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柏 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系
【導讀】振興東北已有17年歷史。然而2020年東北地區的GDP增長率只有1.1%，遠低于中部的1.3%、東部的2.9%和西部的3.3%，在全國墊底。“投資不過山海關”的流傳，更為東北發展蒙上陰影。那么，共同富裕的新政策范式，能否為“振興東北”帶來新機遇？面對“數字經濟”、“工業互聯網”、“元宇宙”等技術進步帶來的挑戰，東北又如何轉型，找到發展新動能？
本文認為，在共同富裕的政策框架下，應重點推進東北地區改革開放。首先，通過發展東北，能夠緩解東部和沿海大城市人口過密和高房價帶來的不平等、“內卷”、“躺平”和低出生率等社會問題，實現地區間均衡發展；其次，在全球化倒退的歷史轉折點，發達地區到東北做產業投資，能夠通過初次分配降低不平等，企業通過履行社會責任的方式盈利的市場經濟新路；再次，在遠程工作逐漸普及的新趨勢下，發達的地區企業能夠通過在地理空間上重新布局公司業務，促進發達地區的信息產業與東北地區的傳統制造業加速融合，聯合打造競爭優勢；最后，通過新舊動能轉換，能為東北國有企業改革提供有利條件，通過共同富裕擺脫薩繆爾森陷阱，可為迎接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做好充分準備。
作者認為，東北需要以“經濟特區”這樣一劑猛藥來扭轉困局。他建議，應參照當年深圳模式在東北主要城市成立經濟特區，通過稅收、土地等政策優惠和東北—東部地區的對口合作機制，推動沿海企業到東北直接投資，利用它們的資本、技術、企業管理制度和市場渠道，幫助東北實現經濟增長新舊動能轉換，降低地區間的增長不平衡。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6期，原題為《建設經濟特區振興東北：以共同富裕應對五大挑戰》，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建設經濟特區振興東北：以共同富裕應對五大挑戰
振興東北已經有17年的歷史。然而2020年東北地區的GDP增長率只有1.1%， 低于中部的1.3%、東部的2.9%和西部的3.3%，在全國墊底。[1]
要扭轉這一困局，必須在共同富裕的政策范式下推動東北的改革開放： 參照當年的深圳模式在東北主要城市成立經濟特區，通過稅收、土地等政策優惠和東北－東部地區的對口合作機制，推動沿海地區企業（外資企業要去當然歡迎）到東北直接投資，利用它們的資本、技術、企業管理制度和市場渠道，幫助東北實現經濟增長新舊動能的轉換，降低地區間的增長不平衡。
以東北改革開放為抓手，共同富裕政策范式將推動中國更廣義的歷史變遷：
它將扭轉以沿海大城市為中心，造成地區間發展不平衡的城市化模式，通過發展東北緩解東部大城市人口過密和高房價帶來的不平等、“內卷”、“躺平”和低出生率等社會問題，尋找地區間均衡發展的新發展模式；
它將在全球化倒退的歷史轉折點，使中國避免在釋放市場力量與保護社會之間做過激的回擺，探索一條政府通過初次分配降低不平等，企業通過履行社會責任的方式盈利的市場經濟新路；
它將鼓勵發達地區的企業跟上國際范圍內高新技術產業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向遠程工作發展的新趨勢，通過在地理空間上重新布局公司業務，為推動地區間的共同富裕做貢獻；
它將促進發達地區的信息產業與東北地區的傳統制造業加速融合，發展工業互聯網和產業數字化服務業，推動制造業的升級換代，并打造未來服務業出口的競爭優勢；
它將幫助東北實現經濟增長新舊動能的轉換，為國有企業改革提供有利條件，通過共同富裕擺脫薩繆爾森陷阱，為迎接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做好充分準備。
▍建設經濟特區振興東北：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方案
2017年國務院復制對口援疆的經驗，出臺《東北地區與東部地區部分省市對口合作工作方案》，推動江蘇－遼寧、浙江－吉林、廣東－黑龍江之間，以及北京－沈陽、上海－大連、天津－長春、深圳－哈爾濱之間的對口合作。這是促進地區間均衡發展和共同富裕的重要嘗試。
四對主要城市的對口合作進度不一。北京－沈陽已經實施320個產業合作項目，協議投資280億元，在沈陽高新區已經引進集成電路、航天航空、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技術交易和服務體系等科技含量高、帶動能力強、符合沈陽市產業發展方向的重要項目。兩市高層還保持經常性互訪和干部人才掛職交流。[2]深圳－哈爾濱已經落地規劃面積達26平方公里的深哈合作產業園并于2021年10月開園，引進了 286家企業，注冊資本101億元，業內人士預計到2022年10月會有50%的簽約企業入駐。深哈合作產業園直接引進深圳各種行之有效的制度，在優化審批流程、減少審批環節、壓縮審批時間等方面改善營商環境，實現了1天完成公司注冊、36天取得施工許可、11天項目動工建設的“深圳速度”。[3]
盡管如此，對口合作迄今為止沒能改變東北經濟增速偏低的現狀。東北需要以“經濟特區”這樣一劑猛藥來扭轉困局。
建設經濟特區與實現共同富裕有兩個內在聯系。
首先，來自外部的直接投資為內部提供經濟發展機遇。當年 外資帶來的資本、技術、企業管理制度和國際市場渠道，幫助中國企業參加全球生產分工，沿海地區不斷擴大的出口帶動了國內經濟增長。在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GDP達1萬美元、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發展落差大幅度縮小的背后，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是早期的重要影響因素，盡管其作用在逐漸減弱。
其次，經濟特區的本土企業圍繞著跨國公司的價值鏈發展出各種產業集群。產業集群是內部有詳細分工的產業鏈在一定空間內的高度聚集，它為眾多中小企業提供了發展機會。產業集群是一個地區包容性發展的生產組織保證形式，而包容性發展是一個地區通過生產過程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渠道。
國家建設與市場建設是一國經濟長期發展、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性保障。 建立經濟特區就是要借外部投資來促進內部的改革開放。當年中國先在經濟特區打造出各種適合開放型市場經濟的現代治理機制，然后將其不斷向特區以外的廣大地區推廣。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東風，沿海地區進行的國家建設和市場建設充分適應了開放型市場經濟的新環境。
中國今天應該做的，就是通過內循環的方式在東北復制當年經濟特區的歷史經驗。
雖說在東北建立經濟特區是復制當年的深圳模式，但二者的著眼點完全不同。當年建立經濟特區意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向沿海地區集中資源，通過外資參與國際分工，與發達國家的市場迅速接軌，依靠鼓勵出口帶動國內經濟增長。而這次的目的則是促進共同富裕：把資源向東北地區傾斜，吸引來自發達地區的直接投資，利用它們在資本、技術管理以及市場渠道等方面的優勢，帶動東北地區的發展，降低地區間發展的不平衡 。
共同富裕與改革開放并不對立。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之一是推動落后地區的改革開放。
首先，在東北建立經濟特區能打造一流的營商環境。“投資不過山海關”的主要原因就是營商環境。 當年如果沒有沿海地區的經濟特區，就無法打破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在東北現有體制內靠修修補補改善營商環境費時費力，不如直接提供一塊“政策飛地”。當東北經濟特區在制度上與發達地區全面接軌，發達地區的企業到東北投資就不再有后顧之憂。
比照當年的深圳模式打造東北經濟特區，將極大地推動東北地區的國家建設和市場建設。東北應該通過對口合作與東部地區進行較大規模的干部輪崗與掛職，先在經濟特區建立適應開放型市場經濟的管理體制，然后再不斷把這種管理體制向特區以外的地區推廣，用它來替代現有的管理體制，把經濟特區做成深化改革開放的試驗區，和擴大改革開放的根據地。
其次，比照當年深圳給外資的待遇引進國內直接投資。東北一直沒能實現經濟增長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是缺乏打造新動能的市場主體。 過去二十幾年的實踐證明，如果當地缺乏外部帶來的經濟增長新動能，想把國有企業改造成適合開放型市場經濟的行動主體，同時又維持一定的增長速度，似乎是無法完成的任務。
東北地區最缺乏的是建立在分工基礎上的以產業鏈和產業集群代表的當代制造業生態系統。建立東北經濟特區的目的之一，便是通過吸引發達地區的直接投資，5年內在東北每個省創造30萬~50萬個高新技術產業的就業機會，圍繞向東北直接投資的發達地區各產業頭部企業打造相關的產業鏈和產業集群，形成支撐產業長期發展的生態環境。
最后，以建設工業互聯網為突破口，著重打造產業數字化服務業。發展工業互聯網需要傳統制造業工業機理的深厚積淀，而東北地區在這方面具有獨特的要素稟賦。東北不缺制造業的技術人才，缺的是信息產業的資本、技術、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創新孵化機制以及支撐初創企業的制度環境。發達地區信息產業頭部企業在東北經濟特區直接投資，可以迅速地改變這一切。沿海發達地區在信息產業的優勢和東北在傳統制造業的技術積淀和人力資本，是發展工業互聯網的最佳要素組合。
▍以共同富裕回應五大挑戰
以東北經濟特區為抓手的共同富裕政策范式，可以幫助中國回應國內外的五大挑戰。
（一）從根本上調整城市化發展戰略
要實現共同富裕必須消除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在東北建立經濟特區將扭轉造成這種不平衡的城市化模式。
過去三四十年來，中國城市化戰略片面強調資源配置效率，著重發展沿海地區大城市，其負面結果是農村的凋敝和東北、西北地區的經濟落差不斷擴大。這個發展模式內含的因果機制已經導致一系列社會問題的爆發：國家資源向沿海地區集中帶來的大規模人口流入，使土地資源有限的一線城市房價飆升；當收入水平被房價遠遠甩在后面時，資產不平等日益嚴重，高收入行業的進入門檻急劇上升；當用人單位紛紛以985、211高校畢業作為錄用標準，人們被迫依靠教培行業來加強自己上名校的競爭力；即便是有幸進入高收入行業的從業人員，在無限的勞動力供給帶來的淘汰壓力下，也不得不忍受“996”的工作模式；當教育和就業等領域的內卷現象廣泛出現，許多人決定索性“躺平”；當“內卷”“躺平”者眾，出生率必然加速下降 。
走到出生率大幅度下降這一步，意味著中國在重蹈西方城市化模式的覆轍。 聯合國一份關于發達國家的研究報告指出，當出生率跌下維持人口規模再生產所必需的比率時，如果沒有移民，有些國家到2050年時工作年齡組人口規模將出現26%~39%的缺口；假如通過移民把人口結構穩定在每三個工作的人養一個退休的人，2050年需要的工作年齡組中1995年以后移民及其后代占總人口的規模，在歐盟將達40%，在日本將達54%。 [4] 這樣一種因無法維持人口再生產而將由盛轉衰的城市化模式，究竟是值得追隨的文明最高形態，還是需要回避的自我毀滅陷阱？
中國城鎮化率2019年已達60%。第七次人口普查顯示，東北地區總人口比十年前減少1101萬，平均出生率僅為0.608%，三省均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面臨著深刻的人口危機。歷史地看，東北人口變遷與經濟發展直接相關。新中國成立后的國民經濟恢復期和“一五”期間，東北是中國經濟建設的重鎮，大型工廠搬遷和建立帶來了大量科技人員、管理人員、產業工人及其家屬，使黑龍江在“一五”期間的人口年平均遷入率高達1.074%。隨著80年代初沿海地區變成發展的重點，吉林和黑龍江由人口凈遷入省變成凈遷出省。1995~2000年間國有企業改革造成的大規模工人下崗，使吉、黑二省的人口凈遷出率進一步上升。1990年以來，東北三省的出生率始終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019年東北三省的人口自然增長率是全國僅有的三個負值。[5]這些都與東北缺乏經濟增長動能直接相關。
在東北建立經濟特區，打造高科技產業集群既可以減緩人力資本外流，還有助于吸引其他地區的技術移民。在房價只有沿海一線城市幾分之一的東北城市工作，從業人員的工作環境和生活質量會得到較大改善。當人口和收入水平在全國更加均勻地分布，中國年輕人的壓力才會減輕，“內卷”與“躺平”才會得到抑制，人口出生率才有可能回升。
指望通過市場配置資源實現共同富裕只能是畫餅充饑，要想消除地區間的發展不平衡，必須由政府出手扭轉資源配置的優先方向。
（二）尋找后全球化時代新型政府－市場關系
在東北建立經濟特區，通過調整生產過程實現共同富裕，將幫助中國在歷史轉折點對未來經濟體制的發展方向進行有益探索。
當1929~1933年的“大蕭條”打破人們對市場的迷信時，世界上出現了三種不同的應對模式：羅斯福新政代表的自由主義、蘇聯代表的社會主義以及德、意、日代表的法西斯主義。[6]而到了冷戰結束前夕的80年代末，福山提出“歷史的終結”：人類社會已經結束對政治經濟制度的探索，未來將屬于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7]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化再現逆轉跡象，各國的公共政策范式從全球化上升期的釋放市場力量向保護社會回擺，國際上不僅再次出現社會主義思潮，連受法西斯主義影響的極右翼也粉墨登場。
中國會像西方媒體預測的那樣向計劃經濟回歸？還是在經歷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雙向歷史實踐后，探索一條新的道路？在過去四十多年里，雖然全球化在各國具有歷史同時代性，但中國的經驗卻一直保持鮮明特點。既然在中國市場化激進程度超過大多數國家的90年代，中國政府仍然在經濟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為什么當各國今天一窩蜂地轉向大政府時，中國不能為市場保留一席之地？
共同富裕有兩種不同的落地方式。一種以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為主，前者由中央政府通過轉移支付把來自富裕地區的稅收變成欠發達地區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后者由企業捐錢做慈善。雖然這兩種分配方式都有必要，但它們都沒有充分利用企業這一重要資源。筆者并不反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只是想強調初次分配和生產過程對促進共同富裕非常重要。當發達地區的高科技企業在東北經濟特區直接投資時，它們履行社會責任的形式就超越了交稅或捐錢，而是用資金、技術、企業管理制度和市場渠道，以市場主體的身份幫助東北發展工業互聯網和產業數字化服務業，通過推動包容性發展為地區間共同富裕做貢獻。對這些企業，政府不僅不應該擴大征稅，而且還要為它們減稅或免稅。限制資本無序擴張并不是要扼殺擴張，而是要讓擴張有序，為公共利益服務。
東北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國有企業采取福特生產方式，缺乏企業分工合作的產業集群。廣東與浙江的例子充分證明，無論是產業集群，還是專業市場，都是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相互促進。同行業企業在空間上高度聚集產生的競爭壓力，迫使它們不斷開發細分產品和服務，由此增加的范圍經濟不斷吸引客戶向此集中，導致規模經濟進一步擴大。 [8] 不斷增多的市場主體推動了包容性發展，為共同富裕創造了物質條件。 [9] 讓發達地區信息產業與東北傳統制造業相結合，共同發展工業互聯網和產業數字化服務業的產業集群，才是推動地區間共同富裕的雙贏方式，才是中國經濟體制未來應有的發展方向。
（三）思考后疫情時代的企業發展戰略
發達地區高科技公司在東北直接投資，不僅是企業為地區間共同富裕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方式，更有助于它們跟上國際范圍內后疫情時代企業發展戰略新趨勢。
新冠疫情在美國產生的一個后果，是人們更清楚地認識到以物聯網系統聯網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深刻社會變遷。
疫情期間，由于美國政府抗疫措施不力，許多美國人被迫長期居家工作。一個始料未及的后果是，人們發現信息技術的發展實際上已經可以把人的勞動與地理空間分離，員工沒必要每天面對面地工作，高科技公司也沒必要非得留在硅谷。高科技公司為迎接這場勞動與產業的空間革命，紛紛調整技術發展方向，采用新的就業形態與工作模式，并在地理上重新布局公司業務。[10]
美國人發現遠程工作有許多優點：員工可以自由選擇居住地，不再為通勤苦惱，能更好地平衡工作與生活；公司也可以大幅減少房地產成本，從全球尋找高質量員工，提高生產率。[11]推特、臉書和西門子宣布遠程工作將成為公司永久性工作模式。各種企業遠程通信軟件、基于虛擬現實和增強現實技術的元宇宙以及共享辦公空間等新技術、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蓬勃發展。
高科技公司更是向全美各地分散業務：特斯拉決定把總部從加州搬走，亞馬遜在東海岸設立第二總部，蘋果、谷歌、臉書和微軟等眾多頭部企業紛紛在不同地區增設技術部門。美國高新技術產業在地理上的重新布局，導致得克薩斯和科拉羅多崛起，亞利桑那正在變成電動汽車和半導體產業的重鎮，北卡羅來納的科研三角地區僅今年就迎來了蘋果提供的機器學習、人工智能和軟件工程等領域的三千個職位和谷歌提供的云計算工程的一千個職位。
美國高科技公司把業務向全國分散，推動了硅谷以外地區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在客觀上有減輕美國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促進美國的地區間共同富裕的效果。
中國嚴防死守抗疫策略的成功使人們很快就回到辦公室和車間，但在即將到來的元宇宙時代，中國的高科技企業不應該錯過發達國家企業發展戰略的空間革命帶來的長期影響，中國政府也不應該錯過高科技公司在地理上重新布局業務對減少地區間發展不平衡和促進地區間共同富裕的重要意義。
（四）打造工業互聯網和產業數字化服務業
在東北發展工業互聯網和產業數字化服務業，不僅可為落后地區提供高新技術產業的就業機會，還有助于中國制造業整體的升級換代，并為未來中國服務業的出口打造競爭優勢。這是實現地區間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
中國產業升級換代目前有兩個重要方向：一是以人工智能、5G、云計算、區塊鏈、機器人、新能源汽車為代表的新技術，二是把上述先進技術與傳統制造業相結合的工業互聯網。目前，前者受市場重視的程度和發展速度遠遠超過后者；后者經常被企業認為可有可無，其發展呈現碎片化，缺乏主導力量。[12]
然而，對共同富裕而言，工業互聯網與產業數字化服務業的意義更為重大，因為它們可以讓更多的人提高收入。沒有工業互聯網，中國只有高新技術產業少數人的“富裕”，而不會有制造業多數人的“共同”。市場不愿意做的事只能由政府來做。
從長期而言，沒有產業數字化服務業，中國制造業將無法實現升級換代，并無法在智能制造時代與發達國家競爭。
在世界上四個制造業大國中，美國擁有一流的信息技術；德國和日本擁有一流的傳統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制造業的生產技術；中國雖然在這兩方面與世界一流相比都有差距，但在信息技術方面僅次于美國，在傳統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制造業有龐大的產能。而工業互聯網和產業數字化服務業需要把現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各個產業具體的工業機理相結合，再根據不同企業的具體條件實現生產過程的數字化、自動化和智能化，如果在這些方面落后，中國制造業在未來將無法與發達國家競爭。
同時，要保持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代差，中國制造業必須有強大的工業互聯網和產業數字化服務業。在人民幣升值和各國要確保供應鏈安全的長期預期下，后疫情時代部分產業鏈從中國轉移是真實的挑戰。正像近年來越南雖然承接了部分從中國轉移的產業鏈，但仍然要依靠中國生產的上游零部件一樣，強大的工業互聯網和產業數字化服務業是確保越南制造業未來即使走向數字化時，仍然要依靠中國的不二法門。
東北不僅擁有傳統制造業，還擁有哈爾濱工業大學、哈爾濱工程大學、東北大學和大連理工大學等優秀的理工科院校。在發展工業互聯網和產業數字化服務業時，東北地區的工業機理積淀和人力資本與發達地區的信息產業將是一個最佳的要素稟賦組合。以華為為例，黑龍江是它在農業、林業、能源和煤礦等領域智能業務的大市場，如果它在黑龍江成立一個較大的業務部門，充分利用當地的人力資本發展出一個面向全國的產業集群，將會極大地幫助黑龍江縮小與發達地區的經濟落差。
在東北建立經濟特區，提供發展工業互聯網和產業數字化服務業的大平臺，將非常有利于集中領導、協同攻關、統一產業標準和打通各種產業集群。
（五）迎接國際經濟新秩序
在東北建立經濟特區，通過推動產業升級換代促進地區間的共同富裕，還將幫助中國擺脫薩繆爾森陷阱，迎接未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
薩繆爾森陷阱與中國高、中、低科技并存的經濟結構直接相關。一方面，這種經濟結構使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下游通吃，既在高新技術產業追趕了發達國家，又利用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解決了本國的就業問題。但是另一方面，高、中、低科技并存的經濟結構也常使中國在國際貿易談判中陷入兩難：發達國家緊盯高端市場，要求中國對等開放，消除貿易投資壁壘，擴大產業內貿易；而中國則緊盯中低端就業，擔心一旦開放市場就會對國內形成沖擊。 [13] 因此，大幅度縮小東北和中西部地區與珠三角和長三角之間在經濟發展和富裕程度上的差距，是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的基本條件。
在逆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背景下，戰后的國際經濟秩序正經歷十分深刻的轉變。中美貿易戰引起的民粹主義和新冷戰思維，正在影響人們對國際經濟秩序發展方向的判斷。建構新國際經濟秩序的路途可能很遙遠，過程可能很曲折，但是其基本原則肯定是不同的經濟體制共存，同時在擁有不同經濟體制的各大國之間形成共同接受的行為準則。TPP是美國為中國量身打造的第二代自由貿易協定。今后，無論是中國申請加入CPTPP，還是與歐洲就投資協定重新談判，或者與美國進入貿易談判第二階段，國有企業改革都是躲不掉的核心議題 。當年發達國家先讓中國加入WTO，再借此推動中國開放市場，這次它們肯定會要求中國先改革國有企業，再讓中國加入第二代自由貿易協定。
經濟增長新舊動能轉換是國有企業改革成功的重要條件。 上海的國有企業改革相對成功，這離不開中央對浦東開發的投入和政策扶植，更離不開外資的資本、技術、企業管理和國際市場渠道帶來經濟增長新動能，為上海減輕了在改革國有企業的同時保持經濟增長速度的壓力。而東北的國有企業一直依賴政府保護，其改革不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振興東北一直把施策重點放在維持社會穩定上，而不是放在打造經濟增長的新動能上。 [14] 通過經濟特區的平臺與發達地區高科技公司合作，進行脫胎換骨的產業升級換代，并探索新型股權結構與治理模式，是實現國有企業改革的一條新路徑。
如果國有企業改革成功，東北地區與發達地區的經濟落差將會縮小，共同富裕程度將會增加，中國對外開放的條件也會更為成熟，迎接未來國際經濟新秩序時就更有信心。反之，如果東北經濟缺少經濟增長新動能，就會長期拖中國對外開放的后腿。
▍ 結語
中國正處于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關鍵時刻。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急升、房地產和教培產業投資急降、疫情造成消費不振等各種因素的疊加，導致2021年第三季度中國經濟增長率跌破5%。要扭轉困局只能擴大投資。在既要維持經濟增長，又要推動結構性調整，還要關注共同富裕等多重政策目標的約束下，投資東北不失為一個最佳選項。
在發達地區擴大投資，固然可以促進經濟增長，但是既不能實現落后地區的結構性轉型，還會進一步擴大地區間經濟發展的落差。而在東北建立若干個經濟特區集中投資，推動發達地區高科技公司來東北發展工業互聯網和產業數字化服務業，將不僅刺激經濟增長，而且還推動結構性轉型，減少地區間發展不平衡，為共同富裕創造物質條件。
然而，本文的著眼點并不是上述短期效應，而是從更廣闊的視角看在共同富裕政策范式下建設東北經濟特區的歷史意義。它將從根本上扭轉積弊重重的西方式城市化模式，探索一種以人為本的經濟發展新模式；它將通過在后全球化時代構建新型政府-市場關系和企業社會責任，探索未來中國經濟體制的發展方向；它將促使企業認清信息技術在疫情期間把人和企業從空間上解放出來這一深刻的社會變遷對企業長期發展戰略的影響；它將通過發展工業互聯網和產業數字化服務業，為未來的中國制造業打造最關鍵的基礎；它還將通過促進產業升級換代，減少地區間發展不平衡，來擺脫薩繆爾森陷阱，為實現更大程度的對外開放和迎接未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做準備。
* 筆者感謝沈原、馮秋實和王星諸教授提供的反饋和相關信息。
[1] 《中華人民共和國202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國家統計局官網，2021年2月28日。
[2] 王琪鵬：《市政府代表團赴沈陽對接京沈對口合作》，載《北京日報》2020年12月19日；趙桂華：《京沈合作新成果：沈陽高新區與北京中關村共建園區》，中國新聞網，2019年11月30日。
[3] 邢路續：《深圳（哈爾濱）產業園區或將成為引領“飛地經濟”發展新風口》，新華絲路網，2021年9月16日；《敢闖敢試 哈爾濱新區深化“放管服”改革營商環境不斷優化》，人民網，2021年6月24日。
[4]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Replacement Migration, 2012, P.98.
[5] 徐鵬遠：《東北人口十年內下降1101萬，人口滑坡背后究竟發生了什么？》，“燕京書評”微信公眾號，2021年5月12日。
[6]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eacon Press, 1957.
[7]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The National Interest, Vol.16, 1989, pp.3~18.
[8] Gao Bai,“The Informal Economy in the Era of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Globalization: The Shanzhai Cell Phone Industry in China,”?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1, No.2, 2011, pp.1~41.
[9] Li Guowu and Gao Bai, “Globalization and Domestic Coping Strateg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dustrial Clusters,” Istanbul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ology,Vol.40, No.2, 2020.
[10] Bernard Marr, “The 4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s Here-Are you Ready?”Forbes, August 13, 2018.
[11] Prithwiraj (Raj) Choudhury, “Our Work-from-Anywhere Future: Best Practices for All-remote Organizations,”Harvard Business Review, November–December Issue, 2020.
[12] 高柏、朱蘭：《從“世界工廠”到工業互聯網強國：打造智能制造時代的競爭優勢》，載《改革》2020年第5期；年勇：《我擔心中國要為此而付出沉重代價！》，騰訊新聞，2021年7月15日。
[13] 高柏：《對等開放：中國邁向發達國家的必由之路》，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1期。
[14] 張強、高柏：《東北新經濟如何破局》，載《文化縱橫》2020年第6期。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6期，原題為《建設經濟特區振興東北：以共同富裕應對五大挑戰》。 文章僅代表 作者本人觀點，歡迎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