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国精品国产自在久国产应用,天天操天天操天天,免费视频拗女稀缺一区二区

“金融危機五周年：回顧、反思與前瞻——從政治經濟學角度”會議紀要?

編者按：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已經從金融領域蔓延到實體經濟領域，從美國蔓延到全球，從美國蔓延到全球，從經濟危機導向社會政治危機。目前看去，危機仍然沒有終止的跡象，并可能導向新興經濟體國家和發展中世界。

對中國而言，金融危機的影響顯而易見。繼4萬億反危機財政措施出臺四年后，雖然中國一時避免了全球危機的劇烈振蕩，但經濟增長已經十幾個月處于下行狀態，投資拉動增長的潛能接近極限，外貿出口持續不暢，導致以出口為主要依托的中國制造業全面過剩，進而推動大量資本從實體經濟溢出轉向投機領域，地產乃至金融投資業泡沫不斷膨脹。

?中國已經納入全球體系，并與這個體系相互塑造、相互影響。世界經濟發生如此重大的問題，中國人必須認真思索，搞清楚這個世界體系究竟出了什么事？其內在機理究竟為何？而反觀中國思想界，對金融危機的理論思考遠遠不夠，多停留在短期反危機措施及經濟運行表象層面的觀察思考，深入的政治經濟學分析遠未展開。

?有鑒于此，《文化縱橫》雜志社組織了“金融危機五周年：回顧、反思與前瞻——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專題研討會。會議于2013年7月19日在北京達園賓館召開，來自經濟、金融、國際政治、社會學領域的20多位學者參加了會議。會議圍繞著一下議題展開：?金融危機與世界經濟、?金融危機與中國經濟、?金融危機與國際政治、④金融危機與社會思潮。

?學者們就本次金融危機的定性——是一次資本主義體系的周期性危機，還是一次標志著新的產業革命時代開端的轉型危機？金融危機對世界政治經濟結構的沖擊和改變，金融危機對中國發展模式的挑戰等方面展開了深入的討論。與會學者一致認為，國內學界應該高度重視金融危機的研究，以深刻把握世界經濟政治的變動規律，為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找到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

一、本次金融危機的性質：傳統周期性危機的重復還是新世界體系的破殼？

1. 世界經濟結構變遷論：美歐的產業空心化導致金融塌方

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的賈晉京研究員認為：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是一次資本主義的體系性危機。從產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維持和發展，都需要技術性的重大突破來作為支撐。新技術會創造新的供需結構，最終擴大市場規模。本次金融危機爆發的關鍵在于：目前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已經難以為繼，而且，過去克服危機所需要的條件現在已經完全不具備。在過去，會有一系列的技術群來支撐一個經濟周期，一個經濟周期結束以后，必須找到一個新的市場來展開下一個經濟周期。19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之前，可以通對外軍事擴張來發現新的市場，而現在，既缺乏新的技術突破，也無法實現市場擴張，由此，以美國為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已經難以為繼。

美國為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運行規律在于：美國依靠美元霸權實現對世界經濟體系的主導，而美元霸權的持續，依靠美國能夠持續創造新的需求——美國必須要有新的產品能出售。不同國家之所以接受美元，是各國都需要美國的產品，各國必須用美元來購買這些產品。過去，美國依靠其強大的創新能力、制造能力可以為世界各國提供尖端技術裝備、技術標準、技術體系。但是，自從互聯網泡沫破滅以后，美國已經無法創造出新的技術，無法制造新的需求和新的投資領域，美聯儲的政策只能把大量資本引導到房地產市場，最終導致市場泡沫。

中國的崛起對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的影響在于：全球制造業的中心已經轉移到中國，造成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普遍產業空心化。由此，西方的福利體系、金融體系缺乏實體產業支持。沒有產業支撐就會出現大量失業。在人口大量失業的條件下要保障經濟增長，要保障福利體系，就只能依靠大量印鈔。美元的基礎是美國國債，美國國債的基礎是稅收，發美元就要發國債，發國債就要增加稅收，而美國3.15億人口只有6100萬人口是有工作的，這使得稅收無法增加。印出來的美元沒有了稅收支持，大量堆積在銀行體系中，因為沒有實際的消費、沒有實際的經濟活動，只能在金融市場做投資，做投機，沒有變成實際的產品，關鍵在于缺乏實體產業的基礎性支撐。這樣，會造成高額的債務積累，而債務積累到一定程度，國家經濟體系就支持不下去，就會出現金融危機。

2. 貨幣供應與資源供給不平衡論：貨幣供應和資源供給脫節引起結構重組

《環球財經》雜志副總編張捷認為，金融危機在美國的爆發與貨幣供應與資源供給的不平衡相關。根據薩繆爾森在上世紀70年代提出的“資源供給曲線后彎”理論，資源到一定的拐點時會出現隨著價格增高供給量反而下降的情況。過去的世界貨幣與黃金掛鉤，貨幣總量有限，因此會限制資源價格過高的情況。現在的世界貨幣，是紙質虛擬貨幣（美元），總量可以無限增加下去，然而資源的總量不會無限增加下去，必然會出現資源供給的曲線后彎。而現在，西方總體需求是隨著價格的增長越來越小，供給是隨著價格的增長越來越大，所以造成這個系統難以形成均衡點，整個系統會崩盤。

美國政府有巨大的隱性負債。一個美國人一生在社保體系花費30多萬美元，美國人最早從25歲開始進入社保，65歲退休，如果按照5%的利率，10多萬美元繳費40年，得增值到30多萬美元是可以承受的，而現在把銀行利率變調到0.25%，這就意味著整個社保體系的增值、估值完全不可能實現。而美國的所有債券，在市場上提供資金的基本上都是養老機構。中國持有的3萬多億美元的美國債券只占美國債務總額的8%左右，而美國的養老機構占到60%多。現在，在缺乏相應的盈利能力的基礎上，背負如此巨大的債務，會進一步造成整個信用體系的崩潰。日本、美國、歐洲都有這樣的問題，信用體系崩潰導致以后政府的債務無法清償，而高利率難以持續意味著印鈔（貨幣供應）和資源（資源供給）關系已經脫節，所以現在是整個世界經濟體系的一個重組。

3. 傳統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擴大論：中國加入世界市場加劇了資本主義體系的過度競爭

國防大學的盧周來教授認為，這次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的又一次體現，非但不會簡單過去，還會從金融領域擴散到社會領域并最終蔓延到政治領域。

盧周來教授認為，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傳統理論仍然具有解釋力：經濟增長的原因在于分工的深化以及由此帶來的交易的增加，但分工受到市場范圍的限制，一個國家立足于內部市場想維持長期經濟增長是不可能的，還會激發內部矛盾，導致民族國家內部分裂，因為有限的市場范圍會降低資本的利用空間。為了維護邊際利潤率不下降，資本只能更殘酷地剝削勞工，發展下去必然是兩極分化，勞資矛盾會日益突出。因此，要想維持長期經濟增長，國家必須不斷突破市場限度，擴大市場范圍。

分析1873年—1895的歐洲經濟危機，可以發現，隨著第一波的殖民效應結束，以及德國與美國的經濟崛起，使本就擁擠的世界市場更加擁擠，競爭使商品價格不斷走低，資本利潤不斷降低，進而引發歐洲經濟危機。危機后果的社會表現就是失業、工人罷工。歐洲走出危機靠三條路徑：首先是貿易保護主義，在商品貿易上，大蕭條結束了自由資本主義的擴張周期，保護性關稅由19實際70年代晚期的德國和意大利首開其端，自此永遠成為國際經濟的一部分。其次，是對外殖民。1883-1914年間，英國的領土增加了400萬平方英里，法國的領土增加了350萬平方英里，德國取得了100多萬平方英里，比利時和意大利各取得了將近100萬平英里，日本從中國、俄國和朝鮮取得10多萬平方英里。占領殖民地的經濟動機漸漸與達成這個目的所需要的政治行動無法分開，通過殖民地、殖民化、地方化來擴張市場的范圍。最后，是內部民主化，提高勞工福利與待遇、擴大內需。

這次的金融危機中，中國面臨的外需不暢問題實際上表明，中國這個巨大體量的新興經濟體已經使得傳統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再一次迎來了市場飽和的危機。當下中國與19世紀末歐洲的比較，人均GDP與19世紀末歐洲的人均GDP處于一個量級，外貿進出口與當年的英國相似（當年是第一，現在中國也是第一），制造業的比例，在面臨市場范圍限制上，中國與當時整個歐洲相類似。但是在國別上，英國是霸主，中國反而與當時的美國相似，正在威脅美國的霸主地位。

4. 體制弊病論：華爾街金融集團轉嫁危機

也有人認為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有著明顯的體制原因。例如，人大重陽經濟研究院的趙亞贇研究員認為，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固然是經濟發展的必然，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的經濟政治體制弊病造成的。由于美國的選舉體制，華爾街金融集團憑借無出其右的財力，操縱總統選舉和議會選舉，幫助符合自己利益的人勝選，還趁機創造了一個華爾街-華盛頓旋轉門，直接派人出任政府高官，退職的高官也去華爾街各大銀行擔任管理層，將華爾街和美國國會和政府緊緊捆綁在一起。金融危機的爆發，很重要的原因是華爾街通過這些活動，成功地讓美國政府和國會放松對金融機構的監管，放松銀根，最終產生巨大的市場泡沫。等出現危機后，又逼迫政府巨資救助，還趁機通過做空來發國難財產。

具體表現在：首先，金融集團控制美國政府監管部門，如美國的財長和美聯儲的主席都是華爾街金融集團出身的人士擔任。其次，投資基金背后是商界、政界、媒體和學界的四大力量的聯合，利用信息不對稱來迷惑投資者，逃脫監管，攫取巨額利潤。再次，利用新技術來操縱世界金融市場。利用計算機設計復雜的衍生品和關聯交易，利用互聯網技術使得巨額資金可以通過互聯網瞬間就調到世界上任何一個市場、任何一個機構去。通過Facebook、Twitter這些網絡社交工具可以散布信息、煽動投機情緒。最后，利用意識形態霸權來實現危機轉嫁。依靠學者制造的概念如“綠色經濟”、“頁巖氣革命”來影響市場投機取向，利用債務評級模式來輸送危機，如標準普爾等下調歐洲債務評級。因此，金融危機的擴大更多的是美國金融集團在向他國輸送危機，進行金融掠奪。

?二、主要經濟體（美日歐）反危機政策的得失評估

1. 美日歐三者應對危機采取不同策略，收獲不同后果

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投資研究室主任張明分析了美日歐三者應對危機的舉措及其效果：

美國財政政策包括三個方面：其一，引進金融機構，包括給金融機構注資、幫助金融機構剝離不良資產；其二，大規模減稅，主要是針對居民的減稅，與中國4萬億的政策形成鮮明的對比；其三，增加公共支出，包括基礎設施投資和支持一些新興行業。在貨幣政策方面，第一步是先降息，降息沒有空間之后開始推出量化寬松政策（QE），迄今為止美國進行了三輪半的QE。

歐洲的反應要顯著的滯后于美國，一開始也是降息，降息之后在貨幣政策方面采取了三種不同的措施：第一是SMP，歐洲央行從市場上間接購買各種金融資產。第二是LTRO，歐洲央行向出現問題的各個歐洲成員國的商業銀行提供貸款，讓這些銀行去購買本國的國債。第三種是AMT，類似于美國的QE，但是到現在還沒有具體實施。歐洲沒有統一的財政政策，危機國為了獲得外部的貸款，不得不紛紛實行財政緊縮政策，財政緊縮就中長期來看是比較好的政策，但在短期內會進一步弱化經濟增長，現在希臘、意大利、西班牙就面臨相應問題。

日本的情況比較特殊，不是直接遭遇了危機，而是長期就沒有從危機中復蘇過來。日本一直在做間接性的財政刺激，但是間接性財政政策不但沒有使經濟脫離下落的泥潭，反而造成債務居高不下。去年安倍上臺之后，開始推行量化寬松政策，希望在兩年之內把貨幣發行量翻一番，把通脹率從零左右提高到2%，最后是想推行結構性改革，例如今年日本參議院選舉之后日本政府推出消費稅減稅的政策，但是結構性改革涉及到移民、財富分配等政治性內容，困難重重，很難得以實現。

從效果來看：美日歐三國都在復蘇，但是美國表現最好。美國擺脫金融危機前景看好的原因有三：首先，美國的杠桿率自2010年開始就有明顯下降，而歐元區、日本和中國杠桿率都在上升過程中。而去杠桿化是經濟復蘇的一個必要條件；其次，美國的房地產市場全面復蘇，無論是開工量、價值、投資量、成交量都有比較顯著的反彈；最后，美國國內出現了頁巖氣革命，五年之后美國可能會成為一個能源國家。這一趨勢不但對美國的宏觀經濟會有較大影響，對全球宏觀經濟，包括全球的地緣戰略格局都會有很大的沖擊。

2. 從美日歐三者應對危機的效果看應對危機所需注意的要點

張明主任指出，從美日歐三者應對金融危機的政策和力度導致的不同后果可以總結出三條基本經驗：

首先，爆發危機之后政策反映速度和政策執行力度的不同是這些經濟體目前復蘇程度不一的重要原因。美國應對危機的反應速度非常快，而且政策力度大，因此美國經濟復蘇較為迅速。

其次，這次危機深化了我們對杠桿率的認識水平：首先，過去只重視政府杠桿率和政府負債率，這次危機表明，私人部門負債率會伴隨著資產價格的上升，形成資產價格泡沫，而一旦資產價格破滅，危機爆發，政府就必須救市，由此私人部門的負債很容易轉化為公共部門的負債，就此而言，債務是可以轉化的，私人杠桿率可以轉化為公共杠桿率。其次，過去一般認為外債比較危險，內債沒有危險，這次危機展示了，即使外債處于安全范圍，但如果國內債務高也會引發經濟問題。例如，美國的外債較少，危機爆發之后美國政府救市，私人部門的外債變成政府外債，美國的國債有1/3是外國投資者持有，導致國內債務演變為國外的債務。所以，杠桿率要全面考慮，屬于內債還是外債不重要，控制總的債務負擔很重要，屬于私人還是公共部門的債務不重要，控制總的債務率很重要。

最后，危機之后是否能利用危機來推動國內結構性改革，決定著各國能不能真正走出危機。從這一點來看，美國做的比較好，美國和歐洲相繼發生危機之后，美國的真實勞動力成本有比較顯著的下降，對比危機前后，美國平均用工成本大概下降了超過1萬美元，但是歐洲的勞動力成本基本上沒有下降。

3. 金融危機的后半程：美國經濟復蘇之日，就是一些國家倒下之時。

張明主任認為：美國的危機已經過去，歐洲還處在危機之中，日本很難克服危機，而新興市場國家可能遇到危機。這次危機的源頭在美國，但是美國的危機已經過去了。歐洲與美國相比不是一個統一的財政聯盟，現在國別的利益主宰了歐債危機的演進，所以歐債危機會曠日持久，短期不會結束。日本過去20年已經連續經歷了兩個衰退期了，安倍的政策雖然短期內有一定效果，但很難持續。從日本的國內來看，無論是放松移民限制，還是顯著的增加稅收都很困難，所以日本的經濟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總的來說，盡管本次危機的源頭在發達國家，但危機很有可能會終結在新興市場國家，比較危險的有三個國家：南非、巴西和印尼，因為它們都面臨雙逆差問題，其經濟增長較為乏力，而且外匯儲備規模較小。真正的危險期在2014年、2015年美聯儲加息時。此時，大量資本會從這些新興市場抽出轉回美國，從而導致這些國家陷入危機。五年之內會有一些新興市場國家爆發與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類似的危機，由此而言，這次的金融危機會持續大概十年，前五年是在發達國家，后五年是在新興市場國家。目前來看印尼、巴西和南非最危險，中間風險的國家包括印度、菲律賓、泰國，比較安全的是新加坡、中國、馬來西亞這些經濟體。真正的危險期在一年半以后。

三、金融危機中的新變量：服務貿易全球化的興起

金融危機使得發達國家消費、中國生產、拉美非洲國家提供資源的傳統模式難以為繼，世界經濟需要新的再平衡。

社科院經濟學所副所長張平認為：

首先，金融危機改變了舊有全球分工格局。過去是歐美為需求、消費國家，中國或者說東亞國家是制造業國家，拉美、非洲是資源提供國，現在，這種舊的分工格局已經趨于解體。具體表現為：從財富的增長來看，新興市場國家和現在的OECD國家基本上并駕齊驅，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GDP和消費比重并駕齊驅，發達國家消費、中國生產、拉美非洲國家提供資源的傳統模式難以為繼，世界經濟需要新的再平衡。各國的經濟結構都需要進行自我調整，自我調整關鍵在于進行服務業和技術創新，進出口也需要平衡，但這次的再平衡過程可能曠日持久，因為有中國這個巨大體量的經濟體的影響，傳統的再平衡經驗（解決危機的辦法）已經解決不了今天的問題。

其次，金融危機的深化表明了舊有的世界金融結構滯后于世界產業格局的變化過程。現在，發達國家的金融仍然占據全球的統治地位，而新興市場的金融與它的產出實力并不匹配，這就形成了再調整過程中的摩擦，這也是中國和西方各國不斷發生經濟沖突的重要原因。我國是全球第二大產出國，但金融地位卻等于零，國際清算表里看到的是人民幣在全世界的結算地位在下降，不是在提高。

金融危機改變了實體產業與服務業之間的傳統關系。過去，服務業需要以實體產業為基礎，現在則出現了新的趨勢：服務貿易的全球化。

張平副所長指出：過去，我們認為全球化是貨物貿易不斷擴展的過程，金融危機改變了這種趨勢，或者說，金融危機讓我們看到了全球化的復雜面相。

金融危機五年來，“全球性反危機協調”并不成功，無法組織一場世界各國聯合應對危機的運動。相反，各種區域性保護不斷興起，比如說TPP，TIPP，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區域經濟貿易區，中國和歐洲、美國的談判等等。

金融危機改變了實體產業與服務業之間的傳統關系。過去，服務業需要以實體產業為基礎，現在則出現了新的趨勢：服務貿易的全球化。互聯網泡沫破滅以后，互聯網的革命并未停止，而現在進入了全球互聯網的新架構期，這個架構期的核心是現在全球產業結構的大調整，它是以美國為主導的服務貿易的全球化。過去，人們認為服務業很難全球化，因為服務項目、人員受到地域限制，很難實現全球流動。現在，依托互聯網可以實現服務與人身的分離，服務貿易的范圍急速擴大。實體經濟在經濟格局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而服務貿易的比重從過去的20%提升到50%。服務貿易是一個綜合性的貿易體系，包括互聯網、媒體、醫療、金融體系、知識產權、軟件服務等等，例如以谷歌為代表的服務貿易機構在全球的擴展，這是美國的核心競爭力所在。總的來說，美國的“再工業化”并不是其政策核心，其核心是服務貿易的全球化。服務業需要的是全球規則的一致化，它帶來對各國知識產權體系、技術標準體系甚至是意識形態體系的一致化要求，如好萊塢電影的影響，這對中國是巨大的挑戰，因為它涉及到意識形態霸權。傳統中不問意識形態、悶聲發大財的貨物貿易時代的規則可能失去效用。

未來的經濟競爭，不僅僅是生產能力的競爭，也是概念創新能力甚至是意識形態的競爭。例如，歐盟一直想主導所謂全球的低碳經濟，它在“綠色生活”這個概念下面隱藏了大量的實質性主張——要更改汽車生產的標準，要決定建筑物的建設標準（控制樓熱當量），現在美國也開始爭奪綠色主導權，在這個背景下涉及到的是方方面面的產業結構調整，包括互聯網、頁巖氣、天然氣，這套主張直指能源獨立。現在，大規模制造在歐美已經過時，相反可以根據客戶的個性化需求進行高成本的制造，這在根本上改變了工業化以來大規模的工業制造模式。

四．金融危機加劇了世界政治局勢的不確定性

金融危機削弱了美國的國際實力

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中國周邊與全球戰略研究室主任周方銀認為：

金融危機削弱了美國的實力。金融危機也進一步削弱了美國對自己的信心和外部世界對美國的信心。這會進一步影響世界局勢的發展。而各國對未來中美兩國實力對比的長期預測將影響各國的外交戰略，最終反過來影響中美兩國的戰略布局和實力對比。

由于中美的實力差距在不斷的縮小，美國可能有三個戰略選擇：

第一是加大對中國的壓力，以保持自身的國際地位和世界影響力。

第二是下定決心和中國實現戰略和解，美國做出一定的讓步，包括讓出亞洲地區。

第三是觀望政策，采取一些應對性的行動，但不采取決定性的行動。

中國的崛起是孤立的崛起，很難和別的國家聯合起來應對美國的壓力，未來五年中國的外交困難會加大，隨著中美實力差距的接近，我們要有承受壓力的心理準備。

在當前情況下中國需要適度收斂的外交態度。我們的領導人反復提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它有現實的作用，實際上是表達一個愿望，穩定中美關系。但是新型大國關系不在于中國怎么想，而在于美國接不接受，實際上，美國是不會接受的。美國如果接受這個定義：第一給了中國維穩的空間，有利于中國的發展。第二給了中國一個地位、一個名分，就相當于給中國一個人大委員長，或者是政協主席的名義，給了這個名義中國就可以擴大影響、向周圍國家發號施令，這是美國不愿意給中國的東西。第三是給了中國一個隱性的承諾，如果在正式的文件里面承認這種定義，就意味著美國不會使用極端的手段來應對中國，而保持極端手段使用權的不確定性很重要，可以直接提高在談判桌上的要價能力。第四會導致中國對周圍國家的領導能力得到坐實。

總體來說，和美國之間應保持一個溫水煮青蛙的關系，不能放松警惕，也不能刺激美國。而在應對周邊國家時，必須注意不能因為不理智的外交舉動把一些國家推到我們的對立面。

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正在走向崩潰，未來的世界局勢可能走向地區性的聯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王湘穗教授認為，根據沃勒斯坦和阿瑞吉的觀點，從1500年以來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經歷過多次變遷，現在，已經到了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走完自己的生命周期的時候。美國體系有很多次的更新，到今年已經80歲了，美國已經進入一個比較長的金融的秋天，但是金融秋天不是冬天，離冬天還很長。

中國作為一個巨大的變量在影響全球經濟，也在影響危機的未來發展。現在，美國主導的國際機構，從關貿總協定到TPP，出現了一種保護主義回潮的傾向，總的趨勢不是全球化的深化，而是全球化的收縮，現在是收縮到區域，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可能會解體、解構，最后重回國別經濟、國別貿易。美元為主導的貨幣體系也在瓦解，重回國家貨幣，甚至是實物貨幣的情況也并非不可能出現。

而到金融危機下半場的時候，有可能在新的產業革命的基礎上（比如以互聯網為支撐的服務貿易體系更新），使得世界經濟進入下一個周期。

現在，中國要做的，第一發展實業，或者是維持實業，制造業是否有較大利潤并不重要，關鍵在于必須維持能養活13億人的實業。第二是公平優先，危機必然呼吁對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必須推行以公正優先為主導的社會政策，減少貧富差距，避免社會分裂。第三是要積極推進變革、改革。對于目前正在發生的新技術革命或服務貿易革命，中國不能落后，而是要跟上步伐。第四是要加強文化建設，不能喪失意識形態的主導權，任由別人忽悠，失去方向感。

五．金融危機引發了社會革命與民主危機

金融危機之后，政黨政治走向衰敗，新媒體引發了革命模式向法國大革命式的民眾自發運動的回歸，強烈沖擊著既有的政治治理模式。

清華大學政治學系的吳強老師認為，法國大革命是一種騷亂形態的革命，在190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的世界革命的發展是以政黨為組織形態來發動革命。這次的“阿拉伯之春”，是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產生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也在美國發生。占領華爾街和南歐、西歐的金融危機是直接關系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中的組織者受到了埃及革命的啟發，鼓動了反對金融寡頭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然后把這種運動形式輸出到全世界。目前的革命形態不再是依賴一個政黨來組織革命，而是依賴新媒體來發動革命。

如果說18世紀末、19世紀初，革命以法國大革命式的騷亂為表現形態，20世紀以政黨的有組織武裝政變為形態，這次金融危機則是以新社會運動為形態。可以發現，從無組織的騷亂到有組織的政黨革命，再到新社會運動的革命，革命的形式、形態、組織、傳播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新媒體條件下存在快速共識形成的機制，快速共識形成機制是一種以Twitter、微博為代表的一種即時性交流和網絡化的聚合效應。其核心是一個稀疏的隱秘性的網絡。稀疏隱秘性的網絡是指有極少的面對面的交流和大規模的網上傳播的結合。它意味著可以把異質化的觀點在很短時間內進行均質化，并進行大規模的傳播，這是政治上的一個極化現象。極化現象和共識的形成是同步進行的，不是產生一個中庸的共識，而是產生一個極化的共識。稀疏隱秘性的網絡傳播的介質在新媒體上是靠著少數的活躍用戶，恰恰是不為人知的少數的活躍用戶，他們在連接很多的網絡，包括一些大V的網絡，然后把他們的觀點影響傳播到不同的網絡，在社會網絡分析上稱之為小世界的網絡。恰恰是因為新媒體網絡具有小世界網絡的效應，所以才可以讓一些隱匿型的、隱蔽的一種網絡發揮作用。在埃及革命當中可以發現，這種隱秘性的網絡的作用：少數群主之間私下交流，他們又有自己不同的線上人員網絡，他們之間互動，再借由各自的信息網絡擴展出去，就能夠影響許多大規模的公眾行動。有人做過實驗，大約有100個小型網絡，每個網絡的規模大概是10-100人之間，這樣一種小規模的網絡發出信息，再通過相互轉發和傳播，最終可以引發大規模的雪崩效應，也就是革命。這種革命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意義上的階級革命，而是大規模的街頭聚集、街頭行動。在金融危機背景之下，在新媒體背景之下大規模的街頭聚集就具有革命的效應，比如說讓穆巴拉克政府下臺，盡管政權本質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但是這種顛覆性效果卻是非常巨大的。

新的革命是一種無領導人的運動，不需要運動的領袖，是一種無面的戰術、無領導的運動形態。它的傳播從機制上來說，跟傳染病、病毒的傳播是相似的。傳播的最大化發生在地方互動充分一致，也就是我們說共識化的地方，共識化充分一致，且網絡幽靈的增長處于低增長的時候信息靠朋友的網絡進行傳播就能夠得到最大化。埃及革命、突尼斯革命都是這樣，比如中國過去并不成功的一些嘗試的行動也能夠證實這一點，最低數量的面對面的交流和最大效果的擴散，這兩者是相互依賴的，而這種網絡形態從維穩的角度來講它是不可偵測的。

另外一方面，這樣一種新媒體政治能夠改變社會運動，最后實際上是改變了騷亂和新社會運動與革命的區隔。革命可能以騷亂的形式發生，也可能是以新社會運動的形式發生，革命、騷亂和新社會運動，現在它們的界限第一次被抹平了，沒有區別，不再需要傳統的革命型政黨，革命主要以新社會運動的方式存在，甚至大規模的騷亂就可能變成革命，這就仿佛回到了1789年。

美國既是金融危機的中心同樣也是新媒體運動的中心：首先，美國的國內心懷不滿的中產階層能夠吸收埃及的經驗、吸收希臘、西班牙的經驗，組織抗議運動，最后演變成擴散到全球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其次，美國的政黨在利用新媒體形態實現自我改變。民主黨自08年以來的兩次選舉一次比一次主動吸收了新媒體對政治的影響，把原來的政黨改造成一個新媒體政治下的政黨。在2012年的選舉當中民主黨的競選策略大量的運用新媒體。另外一方面，民主黨在競選的背景下建立了一個新媒體的社交網絡。整個競選班子基于社交網絡在進行組織，并且通過社交網絡，找到了大量的選舉志愿服務者，也收獲了更多的年輕選民。

新媒體情況下，如果政黨不進行積極的轉變會面對大量的非選舉行動的挑戰，在俄羅斯的事例已經表明，威權政治的背景下都能發生來自新媒體的挑戰，很多其他的國家也出現這類似情況。

在新媒體和在金融危機雙重背景下，通過網絡的互動使得小規模的動員形成一種雪崩的效益，帶來了目前我們常常看到的各種騷亂和運動。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出現了政治的巨幅漲落——政權更迭十分迅猛，令人防不勝防。這是金融危機的海嘯。未來可以看到金融危機持續期內失敗的國家會繼續增加。對民主國家而言，政黨也在面臨挑戰，這迫使政黨政治發生社會化轉變，而且面臨全球社會運動的壓力和挑戰。

金融危機之后，各種民主模式都面臨挑戰，民主制面臨普遍危機。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章永樂指出，現在整個世界處于大蛻變的時期，原來既有的各種政治話語都遭遇到困境、遭遇到瓶頸。過去幾十年中出現了幾種不同的民主話語，第一種是自由民主，第二種是歐洲的社會民主，第三種是伊斯蘭民主，最后一個就是現在中國所講的社會主義民主。9·11以來，尤其是金融危機以來，自由民主、社會民主、伊斯蘭民主、社會主義民主都面臨著極大的挑戰。

首先講自由民主面臨的挑戰。

美國的政體其實從9·11以來逐步演變為反恐政體。美國國家的監控能力大大增強。最近的斯諾登事件說明美國的政治監控體系無處不在。這樣一個監控體系很大程度上已經超越了法制框架內所允許的范圍。一方面可以看到美國的政黨發生很大的變化，把群眾運動吸納進去，超越了原來自由主義民主的代表制，直接面對群眾。另一方面，由于極端主義更加盛行，導致國家為了面對極端主義的東西，不得不加強社會戰爭。社會戰爭與之前戰爭的不同之處在于：以前在戰爭中敵和友相對區分的比較清楚，即便在游擊戰里面，在空間上也沒像今天網絡上變得難以控制。由于經濟基礎和國際環境變化太大，整個世界秩序發生很大的改變，美國的去工業化影響到稅基，稅基削弱導致了財政能力下降，如果再工業化又籌不到充足資金去拉動投資。這就成為惡性循環。在世界大局勢變化的情況下美國政界開始出現希望一個黨既掌握立法，又掌握行政權的主張，這樣應對危機就可以雷厲風行，這是一種集權化的趨勢。同時，現在的美國，所有的政策討論很難引起公眾的共鳴，因為蛋糕做不大，如果蛋糕做不大，下層提出要獲得財政支持和獲取更大的權力時，上層的精英就絕不會妥協，因此社會存在分裂危險。

接下來是歐洲。如果按照林肯的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民治這方面歐盟是有所表現的，因為選舉了代表；歐盟是為大多數成員謀福利的，民享也可以體現出來；但是，歐盟始終面臨著一個質疑，就是不存在所謂歐洲的人民，因為歐洲人民這個政治實體還沒有建構出來。因為歐洲人民沒有建構起來，所以歐洲憲法是成問題的。歐洲的社會民主是在自由民主基礎上搞的，主要是依托國家強大的分配能力，現在問題是隨著經濟重心的轉移社會民主也面臨做不大蛋糕的問題，做不大蛋糕意味著下面的稅收就少了，社會民主的基礎也就受到了嚴重削弱。

第三是伊斯蘭民主，伊斯蘭民主到現在為止，民主程序和伊斯蘭教義結合的最好的就是伊朗，但是伊朗在國際上得不到普遍承認，處于西方圍剿當中。之外我們看到土耳其現在在搖擺當中，軍隊力量和伊斯蘭的力量到底怎么平衡，現在看來還不是很明朗。在埃及，它的宗教勢力和世俗勢力代表軍隊之間的對抗已經爆發。因此，伊斯蘭民主從本身來講，首先是受制于宗教因素難以普遍化，其次，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構成了對它的削弱和挑戰。

最后，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現在講社會主義民主在很大程度是一個修辭性的表述，而在歷史上講社會主義民主是有實質內容的，毛澤東時代是講超越代表制的，要超越現在的自由主義里面的代表制，直接讓干部面對群眾，開門整黨、走群眾路線。在意識形態方面，60年代社會主義國家是把民主的旗號扛在自己肩上的，資本主義是自由，社會主義是民主。但是在改革開放以后，現在社會主義民主的話語確實變成一套儀式性的東西，尤其是這十年以來在中國形成了維穩政體。歐美遇到的危機使得中國暫時有了喘息機會，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政治沒有問題，“中國道路”這些提法太過淺薄。

金融危機表明了全球化帶來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中國應該正視困難，但也應該保有基本的自信。

華東理工大學的曹錦清教授認為，今后二三十年對中國非常關鍵，關鍵是要保持穩定和發展，所謂穩定和發展，是指比較充分的就業和比較穩定的政體。這些年走遍全國各地，發現農村的普通老百姓對中國的滿意度在各個階層中是最高的，但是他們的聲音在媒體里面完全聽不到，而對目前的狀況最不滿意的是處境比較好的群體，比如知識分子、有產階級、甚至既得利益集團，他們的聲音非常整齊，利用各種事件攻擊政權，這種做法的破壞性極大，也不排除能引發顛覆性動亂，但是，他們沒有政治能力、沒有執政技藝，無法維持一個穩定的政治秩序。

如果站在中國文明復興的角度，考慮問題就不能以西方為中心，以西方話語體系為指導，而是要以中國為中心，并建立以中國為方法同時來考察整個西方近代的敘事。這些年，中國的高校出了問題，研究的方法和內容沒有現實感也沒有歷史感。尤其是經濟學、法學這些重要學科，培養的都是體制內的反體制者，只有口號，沒有深入思考，不斷掀起意識形態混亂，無法真正的直面問題。

?六．金融危機：中國的機遇和挑戰

1. 機遇大于挑戰論

（1）金融危機五年來，世界產業重心向中國轉移的趨勢更加明顯。

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的賈晉京研究員指出，以海關編碼作為調查依據，2011年全世界工業品占據第一名產品的種類中國有1431種，第二名德國有777種，第三名美國有589種。只有中國是上升的，其他國家全是下降的。這些國家的工業產品的產量基本上被中國搶走了。全世界的制造業不但轉向中國，中國也存在從沿海在向內地轉移的過程。一些沿海地區出現的用工荒和企業的關門是因為產業中心在向內地轉移。如2012年的出口，重慶出口同比增長是94.5%，安徽是56.6%，這都表明產業的重心往中西部轉移。世界產業重心已經表現出在往歐亞大陸的中心區域轉移的趨勢。這是世界格局的一個轉變大勢。

西方“再工業化”是畫餅充饑，工業轉移過程有復雜的結構，現在工業轉移到中國的很重要的原因，一開始確實是因為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低，但勞動力成本低并非充分必要條件，更關鍵的原因在于：中國有非常好的勞動力基礎教育——中小學數理化教育，還有中國的勞動組織性很強，產業配套性很容易跟上，這就導致中國具有獨特的工業活性。為什么西方不可能再工業化？目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提出“再工業化”的三個基礎技術條件是：3D打印；頁巖氣；工業自動化。但是這三個基礎是完全不成立的。首先，3D打印無法大規模推廣。3D打印跟打印機原理差不多，依靠雙激光接頭把熱材料堆迭成型，但只能堆疊單一種類的材料，如果是一個復合材料，比如說電線，電線里面是銅，外面是絕緣材料，就無法同時制造，所以3D打印在做設計環節的時候作為一個復雜結構的建模是可以的，但是它很脆弱，并且效率很低，無法成為再工業化的基礎技術。其次，頁巖氣革命只是一個巨大的泡沫。頁巖氣在過去是非常貧的氣田，是要把頁巖打碎把里面的天然氣抽出來。天然氣的價格是每百萬英熱單位3.68美元，但頁巖氣的成本是每百萬英熱單位7美元，這是嚴重虧損的。而且頁巖氣開發積壓了大量的前期投資收不回來，需要大量的投資來平衡前期的虧損，需要開辟新的頁巖氣市場，因此美國拼命鼓動宣傳，希望中國參與到頁巖氣開發中來，因為需要擴大這個市場，否則這個泡沫是維持不下去的。頁巖氣單井產量跟普通的常規天然氣井是不一樣的，常規天然氣井開始開發以后產量會上升，上升到一個穩定狀態過一段時間就下降，但是頁巖氣的單井產量一開始是最高，然后迅速下降，因此不具持續性。最后，工業自動化的成本極其高昂，不具比較優勢。自動化是人對機器的操作，需要大量的工程師作為支撐。大規模的工業自動化需要大量的投資，而這個成本非常高，涉及到每轉換一種生產過程，會增加整個社會的負債，美國支撐不了這么多負債，或者不增加負債，但是售出的產品一開始就必然比較貴，喪失了價格競爭力。

因此，金融危機五年來的世界經濟局勢，表明了西方國家的經濟缺乏持續增長的基礎。對中國而言，金融危機更多體現的是中國在世界產業格局和金融格局中的地位不相匹配。西方國家仍然可以通過不公平的國際金融格局和產業標準體系來擠占中國的利潤。因此，中國未來需要在人民幣國際化和品牌建設方面加強布局和努力。

（2）金融危機使得中國在21世紀的崛起更加迅猛。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的鄢一龍博士指出，金融危機五年來，美國的相對衰弱和中國的相對崛起的速度遠超想象。

把2012年的經濟按照2007年不變價格進行計算，中國2012年的GDP總量相當于2007年的1.55倍，歐盟是1.15倍，美國是1.029倍，日本是收縮到0.988倍。

用匯率算，美國2007年的GDP是中國的4.0倍，到2012年已經縮小到1.9倍。從購買力平價看，從1.9倍縮小到1.27倍，預計大概到2020年中國的GDP總量會超過美國，2030年大概會達到美國的2.0-2.3倍。在2040年中國的GDP總量可能會占到世界的40%，相當于印度、美國、日本的總和。金融危機恰恰是一個拐點，它加速了中國崛起的過程。

從出口額來看，歐盟這五年間萎縮了5.07%，美國萎縮了0.79%，日本萎縮了0.13%，中國則每年上升了3.28%，所以中國在2010年超過美國成為第一大出口國。從世界500強的情況看，2008年美國有153家，中國大陸只有34家，而前幾天發布的數據表明，美國現在有132家，中國大陸和香港加起來有89家，已經相當接近，這個數據體現了企業在全球的競爭力。從進口來看，歐盟也萎縮了0.35%，美國萎縮了1.04%，中國增長了3.7%，預計中國很快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進口國。

從綜合國力來看，中國追趕美國速度驚人的快，2010年美國的綜合國力是中國的1.22倍，預計現在的中國綜合國力在硬實力方面已經和美國旗鼓相當。所以從金融危機發生后的這些數據可以看到，最直接的后果，是中國加速崛起，美國加速衰落。

從長期來看，金融危機加速了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實際上，08年反危機的4萬億投資帶動了50萬億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乘數效益是1：10。現在對國家“十二五”規劃的中期評估里，可以發現，“十二五規劃”總體完成非常良好，完成不好的部分是資源環境的目標，包括單位GDP能耗下降的目標沒有實現，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沒有實現，氮氧化物的排放量目標沒有實現，還有服務業比重的目標。但是從長期來看，金融危機實際上是加速了中國的經濟轉型，首先從決策角度來看，當時中國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后中央政府就派人到美國進行調研，當時就做出了一個判斷：金融危機表面是對我們經濟增長的沖擊，實際上是對經濟發展方式的沖擊，正因為有這樣的判斷，國家“十二五”規劃就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這個轉變對于中國經濟向好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這幾年經濟發展出現了一個好轉的跡象，中國長期以來的經濟區域差距和城鄉差距現在已經開始全面縮小：2004年以來人均GDP的地區省際的差距已經縮小到0.46，這個數據已經達到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點，90年初還是0.9多。城鄉收入差距從2010年就開始縮小，從3.23倍縮小到3.10倍。而恰恰是在2008年的時候，基尼系數達到最高點，是0.49，最近幾年都是下降了，已經下降到0.474，雖然還是很高，但是已經出現了好轉的跡象。

金融危機之后中國提出了擴大內需，特別是提高消費需求的目標，現在已經出現了好轉的現象，消費從2010年34.9%提高到現在的35.9%，而且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首次超過了投資，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在發生變化，可能會比較慢，存在很多問題，但是從長期來看已經發生了轉變，從全國來看整個空氣質量和水環境是區域改善，還有生態惡化的趨勢得到遏制。

假如中國能夠實現經濟轉型升級，中國完全有可能進入良性發展的軌道。改革開放之初，趙紫陽在探索中國發展之路時面對一個問題：工業，特別是重工業比重很高，人民實惠得的很少，所以必須追求一個經濟效益比較好、人們得到實惠比較多的發展方式。那一次戰略轉型使得中國經濟出現了一個比較良性的變化，就是農民的收入迅速增長，這是一次比較大的升級。第二次升級是90年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出，從傳統的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轉向新的經濟增長模式，這兩個轉變又使中國經濟經歷了一次比較好的發展。大體上可以看到，中國經濟大概十幾二十年要經歷一次升級，到現在需要一個新的升級。

把中國的經濟納入到正常軌道就意味著打造經濟轉型升級版的成功。現在所需要做的，首先，是中央已經提出要走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第二是要培育新的若干經濟區域，不是僅靠沿海三大支柱，而在中西部培育更大的經濟區。第三是要把服務業作為一個新的增長點。第四是進一步打造改革升級版。第五是打造開放的升級版。通過幾大支柱把中國的經濟推到一個新的層面。

2. 挑戰大于機遇論

（1）金融危機激化了中國經濟的舊有矛盾，使得傳統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

社科院經濟學所副所長張平認為，中國在推行反危機措施以后，金融不確定性和產業結構調整的摩擦越來越大。2008年中國的反危機政策導致了金融機構和所有的投資主體一致進行了長期的投資，大量把錢埋在地上，投在高鐵、基建和房地產等項目中，今年的錢荒已經證明，要是外資流入、外匯占款一下降，人民銀行如果救助不及時的話金融危機就會出現。中國現在的反危機導致了金融領域累積了大量的不確定性。

中國維持了30年高增長的地方分權競爭的發展模式，現在遇到了嚴重挑戰。中央要求限制高耗能、高污染、產能過剩的產業，但是地方卻在變相鼓勵相關行業。比如說鋼鐵過剩，河北最近又增加了一千萬噸的高爐，新疆又上了中國最過剩的電解鋁廠，地方政府在發展時有一句名言叫“走別人走的路，讓別人去死”，所以這種結構很難調整。中國的產業轉移并非人們想象的那樣一帆風順，大約有80%所謂向中西部轉移的資本其實是投在圈地和建廠房上，設備投資非常少。這些產業調整的不確定性是大量由政府造成，如果政府能夠比較有戰略眼光進行再調整，消除不確定性以后，中國的發展和國際產業轉型的大趨勢就是相匹配的，中國也會有非常好的未來。因此，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如何消除不確定性和轉變原來地方競爭式的增長方式，形成新的競爭性的架構，并與國際逐步接軌，變成一個有序競爭、相互協調的一種體制。

（2）金融危機將在新興經濟體擴大化，真正的危險期在2015年前后。

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投資研究室主任張明認為，中國目前總的杠桿率還是可控，就是總的負債率占GDP比重是200%，這在世界各國排名屬于中游。但是中國企業部門負債太高，中國的企業負債率占GDP的比重100-150%，我們知道企業的高債務相對應的是產能過剩。當外需非常強勁的時候這也不是問題，可以通過出口消化。當外需持續疲軟的時候危機就會爆發，所以未來幾年內中國企業部門會有一個非常痛苦的去杠桿化過程，金融風險會不斷的涌現出來，譬如說銀行貸款的真實不良率會有顯著上升，老百姓對國內金融系統的信心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下降，經濟的增速可能會下降，中國未來幾年的風險會涌現。

如果沒有大量的政策變動，爆發大規模危機可能性是比較小的。現在危險的是央行的激進政策，據說央行近期要推出一個時間表，要加快資本賬戶開放，這個時間表有兩個關鍵時點：一個是2015年要實現資本賬戶的基本開放，到2020年要實現資本賬戶的全面開放。這個時間表非常危險，2015年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時間點。在這個時間點，首先是國內去杠桿化導致金融危機風險上升，居民對本國金融體系的信心下降。其次是美國開始加息，外部對資金的流動的需求性在增強，如果在2015年放開資本賬戶，特別是放開居民對外投資。現在中國的M2與GDP的比例是190%；中國現在居民儲蓄規模是50萬億，和GDP一樣，假定資本賬戶一放開，國內的資金會釋放到國外，這是一個很不利的影響，可能會出現中國的3萬億的外匯儲備縮水2/3的情況，并導致更多的資本外流。

（3）本次金融危機代表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中國無法像英美那樣去支配一個世界體系。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潘維認為，現在，已經沒有一個國家能在21世紀像過去美國、英國那樣去統治世界，這個時代已經結束了。今天主導發達國家的是第三產業，這三個產業的劃分，也就是它在升級，第一產業是種養有形產品，第二產業是制造有形產品，第三產業是不一樣的，是制造無形產品的產業，或者是知識經濟時代，后工業時代出現根本不同的形態叫做第三產業時代的政治，左右意識形態開始崩潰，所有制開始松動崩潰，政黨政治與傳統的某一種階級為基礎的意識形態也衰落了。但是毫無疑問今天的世界意味著更多的相互依存，比如互聯網服務，比過去在制造業時代要多得多的相互依存。

在一個相互依賴的世界里。敵友關系難以劃分，因此，不可能有大戰略，今天的對外政策的特點就是跟著事件走，突發一個事件對外政策突然往這邊走，就跟著事件轉。

今天，中國所要擔憂的，是要警惕在世界形勢出現新的變化時，服務業革命興起時再次被別人甩在后面的危險，我們不能忽略這些新的特點，必須趕上時代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