
蘭德先生在1995年出了一本書，書名是《Calculating the Secrets of Life: Applications of the Mathematical Sciences in Molecular Biology（。他在跨界學習和研究的種種成果以及心得體會，都可以在這本書里找到。
在這本書里，我們可以看到，正是得益于“微分幾何、拓撲和微分力學允許研究人員探索“纏繞”和“解開”DNA的雙螺旋“，人們便能“更深刻地理解超螺旋現象?！?/strong>此類跨界結合的例子，在書中還有很多。
從最初基于博物學的生物學，一直到最前沿分子生物學，他用極為簡潔的語言對如此大跨度的發展進行了精彩的概括：它們都是“構建生物學上的元素周期表的一種努力?！?/strong>說起“元素周期表”，大多數人都深知其重要性。因此，蘭德做出這樣的統一性概括，給提倡跨界融合的我們樹立了一個好“樣本”。
他還說“分子生物學代表了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智力合成之一”，隨著分子生物學致力于表征生物過程的遺傳基礎，數學和計算科學開始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他還感慨地說到：關于學科之間的跨界問題，缺少的并不是優秀的科學家，所缺少則是能夠進行良好深入交流的界面。正是這樣的障礙使得它們難以形成真正的“融合”。不是身在在其中，并奉獻了大量付出了的人，是說不出這樣中肯斷語的。
后來，他創建了Broad實驗室，并將它打造成為全美最好的五個實驗室之一。于是他在媒體上的頭銜，多數是“Giants in genomics（基因組學的大咖）之類的詞語”，已經見不到數學的影蹤了。
▍“奇跡機器”：對科技共同體的獨特思考
我們都知道，在本學科領域里論道，是一回事；擴大一點，在跨學科領域里論道，又是另外一回事；再擴大一點，在一般公眾面前敘事或交流，則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為，社會大系統里，是分層次的，每個層次交流時所使用的語言是很不相同的。例如，在中國的環境下，要了解青年人的語境特征，只要上B網站上去瀏覽體驗，就會有明顯的體驗。
蘭德先生開始走進白宮權力圈子，那是奧巴馬時代的事情。作為一位官員，應對某一方面的事件，不僅要考慮其合理性（即科學性），還要考慮其可行性（即平衡性）。這種拿捏的水準和得當程度，恰恰體現了一位官員的領導視野和藝術。
本文前面提到的那次國會圖書館慶祝晚宴的演講，就是蘭德先生這方面能力的精彩展示。
他說，他演講的題目是“The Miracle Machine（奇跡機器）”，而且還賣個關子，說演講后面才能解釋為什么取這個題目。
其實，他要講的主要內容，從其內容來看，主要包括如下幾個大方面：一是基礎研究和現實需要的關系，對于這一點，他是從數學講起的；二是各學科的相互促進和推動的關系；三是投入與回報的關系；四是公眾事業與私營事業的關系等。每一個問題，都是至關重要的大問題。
然而，大問題卻可以用小問題來敘事和解讀，蘭德先生的演講根本沒有道理的說教。取而代之卻是一個個生動的例子。我在想，他是怎么做到這一點的呢？
回想起我上大學的時候，華羅庚先生告訴我們，要進步就得讀書，讀書不僅要做到“從薄到厚”，更要做到“從厚到薄”。華先生這八個字指引了我一輩子，受益之大，難以言狀。因為能堅持讀書就已經很不容易了，而讀完書后，還要“薄著”走出來，就更不容易。因為這個“薄”，是要經過思考的，是要有鑒別判斷的，是要淺顯表達的。正如華先生所說，“深入淺出是真功夫”！
說到“淺出”，其中很重要一個“出口”，就是要找到恰當的例子，用例子說明問題，例子的作用遠勝過說教。俗話說，一圖勝千言”，其實還有“一例勝千言”。但是任何例子都會帶有局限性，在用例子敘事時，不僅要把事情敘述清楚，同時還要避免例子帶來誤導。這是一種“平衡的藝術”。
蘭德先生，在這篇講話里同樣是一個好“樣本”。在這里，我從中摘取三個例子。
蘭德說，哈代在他著名的散文《一個數學家的道歉》中，把純數學比作繪畫和詩歌；他很自豪數論沒有實際應用。他實際上是說，看不到“類似用于戰爭”這樣的直接應用?？墒钦l又想到，正是數論中的素數，后來成了國家安全和通信的核心，因為公鑰密碼學基本上是基于將數字分解成它們的質因數的問題。數論帶來的應用，并不是發生在事前的導向，也不屬于事前的預測。
對此，我們樂于用系統科學的術語來說，這種因果關系是極其隱蔽的。
第二個例子，是物理領域。當查爾斯·湯斯在研究激光時，就有人問他：打算用這些激光做什么？這種好奇的提問，其實是很難給予完滿回答的。但激光發明出來后，發現激光確實很有用，例如用于切割、焊接、印刷、光盤、條形碼、掃描儀、治療痤瘡、治療腎結石、眼科手術、牙科、指紋分析、全息圖和激光顯示等。蘭德先生在演講中，一口氣說背出了13種用途。物理學尚且如此，更莫奢談其他學科了。
第三個例子，是生物細胞學領域。生物學家對在黃石公園溫泉中生活的細菌展開研究。這個研究并不存在明確的目標，但是基金部門對此并不在乎。后來的事實證明，生長在溫泉中的細菌是能力非凡，這種細胞擁有的所有的酶在極高的溫度下都是穩定的，而且還包含一種很有用的特殊酶（DNA聚合酶）。正是這種酶才使得啟用聚合酶鏈反應成為現實，如今在世界上已經是每天都在使用，而且使用次數多達數百萬次的技術。這樣的結果，與生物學家當初去黃石公園毫不相干。
蘭德先生說，這種奇跡般的結果，正是整個科學技術共同體聯合產生出來的。正因此，我把整個科技聯合體看作一部“奇跡的機器”。這部機器做出來的產品是那樣奇特，很難在特定的時間段里看出它們到底會有什么用處，或者說會給社會帶來什么回報。在開展研究的出發點，上面提到那些關聯性結果問題，統統都是不清楚的。
因此，如果我們硬要將這些要求指定為資金投入政策的必要條件，那么這種政策就會成為一種“過濾器”。對于基礎研究而言，這種“過濾器”將是一種可怕的策略。
這就是蘭德演講的一個重要結論。
▍二次“殺”回白宮：他為什么能？
有哲人說，一個人不可能第二次踏入同一條河流。然而，蘭德先生卻能第二次“殺”回白宮。這不禁令人思考：他憑借什么做到了這一點？
排除種種政治因素外，就他個人的品素和個性而言，我認為，他在理性和情商這兩方面優勢，起了相當大程度的作用。美國口述歷史網站（Oral History Collection）在十幾年前對蘭德做了一次采訪，向他問了很多問題，他都一一回答。下面摘取相關部分。
（1）關于研究之余的愛好
蘭德：我有愛好嗎？我的孩子是我最大的愛好。我的意思是我有三個很棒的孩子，一個女兒和兩個兒子。我沒有時間花在其他的愛好之上。我喜歡旅行。我喜歡徒步旅行，而且喜歡是和孩子們還有我的妻子勞里一起去。我喜歡做木工活，但不太會做。
可以看到，蘭德先生分明是個戀家的人。
（2）關于挑戰，尤其是來自人類基因組計劃（HGP）的挑戰
蘭德：這是難以置信的痛苦。……,每兩年都會出現一次嚴重的蕭條，這令人非常沮喪。這個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共同體學非常有趣，有大有小，意見不同。其中如何以百分之九十的規模，以便產生大量數據，而不是只做百分之一。這方面的爭論，讓我抓狂。我認為關于HGP的規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3）關于反對的意見
蘭德：有很多人對HGP存有很多擔心，這是一個巨大的拖累，會極大地消耗國家衛生研究院的資金。無論如何我們都無法理解。我認為，自那場辯論以來的過去十七年中，最引人注目的轉變是理解了生物學與信息之間的密切關系，……以至于每一件事——每一個細胞，每一個有機體，每一個物種中的每一個個體，每一個組織都充滿了信息。可是，明顯的問題是，那些非常有思想和聰明的人還沒有看到生物學業已變成這個樣子。
（4）關于科學上的競爭
蘭德：當然，這是激烈的競爭。我的意思是人類基因組計劃，基因組學，遺傳學，任何有趣的科學都是有競爭力的。要是沒有競爭力，科學也就成為無聊的事情。為什么會有競爭力？因為這些東西都很有趣，誰都想先了解它。
但是我們要區別積極競爭和破壞性競爭。積極的競爭是，沒有人因領先于別人而感到高興。研究的結果當然會帶來喜悅，你知道自己有所發現了。但這些并不是你想打敗別人，只是你想要的刺激，……這是一種個人的滿足感。這是對你找到解決辦法的一種肯定。要知道，沒有競爭的確是不行的。沒有激情，事情就不會成功。
（5）個人之間的競爭和責任感
蘭德：拿我來說，我人生第一筆從國家衛生研究院拿到的撥款，金額為1500萬美元。這是打破常規的，當時我還從未發表過實驗論文，從未發表過生物學論文或至少是實驗生物學論文，但他們給了我們1500萬美元，因為他們知道，我們會為此而流血，我們會把它辦成。你知道，鮑勃·沃特斯頓、約翰·蘇爾斯頓、我和其他幾個人，五、六、十個人都有責任。我們誰都不重要。如果我不在那里，基因組計劃也會成功，如果沃特斯頓不在那里，基因組計劃也會成功。可是如果我們十個人——我們十個人都不在那里，那就永遠不會把事情辦成。
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蘭德先生對于整個團隊的集體作用是極其看重的。在Broad這個團隊里，有一位中國人，名字叫張鋒，是其中很出色的核心成員。2016年，蘭德先生在《Cell》上撰寫的《The Heroes of CRISPR（基因編輯技術英雄譜）》重要文章中，非常肯定這位中國青年才俊的工作。因此，有人說，張鋒與諾獎擦邊而過，十分可惜。
一句話，蘭德先生的情商，集中地表現為他“會講故事”，而會講故事的人，就能夠影響整個社會。柏拉圖是這樣說的。
▍結語：“科學比地理位置更重要”
在這個動蕩不定的世界，未來事件的不確定性正在變得越來越大，對于蘭德先生的預期也許同樣如此。最后，我仍然借用蘭德先生自己回應記者的兩段話，作為本文的結尾。
2003年6月19日，蘭德先生在MIT召開新聞招待會，宣布他創建的Broad研究院在MIT正式成立。在會上，記者問他：你居住在加州，卻要在劍橋成立你的研究院，是什么原因促使你這樣做？
蘭德先生回答：“科學比地理位置更重要?！?/strong>他又說：“大多數了不起的機構都會決定自己單干，這里不同尋常的是，（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懷特海德生物醫學研究所和哈佛附屬醫院）這些了不起的機構卻決意聯手走到一起。”期待他能夠堅守這樣的理念，讓美國的科技界，與中國的科技同行，與世界的科技同行，共同超越地理位置的差異，相向而行，攜手共進。
本文轉自“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原題為《重回白宮的總統科學顧問蘭德，一個戀家的人》，為便于閱讀，內容有所刪編。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