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小楓 |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導讀】近年來，中美關系逐漸走入新的歷史拐點。特朗普的一系列對抗舉措讓兩國關系一路走低，這種去合作化的趨勢并未隨著美國總統易人得到緩解，對華“脫鉤”的總體方針在拜登任上得到了延續。無論未來走向如何，這個歷史時刻都值得關注——美國老牌政治家基辛格甚至發出了瀕臨戰爭邊緣的警告。這無疑對我們重新認識美國提出了更深刻要求。放長視線看，從貿易爭端、軍力競爭、政治博弈到理念沖突，中美關系最終會以文明比較的方式呈現。因此，洞察美國這一“世界歷史進入現代之后因歷史的偶然而出現的新型政治體”的倫理品格，在今天就顯得尤為重要。
在這個意義上，本文著眼于超越時政判斷和戰略分析的整全視野，通過基辛格這位深度參與中美關系建構的政治行動者的言辭與思想，展示了美利堅為構筑強國而在“普世”理念包裝下“不擇手段”地損人利己的政治德性。進而，文章回到美國崛起的歷史時刻，聚焦作為當時美國政治生活擔綱者的兩位總統——羅斯福與威爾遜，審視他們的政治行為背后的支配性邏輯。在作者看來，以實現普世秩序理念為驅使的馬基雅維利之道，是美國崛起至今一以貫之的執政理念，也是它在世人眼中呈現為“矛盾角色”的根本原因之一。
本文紙質版發表于《文化縱橫》2021年第4期，此處發布的是作者授權的完整版，原標題為“美國行為的根源——出自政治史學的觀察”，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思考。
美國行為的根源——出自政治史學的觀察
美國為遏制中國而挑起的中美關系緊張正愈演愈烈。無論未來會有怎樣的走向，這個歷史時刻都值得關注——美國的老牌政治家基辛格甚至已經發出瀕臨戰爭邊緣的警告。
關于目前的局勢，時評家、戰略分析師或國際政治學專家們已經說得足夠周全了，只不過其視野無不基于晚近三十年來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若從政治史學的角度放長視野，人們就不難看到，要深度理解中美關系問題，不僅會牽涉到對五百年來世界大歷史的理解，還會牽扯出一些重大而又極具爭議的政治哲學問題。因此，要透徹理解美國的行為，就得從政治史學和政治哲學角度探根究源。
按照修昔底德的政治史學眼力，觀察歷史事件時，尤其應該關注同樣屬于事件要素的政治修辭，它反映了一個政治體(更不用說作為個體的政治人)的倫理品質。因此，修昔底德的紀事書中出現了大量政治人的演說辭——言辭也是一種政治行為。對于考察美國行為來說，這一史學原則尤為重要，因為，宣稱要捍衛和傳播“自由民主普世價值”一向是美國行為的顯著特征。
▍一、基辛格與馬基雅維利之道
新中國成立第二年，就與美國在朝鮮半島爆發了長達三年的戰爭。朝鮮半島戰爭停戰后，中美關系一直處于冷戰狀態，差不多二十年后，兩國關系開始走向“正常化”，基辛格作為美國總統國家安全助理帶著與中國和解的使命首次密訪北京。當時，美國國內因深陷中南半島戰爭而出現大動亂。為了擺脫“國家共識的瓦解”困局，美國總統被迫從越戰中抽身，不得不向中國尋求幫助。基辛格經常不愿公開承認這一點，他喜歡的修辭是：由于“當時蘇聯在中國北方邊境上陳兵42個師”，新生的中國不得不尋求與維護世界均勢的美國聯手。
（一）新中國對美國文明的挑戰
出任國家安全助理之前，基辛格是哈佛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其五部著作此時有兩部已經譯成中文。我們不難推想，對這位即將到來的美國客人的政治見解，新中國總理周恩來已有所了解。會談開始時，周恩來對基辛格強調說：
我們是太平洋兩邊的兩個國家。你們有兩百年的歷史，我們創立新中國只有22年，因此我們比你們年輕。
在基辛格聽來，這句話不過是新中國政治家對美國客人表示歡迎的客套說辭。周恩來總理在外交場合的言辭以溫文爾雅著稱，基辛格若沒有聽出這話隱含著新中國與美國的立國對比，他的耳朵就算不上敏銳。基辛格心里清楚，中國已有三千多年的文明史，他同樣清楚，當周恩來說“我們創立新中國只有22年”時，實際隱含著世界歷史的現代視野。
美國是世界歷史進入現代之后因歷史的偶然而出現的新型政治體，它的建立不僅基于現代文明原則，還植根于近代歐洲文明成長所產生的內在創傷。16世紀西歐人的航海大發現及其殖民擴張開啟了現代世界的歷史，但直到兩百年后的18世紀中期，現代文明原則才有了明確表述。1750年，巴黎才子杜爾哥寫下《普遍歷史兩論提綱》和《政治地理論著綱要》，系統而又簡潔地描繪了啟蒙哲學的文明進步原則——他甚至“預言[英屬]美洲[殖民地]不可避免地會獨立”。杜爾哥主張啟蒙哲學的普遍進步原則有三個基本標志：科學技術進步、全球交往的經濟生活進步以及政體進步。盡管自19世紀以來這種普遍進步論屢遭理論挑戰，但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人們的基本信仰。
杜爾哥在提出“建設新世界的計劃”時可能沒有慮及，自己的計劃會引發同樣具有普遍歷史意義的生存“迷失感、挫敗感、絕望感和毀滅感”。在基辛格秘密訪華之前，歐美發達國家因普遍的“迷失感、挫敗感、絕望感和毀滅感”爆發了大規模動亂，堪與1848年爆發的歐洲動蕩媲美。美國的動亂尤其嚴重，“軍隊在越南的叢林中陷入困境”，“社會為人們的反抗所分裂”，頭腦清醒的美國人不得不開始思考這樣的問題：“為什么國家正在從內部被分裂?它在商業上的杰出才能為什么正在衰退?它的強大軍事實力又為什么發揮不了作用?”
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中，周總理說新中國比美國年輕得多，明顯不僅指科學技術和經濟生活的進步，而是更多地指政治體的倫理品質。科技發達和商業繁榮僅僅是現代式的好政治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要條件。科學技術和商業生活的發展在提高世人生活舒適度的同時，也可能給文明政體帶來倫理品質上的損害——甚至人為災害。如何管控科技和商業使之受到必要的倫理約束，迄今是現代國家不得不面對的嚴峻挑戰。美國已經有兩百年歷史，科學技術和經濟生活的相當進步不等于美國政體的文明品質“好”，除非美國政制的歷史已經證明自己是世界上的最佳政制，而這即便在今天也極具爭議。
周恩來心里很清楚：新中國雖然年輕，尤其在科學技術和經濟能力方面還相當孱弱，但新生的中國有信心在這些方面取得進步后形塑倫理品質好的現代文明政體。換言之，周總理優雅的外交辭令暗含文明觀念的挑戰，即挑戰美國對何謂好的現代文明的解釋權。他緊接著就向基辛格重申了新中國有關國際秩序的兩項基本主張：第一，所有國家無論大小一律[主權]平等;第二，新中國不會做“超級大國”，即便中國取得了巨大的經濟進步，也不會加入霸權大國之列。第二項宣稱表明了新中國對國家主權的理解具有文明意涵：一個政治體有獨立自主的決定自身文明樣式的權利，這種權利不能將自己選定的文明樣式變成普世性的權力訴求，z即便它認為自己的文明樣式是世上最好的。
基辛格可能會反駁說，第一項主張其實來自基督教西方——更確切地說，來自17世紀的威斯特伐利亞和會所確立的新政治原則。根據該原則，“昔日尊卑分明的等級制度被悄悄地拋到了一邊，代之而起的是主權國家無論強弱、無論實行何種制度都一律平等的體系”(《世界秩序》，第22頁)。
基辛格沒敢在周恩來面前這樣說，他清楚，這種說法是彌天大謊：基督教歐洲的政治單位在歷史上長期受封建王權親屬關系支配，所謂威斯特伐利亞和會終結了“尊卑分明的等級制度”純屬無稽之談。這次和會僅表明，羅馬教廷已經沒有權威調停基督教政治體之間的封建式地緣沖突。事實上，德意志“三十年戰爭”之后，基督教政治體之間并沒有出現實際上的主權平等，倒是實現了大國勢力決定秩序的馬基雅維利式的國際政治原則。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期間，有一份條約首次使用到“大國”(great power)一詞，這無異于確認了“三十年戰爭”以來歐洲秩序變動的支配性法則。自此以后，“大國博弈”就成了描述國際秩序變化最為常見也最為有效的視角。
周恩來對于現代歐洲的政治成長經歷了如指掌，因此，他在提出新中國主張“所有國家無論大小一律平等”之后特別強調，新中國不會做“超級大國”。1974年，鄧小平代表新中國首次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時再次強調這一宣稱，明顯針對16世紀以來西方基督教大國相互爭奪霸權的國際政治原則。
（二）如何理解新中國的“文明承諾”？
然而，基于基督教歐洲的歷史經驗，基辛格會相信周恩來代表新中國做出的莊嚴承諾嗎?聽了周總理的申明后，基辛格內心的想法是：“馬基雅維利會說，如果一個國家想得到一項保證而又不愿乞求，那它就應搬出一個概括性的提法，然后將它適用于具體情況，這樣做符合該國利益。這也就是周恩來這么說的原因之一。”(《論中國》，第241~242頁)
我們很難設想基辛格不熟悉西方的古典政治教誨，但他憑借馬基雅維利而非柏拉圖或亞里士多德或西塞羅甚至托馬斯·阿奎那的政治教誨來看待周恩來代表新中國所表達的國際政治主張。在基辛格的政治理解中，并沒有國家間的政治平等這回事，重要的是有實力的大國支配下的均勢。憑借馬基雅維利式的政治理解，基辛格把新中國的國際關系主張理解為一種陰柔之道：新中國總理“向美國保證，中國不是個潛在的威脅”，不過是想要美國不必用軍力與之抗衡。連基辛格這樣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都如此，我們又怎么能一廂情愿地以為，美國政治人會相信新中國的發展不會是“潛在的威脅”?
基辛格以馬基雅維利式的多疑心態繼續說：“中國不以炫耀武力為榮的國際行為準則源自孔子的學說。要考驗這種新關系，就要看這些準則在動亂壓力之下是否還能站得住腳。”(《論中國》，第242頁)這一說法讓我們看到基辛格的政治言辭在涉及政治道德時如何閃爍其詞，因為，不炫耀武力與“在動亂的壓力之下”憑靠并使用武力克制動亂并沒有矛盾——用武力做正義的事情與做不義的事情有倫理品質上的差異。基辛格顯然不能說，當美國把戰火燒到中國邊境，新中國動用哪怕是孱弱的武力克制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式的非法干涉都有違孔子學說。
不過，基辛格的說辭至少表明，他多少意識到自己是在同一個并未與自己的古典文明傳統斷絕關系的政體打交道：新中國與美國這個從基督教歐洲的宗教叛亂中衍生出來的新國家有倫理品質上的差異。雖然都基于科技和商業文明的進步論，新中國仍然自覺恪守自己的傳統文明德性。與此不同，美國的誕生基于近代歐洲文明與西方古典文明原則的決裂，它憑靠所謂新的“自然主義”原則相信政治“超越了善惡”，在實際政治中竭盡全力不擇手段地扼制機運，以至于不擇手段成了一種政治德性。
但基辛格不會讓自己顯得公開服膺馬基雅維利之道，畢竟，即便在西方基督教的政治傳統中，馬基雅維利之道也名聲不佳，難免招惹道德非議。但事實上，即便到了耄耋之年，基辛格仍然相信，馬基雅維利之道堪稱世界歷史的永恒法則。他在評說公元前4世紀摩揭陀國孔雀王朝大臣考底利耶時，頗為詳細地表達了他對馬基雅維利之道的理解。據說，考底利耶“與馬基雅維利一樣”，“提出了務實的行動指南，而不是制約性的規矩”，正如法國崛起時路易十三的大臣黎塞留信奉的那樣，其原則是“國家領導人無權根據個人良知謹守道德而危及國家生存”，或者說如普魯士王國崛起時的君主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行為所體現的那樣，國家“自我保護的內在邏輯無關道義”(《世界秩序》，第250~251頁)。
（三）如何與新中國爭奪“世界新秩序”的解釋權
若要同中國這個從未與古典文明斷絕關系的文明政體打交道，基辛格還需
要另一套政治說辭。
1994年，新中國的改革開放舉步維艱之際，已經73歲高齡的基辛格出版了一部政治史學大著——《大外交》。在該書結尾時，基辛格這樣預測世界歷史的未來走向：
美國發現自身的處境十分近似于19世紀的歐洲，我們可以希望類似于梅特涅體制的某一體制能夠演化,借由共同的價值觀可以增強勢力均衡。在現代世界，這些價值必然是民主理念。
此時正是冷戰降下帷幕之后美國獨領全球風騷的歷史時刻。奇妙的是，僅僅二十年后，基辛格卻又重申，德意志“三十年戰爭”已經“徹底打碎了天下一統或同一信仰的人團結一致的假象”，而他所推崇的歐洲式均勢觀念“意味著意識形態上的中立和不斷針對情況的變化做出調整”(《世界秩序》，第21、24頁)。這意味著，即便為了“增強勢力均衡”，也不可能借助某種共同的價值觀——即便它是“自由民主”的價值觀。顯然，基辛格不可能說，自由民主的價值觀不是一套意識形態觀念。
究竟是哪種情形？為了“增強勢力均衡”究竟需要還是不需要某種共同價值觀?如果的確需要，那么，它應該是一種什么樣的共同價值觀?顯而易見，這樣的問題迄今沒有定論。由于美國一向憑借經濟和軍事實力把自己信奉的自由民主價值觀說成天下一統的共同價值觀，按照基辛格所信奉的馬基雅維利之道，他僅僅需要針對情勢變化提供不同的政治修辭。
基辛格早就清楚地知道，梅特涅是“馬基雅維利式的權謀政治家”。基辛格“希望類似于梅特涅體制的某一體制”能夠增強由美國主導的全球均衡，表明他并不避諱馬基雅維利之道。盡管如此，基辛格追仿梅特涅仍然會讓人感到奇怪，因為，梅特涅聯合歐洲的王朝國家重建歐洲秩序時，他代表的是歐洲傳統的王權神圣的價值觀，這與《獨立宣言》和《人權宣言》所宣示的人民主權論勢不兩立。革命軍人拿破侖稱帝后雖然強化了君主式的絕對主權，卻沒有砍掉共和主義這面普世大旗，反倒利用這面大旗剝奪他國“主權”，憑此“還(不無道理地)自視站在了啟蒙運動的頂峰”，成了“代表全球權力的領袖”(《世界秩序》，第45、48頁)。換言之，基辛格應該表現得推崇拿破侖，才會讓人覺得他在邏輯上保持了一致。
基辛格不可能拒絕拿破侖的普世共和主義，只能批評他不是致力于通過讓歐洲保持勢力均衡來維持法國的安全，而是企圖通過軍事行動讓法國成為歐洲霸主。基于美國利益及其戰略需要的立場，基辛格考慮的問題是：如何將梅特涅與拿破侖結合起來，即采用梅特涅這位“歐洲的首相”所設計的體制來實現《獨立宣言》和《人權宣言》所宣稱的“共同價值”。這意味著，19世紀的梅特涅憑靠馬基雅維利之道設計的“歐洲協調”應該轉換為美國主導的“世界協調”，在沖突發展成戰爭之前解決各國間的紛爭。
2011年，新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開始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基辛格應邀參加了一場題為“21世紀屬于中國嗎?”的國際性公開論壇。他在論壇上，“從地緣政治角度而言，中國歷史上一直被一些較小的國家所包圍”，它們沒有哪個能單獨威脅中國，但如果它們聯合起來就不同了。人們若沒有從這樣的言辭中聽出基辛格實際上在向中國周邊的國家教唆馬基雅維利之道，只能說明人們對基督教歐洲的政治成長經歷過于缺乏了解。
基辛格繼續說道，“從歷史角度來看，中國的對外政策可以被描述為‘蠻夷管理’政策”，而如今“世界上有很多國家與中國實力相當，中國從來沒有應對過這樣的世界”，這對中國而言“本身就是一個深刻的挑戰”。奇妙的是，基辛格同時又承認，“在這樣一個世界中，中國在過去的20個世紀里都沒有謀求過霸權”，可見他清楚地知道，即便是“‘蠻夷管理’政策”也與“霸權”政策是兩回事。既然如此，他何以說，“中國任何一個主導世界的企圖都會激起周邊國家的過度反應，這將為世界和平帶來災難性的后果”(《舌戰中國》，第19頁)?
人們能夠推想，基辛格實際上想說，文明中國從來沒有應對過的世界是基督教歐洲的政治成長——尤其美國的政治成長衍生出來的世界。事實上，基辛格已經這樣說了，只不過他用某種“普遍觀念”掩藏了馬基雅維利之道。他說：“作為我的結論，我認為，問題不在于21世紀是否屬于中國，而在于我們能否讓中國在21世紀接受一個更加普遍的觀念。”(《舌戰中國》，第20頁)
什么是“更加普遍的觀念”?是他在《大外交》結尾時說的“類似于梅特涅體制”的均勢秩序觀念，還是“普世民主”觀念?鑒于基辛格當時隨即就承認“關于一般所宣稱的民主，世界各地用詞未必就一樣”(《大外交》，第733頁)，他就不能說“普世民主”是“更加普遍的觀念”。倘若如此，基辛格接下來信心滿滿的言辭就顯得是一種披上道德外衣的強權邏輯：
美國歷史上根本未嘗遭到威脅其生存的外敵，當此一威脅在冷戰時期終于出現時，她又被徹底擊敗。美國的經驗因而鼓舞美國人去相信，美國在世界各國中是惟一無可撼動的強國，并且只憑道德和善行就能無往不利。
美國真是“只憑道德和善行”就“無往不利”的嗎?如果是的話，按照基辛格的政治言辭，人們就得說，美國憑借的是馬基雅維利主義式的“道德和善行”。倘若如此，如果人們在今天說中美關系是一種“競爭關系”，那么，這場競爭就并非僅僅關乎科技和經濟進步，而是更關乎國家的政治德性品質。因此，若要真正認識美國行為，人們就得搞清楚，美國的政治成長如何把馬基雅維利之道與自由民主理念結合在一起。
▍二、美國行為的歷史特征
既然基辛格說，“美國的經驗因而鼓舞美國人去相信，美國在世界各國中是惟一無可撼動的強國”，我們就有必要了解美國人所相信的“美國經驗”的歷史特征。
《大外交》既是一部現代世界政治史，又是一部美國政治史，兩者緊密地交融在一起。人們不難看到，基辛格以描述美國在“二戰”后建立起來的“世界新秩序”開篇，繼而描述西奧多·羅斯福和伍羅德·威爾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如何致力于建立“世界新秩序”，然后才回到16世紀，從西方基督教歐洲形成均勢的時代講起，沿著世界現代史的時間脈絡一直講到冷戰結束。
顯而易見，雖然美國在18世紀才誕生，但基辛格把“美國秩序”放到了現代世界的大歷史中來看待，而16世紀正是古老的中國與現代時刻錯失相遇之機的時刻。保羅·肯尼迪在他著名的《大國的興衰》一書開篇就說，16世紀時根本看不出歐洲會超過世界上的其他地區，尤其是中國：“在中古時期的所有文明中，沒有一個國家的文明比中國更先進和更優越。”
然而，在接下來的五百年里，基督教歐洲越來越比中國更先進和更優越。肯尼迪講述了五百年來世界歷史中的大國興衰，中國在其中幾乎沒有占據值得一提的位置。在肯尼迪的筆下，基督教歐洲崛起的晚近五百年歷史充分證明，馬基雅維利之道行之有效，它滌除了古老的文明中國在德性上的“先進”和“優越”。
從1898年到1919年的二十年間是美國崛起的時刻，要真正認識美國的這一歷史時刻，就要像基辛格所說的那樣，認識兩位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和伍德羅·威爾遜——后者年長前者兩歲，他們是同時代人，并曾競爭總統。
（一）西奧多·羅斯福的行為
1882年，時年僅24歲的西奧多·羅斯福發表了關于現代海軍史的專著《1812年的海戰史》。當時，結束“南北戰爭”后的美國經濟一片繁榮，商界人士急于獲得海外市場，但一些政治人擔心，美國的海外商業擴張會導致與歐洲大國沖突。針對這類擔憂，西奧多·羅斯福的這部少壯之作發出血氣方剛的“軍國主義呼吁”，主張美國應該大力擴建海軍，為海外商業擴張護航。西奧多·羅斯福著述頗豐，但唯有這部軍國主義性質的書再版次數最多、獲評價最高，而且成了數代美國政治人的教科書。
西奧多·羅斯福相信，美國的擴張是“上帝賦予這個國家必然的道德使命”，這讓他對未來的世紀是美國的世紀深信不疑，并“決心盡一切努力去實現這一目標”。歷史給他提供了機運：1897年，威廉·麥金萊總統任命西奧多·羅斯福為海軍部副部長。“新官上任才一周”，西奧多·羅斯福就提醒總統可能出現“古巴危機”，迫不及待地想要把一個“最熱情的擴張主義者”圈子的念頭傳輸給總統。這個圈子里有參議員、眾議院代表、海陸軍官員，也有作家、律師、科學家及社會名流，他們相信美國有權且有義務擴張到整個北美大陸。半年后，西奧多·羅斯福向麥金萊總統正式提交了入侵古巴的作戰計劃。
西奧多·羅斯福主導的“美西戰爭”開啟了美國崛起的歷史時刻。出任美國總統后，他首先做的是致力取得對西半球——拉丁美洲的支配權。在1904年底的一次國會演說中他宣稱，“堅持門羅主義的美國不管自己有多么不情愿”，都可能被迫在西半球“行使國際警察的權力”，這是“門羅主義的必然推論”。其實，在提出這一“推論”之前，他“已先有行動”：1902年，他迫使海地解決與歐洲各銀行的貸款，1903年“煽動巴拿馬動亂，使之成為全面叛亂”(《大外交》，第22頁)。
西奧多·羅斯福為實現美國夢而肆意霸凌美洲鄰國，不僅如此，為了壓制掌握世界霸權的英國和正在崛起的俄國，西奧多·羅斯福還積極涉足東亞。1905年7月，在西奧多·羅斯福授意下，時任美國陸軍部長的威廉·塔夫脫與日本首相桂太郎交換了一份秘密備忘錄，雙方互相承認對方占取菲律賓和朝鮮。兩個月后，在西奧多·羅斯福的撮合下，日本與俄國在美國的海軍基地樸次茅斯簽署終戰和約，結束了雙方為爭奪對中國東北及朝鮮半島的控制權而打了一年半的戰爭。按基辛格的說法，這份條約堪稱“羅斯福均勢外交的典型體現”，因為它“抑制了日本的擴張，防止了沙俄的崩潰”，“突顯了美國作為亞洲大國的角色”，羅斯福因此而“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成為獲此殊榮的第一位美國人”(《世界秩序》，第329頁)。基辛格卻閉口不提，正是憑借這份條約，日本吞并了朝鮮王國。
我們更不應該忘記，西奧多·羅斯福不僅認可了日本吞并朝鮮王國，還鼓勵日本吞并我國的東北。日本決心與俄國開戰，不僅意在吞并朝鮮，還覬覦我國東北，否則，即便奪取了朝鮮半島，仍然沒有打通向北擴張之路。羅斯福懂得日本的心思，在日俄戰爭期間，他就“往往把朝鮮問題和中國東北問題相提并論”，“屢次向日本提及，日本應控制滿洲的一部分”，至少在南滿“獲取立足點，并在那里保持一個相對不受挑戰的地位”，否則即便占有朝鮮半島也不可能實現對俄國的遏制。
西奧多·羅斯福因促成日本與俄國簽署樸次茅斯終戰和約而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在基辛格眼里并不是對現代西方的“和平”理念的一大諷刺。毋寧說，它證明了馬基雅維利之道的正確。由于西奧多·羅斯福相信“最講人道主義、最熱衷于國內進步的國家，與不顧及他人利益的國家相比，往往趨向虛弱”，他“謹慎果斷地平衡全球勢力，使事態朝有利于[美國]國家利益的方向發展”(《世界秩序》，第325~326頁)。這無異于承認，西奧多·羅斯福致力于建立勢力均衡的出發點是損人利己，而且要不擇手段。西奧多·羅斯福奉行馬基雅維利之道，因為這投合他富有歷史使命感的沖動與情感，而他對上帝的奇特虔誠同樣毋庸置疑。“在羅斯福看來，上帝已經在呼吁美國擔負起西方文明守護者和傳道者的角色，發揮其獨特的作用。在‘擴張’文明的使命下，羅斯福還擴大了美利堅帝國的版圖，這讓其全球競爭對手心神不安。” 這種馬基雅維利主義與虔敬的上帝信仰的奇妙結合不僅體現在西奧多·羅斯福身上，更體現在他的繼任者伍羅德·威爾遜的身上。
（二）伍德羅·威爾遜的行為
1917年4月，威爾遜總統帶領美國跨洋介入歐洲戰爭，不是因為美國受到戰爭威脅，而是為了實現一個偉大的理想：建立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與拿破侖馬背上的普世共和主義理想相比，威爾遜的普世民主理想因憑借現代軍事力量而更具全球化的戰斗力。
在“一戰”爆發后的最初兩年里，威爾遜一直宣稱對歐洲戰爭保持中立。美國與歐洲戰場隔著一個大洋，即便不保持中立，戰火也很難燒到自己身上。美國宣稱保持中立僅僅表明，美國與遠隔大西洋的歐洲大陸屬于同一個國際秩序——“保持中立”本身就是典型的歐洲國際秩序概念。與拿破侖戰爭期間一樣，美國在“一戰”初期所采取的中立政策就是與交戰國雙方平等地保持自由貿易關系。美國的貸款對象主要是協約國，但也沒有放過與德國和奧地利做買賣的機會，英國為此十分惱火，甚至進行海上封鎖，阻擋了美國把貨物運到德國和歐洲其他中立國。美國國會做出強硬反應，授權總統可以使用武力對付任何阻礙美國貿易自由的國家。
不過，在拿破侖戰爭期間，無論法國還是英國都拒絕承認美國的所謂“中立”。畢竟，當時的法國和英國仍在北美洲爭奪勢力范圍，而英屬美洲殖民商人此前能夠“獨立”，原本就是英法沖突的結果。1915年5月，德國潛艇在愛爾蘭海岸擊沉英國客輪“盧西塔尼亞”號，喪身者中有124名美國人，美國國內隨即出現參戰呼聲，“中立”又一次破冰。威爾遜趁機要求陸軍部提出備戰方案，遭遇堅持孤立主義的國會議員強烈反對。為了說服孤立主義的腦筋，威爾遜在為爭取總統連任而發表的競選演說中強調：“美西戰爭給美國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結果，當這場戰爭結束之時，美國人已經發現[自己]成了古巴的監護人，擁有波多黎各和菲律賓，美國的邊疆一下子越過7000英里到了菲律賓群島一些人跡罕至的森林地區，自此以后，美國已經不可避免地陷入世界政治的羅網之中。”
威爾遜并沒有把美西戰爭視為不義行為，按照他的普世民主理想，他至少應該把美國從西班牙手中奪取菲律賓視為不義行為，因為美西戰爭爆發之前，菲律賓人已經組織起義軍反對西班牙殖民統治。美國此后與西班牙簽署了割讓菲律賓的條約，以2000萬美元為代價完成了占領菲律賓的國際法手續，隨后，美菲戰爭開打。為了剪滅菲律賓獨立武裝，美國耗資3億美元，投入總兵力達12.6萬人。在整個戰爭期間，菲律賓獨立武裝近20萬人被殺，死于饑餓和瘟疫的平民也有20萬之多。
當威爾遜說“美國的邊疆一下子越過7000英里到了菲律賓群島一些人跡罕至的森林地區”時，作為自由民主信仰的忠實信徒，他沒有意識到自己過于偽善，盡管“美國已經不可避免地陷入世界政治的羅網之中”的說法聽起來似乎帶有那么一點愧疚或迫不得已。他用到的“世界政治”這個詞語在今天的我們聽來太過尋常，但在20世紀初卻并非如此。我們應該問：在威爾遜的心目中，何謂“世界政治”?一旦提出這樣的問題，就不難注意到，威爾遜心目中的“世界政治”與美國“邊疆”的擴展相關：自由民主的文明進步將使得世界上所有國家的邊疆消失，首先是美國不再有邊界。
威爾遜曾希望通過與德國合作結束戰爭，為此在德國和英國之間多次斡旋。但隨著戰場態勢變化，英國越來越覺得自己勝算在握，最終拒絕了威爾遜的斡旋。這讓威爾遜頗感失落。1917年1月，威爾遜在參議院發表演講，提出美國應該承擔起一項世界歷史使命：徹底扭轉歐洲傳統，給世界帶來新秩序——用“大國共同體”取代“大國均勢”，以此實現世界的持久和平。但是，這需要通過即刻介入歐洲戰爭來實現。這次演說后來以“沒有勝利的和平”為名留名青史。威爾遜充滿熱情地期許，由于美國的軍事介入，戰爭結束后能實現國家間“沒有勝利”、沒有賠償和吞并的平等和平。
這話聽起來讓人振奮，尤其是對小國和弱國的知識人——包括當時的一些中國知識人。與此同時，威爾遜還提出了迄今仍然有影響力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原則，即“大國共同體”的成員必須是得到“被統治者同意”的民選政體。換言之，若把威爾遜的“沒有勝利的和平”演說看作一種“和平主義”宣言，那就搞錯了。因為，威爾遜宣稱應該“持續地反對”不是基于自由民主政體的世界和平，這意味著威爾遜的世界秩序理想包含一項普世性的終極戰爭原則。這場終極之戰會持續多久，唯有上帝知道。至少，直到21世紀的今天，美國政治人仍然把這一戰爭原則視為“普世民主”價值觀的基本內容。
威爾遜的邏輯是這樣的：世界和平以“大國共同體”為基礎，而這個共同體則以自由民主政體的正當性為基礎，否則，世界和平不僅“不能、也不應該是持久的”。這一宣稱明顯來自康德的“永久和平論”，不是威爾遜的發明。問題在于，為了實現自由民主的世界和平，戰爭——哪怕是持久的戰爭——就有必要，因為這是結束一切戰爭的終極戰爭。換言之，威爾遜的“沒有勝利的和平”演說無異于威爾遜式的大戰宣言。
直到今天，美國政治人還把威爾遜的國際“和平想要持久，必須是[所有國家]權利的平等”掛在嘴邊，但威爾遜在同個演說中已用自由民主政體原則“比國家權利平等更加基本”的宣稱否定了國家間的主權平等原則——甚至否定了國家的主權本身：如果一個國家不是民選政體，那它就不配擁有主權。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威爾遜在“沒有勝利的和平”演說中宣示普世民主原則時忘了，就在不久前，他曾希望通過與德意志帝國合作來結束戰爭，而當時還有皇帝的德國并不符合他的合法大國的政治條件。何況，在協約國陣營中，以俄羅斯帝國、意大利王國為代表的多個政治單位都并非民主政體。由此來看，威爾遜的宣稱遠不止是一種謊言。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威爾遜在“沒有勝利的和平”演說中接下來還提出了三項關于建立普遍的國際合作的具體倡議，其中第一條竟然是一個世紀前的“門羅主義”原則，他主張：“所有國家應自愿將門羅總統的原則作為世界的原則;任何國家都不應將其政治體制擴展到其他國家或民族，而且每一民族都有自由決定自己的政治體制，有不受阻礙、不受威脅、不必恐懼地決定自己的發展道路的自由。”將這段說法與前面的說法加以對比，常識頭腦也會看出明顯的自相矛盾。既然“任何國家都不應將其政治體制擴展到其他國家或民族，而且每一民族都有自由決定自己的政治體制”，威爾遜又何以可能宣稱世界和平以普遍的自由民主政體為基礎?修昔底德若讀到這樣的演說辭，他會怎么看待美國政治領袖的道德品質?
在結束演說時，威爾遜不僅把他提出的世界秩序原則稱為“美國原則”，還徑直把它說成“人類原則”，在他眼里，所謂“人類”指“每個現代國家”，即“每個已經啟蒙的共同體”。這即便不是基于“人類”與“非人類”的區分，至少也是基于“文明”與“野蠻”的區分。既然民選政體的國家才算得上“現代國家”或“已經啟蒙的共同體”，非民選政體的國家就屬于“野蠻”甚至“非人類”的邪惡政體——我們知道，這樣的政治修辭迄今還經常出現在美國政府發言人的口中。
奇怪的是，既然威爾遜宣稱自由民主政體原則“比國家權利平等更加基本”，他又怎么能夠宣稱門羅原則是“美國原則”，并應該成為“人類原則”?他的普世民主理念難道沒有在阻礙、威脅每個國家“決定自己的發展道路的自由”?我們再次禁不住要說，修昔底德若讀到威爾遜的演說辭，他會怎么看威爾遜這個人的人品或他所代表的美國行為的德性品質呢?美國總統在演說中出爾反爾、顛倒黑白、混淆是非不在少數，威爾遜有自相矛盾之處不足為奇，問題在于，他這篇演說被視為現代國際政治史上的經典文獻，事情就不是那么簡單了。畢竟直到今天，美國政治家仍然宣稱要秉承威爾遜的理想，而美國以自由民主的名義發動戰爭還是常事。
若說在威爾遜的和平呼吁背后隱藏著美國既不希望德國獨霸歐洲也不希望自己的海上競爭對手英國君臨歐洲的維持均勢的設想，恐怕會錯看了威爾遜——基辛格就不會這樣看。畢竟，“沒有勝利的和平”演說明確宣稱，要用“大國共同體”取代“大國均勢”。這一宣稱的基本含義是，以民主價值的普世正當性取代基于主權平等的均勢合法性。1917年4月，美國參眾兩院召開聯席會議，通過決議宣布美國與德國進入戰爭狀態，威爾遜發表了被后世稱為“世界應該讓民主安全”的對德宣戰演說。威爾遜的宣戰理由看起來是德國潛艇的無差別攻擊違反了中立原則，其實不然，因為他把這種攻擊上升到反人類高度：“目前德國潛艇對海上貿易開戰就是對人類開戰”，“我們所抵御的邪惡不是一般的邪惡：它們要從根本上毀滅人類生活”。威爾遜還特別提到，這一宣戰行動與他此前演說中表達的觀點完全一致，即“要使世界上真正自由和自治的各國人民確立一致的目標和行動”，因為“除非由民主國家組成一個聯合法性。盟，否則一種穩定協調的和平就不可能得到維持。專制政府不會講誠信，也不能被指望遵守聯盟契約”。
不僅對基督教歐洲而且對整個世界來說，威爾遜提出的這一參戰理由在世界政治史上都算得上是劃時代的歷史事件。政治法學家施米特評論道，“將一個矚意于空間限制的不干涉原則變成一個無空間限制的普遍干涉原則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威爾遜以自由民主和與之相關的觀念，尤其以‘自由的’世界貿易和‘自由的’世界市場的意識形態思想取代了原初的和真正的門羅原則，一場圍繞門羅主義的激烈的思想斗爭就此展開”。
1918年1月，威爾遜在國會發表演說，宣布了關于戰后和平的“十四點建議”。在協約國的主導下，交戰雙方按威爾遜的十四點建議簽署了停戰協定，并決定在巴黎舉行和平會議。威爾遜沒有料到，巴黎和會的結果最終讓他自取其辱。盡管如此，一定有人會說，受辱的是威爾遜本人而不是他的自由民主理想。一種“理想”在現實中遭遇失敗，不等于這種“理想”本身不再讓人向往。否則，信奉其理想的人如今不會還大有人在。
（三）美國行為的“矛盾”特征
基辛格總結美國在20世紀的國際行為時認為，美國在世人眼里是個“矛盾角色”：以“天定命運”之名在整個美洲大陸擴張，卻宣稱絕無帝國企圖;對重大事件發揮著決定性影響，卻矢口否認有國家利益的動機;最終成為超級大國，卻聲言無意施行強權政治。(《世界秩序》，第305頁)一言以蔽之：美國言行不一。換作別人就會說，偽善是美國德性的首要特征。所謂美國在世界政治中扮演著“矛盾角色”的說法，不過是美國奉行馬基雅維利之道的遮羞布。
但是，問題似乎又不應解釋得如此簡單。基辛格的解釋似乎不無道理：美國的角色之所以“矛盾”，是因為美國自美西戰爭崛起以來就在兩種傳統的政治理念之間搖擺。一方面，威斯特伐利亞和會及維也納和會后，基于大國實力的歐洲均衡秩序已經形成，其“基礎一直是謹慎地將絕對的道德觀與政治區分開來”——基辛格稱之為考底利耶-馬基雅維利之道。美國崛起時，自覺地要成為主導均勢的大國成員，而非是被主導的成員。
另一方面，由于自身的政治成長經歷，美國又深信自己立國時所憑借的道德“原則放之四海而皆準”，深信不疑地“認為其他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國的價值觀”，熱忱地把對外擴張和全球支配視為“傳播[普世民主]價值觀的工程”，想盡一切辦法“勸服他人改變信仰”(《世界秩序》，第305~306頁)。
在國際政治學中，考底利耶-馬基雅維利之道被稱為“現實主義[務實主義]”，而“傳播[普世民主]價值觀”則被稱為“理想主義”。這兩種原則明顯相互矛盾，而在基辛格看來，美國崛起時的兩位總統恰好分別代表了矛盾的雙方。西奧多·羅斯福代表現實主義，他“主要以地緣政治為基礎考慮問題”——當有人建議美國應該按和平主義原則行事時，他“援引了考底利耶也會贊同的一些原則”來加以拒絕(《世界秩序》，第322、332頁)。威爾遜則是耀眼的理想主義代表，他不時地以“自由民主女神”代言人的姿態發表演說，讓人覺得他是這位女神派來的。
表面看來，美國如此“矛盾”的形象與兩個政黨的相互競爭有關：共和黨有現實主義傳統，民主黨則有理想主義傳統。基辛格強調，尼克松推進了西奧多·羅斯福的構想，即美國應該“充當全球均勢的守衛者”，不受意識形態競爭羈絆(《世界秩序》，第397頁)。然而，實際情形并非如此。威爾遜執政后，西奧多·羅斯福并沒有反對他的普世民主道德主義，反倒憑此道德立場認為，“威爾遜的表現過于膽怯”，沒有讓“美國站在正義和公正一邊，反對普魯士的獨裁政權”。如政治史家看到的那樣，事實上“西奧多·羅斯福扮演著一個令人生畏的先知角色，要為一項光榮的事業做好戰斗準備并忍受困苦”。
威爾遜也遠不是什么道德理想主義志士。在巴黎和會上，我國山東省的歸屬問題讓他的普世民主信念遭遇挑戰時，他選擇了馬基雅維利之道。1919年末，中國的自由主義領軍人物胡適之在一份英文學刊上發表文章，相當無奈地告訴美國人，“中國青年對威爾遜理想主義的信仰已經化為齏粉，‘世界新秩序’蕩然無存”。為何威爾遜不惜讓其自由民主的國際主義原則蒙恥也要附和日本? 政治史學家為我們解釋了威爾遜向日本讓步的真實原因：“美國、法國和英國需要日本支持他們向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施壓的計劃;那些計劃中有一部分要求日本在西伯利亞出兵干涉。”威爾遜派出美軍干涉俄國內政，控制了阿爾漢格爾斯克和海參崴等港口城市，雖然不是為了去與布爾什維克交戰，但雙方還是發生過幾次交火。難怪基辛格會說，威爾遜領導下的美國“陰差陽錯地扮演了羅斯福所設想的領導角色”。
無論如何，美國在世界政治中的“矛盾”形象既非兩黨相互競爭的結果，也不是總統的政治信念不同帶來的結果——毋寧說，如此“矛盾”形象體現于兩個政黨和每一位總統身上，表現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基辛格本人是最具說服力的例證：他究竟“是個不講道德的現實主義者”，抑或“自從政生涯的第一天起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這樣的爭議毫無意義，因為基辛格已經天才地將“不講道德的現實主義”與普世民主的道德理想主義集于一身。這樣的“矛盾”形象甚至讓美國人民自己也感到費解，以至于不斷有美國人懷疑美國的德性品質。其實，普世民主的理想與并不理想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并不真實，它不過是美國政治人的一種政治修辭，因為，美國作為自由、民主和人權等普遍價值觀的擔綱者和守護者這一道德形象只是一個歷史假象。好些美國公民并不認為美國“具有無與倫比的美德”，更不認為美國“注定要領導整個世界”，相反，他們會把在全球“延伸自由、民主和人權等普遍價值觀”視為人類道德生活的歷史災難。畢竟，“被美國總統提升到普世自由和人權原則高度”的戰爭絕不僅僅是越南戰爭，而它“被當成美國道德遲鈍的獨特證據”(《世界秩序》，第390、395頁)，只是因為它有違普世自由和人權原則?難道不應該問：為何普世自由和人權原則本身能夠被不斷地用來支撐發動滅絕人性的戰爭?
真實的問題是自由民主的普世理想本身：“自由、民主和人權等普遍價值觀”是自然的正義嗎?“自由民主”是人世生活真正值得追求的道德目的嗎?搞清這一問題，才能真正觸及美國行為的根源。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4期，原題為“美國行為的根源——出自政治史學的觀察”。圖片來源于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