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中美關系緊張已持續數年。流行觀點認為，中美沖突是利益問題。本文指出，利益矛盾固然存在，但僅從利益角度看，恐怕無法充分解釋美國和歐洲為什么對中國內政的“特別共同關注”。作者在過去十多年與許多西方國家人士有過交流，發現西方人在生活中，和中國人有一點明顯的差別：集體主義下的中國人，更多關注做好自家事，而更追求個人化的西方人，卻有操心別家事的習慣。這背后的歷史文化根源在于：從古希臘的斯多葛主義到后來的基督教普世主義，其中都有將全世界看作一個大政治社會共同體的世界主義觀念，但這種共同體，只能有一種準則作為社會生活的規范——以前是基督教的價值觀，如今是啟蒙主義以來的“普世”價值觀。這種“普世”的價值觀，帶有西方文明自身的基因，事實上未必全都是真正普世的。但在受儒家文化影響的中國，中國人的生活價值是在家修身，然后治國，人在兩個等級森嚴的系統中轉換角色，沒有干預他人的社會空間和條件。因此他認為，“管好自己家的事”和“世界主義”是兩個相互競爭的文明敘事，背后不全是經濟利益的競爭，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社會文化價值的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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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沖突，別忘了后邊的世界主義
??李小云?|?中國農業大學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
我們年輕的時候，朋友見面總會問：吃過飯了嗎？有朋友嗎？結婚了嗎？有孩子吧？現在老了，朋友見面就問：孩子結婚了嗎? 有孫子了嗎？父母如何了？等等。朋友在一起即便不說這些話，也還是會多說些發財和升官之類的話。我過去十幾年接觸西方人很多，他們在一起還真是很少說這些事。有一次，我在倫敦的一個朋友家里聚會，大家都討論西藏問題。我除了和他們辯論說“你們不了解西藏”這句話以外，還真的不如他們知道那么多西藏的事。我不是同意他們的觀點，只是心里想：這西藏的事和他們有啥關系呢？
中國人更多地關注自己的事，西方人有點多管別人的閑事。這雖不能說是一種文化模式，但在實踐上的確可以發現這樣的現象。早年有的中國人在美國打孩子，鄰居干預，我們覺得他們只是多管閑事。2003年我在英國倫敦國際環境發展研究院訪問時，院長卡米拉女士說“今天不上班了，要去游行”，她非常激動，堅決反對英國和美國入侵伊拉克。我當時覺得他們真正的很有國際正義感。這一年多來，中國和美國的問題越來越突出。中國官方反復說要相互尊重，不干涉彼此的內政；而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則講所謂的“共同價值”，批評中國的香港和新疆政策等。雙方之間似乎完全沒有彼此相處的社會契約和共識。我們在討論中國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關系時，多是從基于利益的現實主義視角展開，這其實并無不對，利益永遠是國家之間關系的核心問題。但其實，這一沖突的背后也不僅僅是個利益問題，還有著看不見的社會文化的價值差異。
對于像中國和西方這樣具有很長文明史的社會而言，宗教在規范人的行為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儒家不算嚴格意義上的宗教，但是在中國文明史上則發揮著宗教的作用。儒家的核心是家和國。孔子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中國人的生活價值是在家修身，然后治國，人在兩個等級森嚴的系統中轉換角色，沒有干預他人的社會空間和條件。
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基礎。基督在《圣經》里號召人們離開父母，離開家園，進入社會，聽上帝的調遣。教會成為人們離開家庭以后的社會空間，在上帝面前父母和子女都是上帝的孩子，人成為獨立于家庭的自由人。不像在中國的概念里，人是家庭里的一員，永遠要擔負對家庭和國家的責任。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西方的個人沒有家庭，不盡家庭的義務；而是說，西方的個人更加個體化。耶穌希望更多人追隨他，就得把他們從父母那里拉出來。西方人的基于個體主義宇宙觀或世界觀，正是圍繞著基督耶穌逐漸形成的。
基督教是猶太人的靈魂。但是猶太人數量畢竟不多，基督教要想擴張，就需要解決“我”和“他者”的問題。因此，要想讓更多人成為上帝的子女，猶太人就得首先放棄對上帝的“所有權”。當初，住在塞浦路斯的猶太人用希臘語在安提克傳教取得了成功，他們在那里傳教不再將耶穌叫做“以色列的救主”，而稱為“主”。這有點類似今天的“政策實驗”，通過這個“政策實驗”，上帝被去猶太化了，上帝成了普天之下所有“人”的“主”。這是基督教普世主義形成的第一個條件。自此以后，在基督教的世界觀里，全世界所有人不分種族、男女老少，都是基督耶穌的子女。但與此同時，基督的追隨者又必須無條件服從基督的教義和規則。在特定的規范下將“人類”都看作是基督的臣民，是西方普世主義的宗教基礎。西方人將天下所有的人都看作是“自己人”，如果有“人”不希望成為西方的“自己人”，那么就會發生戰爭。雖不能說十字軍東征全是為了宗教信仰，但在很大程度確實是基督教武力擴張的典型案例。
宗教普世主義促使羅馬帝國成為跨越不同種族的政治社會共同體。歐洲人的世界觀在實踐上開始由歐洲人向世界人放大，基督教普世主義與古代帝國主義實踐共同催生了西方的世界主義思想。在西方個體主義的世俗世界語境下，個人既要考慮自己的生活，也要考慮與其他人的關系。在思考與其他人的關系時，與在“家”里的中國人不同的是，西方人面對的是從家庭里出來的個體，而這些個體又都是上帝的子女，因此，就有了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世界主義觀念。古希臘哲學家斯多葛是這個理論的奠基人。斯多葛認為人類一體，每個人都是人類大家庭的一員，人類之間的關系超越種族和國家。按照斯多葛的思想，人類是一個國家，即世界國家。超越種族和國家是西方世界主義思想的核心。那么問題就來，既然是一個國家，就必然只能有一個說了算的東西。中國人落地在家，有父在上；出門入國，有君在上。西方的世界國家也得有個說了算的東西，那就是耶穌確定的價值，普世主義的價值由此開始。但是，這個看似美好而積極的世界觀，背后蘊含著強烈的“我”的“主導性”和對“他”的“排他者性”。西方人愛管“閑事”的習慣，深深地植根于這一觀念。
宗教改革和啟蒙主義以后，雖然羅馬天主教會的權力有了很大的變化，新教成為歐洲新的政治社會力量，但是啟蒙主義思想家還是系統地繼承了基于基督教的普世主義的思想。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一書展示的恰恰是歐洲人對于社會秩序的認識，并以此作為人類普適性的法律和規范，因為孟德斯鳩認為歐洲的精神是一般性的法律精神，其他社會是特殊性，特殊性服從一般性。霍布斯的自然國家的概念以及國家之間的契約，也是歐洲對于國家的認識，霍布斯同樣認為這一認識是普世性的。法國偉大的文學家雨果在1879年的一次關于非洲的講演中認為，法國和英國兩個文明的國家給非洲帶來了文明，這無異于明目張膽為殖民主義的正當性辯護。兩伊戰爭的時候，我在英國，英國人普遍認為薩達姆政權應該推翻，我幾乎沒有聽到說“那是他們國家的事，干嘛管人家”之類的話，即使反對武力干預的人也只是反對動武。
八國聯軍侵略中國，我們一般都認為是帝國主義的入侵，是受經濟利益驅動的。沒錯，掠奪和侵略是帝國主義的本質，但是把他們弄到一起的東西還是西方那個世界主義。只說利益他們會打架，說中國落后，不文明，需要改變，他們能有共同語言。“新八國聯軍”同樣是這樣。他們也有統一戰線，綱領就是共同價值和規則。問題是這些價值和規則的基礎是西方的價值。70個國家在聯合國力挺中國的人權，不能說是因為中國給了他們經濟利益。經濟利益當然重要，但中國在經濟上對歐洲也有合作和讓利，為什么這些國家中沒有歐洲國家？國家與國家的關系，就如同人與人的關系一樣，常常在一起玩，雙方才能說得來。當然，西方的世界主義思潮也是伴隨著他們的經濟實力而存在的。我們給他們講不干預內政，他們也會同意，但他們是有條件的。這是西方尊重“他者”的虛偽一面，也是西方社會特質的體現。說是文明沖突有些絕對，但也不能不說是本質的解釋。管好自己家的事和西方的世界主義是兩個相互競爭的文明敘事，背后不全是經濟利益的競爭，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社會文化價值的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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