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凱棟 紀怡 |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導讀】8月5日，本土芯片制造龍頭企業中芯國際發布2021年第二季度財報。面對公眾對中芯國際引領中國芯片制造業突破重圍的期待，該公司表示：“集成電路制造行業沒有彎道式超車和跳躍式前進。公司會把握自身在細分領域的優勢，提高核心競爭力。”
類似的公眾情緒不止在芯片制造領域存在。近年來，“新技術革命”或“第四次工業革命”已經到來的觀點，非常流行。在美國持續打壓的背景下，很多國人期待中國能借由“新技術革命”契機實現“彎道超車”，趕超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
本文立足歷史和現實，基于經濟和技術發展周期的分析，認為當前我們并沒有處在“新技術革命”發生的前夜，作為追趕者的中國并沒有“彎道超車”的捷徑。但反過來說，目前處于領先的國家也沒有可對中國實施“降維打擊”的致命利器，因此中國仍可能通過扎實的技能能力積累和技術設施擴張，實現“直道超車”。另一方面，作者著眼于中國與國際經濟體系的關系角度，指出改革開放后中國融入國際經濟體系，導致中國工業經濟面臨日趨嚴重的技術和市場“兩頭在外”、產學研脫節的問題，各個產業的本土創新系統受到沖擊。要成功實現“直道超車”，今后中國必須大力建設本土創新共同體，發展以國內技術問題和國內產品技術發展為中心的創新組織協調機制，形成創新的內循環機制。在此過程中，國家需要做的，是通過充分社會動員和合理配置戰略性資源，以重大工程技術問題為抓手，為不同創新主體提供合適的經濟激勵，為它們主動參與結構性轉型，創造正面預期。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4期，原題為《建設本土創新共同體——國際創新競爭背景下中國的困境與出路》，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建設本土創新共同體——國際創新競爭背景下中國的困境與出路
在2017年特朗普政府剛剛發動對華貿易戰與科技戰時，中國國內輿論向人們傳達的不同信息常常是矛盾的。一方面，媒體上存在著一些對中國創新能力極其正面的判斷，“新四大發明”是當時非常流行的術語。在部分學術作品中，也有不少關于中國在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等領域已經挺進世界前沿的論斷，一些作品甚至將其刻畫為“新的工業革命”。另一方面，在中國工業被美國“卡脖子”時，一些評論家指出中國工業技術能力仍很羸弱，對中國創新前景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并暗示中國不應與美國展開科技競爭。
中國的創新前景究竟如何？在美國政府連續的高壓政策下，中國應該如何調整，以推動本土創新的持續發展？本文嘗試從縱向和橫向兩個維度回答上述問題。
從縱向上，我們通過梳理當下所處時代在經濟長波中的歷史位置，來辨析中國是否有實現“彎道超車”的機會這一問題，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中國實現持續的創新發展和追趕超越所需的能力構建的基本邏輯。
在橫向上，我們從中國與國際經濟體系的關系切入，通過回顧中國融入現行全球化體系的歷史過程，來分析這種融入的本質及其對中國創新系統的影響，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明晰中國在當下國際創新競爭中應采取的戰略選擇和行動重點。
▍虛幻的捷徑：漫長的ICT技術應用與擴散的長波
近年來，移動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應用的繁榮帶給了人們大量想象，其中以美國的“工業互聯網”和德國的“工業4.0”最為突出。關于新工業經濟協同系統的設想，為人們刻畫了智能化和大數據計算在資源配置及工業活動的自動化（或半自動化）協調方面的重大轉變。世界經濟論壇的創始人施瓦布甚至將其稱為“第四次工業革命”；2016年G20峰會同樣歡呼“新工業革命”已經到來。
中國是否正面臨著新工業革命發生的歷史機遇？既然中國在此類新興技術上已經與發達國家并駕齊驅，甚至在部分應用方面領先于其他國家，那中國是否可以通過推動技術革命、發展新的技術-經濟范式，將其他競爭者甩在身后？
要準確辨析今天是否正處于一場新工業革命發生的歷史機遇時期，前提是要把握現代經濟變革的本質，掌握當下新興技術與技術-經濟范式轉換之間的關系。在經濟史和工商業發展史研究中，人們通常使用“經濟長波”描繪現代工業經濟的變遷，它代表經濟社會中最基礎的工業技術體系，是人們所掌握的技術、技術工具以及相配套的經濟制度的集合。比如，第一次工業革命后期的“蒸汽時代”代表了以蒸汽動力、工廠等為基礎和特征的一套工業技術體系，其歷經半個世紀的發展階段，構成一個經濟長波。取代它的長波則是第二次工業革命前期的“電氣與鋼鐵時代”，這時電氣替代蒸汽成為主要能源，生產更多以內燃機而非蒸汽機作為主要動力，電報成為新的通信工具；與之相配套，工業研發實驗室、大企業等制度逐漸發展起來。
長波的交替并不經常發生，因為這種交替并不是某一項或幾項新技術或發明的產生，而是主宰工業社會的技術-經濟范式的轉換。由于這種“技術-制度”關系的存在，技術的突變可能會沖擊原有的社會制度。這就使得在討論經濟發展、國家競爭和產業競爭問題時，技術的結構性轉變總是成為焦點話題。而不同經濟主體在內在結構特征和戰略預判方面的差異，將會導致它們應對這種沖擊時的效果呈現出明顯差別。
總體來說，當處于重大的工業技術變遷過程中時，追趕者可以采用蛙跳戰略，通過在新的主導技術內進行科技力量布點，并著重將戰略性資源投入相應的領域，獲得先發優勢；原本占優勢的領導者如果因為制度或組織方面的僵化而應對不暢，則可能會被早已做好準備的追趕者“彎道超車”。如此就不難解釋為什么評論家們會對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和云計算等新技術充滿興奮了，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新技術即將帶來重大的工業技術變遷，意味著中國可以采取“彎道超車”戰略贏過目前的領導者。
重大的技術變遷會帶來新的財富創造渠道。這不僅將改變原有的競爭格局，還會在新增長動力的爬坡階段迸發出顯著的報酬遞增效應，從而在一定時期內改變競爭者之間的博弈空間。反之，在工業技術的相對穩定期，競爭力的源泉主要遵循累積性規律，經濟主體只能通過原有工業和技術設施的擴張與技能能力的累積來獲得競爭優勢。同時，由于人們沒有新的財富創造渠道，經濟的總體增長會受制于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競爭者之間的博弈空間狹小，甚至趨近于零和博弈。
但需要注意的是，結構性技術變化給制度端帶來沖擊這一現象是普遍的：大到經濟長波，小到產業產品主導設計，都存在這種現象。因此，在使用這一推理時，必須首先明確所討論的技術變革的實質，以及它在現代工業技術體系中的重要性，以此來判斷與其互嵌的社會經濟制度的性質，進而才能分析這一技術變革將帶來何種程度的結構性沖擊。
在界定代表重大工業經濟變遷的經濟長波時，經濟史學家們強調的技術變革都是基礎性技術。例如，在劃分“工業革命”時，傳統的經濟史學家普遍強調材料技術和能源技術。這在很大程度上沿襲了古典經濟學強調土地產出的傳統，因為人類的基本需求取決于土地和其他材料的轉化以及能源的供給。自熊彼特之后，學者們普遍將長波變動的動力研究貫注于對技術創新的分析，他們特別強調區分基礎性技術創新的爆發式涌現（“熊彼特沖擊”）和相對應的通用技術創新（發展和生產制造不同工業領域的產品時共同使用的基礎技術）。這些基礎性和通用性技術創新，為相應的經濟長波開拓了經濟增長的空間，抬高了這一時期增長的上限。
為何基礎性技術的結構性變遷會帶來社會制度的不適應，并往往引發重大的工業經濟變遷？
這是由于新產品和新工藝的創新與擴散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它們總是和原材料、能源供應、基礎設施、技能等聯系在一起，而對這些要素的供給又與人們的觀念、企業組織模式、政企關系、教育和培訓等制度構建緊密相關，這就決定了創新是系統性的。這種系統性不僅體現為技術性因素的相互嵌入，也體現為產業技術與社會制度的互相匹配。從技術共同體的認知角度看，技術和制度之間的互相匹配是非常明顯的：
技術共同體內對工業應該解決的主要問題、所能采用的基礎技術、主要的材料工藝形成了穩固的認知，這些認知又與產業鏈、產業和專業協會、政府規制以及教育體系等緊密相關；因此，在某一技術范式下發展起來的創新集群雖然會帶來增長，但也使得共同體忽略甚至無視其他問題、基礎技術和材料。除非遭遇重大的、無法解決的危機，產業共同體很難發生根本性轉變。因此，當經濟長波發生變遷時，工業技術的變化勢必會對社會經濟制度造成重大沖擊，從而為不同經濟體之間的競賽提供特殊的機會窗口。
相比之下，產業主導產品或主導設計的變遷雖然也會對產業結構和相關經濟制度安排形成一定沖擊，但它們所挑戰的往往只是形成特定產品的價值鏈，而不是特定工業時代在教育、科技、金融和產業技術共同體方面形成的社會制度體系——這是一個經濟體在兩三代人的時間里規制經濟、培養人才、推動技術進步并積累工業優勢的載體。
例如，從燃油車向新能源汽車的轉變，雖然會沖擊與汽車產業相關的產業鏈、教育和技能培訓部門、工程技術協會、能源供給網絡和已有的投資結構；但是，新能源汽車的崛起其實孕育于已有的技術范式（產業與創新聚群）中，如車體的設計和工程開發依然需要使用積累已久的機械工程、金屬和相關材料加工等技術；動力電池、電機和氫能等新式動力裝置雖然對于汽車產業而言是新技術，但它們在電子、新材料和化工領域同樣存在已久。
事實上，在既定技術范式下產品層面的“斷裂性”創新中，新舊技術的結合本來就是常見的現象。雖然新老廠商在競爭過程中會呈現出明顯的沖突性，但無論從創新者還是從社會經濟體系的視角看，背后的能力積累機制都帶有強烈的連續性。
從廣義上來說，我們如今仍處于第三次工業革命時期，或者說信息與通信技術（ICT）擴散和應用的長波周期。雖然引爆新的工業革命的基礎性創新肯定會到來，甚至很可能已經隱藏在社會的角落而不為主流所覺察——這正是技術范式轉換時已有范式成員常見的“短視”，但當下的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都不屬于這種基礎性創新。這些新技術歸根到底都是在微電子學和信號理論基礎上對通信和集成電路的廣泛應用，它依托于ICT范式時代的學科傳統、科研與工程技術共同體、基本的分析和處理問題的方法，并沒有在基本認知、核心問題、基礎技術和材料工藝上顛覆已有的體系。這些技術將會革新一系列工業的應用基礎，帶來相應的主導產品的變更，但不會從根本上沖擊已有工業國家的“技術-制度”結構。因此，當下競爭能力的邏輯依然會遵循累積性原則，暫時落后的競爭者需要采取的戰略依然是通過資源動員來完成部門間的要素重組，從而兌現自身曾經積累的能力，并構建出新的組合。
這一論斷給我們兩個重要啟示：
首先，由于當前結構性的技術變化主要停留在產業層面，人們熱議的新技術、新產品并不能帶來經濟長波的重大變遷，因此在中短期內中國不存在系統性“彎道超車”的機會。這意味著競爭依然遵循在已有范式內的資源調整和能力累積邏輯，沒有通過技術-經濟范式轉換而一錘定音的捷徑，中國只能通過夯實“內功”追求在當前范式下“直道超車”。
其次，因為并未發生能夠在短期內擴張社會總體經濟空間的重大技術革命，全球經濟投入增長依然遵循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由此，主要經濟體在已有結構內的同業競爭會更趨近于零和博弈。這意味著中美之間的經貿戰和科技戰，絕無通過單方面讓渡局部利益獲取長久和平的可能。
▍亟待擺脫的路徑依賴：中國嵌入歐美生產體系的歷史
如果說當下所處的經濟長波的歷史位置，決定了中短期內的國際創新競爭會遵循在已有范式內的資源調整和能力累積邏輯；那么過去三四十年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位置、中美之間的相對關系、這種關系形成的根源及對中國創新能力的影響，則是我們從橫向上理解中國創新前景的重要立足點。
中國是在歐美國家機械化大生產和進入ICT技術應用這兩個長波的交疊期期間（即圖1左上角，上一次與本次巨浪的銜接處）被西方國家納入全球化體系的。當時，美國等西方國家面臨著本國的內在結構性矛盾，需要中國提供質高價廉的制造服務，來彌補本國金融資本與生產資本分離帶來的不利影響，以幫助它們延續經濟規模的擴張。
在上一次長波周期的成熟期和當前ICT長波的孕育期，舊的經濟模式（主要在傳統機電領域）已經非常成熟，投資的邊際利潤遞減效應已經很明顯；而以通信和計算機技術為代表的新的通用技術直到80年代后半期都還未對工業生產形成顯著的促進作用。因此，這一時期的美國、德國、日本等當時主要的工業國之間的競爭呈現出很強的“零和博弈”意味。在這一過程中，由于大企業之前的無關多元化并購和聯邦政府科學研究與試驗發展（R&D）支出的削減，美國工業經濟遭遇了巨大的危機。
為走出危機，除了對日本痛下殺手之外，美國還做出了兩項影響深遠的變革：一是在80年代初開始授權并鼓勵企業將聯邦和軍方資助的科研項目成果私有化，引導私人部門成為研發支出的主力軍；二是進一步鼓勵機構投資者（包括保險公司、養老基金、銀行個人信托等）進入企業所有權市場，并通過立法允許其控制企業的戰略決策，開啟了企業金融化浪潮。
這些改革在政治上體現為新自由主義的崛起，在經濟上則表現為工業組織協調方式的變化。機構投資者攫取企業的生產資本并將其轉換為金融資本，以尋求新的投機空間，這大大損害了企業的長期競爭力。在此情況下，美國企業轉而將資本和設備投資于海外，形成全球生產網絡，追逐低成本制造，同時回避國內的勞資沖突。隨著美國本土大企業在國際競爭中走向衰退，以及研發支出結構和科技體制轉變帶來的中小型高科技企業的崛起，美國開始更傾向于利用企業間協調的方式來維系發展勢頭，比如政府組織的SEMATECH（半導體制造技術戰略聯盟），以及美國企業領導的“開放式創新”模式。通過資本和技術輸出，美國當時將半導體和集成電路產業中部分資本密集型的環節配置在韓國、新加坡和中國臺灣地區等地，將包括汽車在內的大量制造業的生產和組裝業務配置到中國和墨西哥等地，為其本土企業重新贏得了靈活性和競爭優勢，令其有實力繼續牢牢地掌握住新興的ICT長波的領導權（即圖1左下角）。
在上述歷史過程中，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歡迎當然包含政治上的考慮，但這不是本文的重點。在經濟維度中，中國的加入客觀上補上了美國經濟“去中心化”（實質是大企業解體）和“全球化”（實質是海外外包）變局中的關鍵一環。在過去30年里，中國為以西方企業為旗艦的全球生產網絡提供了快速、彈性、大批量的制造服務。大衛·哈維甚至認為，成功將中國納入國際經濟體系，是80年代后美英等國得以緩解當時的國內矛盾，并使新自由主義在英美陣營內部最終站穩腳跟的重要因素。
這也決定了該國際經濟體系的主導者對中國定位的預設：它們從一開始就沒有將中國當作地位平等的競爭與合作伙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期望通過中國日漸龐大的消費市場，解決上一個長波成熟期內西方內部面臨的“零和博弈”困境。此外，通過利用中國高性價比的加工制造能力，主導者美國可以借助新的生產協調方式繼續維系美國企業的競爭優勢，并延緩美國國內日益嚴峻的社會矛盾的爆發。
另一面，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角色也塑造了中國工業經濟的結構性特征，導致了技術與市場“兩頭在外”、產學研脫節的本土創新系統問題。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先驅者們致力于借助國外的資本和先進技術壯大我國的工業技術能力，這也是“市場換技術”政策的起源。然而，由于外方在技術設備方面掌握絕對優勢，加之中國企業和部分決策者沒有意識到復雜工業活動中“生產能力”與“技術能力”是相對分離的，這一發展進程逐步拆解了中國產業發展中原有的本土產品開發平臺。誠然，融入國際經濟體系，讓中國得以引進國外的技術設備，學習如何與國際同行同場競技，并獲得了歐美市場的準入權，實現了經濟總量的顯著提升。但產品開發平臺的喪失使得中國工業和企業失去了開展技術學習、積累技術能力的載體；因為在微觀層面，用以發展技術能力的經濟制度不復存在了。這樣的結構性變化在過去幾十年逐步蔓延至中國大部分民用制造行業，致使各個產業的本土創新系統都受到了沖擊。因此，新的結構也限制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可能空間。
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在1994年超過40%，2006年為67%，在2008年前這一指標到達頂峰；而在中國的進出口貿易中，很大一部分是在全球生產網絡內部進行的加工貿易，在2005年前后，中國的加工貿易出口額約占總出口額的50%。以iPhone的制造為例，中國廠商從負責上一環節的國外廠商處進口半成品，同時在全球采購相關的元器件，完成加工后再出口到下一個環節去。這種高對外依存度和加工貿易構成了融入國際經濟體系后中國工業經濟結構的代表性特征。這種模式在帶來增長的同時，也使中國工業逐漸淪為利用從國外引進技術設備、按照國外指定的圖紙或者生產加工標準、為國外合作方提供中間產品或為國外市場提供產品加工環節的經濟體。這導致中國工業陷入了喪失技術話語權、利益空間一再受擠壓的境地。
此外，嵌入國際經濟體系的過程還深刻地改變了中國本土工業企業的行為模式。創新活動在本質上是在產業鏈條中不同參與者的持續互動過程中發生的，因為每一環節的創新者都需要上下游參與者提供技術需求、相適應的產品和技術條件作為創新的前提。而技術和市場“兩頭在外”的體系，使得中國本土的工業參與者成為全球生產網絡的一部分，受到各自所在生產網絡內美歐主導廠商的整合；本土企業之間反而缺乏互動，也就無從解決本土的重要產業和技術問題、發展本土產品技術系統。
筆者團隊曾經對中國的半導體、汽車等產業的專利數據進行了全樣本分析，發現本土企業不僅核心專利少，而且對國外專利的依賴程度很高。在中國，大學-科研院所-企業這條對于現代復雜工業經濟而言至關重要的知識生產鏈，不僅同樣存在對外依賴問題，而且各機構還存在著僅關注自己的同類、交叉關聯比例明顯低于其他發達國家的現象。這意味著中國的產業創新共同體尚未形成，因而缺乏高效地生產技術知識的能力。如果把產業鏈上的不同企業以及產學研鏈條上的不同參與者比作鈴鐺，那么自主創新的孕育需要的是本土不同鈴鐺所組成的網絡中的諧振。而在“兩頭在外”格局中，我們的大量鈴鐺都被分別掛在不同的全球鏈條上，彼此之間缺乏關聯。這正是中國工業會在關鍵技術環節被對手“卡脖子”的關鍵原因。
直到中國自主創新型企業——如通信領域的華為、中興，汽車領域的吉利、比亞迪，以及電網繼電保護領域的南瑞——在不利環境下逆勢崛起后，如上情況才發生了部分改變。雖然這些自主創新企業能夠發展起來也受益于全球化的外部環境，但它們的組織與精神根源都不同于80年代國際經濟體系納入中國時為中國企業設定的角色。這些自主創新型企業通過發展本土的產品開發平臺，重新塑造了本土的創新互動機制。在國內、國際兩條戰線上，它們先是通過服務原有全球生產網絡不關注的國內邊緣市場和世界邊緣市場取得了發展，繼而通過積累能力逐步進入主流市場，最終部分地改變了中國創新生態的格局。
然而，這種轉變同時觸發了中國與西方國家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根本性沖突。因為當中國企業開始在同一層面與西方領頭企業競爭時，自然會壓縮后者原有的超額利潤空間，而這并不符合西方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歡迎中國加入國際經濟體系時的初衷。
▍中國的出路：通過構建產業創新協調能力塑造內循環
以上關于中國創新在經濟長波變遷和國際經濟體系兩個維度所面臨的現狀的討論，可以使我們得出兩個結論：
首先，因為尚未有基礎創新帶來新一輪“熊彼特沖擊”，中國目前并沒有在戰略上趕超其他發達國家的捷徑。但反過來說，目前處于領先的國家也同樣沒有可對中國實施“降維打擊”的致命利器。正因為處于同一個技術長波內，美國在絕大部分領域并沒有超時代的優勢，目前美國在特定技術領域相對于中國的競爭優勢主要是其原有工業和技術設施擴張與技能能力累積的階段性成果。
其次，中國創新目前面臨的最大挑戰不在于單項技術，而在于需要實現結構性轉變，尤其是需要形成本土性的創新互動機制，以持續地為發展技術能力提供基礎。這兩項結論共同指向的中國創新的出路，就是建設產業創新協調能力，并借此完成對內循環機制的塑造。
正因為當今世界經濟并非處于爆發新技術革命的臨界點，所以目前中國在一些領域被“卡脖子”的主要成因在于工程技術問題，而非我們未能理解的科學問題。無論是光刻機、工業軟件、高端傳感器還是航空發動機，實質上都屬于（大）工程問題。本文并非對基礎科學研究存有任何輕視，相反，我們始終強調產學研結合是生產新知識、解決技術問題的重要手段。但要找到解決目前中國創新問題的出路，就必須首先正確、清晰地認識科學問題和工程問題的本質屬性，這是推動轉型的第一個重要任務。
科學發現有可能對技術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但我們不能采取“從科學到技術”的簡單線性模型來理解科技創新的機制?；A科學探索是在未知空間內獲取新發現，并將其轉化、擴散到工業應用領域的一個長周期活動；而工程技術則是通過界定和剖析問題，用人們已經掌握的組織手段和技術手段去解決原本未知的難題的活動。這兩類活動周期完全不同，認識邏輯也存在巨大差異?？茖W探索活動有一定可能會在經歷相當長時期后給予社會回報。同時，它還可以源源不斷地為社會發展培養人才——在大部分時期內，為工業經濟活動培養人才是基礎科研最大的“社會經濟”功能。因此，基礎科研理應得到妥善的規劃與投入。但是，科學研究投入與解決重大工程技術問題之間并不存在接力式的必然因果關系，對基礎科學研究的投入不會自然地導致工程技術問題的解決，更不意味著技術創新的完成和成功。
因此，在解決“卡脖子”問題和克服技術“短板”的過程中，如果依然單以學科為依據分配相應的戰略性資源，那就是南轅北轍。在推動關鍵產業技術創新的過程中，必須要從“戰略性”這一切入點深刻理解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強調的發展“戰略性科技力量”，即應秉持對重大問題的“任務導向”原則來界定和剖析問題，并在產學研和產業鏈各環節中相應地發展分工協調體系，為此動員和配置資源，從而真正地為技術創新活動提供必需的支撐基礎。
推動轉型的第二個重要任務，是為本土創新構建組織協調能力。前已述及，長期以來形成的“兩頭在外”結構，導致目前中國在很多領域未能形成以本土創新為中心的組織協調機制，因此必然會在迫切需要本土創新的當口遭遇掣肘。以半導體集成電路為例，中國在邏輯芯片方面投資巨大，但技術能力進步卻依然步履蹣跚。究其原因，不能忽視的一點便是，在因中美科技戰而受困之前，中國邏輯芯片制造的巨頭不僅在主要技術裝備方面都選擇自海外引進，而且在配套設備方面也很少給本土企業機會，甚至它們（除華為以外）也很少愿意為國內的“中低端”用戶提供代工服務。事實上，正是這種本土產業鏈上關聯企業間的互動缺位，導致沒能在國內產業中形成“暴露問題、界定問題、協同解決問題”的共同體，這種缺失又進一步導致了相關產業環節的持續性落后。
在工業技術能力持續累積的過程中，企業、產業和國家競爭力的構建需要依托于本土的產品開發平臺（企業層面）和創新組織協調機制（產業層面），來形成知識與經驗積累的穩固平臺。一旦這兩個積累平臺出現問題，一國的產業競爭力就面臨被削弱的威脅。這在中國表現為過去幾十年工業經濟“兩頭在外”的結構性缺陷與今天遭遇的“卡脖子”問題，在美國則表現為金融資本出逃生產活動的“脫實向虛”趨勢及其本土產業部門中制造環節的“離開”（圖1中部）。但在美國并沒有多少人愿意承認，美國的衰落有獨立于中國崛起的內在成因。正是美國本土經濟體系的缺陷及其諱疾忌醫的態度，為中國通過夯實基礎、苦練內功實現“直道超車”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條件。
中國的當務之急，是以構建安全的產業鏈為目標，以解決重大工程技術問題為抓手，通過構建本土創新組織協調機制來發展內循環。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擁有顯著的優勢——世界上門類最齊全的工業部門。我們需要做的，是將本土不同的工業部門、各類產學研主體和位于產業不同環節上的企業組織起來，促成以本土需求和本土技術問題為中心的創新協調機制，具體表現為各環節企業搭建的產品開發平臺，不同主體間設定議程并就不同的產品技術體系形成合作和競爭的產業共同體，以及相應的公共品與人員和信息流通機制。
在推進這一結構化轉型的過程中，必然會遭遇企業轉變的“集體行動的困境”，這就要求國家以多種形式發揮國家創新體系建設作用，提供額外的經濟激勵，使得轉型參與者能夠形成正向預期并持續參與轉型過程。在大學和科研院所的角色定位方面，國家也需要明確調整應用研究和工程類研究的指揮棒，推動科研力量以解決重大現實問題為導向，形成科研與產業的雙向嵌入，將科研活動的生產與再生產放入重大的戰略性項目中。在產業創新共同體發展的早期階段和公共品的供給上，如各類學會和協會、重要的議事和表決機制、對關鍵共性技術問題的投資等，也需要國家提供必要的組織協調和物質支持。這些工作應當是“新型舉國體制”和創新“內循環”的核心。
▍結語
現階段中國技術創新暴露的種種問題，本質上是過去三四十年里外部全球性生產網絡與中國內部工業經濟結構共同塑造的矛盾的具體體現。在對中國創新前景的探討中，樂觀者沒有充分認識到“新四大發明”和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的技術屬性，從而產生了新經濟長波即將到來，中國可以“彎道超車”的錯判；悲觀者則沒有充分認識到美國生產資本遲遲未得到有效補充，其相對中國的技術優勢是有限的這一現實。今天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其實早在中國加入國際經濟體系之初就已經開始醞釀；甚至，當初中國被納入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經濟體系，也是促使美國朝著畸形道路繼續走下去的原因之一。這種此消彼長的態勢迄今仍未停止。
由此，雖然中國目前的確沒有在科技上全面領先，更沒有率先邁入新的工業革命，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必須繼續長期依附于美國體系。正因為根本性的基礎創新尚未發生，所以中美之間現存的差距僅限于ICT范式之內，并非不可逾越。美國尚未能解決制造和工程技術開發環節衰退的問題，甚至美國國內各界當前仍未達成解決這一問題的共識和路線。這就為中國在競爭中克服對國際經濟體系的依賴，完成從“兩頭在外”轉向以內循環為主的系統性結構轉型，提供了寶貴的時間窗口。
這一結構轉型的目標，是發展出以國內技術問題和國內產品技術發展為中心的創新組織協調機制，及創新的內循環機制。在構建自主創新的“技術-制度”系統的過程中，國家需要通過充分的社會動員和合理配置戰略性資源，以重大工程技術問題為抓手，為不同規模、不同屬性的創新主體提供合適的經濟激勵，為其結構性轉變創造出正面預期。這種轉型無疑極其艱難且需要付出長期努力，中國的創新內循環建設仍需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從多輪試錯中逐步積累經驗才能步入正軌。
只有本土技術能力實現了持續的發展和累積，中國工業經濟參與全球化的能力才能進一步加強。那時的全球化將會賦予中國全然不同的角色：中國企業將會獲得更多與領先國家同行公平競技的機會，進入更廣闊的新興市場；同時，中國也可以通過提供知識生產和知識流通的公共品，將更廣大的世界納入我們自己搭建的創新和產業共同體。這樣的前景，既不可能通過抄近路的戰略，也無法通過繼續依附于美國體系獲得，只能以堅定的戰略意志，借由建設創新的內循環體系來實現。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4期，原題為《建設本土創新共同體——國際創新競爭背景下中國的困境與出路》。圖片來源于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