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傳勝?|?江蘇省社會科學院
【導讀】 本文回顧了中國過去2200年左右的歷史，發現中國文化在這兩千年里經歷五六個生命周期，以至于復興、循環、歷史周期的感覺成為中國人歷史意識的一部分；并且，每個歷史單元均在均在開國70年時開始復興、走向鼎盛。這些復興時期大致上有三個相似之處：國內的和平秩序得以回歸，普通人能獲得的物質財富相比以往大幅增長，中國重新回到國際秩序（至少是東亞秩序）的中心。
作者指出，這種盛衰周期顯示出中國歷史的特殊性——文化與制度的頑強連續性或再生性。若無連續性，復興的概念無法適用。這種連續性表現在：一是漢字一直被保持，這是最確切的標志；二是文化理想和生活方式的連續性。但在最基本的文化一致性外，兩千年的中國歷史仍呈現出巨大的差異和變化。最典型的如貴族社會的衰落與平民社會的形成，這個過程同時是中央權力不斷擴大、郡縣制逐漸擴展、皇權在法理上無限擴張（實踐中則受到多重約束）的過程。
作者認為，中國當代復興有其特殊性。與歷史上五次復興相比，這次復興是真正世界范圍的，其意義與影響也只有在世界進程中才能夠說明。首先，這是新技術條件和生產組織方式下的復興；其次，這是全球化時代的復興，中國成為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經濟體；最后也是最引人注目的特點在于， 這是在 中國人告別帝制的情況下出現的， 即后帝制時代或民主化時代的復興，人民已經取代天命成為政治的最高原理。
本文發表于《文化縱橫》2021年第5期，原題為《開國70年：中國復興的歷史觀察》，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開國70年：中國復興的歷史觀察
▍引言
中國的復興是21世紀世界歷史最重要的現象之一，將對人類社會產生深遠影響。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似乎正在到來。
復興是一個哲學詞匯，常常是人們對前面某一個時段的歷史意義的感知，在巨大的時間差中產生連續感。在歷史研究中，復興的原型是1350~1500年發生在歐洲的以復興西方古典思想、認同其價值為特征的文明復興（中文的“文藝復興”遠不能表達Renaissance的含義）。復興也常常是文化保守主義者的歷史期望，如在現代伊斯蘭復興（al-sahwa）運動中，它主要指宗教的復興計劃。但中國的復興幾乎是一種當代意識，是中國人對當代中國生活資料的豐富、生產能力和政府效能的提高等現象的感知。中國復興的想象集中體現為“富”（財富的增長）與“強”（政府的強勢和國際影響力的增強）兩個方面，這與西方的文藝復興那種既強調精神（回歸古典理想）又強調世俗性（現世生活是有意義的生活）不同。中國的復興甚至只是對當前中國的物質力量與影響力突然迸發這種現象的認知與承認。突然出現的這種富足與強大，這種“崛起”甚至“奇跡”，與中國歷史上曾經屢次出現的“盛世”相比，使人產生一種回歸的感覺，一種中國文化與制度開始回復到其原有和應有之影響力的強烈感覺。
中國的復興是“當下”的感覺，是21世紀的詞匯或意識。在中國過去150年歷史里，最先出現的是被欺凌和要求擺脫這種狀態的意識，因此是危機、危急甚至存亡意識。它是對西方軍事與思想霸權的反應，表現為主權與文化的雙重危機感。隨后出現的是20世紀50年代開始、80年代調整方向的“振興”意識：只有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與制度，中國才能獲得振興?！罢衽d”是未來指向的，并沒有回復與復興的內容；相反，在通過學習達到振興的過程中，過去或傳統是要被克服的。直到2008年以后，在“振興”似乎接近完成時，“振興中華”的話語才突然變成“中華復興”的話語。
▍中國歷史上的六次復興
從公元前200年到今天約2200年的時間內，中國文化經歷了六次復興。復興與衰落相對，有衰落甚至崩潰，才有復興。第一次復興可以劃定在漢武帝時期，至少是其前期。在此之前，無法看到反復出現的衰落與崩潰，因此它只是考察問題的起點。公元前130~前120年左右，漢武帝執政的第二個和第三個十年，漢朝開國后第70~80年，可以視為第一次復興的標志。這是第一個歷史單元（秦漢，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的前四分之一處。
第二次復興出現在公元660年左右，即隋統一后約80年；如果把隋唐一起算，這個單元歷320年左右。這屬于唐高宗—武則天時代，處于太宗和玄宗之間，向前20年是貞觀之治，向后20年是開元盛世。在此后的歷史中，不管是士大夫還是大眾的眼里，這都是中國歷史的黃金時代。這兩次復興或歷史的高峰相隔約750年，中間經歷了近400年的“亂世”（魏晉南北朝時期）。
第三個歷史單元便是兩宋（960~1279年）時期，歷時約320年。1030年（宋王朝的開國70年）前后二三十年也許可以視為復興時代。這次復興依“文治武功”標準顯然勉強，因為“文治”雖然幾乎達到頂峰，但“武功”的確乏善可陳。但是，從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宋遼的和平環境使農耕與游牧兩大文明區域都得到安定，經濟得到持續發展等方面來看，這個時期仍然不失為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代之一。這兩個單元之間的間隔期不到100年。
第四個歷史單元為明代（1368~1644年），大約280年。1450年前后，雖然北元仍然對中原王朝形成威脅，土木堡事件就發生在1449年，但從1440年（約大明王朝的開國70年）直到1550年的一百年，仍然可以視為明王朝的強盛時代。長城以南的中原農耕文明與長城以北受蒙古諸部統治的極廣地區，大致處于和平狀態；尤其是江南地區，經濟與文化在16世紀都達到了繁榮狀態。
第五個歷史單元是1650年至1910年，共260年，1730年正是康乾盛世的中間點，這個盛世處于整個王朝的三分之一處。
第六個歷史單元正是我們當下所處的時代。2008年以后的十余年，不管是普通人還是學者、官員，中國崛起、中國進入世界舞臺中心的感受，都變得越來越強烈。
如果不是近十余年國力的強盛與重回世界舞臺中心的感覺，人們可能也不會產生復興或者循環的感覺。復興、循環、歷史周期的感覺，而不是概念（我們離這種概念的認識還有很長距離，而且概念化本身也是多角度的），構成典型的當代中國意識的一部分。中國以外的文明單元幾乎不曾有過這種感覺。湯因比和更早一點的斯賓格勒，都意識到文明的生命歷程。但生命歷程的比喻，是歷史意識或歷史感的最膚淺的部分。任何一個文化或文明單元，都經歷著興起、繁榮、衰落到崩潰的周期，希臘是這樣，羅馬也是這樣。但是，像中國文化這樣不斷地回到起點重新開始，在兩千年中經歷五六個生命周期的情況，在人類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最抽象意義上的循環論，幾乎只適用于中國歷史。
從以上簡單的回顧中，我們可以發現，在兩千多年的歷史時間中，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六次復興，出現過六個從興起、發展、強盛、衰落到崩潰的周期性過程。當然，關于什么是盛世、什么是復興，是有爭議的。不過，從常識的也是經驗的角度，也從歷史學家的記述中，我們似乎可以發現它們確實存在。當今時代普通人的體驗，也見證或印證了它們的存在。突然置身于物質豐富狀態的當代普通中國人，或者至少中等收入者，產生了“富起來”和“強起來”的感覺；而此前170年，中國歷史或中國文明，經歷著下行（1840~1900年）、谷底（1900~1950年）與上行（1950年以后）的歷程。當然，就像當代的情況一樣，所謂中國文明的復興，首先是一個比較的概念，它是與前一階段極度的匱乏與虛弱相比較而產生的，甚至是出自一代或至多兩代人之切身體驗的概念。
我們可以列舉出各個歷史單元中盛世階段的若干現象，對盛世或復興做一個特征上的描述。
第一，和平的或有秩序的日常生活，即和平的秩序。
這是概念性的，也是體驗性的。和平的秩序可以簡單地定義為戰亂（內戰、叛亂、伴有武裝對抗的大規模暴力）的不存在。歷史上被稱為盛世的那些年代，都具有內部和平這個特征。在中國人眼中，盛世總是與太平相關的。在和平的秩序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被打攪，可以從事日常的生產活動。更重要的是，除了自然災害外，普通人的生命與財產不會受到損失或侵害，或者發生侵害后立即可以得到補償。和平的秩序，意味著社會處于法治狀態；法律盡管可能不完善，但能被較好地執行。
第二，與前三十年相比，普通人能獲得的物品與服務大幅度增加，一個人的一年所得，幾乎抵得上上一輩人的數年所得。
這同樣是一個向前比較的概念。比如說，至少就明代而言，所謂的“仁宣之治”的年代（1435年前后，第五次復興的開始），一個人在實物方面的所得，以及他生活的方便程度，可能與一百年后的嘉靖年代（1550年前后）更少，但它必然比元代末年更多。當然，復興更多不是生活品質的靜態比較，而是歷時的測量。在歷史上的盛世，普通人最大的所得便是土地的獲得，普通人既不會因為戰爭與災荒而拋棄土地，也不擔心土地被別人霸占。土地與勞動結合才能產生效益，才能成為生活的基礎。
第三，在國際關系上，便是回到國際關系的中心。普通人感受到主要是前兩種變化，這種變化則更多是精英的感受。
在前面五次復興中，開國70年左右，中國均回到了亞洲東部（或東亞與中亞）的中心。當然程度有所不同，在宋明，更多是回到東亞國際秩序的主導地位；在漢，這種主導地位一度擴展到西域（中亞）的一部分；唐代至少在盛世時期，這一主導關系甚至擴展到天山以北。這種國際關系的特征是和親與朝貢體系。在漢武帝之前，東亞國際秩序是匈奴主導的。漢武帝的所有政策都以打擊匈奴為中心，直至匈奴分裂，漢朝才成為東亞的主導。使北方民族處于分裂狀態，是多個朝代的重要目標。雖然隋唐帶有鮮卑烙印，但6世紀末和整個7世紀，仍然可以看到中原王朝與柔然、突厥展開的對國際秩序主導權的生死爭奪。在太宗之前，唐朝處于劣勢。直到突厥分裂，東突厥被擊敗，唐與強鄰吐蕃和平共處時，唐代才回到國際秩序的中心。這時候唐代已實現對東亞完全的支配；當然，這種支配也許始終以東亞為限。宋代是個例外。遼、西夏和宋的擴大版“三國演義”中，北宋一直沒有起過主導作用。金和蒙古崛起后，宋的國際地位更加惡化。南渡百年后，宋終于與蒙古人合謀，消滅了西夏與金，最終自己也被征服，被整合進蒙古人的世界體系中。明代雖有開國60年左右的“仁宣之治”，但它的最強盛時代也許出現在1420年左右。明朝雖然與北遷的蒙古至多處于力量平衡狀態，但在舉全部軍事力量固守的長城一線以南，包括東亞與東南亞區域，卻取得了國際關系的主導地位。實際上，也正是在明代，朝貢體系才得到了經典的表達?，F代以前最后也是最輝煌的一次盛世是康乾時代，立國約100年左右，清朝的力量達到了頂峰，其標志也許是1760年準噶爾汗國被消滅和并入清朝版圖。
▍中國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和累積性
在2200年左右的時間內，中國歷史上出現了六次復興。與之前80年或50年的戰亂和極度的匱乏相比，這些復興顯然非常突出。它們幾乎總是間隔300年左右反復出現，呈現出周期性的特性。中國的復興，顯示出中國歷史的特殊性——在周期性的崩潰與興盛中體現出文化與制度的頑強連續性或再生性。如果沒有連續性，至少是表面的連續性，復興的概念是無法適用的。
中華文化的連續性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是漢字一直被保持，這是中華文化連續性最確切的標志。從秦始皇統一六國后，文字的寫法就被固定下來。此后雖然經歷多次外族入主中原的情況，但漢字被頑強地保存下來，規定著中華文化的同一性。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有的有自己的文字，而且分屬于不同的語系，但當他們統治中原時，往往先保持雙語狀態，然后漢語逐漸成為官方語言或通用語言。語言的喪失是文化特性喪失的最重要標志，因為正是文字以及這些文字所表達的主導觀念，形成了文化的特征。
第二，文化理想和生活方式的連續性。有了語言-文字的連續性，就有了經典的傳承，那些在文化奠基時代出現的作品，以及被這些作品固化與保存的思想方式，便會被不同的時代保存下來，以至于我們的思考方式或行為方式，也被文字和經典固化了。這種固化不是說沒有變化，而是說所有的變化都表現為文化自身的變化，是在文化內部的變化或表現為文化的豐富性。文字或經典保持著文化主基調同一性。中國的制度安排雖然多有變化，但是始終受到這些經典及其保存的思考-行動方式的制約甚至“決定”。這在當代，或在清代，或在元代，都能見得到。以當代為例，今天中國的種種制度在名稱和形式上，似乎與漢唐有巨大的差異，而與西方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我們的行事方式，卻保持著可以辨識的同一性。
上面所說的只是文化的最基本的一致性，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才可以說中國歷史體現著不斷的回復。但是，我們也會發現，兩千年的中國歷史仍然呈現出巨大的差異或變化。例如，貴族社會的衰落與平民社會的形成。西周是封建制的形成時期，它開始了中國以血緣關系——而非法律規定的忠誠契約——為中心的，作為正式統治制度的封建貴族制時代。這種貴族制在戰國時代的社會混亂與秦到西漢的郡縣制中受到了抑制，雖在東漢—魏晉時代暫時恢復，但總體上受到抑制的趨勢沒有變。到了宋代以后，特別是科舉制度全面推行后，中國社會逐漸變成平民社會。與此相平行的，便是大土地所有制的衰落，自耕農或小農經濟占據支配地位。沒有什么比科舉制度與小農經濟，更能概括宋以后中國社會的特征。雖然宋代以后均田制便停止推進，但土地并沒有呈現集中趨勢，大土地所有者僅限于王公貴族和一小部分商賈，且他們再也沒有獲得東漢—魏晉時代那樣的政治影響力。
這個過程也是中央權力擴大的過程，對這個過程的概括，形成了19~20世紀社會科學中的典型概念：中央集權制度。王朝先是實現對王族與地方豪強的抑制，后是實現對地方軍事與行政力量的抑制或馴化。往往前一時代或朝代某個問題非常突出，后一時代就會注意防范。如南北朝時期門閥問題非常突出，在唐代基本上被解決；唐代地方軍事長官（節度使）擁兵自重的問題非常突出，到了宋代尤其是明代，這兩個問題都得到了較好的解決。
這個過程還是郡縣制逐漸擴展的過程，雖然擴展與收縮交替出現，但擴展仍然占主流。郡縣制的擴張也是流官（通過科舉考試由中央派出的官員）對土司的替代。在兩千年的歷史中，流官頑強地滲透和擠壓著土司管理的區域；農耕文明發展到哪里，流官就發展到哪里。
從邏輯上講，這些過程同時意味著皇權的無限擴展。但奇怪的是，皇帝作為一種職位或機構，只具有法理上的至上性；在實踐中，那個具體的皇帝本人實際上受到非常嚴格的約束。在法理上，南宋和明代的皇帝都更加“專制”，但他們的武斷程度并不及漢代，因為皇帝制度與宰相制度形成了重要的張力。明朝皇帝的“殘暴”，多半是被文官過分挑釁的結果。從法理上講，漢語意義上的“專制”是對皇帝的職位要求，被反對的不是皇帝的專制（“乾綱獨斷”），而是他的“殘暴”特性和“暴君”特征——例如，皇帝無視大臣特別是宰相的建議（政策的，特別是人事安排）而做出決定；當這些決定受到不合慣例或不合道德的批評時，皇帝不僅不聽勸阻地強制推行，而且對勸阻的大臣們（特別是言官）施以懲罰。縱然是賢明君主的決定，一般也被認為是由宰相通過復雜而嚴格的程序，以特定的格式提出的，皇帝只是將其最終合法化、予以權威而已。這里，既有皇帝和宰相們的協商或溝通，也有宰相和其他大臣們的溝通。
令人吃驚的是，在漢代特別是西漢，宰相的“家臣”特征還很明顯；從漢到宋，宰相一般被視為文官的首腦，所有文官都可以視為其下屬；明清時代，為了在文官與宰相之間形成制約，這種明顯的上下級關系不再存在。宋明的科道官（言官）幾乎視自己為皇帝和所有官僚的道德檢查者，他們的任務就是對皇帝和大臣們不合道理、不合禮法的行為提出批評。明代的皇帝與言官則時常處于“對罵”狀態。在正常情況下，重要的決策是協商的結果，縱然政策建議特別是人事安排是由皇帝先提出并被丞相接受的，在程序上也要表現出這是君臣共同商量后，由大臣按照嚴格程序提交（“票擬”）上來給皇帝“御批”的，建議由外廷產生，皇帝只完成最后的核準手續。這樣的決策機制是合禮制的，這樣的皇帝才是“明君”。如果皇帝與宰相意見不統一，處于相互說服不了、相互不讓步的狀態時，宰相一般會提出辭職。皇帝出于禮貌，一般要予以挽留。宰相辭職是因為自己的決策不被接受，自己已經無法完成輔佐任務，所以應該由另外一個與皇帝觀點一致的人來擔任這個角色。這是冠冕堂皇的理由。政治被包裹在溫情與禮法之中。辭呈雖然有時會被視為對皇帝的抗議，但本質上都一樣：皇帝與宰相意見發生了分歧。遇到強勢有為而不甘心當“橡皮圖章”的皇帝，這種情況不免會發生。在意見發生分歧而皇帝不讓步的情況時，應該以皇帝的意見為準，這是皇帝作為最高統治者的職務要求，但這時候宰相必須辭職。如此才可以理解，在傳統中國，“辭官”為何是官場的平常事，宰相辭職又任職的情況為何多有發生。
▍中國當代復興的新特征
中國當代的復興，與前幾次都不同。20年前特別是30年前，復興的意識是不存在的。雖然“振興中華”是近代以來所有知識與政治精英的口號，但真正的復興意識，建立在對中國歷史同一性自覺基礎上的復興意識、強大意識，的確是近十來年的事情。與歷史上的五次復興相比，這次復興是真正的世界范圍的，其意義與影響也只有在世界歷史過程中才能夠說明。
這是新的技術條件和生產組織方式下的復興。目前我們所處的這個復興時代，不是建立在中國原有的技術與經濟制度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全球性的技術與經濟制度——工業化與市場經濟之上的，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先進工業技術的引進使得產品與服務在短時期內快速增長，從而使得普通中國人在近20年獲得的產品與服務，是過去幾千年根本無法相比的。當然，這也是全世界的普遍狀況，只是在中國顯得特別突出而已。工業技術與中國人的勤勞革命或致富激情相結合，使得這20余年內中國創造的工業產品和農產品的數量居于世界第一。1978年以來的40年時間內，中國的所有制度與政策安排，都與發展經濟相關。與前面幾個時代相比，生產實現了幾何級增長。中國復興最集中的體現，無疑在于經濟的增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似乎是一個新的現象或政策取向。但是，歷史研究者發現，兩千年來，至少從北宋開始的一千年來，市場經濟一直是中國經濟的支撐原則；在先是以實物、后是以貨幣為形式向國家繳納賦稅以后，農民一直在市場網絡中生產，并且周期性地形成由地方到全國的市場網絡。中國的復興也是中國的市場體系的復興。
這是全球化時代的復興。全球化意味著經濟活動在國際分工中進行，意味著經濟活動借助技術手段突破原來的地理限制。中國成為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經濟體，只是近十多年的事情。一方面，隨著產能過剩，中國產品在世界范圍內尋找銷路，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都是中國的商品市場。中國完備的工業體系，幾乎適應于全球任何一個地方的市場，能夠向不同發展程度的地區提供不同的產品。在十年前，我們參加國際競爭的還只是低附加值的產品；近幾年，中國在高鐵、通信、航天等領域也取得突飛猛進的成果。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加入并塑造了國際分工，并在資本輸出方面與歐美在南半球展開了激烈競爭。作為經濟競爭的自然結果，中東、非洲與南美成為中國的原料供應基地與商品銷售市場。僅僅十多年的時間，中國公司便遍布世界各地。
在前面五個歷史單元中，在國家力量強大時，中原的影響力會向西穿過河西走廊，抵達天山南北的綠洲甚至阿姆河和錫爾河流域的河中地區，向北則短時間地突破長城界線，使北方游牧民族的一部分處于臣服狀態；在中原力量弱小的時候，中國的版圖則收縮到河西走廊東端和長城以南。在長達兩千年的時間內，中國的國際影響只局限于東亞。但在今天，中國的影響力達到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這當然不是傳統的軍事影響力。傳統的影響力是軍隊延伸到哪里，政治影響力就達到哪里。亞歷山大的馬其頓帝國如此，羅馬帝國如此，奧斯曼帝國如此，唐帝國也是如此，甚至英帝國也是如此。直到19世紀以后特別是20世紀，經濟的影響力取代了軍事的影響力，軍事的影響力僅限于能夠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為了保障全球性商品供應鏈的安全，全球港口的戰略性布局也被提上議事日程。只有在當代中國，才出現了與西方平齊乃至抗衡的世界性力量。
這是后帝制時代或民主化時代的復興。中國當代復興的一個最引人注目的特點在于，這是在中國人告別帝制的情況下出現的，是在當代民主化的背景下實現的。民主，曾被視為中國走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的關鍵所在?；实壑贫仁侵袊鴤鹘y政治制度的核心，甚至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政治的最高原則。皇帝不是某個具體的人，而是一個職位，或者說是高于任何人間職位、由上天唯一安排的職位，人間的所有職位從理論上都出自皇帝；從哲學上講，皇帝是一個具有極其特殊的道德品質的家族（皇族），其道德品質如此偉大，以致被上天挑選出來代表上天——這個只作為相信的對象而不作為描述的對象的最高存在，實現對萬民的統治。對皇帝的絕對服從（“忠”），是普通人特別是大臣的第一美德；這種服從，既是對事物的根本秩序的服從，也是對最高道德秩序的服從。除了天命（王朝的“氣數”）以外，即除了上天以外，沒有一種力量可以改變皇帝的統治；試圖改變這種狀況的任何行為，都是“大逆不道”。在當代，皇帝制度被推翻了，但是對根本制度的絕對忠誠，必然以某種方式得到繼承。在當代，人民已經取代天命成為政治的最高原理；嚴格的任期與最高領導層的集體決策機制，確保領導者年富力強和政局平穩，這些是古代制度所不具備的特征，也是相對于古代制度的強大優勢所在。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5期，原題為 《開國70年：中國復興的歷史觀察》 ， 注釋請參見原文。 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