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紀蘇

【導讀】古代城市大多依“宮”建“城”，唐宋以來，“市”才開始在皇城之外發展壯大，從此“城市”文化一直蘊含在“城”與“市”的張力之中；殿堂對市井，王霸對煙火，也就成了城市發展的兩條路線。近代以來，皇權被推翻、私園變公園，可傳統文化心理中揮之不去的“王霸氣”、“中軸線”，仍影響著城市建筑乃至城市規劃的審美取向。整齊劃一的城市景觀成為效率和規矩的表征，可城市的文化氣質中也因此缺失了煙火氣的一面。

作者在古今、中外、正野史料間輕松游走，舉重若輕地速寫出中國城市的文化發展史。

作者將扎實的史料梳理隱藏在輕松的語調之后，“四兩撥千斤”地呼吁著“城市溫度”的回歸：

多留出些“平民空間”給老百姓自由發揮，或許是紓緩城市審美疲勞的最好解藥。

本文載于《文化縱橫》2021年第1期。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劉老三與劉老爹：城市發展的兩條路線

前些時從北京去了趟西安，不禁想起劉家往事。劉邦是沛縣豐地人。豐說城不城，大概鎮的規模。劉邦行三，青少年時代是鎮上的頑主。劉家老爹也不是多正經人，平日跟些嘎雜子琉璃球打得火熱，酷愛斗雞踢球。劉老三不知什么時候有了上進心。他后來去咸陽服徭役，目睹帝都的氣派、今上的威風，立下好男兒要活就活成這樣的大目標。再后來，目標實現了。目標剛實現，沛縣幫的蕭丞相就大興土木。劉老三說，天下一驚一乍指不定歸誰呢，老蕭咱造它呢！老蕭說，正因為天下方定未定才要大造特造：不炫不酷誰看得見您，您又鎮得住誰呀！劉老三贏就贏在從諫如流上，于是在長安造起亭臺樓閣，并把劉老爹送進深宮頤養天年。莊嚴肅穆的深宮里，劉老爹的規格待遇上了天，幸福指數卻跳了水。老三見老爹郁郁不樂，找人一問，居然是住不慣：劉老爹雖企盼兒子在萬人之上，自己卻只習慣在萬人之中，苦苦懷念在豐的日子。劉邦說這還不容易，在長安邊上建了個一模一樣的新豐，把舊豐的老街坊整體搬遷了來。

從劉家的往事里，可以約略見到古往今來城市發展的兩條路線：殿堂對市井，王霸對煙火。

▍宮的底子

人類是抱團的動物，城市是扎堆的地方。最早的城市是村——比如說小王村。小王村后來添丁進口，成了大王村。大王村后來挖環壕、起圍墻，版本不斷升級，成了“國”（都），真的有了王，并向四周收保護費及存在稅。《禹貢》里評定九州土色、列舉各地物產，想必也是為了課稅大摸底吧。城（市）一般會有城（墻），但也不一定。城墻據說跟壩關系密切，能防水，但主要功能應是防人，防搶東西的敵人。敵人不光外面有，里面也有，因此城內套城，墻內筑墻。到了國家階段，國（都）幾乎等于國王的住宅及辦公廳。一般的城可看作國（都）的簡寫本，因為城的首長都是“分身之君”（黃宗羲語）。一百年前的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比較了東、西方城市之后說，中國古代的城市不過是行政機構的堡壘，或官員的駐地。這話未免絕對化了，未必盡合數千年間的百城煙水，但確實犀利。

中國早期的城市尤其是都城，跟畿服的“天下”一樣，俯看是由里而外的同心圓，側看是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城的主體是宮，然后是“仕者近宮”，再然后是“工商近市”，再再然后是“不仕與耕者近門”。出了城門還有“郊”，郊以外就是“野”了。國王自己玩不轉養心殿儲秀宮，勛貴自己也運行不了馬大人胡同鐵獅子胡同，他們需要各種碎催燒陶運菜、吹喇叭抬轎子。碎催在“市”或“門”一帶打工，起先都不一定讓住城里，后來放進來成了“國人”，是因為需要他們的24小時不間斷服務，跟現在的住家保姆差不多。“郊人”類似城鄉接合帶的北漂，是提供這類服務的重要人才池。

早期帝王的“都市觀”很可能是：宮城≈都城。秦都咸陽原在渭河北岸，那里有甘泉宮、望夷宮以及荊軻刺秦的咸陽宮，后來擴容到南岸的阿房宮、興樂宮、上林苑，于是便有了“渭水貫都”格局。嬴政在黃土高坡上修了好多宮殿，還用各種“道”將其勾連在一起。實力、氣魄在那兒，始皇可能真是想“表汧（后稱千水）以為秦西門，表河（黃河）以為秦東門”，把整個關中都當了帝都。漢長安城，宮殿就占了總面積的三分之二，還不算城外的宮殿。當時也搞南水北調、西水東輸，甚至還修了“飛渠”（渡槽），河水笑入皇家林苑。王公貴族的陂塘也喜分一杯羹，可以蕩舟，船上張著傘蓋，四面圍著帳幔，船夫搖著櫓，唱著江南采蓮歌（恕我稍作演義）。普通市民則使用用不了太久就會污染的水井。

戰國以來的大一統運動也好，帝制運動也罷，至秦漢大功告成，權力集于皇帝一身。其實帝王本人的想法一般比較樸素，無非秦二世說的“作宮室以章得意”，或前引蕭丞相把劉皇帝說樂的那席話。而理論高度則要靠等著往里挪、向上擠的打工仔了。只要激勵機制到位，打工仔的創造力不可低估。被發到西北守邊防的山東人婁敬，就是在遷都問題上一言興邦而一舉姓了劉。意識形態打工仔們在君權和天命之間媒婆似的忙個不停，“五德之運”“天人感應”實屬千禧年級別的理論創新。當然忽悠蒙事的也不少，徐福、盧生還中了標，和他們的“長生不老工程”相比，今天那些首席專家或學科帶頭人弄到的錢真不算個數。

天命誰也看不見，但特殊領域的專門人才能看見，國家的天地四時之官，民間的張仙姑馬道婆，都能通過一些跡象得見權力的神圣合法性。有些跡象比較low。還是天象有品位，尤其星空，神秘而深邃。北極星是天上的頭子，皇帝是地上的頭子，“天極”和“皇極”之間，不只是老子和兒子，而且是鏡前和鏡中的關系。于是秦的咸陽城“象天極”而“則紫宮”（北極星及其團伙），漢的長安城也被附會成“斗城”（北斗南斗），其政治含義很明確，即杜甫說的“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所以，天象之學在歷代跟導彈、核潛艇的學問一樣，都禁止民間研習。

作為權力大講堂的國都，不但“象天”還“法地”。由于國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廣川之上”，法地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根據地勢的高低安排社會的貴賤。有時“地”還優先于“天”，如漢長安即“因天材，就地利”沒把宮殿安排在離北極星更近的北城，而是建在城市最高處的南部。西安一帶考古發現的秦漢宮殿不在高坡上就在高臺上，這與再早個兩三千年的杭州天目山良渚文化古城一脈相承。要想洪水淹不著而洗腳水有人拎，等級是必要的前提。自然地形因此獲得了社會含義：平地適合垂首，谷底適合仰望，而雄視天下、俯瞰眾生最宜在城門樓子上。

除了高高在上，王者還“必居天下之中”，即“擇天下之中而立國”。國都建在大地中央據說是為了不偏不倚，讓四方進貢的和四下收稅的跑同樣的距離。平面的“中”被爭強好勝的人類搗鼓成社會的“高”。因此，邊疆的夷狄入主“中國”，有時包含了跟先進文化、先進生產力接軌的意思，如北魏孝文帝便覺得拓跋在北岳之北，缺個“九州”戶籍，于是決心遷都天下之中的洛陽。要屬秦始皇重位置更重本質，咸陽在西岳之西，他既要居中又不想挪窩，便把天下名山像廢封建設郡縣那樣重新任命了一遍：東五座、西七座，秦居中央。

“擇天下之中立國”還不算完，還要“擇國之中立宮”。這在原理似不太通，實踐上也不易行。就算在城中央立了宮，宮中央立了殿，殿該朝向哪邊呢？就算殿是祈年殿那樣360度的，王者既非三頭六臂，要接受四面八方來朝，他不得坐轉椅嗎？再說了，方向也早就像位置一樣等級或禮制化了，“向明而治”“南面稱帝”“北面稱臣”都弱化了四面居中的意義。于是中央收縮為中軸。中軸原則與方向原則合計商量的結果是：南北中軸線最好，東西中軸線也行。梁思成先生以北京城有中軸線平分東西、無中軸平分南北為憾事，估計是心里放不下《周禮·考工記》“方九里，旁三門。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理想模本吧。在城市尤其是宮殿布局中，中軸線把主從、尊卑、左右平衡演繹得淋漓盡致。不過受地形、坡勢、舊房基、新發展諸多條件的限制，有時候伺候好一根中軸線并不容易。據有關專家考證，明清北京城從永定門到鐘樓7.8公里的軸線不但沒均分城市，甚至還跟子午線成一定夾角，即不那么正南正北。其實，前面說了，宮才是城的主體，從萬春亭放眼望去后三宮前三殿天安門正陽門一路中軸就OK了，哪個皇帝還真“左準繩右規矩”去驗收啊。中軸原則對我們民族的等級觀念影響至為深遠。平日老百姓圓桌聚餐，都要推舉出一把椅子為上座呢。

大漢前邊有個“大秦”，西邊也有個“大秦”——古羅馬。位于中西兩大文明上游而人口在幾十萬到百萬之間的長安與羅馬有同有異，最顯眼的不同是公共設施。羅馬有斗獸場，長安也有——飛將軍李廣的孫子李禹犯了事就曾被扔進上林苑的虎圈，經漢武帝特赦才虎口余生。羅馬斗獸場向所有羅馬市民開放，而虎圈的觀眾席上只有漢帝及其后宮。羅馬的廣場熙熙攘攘，演講的、算卦的、賣東西的、偷東西的，應有盡有。而建章宮、未央宮前的廣場大概只見過皇帝的儀仗，沒挨過普通人的鞋底——衙門前的空場同樣是“肅靜”的地方。羅馬有不少浴場，不光搓泥，還集茶館、KTV及微信群于一身。長安也發現了漢代浴池的遺跡，但位于插翅難進的宮城，唐代有湯泉宮、華清池，都是“私”到百分之上千的私人會所，沒一點“大同”的意思，對于同城的普通人而言不是傳說就是謠言。我沒有歷史虛無主義的意思，只是納悶：長安的普通居民比上固然不足，比外就一定有余嗎？當然換個尺度，比如說滿意度、快樂指數之類，長安的販夫走卒又完全有可能碾壓羅馬的詩人學者。

我們對古代城市的了解，一大部分來自文獻，而文獻的一大部分又出自文人詞臣的手筆。在古代城市特別是都市的內/外、主/次結構中，文人詞臣這些打工仔，物理上也許“近市”“近門”，但心理上無不“近宮”。從班固的《西都賦》、張衡的《西京賦》中，不是聞不到平民百姓的市井煙火氣，只是與崇樓巍閣的王霸氣比起來太微不足道了。讀駱賓王的《帝京篇》就好像跟著小導游逛紫禁城、頤和園，聽他娓娓數別人的家珍，末了還抱怨上戶口好難！

不過，隨著工商業的發達和禮法制度的破敗，“市”在皇城外默默積累，并在觀念文化中漸漸做大。到了唐傳奇，已經有城市平民的身影，雖然虛虛實實、神神鬼鬼。唐宋之交，半起居半禁閉的里坊制經拆墻打洞變為前店后宅的街坊制，中低端人口有了更大的生活空間。文人階級中老也“進步”不上去的loser可以掉頭就走，向已然可以養得起他們的市井討生活，或為劉蘭芳編話本，或替趙本山寫腳本。城市的普通居民成了勾欄瓦舍的主顧，甚至評書雜劇的主角。至此，中國都市的氣場雖仍由王霸氣控股，但煙火氣好歹也成了股東，殿堂與市井就像在演一主一輔的二人臺。

▍權力的美學

世界進入現代，又是一番天地。劉老三vs劉老爹的城市發展路線呢？殿堂+市井或王霸+煙火的城市股權結構呢？今昔隔著滄海桑田，當然不能刻舟求劍，但歷史的慣性也不能視若無睹。只要看看四線城市政府大樓的個頭以及一官半職們的派頭，再看看這些年用宮殿和儀仗酷炫大秦國力、大漢聲威的影視劇作品，就知道王霸氣是一口不太容易咽下的氣。

平心說，王霸氣不是沒有合理的因素。行之有效的社會管理需要一定的威嚴，警察都跟禮儀小姐似的眉飛眼笑，街頭非亂套不可。再者說，社會成員的利益是利益，社會管理者的利益也是利益，他不會不追求，你也不能不承認。追求是對的，但上要封頂，不能如入無人之境；承認也對，但下要保底。

如今城市揮之不去的王霸氣，我想除了權力和利益之外，還有一部分來自因年深月久而習焉不察的審美傳統。權力（及不平等）的城市建筑美學看著高大上，其實相當粗鄙，沒多少靈動的文心、瑰麗的想象或溫暖的情意，只會用堆砌、排比、重復進行視覺狂轟濫炸或死磨硬泡。中古詩人筆下的“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弄得建筑物就差正步走了。友人齊東方教授評論古代里坊格局說得很透：也就是橫平豎直的幾何劃分，圖個盡快、落個平均、瞧著齊整、管著省心罷了。一刀切、標準化的建筑及城市布局在管理學上都嫌粗放，不要說美學了。中軸線布局更是威嚴中透著壓抑，壓抑中透著陰森，我回回逛故宮，都對當年的業主充滿同情式理解：幸虧還有宮斗、政變等各種權力游戲，否則住這兒跟躺定陵長陵沒區別嘛！權力及不平等美學趕上國力雄厚的“盛世”，也沒多少進步，無非是什么貴來什么，講究的是“氣派”，突出的是“規格”。當代那些只恨沒建成太和殿的樓堂館所透出的官威霸氣，跟科長夸處長的“鎮得住場”、處長贊局長的“壓得住臺”，美學上都是同一個村的五保戶。

權力/財富美學自上而下俯瞰狹窄嘈雜的背街小巷，不眼黑就怪了，最好是整體拆遷，能第三季度完成別拖到第四季度。至于那里的四時景色、晨昏情味，別說美學五保戶了，就是各種美學通論、專論也未必想得起來。這些年興起的胡同懷舊之旅，多聚焦曾經的公館侯門，矮門矬戶沒人關注——住過窮名人可以通融，如初來京師的齊白石、過了花期的賽金花。所幸歷代還有“竹枝詞”之類閑雜人等，否則文學史的這部分真成清一色的勢利小人了。真要感謝老舍先生這樣的現代平民作家，為世人描畫了斗拱歇山雕梁畫棟之外的那個被人聲、人情捂暖的貧寒世間。相比之下，大宅門由于庭院過深、煙火幾無而抑郁癥、妄想狂高發，有的甚至都成了兇宅。

我出生在北京，到現在六十多年了。對于我，北京最柔軟的部位是胡同，胡同最動人的時刻是黃昏：天光漸隱，燈火初上，小飯鋪飄出的炊煙里滿是歸家的身影。二十年前，我有次騎車從二環轉入北鑼鼓巷時，天上開始飄雪，雪花在一家后窗的燈光里如醉如癡，就像小時院里胡同里瘋玩的我們，那是我平生見過的最美雪景。其實，無論巷多窄、室多陋，只要窗臺上擺著幾盆嬌生慣養的花草，門檻上臥著一只氣定神閑的老貓，就足以讓人流連不舍。讀者會說，您這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吧？沒錯，正是。有“情”人不會做“硬”指標的俘虜，他們會由表及里、由心而物再由物而心，用生活的廝磨、情感的投入來體會樸素中的美色、平凡中的佳趣。而無“情”人看到的所謂“美”，大都淺表、無機、冷淡、速溶。

▍平民的世界

人類的歷史是不斷從自發走向自覺的歷史，城市會越來越遠離“自然”的城市，越來越成為“統一規劃”的產物。但正因為如此，主導規劃和設計的社會管理者除了自信恐怕更需自省，這不僅是因為他們并沒有部下認為的那么睿智，還因為以他們罕有其匹的資源、近乎絕對的權力，但凡心思偏一點、手藝潮一點，造成的損害可就不是一點而是一大片了。應該說，手藝還在其次，心思最為重要。

說說城市的廣場吧。十年前，西安的一些高校邀我去和同學們交流，有天沒事我溜達到小雁塔那兒的廣場，見一群“漢服運動”的青年正朗誦祭文，我后來把稿子要過來拜讀，那文采和激情真把很多主流報刊甩出好幾里地。我也特別懷念在天安門廣場放風箏的年代，太心曠神怡了！那只藍蝴蝶從我手中飄然遠引，漸漸融化在湛藍之中。當我把它從碧海青天往回拉時，會感到幾分迷惘：它這是返鄉呢還是離鄉？我去各個城市，只要時間允許都要到廣場上轉轉，看跳舞的、輪滑的、唱歌的、甩響鞭的、談情說愛的、議論天下大事的、像我一樣戳那兒傻愣著的。我很認同有人講廣場是“人民的空間”，但我想改一個字——“人”改成“平”。說廣場是“平民的空間”更接近實際，而“全民的空間”——也就是說大人物也來此與民同樂——則是尚遙遠的理想。廣場的精氣神不在名稱，也不在面積，而在誰在那兒、干什么。有的三四線城市，巍峨的政府大樓像布達拉宮，正對的巨大廣場像雪域高原，因為遠離居民區，人跡罕至，也不知給誰修的、修它干嗎。真還不如把錢分了，為每個居民區弄個小型廣場或空地，讓大叔大爺上午下棋唱戲，奶奶姥姥中午推小貝貝曬太陽看世界，大媽大姐晚上跳鬼步僵尸舞呢。

同樣基于“平民空間”的理由，我一直認為，如果城市規劃必須二選一的話，那么寧要一千個讓普通藝人交得起場租、普通觀眾買得起門票的小劇場，也不要一座讓世界亮瞎眼的大劇院——都能要當然更好。還有公園，起碼對于中國來說，“舊社會”變“新社會”的一個顯著標志，就是帝王將相的私園成了公園。如果沒有這場現代變革，平民百姓真沒必要為“悠久而燦爛的古代園林藝術”自豪到淚目。

▍建個金三角

2019年我去西安參加一個題為“城市的溫度”的會議。會議源于叫作“西安溫度：文化創意溫暖城市角落”的一系列活動。這些由設計師們幫小店小鋪小攤整容的活動，我雖無緣實地現場觀摩，但通過閱讀文字和圖片資料，還是得到幾點感想。

首先，整和不整真不一樣。從前的這類小字輩，就說小飯鋪吧，也就支個鍋、擺張桌，再往前都不見得有桌，祥子柱子站著或蹲著就把鹵煮火燒干了。那會兒買的只求個飽，賣的也不考慮什么情調色調。記得20世紀80年代有回走進北京近郊的一家飯鋪，我納悶那飯桌上干嗎放一笸籮煤呀？往近一湊，蒼蠅呼地騰空而起，原來是一笸籮饅頭。如今不一樣了，顧客雖然還是平民，但趕大車的已經換成了開大貨的，對于就餐環境的要求肯定高于以往。現在小飯館的桌椅板凳普遍比過去干凈像樣了許多，大學生跟女朋友進去吃完了都還能繼續聊會兒。不過，內外裝修有創意實不多見，頂多掛些老玉米，擺個舊窗戶框什么的，屬于人云亦云，很少有讓人記得住的。北京有個餃子館我倒是記住了：開業時弄了個漢白玉石獅子放門口，下次再去已經黑不溜秋成了晾墩布的地方。相形之下，“西安的溫度”對小店鋪的捯飭就相當成功，設計者不但拿出了專業技能，而且明顯用了心思。西安設計者們顯然不是簡單地面對一排參數，而是有體溫地進入“常姐”“何師傅”的冷暖世界，體會他們啥條件啥特點、缺什么圖什么，因形就勢、順水推舟，不生硬、不過分、恰到好處。煙火氣是平民生活的聲色氣味，不等于臟亂差。“西安溫度”沒有用王霸置換煙火，而是用簡樸與時尚的交融為煙火氣更新換代。

再有，這個活動，如果我判斷不錯，應是基層政府發動民間組織，對身處市場經濟最低端、面向最基層百姓日常之需的個體戶進行幫扶。相對于不少地方領導視這類雞毛小店為落后生產力，覺著既創造不了多少稅收，還拖了市容后腿，影響政績，早拆早好，西安基層政府無論是牽頭還是點頭“西安的溫度”都值得稱許，因為這才是“為民”——平民或草民。不僅“為民”，這里面還多少夾著些“民治”的意味，我是指讓民間社會也參與到了城市治理中來——雖然不一定是主角。中國是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地方，兩千年的中央集權大傳統疊加七十年的舉國體制小傳統，使得國家權力無所不至、無孔不入。這樣一個年深月久的格局的確有利的方面，但也有弊的方面，既要承認，也要反思。有天晚上我遛彎遛到空蕩蕩的王府井，見治安協警正阻止一對戀人攝影留念，讓他們先去填申請表；人家問為什么，協警說因為你們用的不是手機是相機，而且帶三腳架。權力膨脹到了莫名其妙、無事生非的地步，光反思就不夠了，也得改造。改革開放其實就是個舊樓改造工程，至于最終改成什么樣，流行過各種效果圖，如一堆碎磚斷瓦玻璃碴子，又如一坑秦始皇兵馬俑。我個人比較中意的（我想大多數人也都比較喜歡的），是一個國家、市場、社會三者既競爭、又互補、又合作的金三角。有了這個金三角，王府井那兒的照相機就可以安放在三腳架上，拍下既奔放又祥和的畫面了。我們都知道，自我擴張是每個生物體、也是每個社會組織的本能。因此我們也都理解，由一柱擎天的國家來領導三足鼎立的工程，非常不容易。正因為不容易，西安的這個活動才讓人覺著格外有意思。

從劉老三/劉老爹的二人臺，到社會、國家、市場的金三角，城市走過的路已經很長，接下來要走的也不會太短。

本文載于《文化縱橫》2021年第1期，原標題為“劉老三與劉老爹”。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