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年順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講師、北京大學博士
【導讀】又一年諾貝爾獎揭曉。今年的科學類獎項由歐美科學家包攬，這再次觸發了公眾對科學和創新話題的探討。其中，我國高新科技被“卡脖子”的問題，依然是討論重點。中國的科技水準，究竟何時才能全面進入世界頂尖行列？如何才能突破當前難關，成為真正的科技大國？本文以不同于傳統認知的新視角，重新分析了技術、需求和市場之間的關系，認為由貿易爭端和新冠疫情沖擊引發的大規模國產替代試驗，為我國推進新一輪自主創新提供了重要思路，國外的技術斷供乃至技術封鎖，反過來正是“中國創造”的機遇期。
作者分析，從數據上看，華為事件后，國產半導體行業被激發出擴大產能和高端研發的動力；同樣，疫情引發的物資短缺中，國產醫療設備也迅速迭代更新，甚至打破了一些外企的尖端壟斷。作者指出：以往國內外的各種創新理論，都不約而同地聚焦于技術標準，而忽視了市場在創新中的作用。事實上，當前我國自主創新遇到的最大阻力，越來越不是技術差距問題，而是市場和應用問題。如何讓國內用戶接受自研自產的產品，與跨國企業爭奪市場份額，是國內高新企業的一大難題。因為只有面向真實市場需求來定義技術和開發產品的創新行為，才能獲得持續市場應用，進而發展出突破“卡脖子”難題的有效路徑。當前，美國的技術斷供確對中國關鍵企業和產業造成了明顯傷害，但這種困難只是暫時性的，也是中國產業升級必須跨越的障礙。作者認為，我們應牢牢把握以龐大用戶為基礎的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利用本土用戶企業對中高端技術的持續和緊迫需求，全方位地支持、引領和鞭策上游生產企業的關鍵核心技術創新過程。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8月刊，原題為《貿易斷裂背景下的供應鏈重組與中國創新機遇》，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貿易斷裂背景下的供應鏈重組與中國創新機遇
截至2020年，以《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為主要載體的自主創新戰略已經實施完第一個15年規劃階段。一個最直觀的結果是：一方面，中國在高速鐵路、特高壓輸變電、核電、半導體顯示、太陽能光伏、能源裝備、新能源動力電池等重要工業領域，快速躋身世界先進水平;但另一方面，中國依然在半導體芯片、關鍵基礎材料、核心軟件和裝備等領域面臨“卡脖子”困境。那么，為什么過去15年的自主創新實踐會形成上述格局？面對中美貿易爭端和新冠疫情沖擊，如何能夠盡快突破“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不僅有助于總結過去15年開放條件下自主創新實踐的經驗和教訓，還將為新時代條件下日益緊迫的科技自立自強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工作提供更具價值的政策建議。
▍從技術-生產者視角轉向市場-用戶視角
（一）創新研究中的兩種分析視角
回顧和總結自主創新實踐，首先需要明確從何種視角出發。國內外創新理論中一直存在分別從供給側（supply-side）和需求側（demand-side）出發，研究創新動力及其演變的兩種分析視角。供給側視角聚焦技術知識和組織能力的生產及其演化路徑和過程，需求側視角則更關注市場和用戶的規模、內容及變化如何影響創新的路徑和績效。
這種區分最早源于經濟學界對“技術推動創新”（technology push）還是“需求拉動創新”（demand pull）的爭論。上述宏觀層面的爭論又進一步在微觀企業創新層面具體區分為生產者（producer）視角和用戶（user）視角，并在創新政策研究中相應衍生出供給側政策和需求側政策。盡管平衡這兩種視角的呼聲從未停止，但以技術-生產者為核心的供給側視角始終占據國際創新研究的主導地位，以市場-用戶為核心的需求側視角雖然正在獲得更多的重視，卻主要扮演補充和挑戰者的角色。
受主流創新研究視角的影響，后發展語境下的技術追趕和創新研究也重點討論如何在發展外向型經濟過程中，通過技術引進和學習獲得制造及研發能力，同時認為后發展國家的市場規模小和用戶購買力不足，難以在技術趕超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作為后發展研究的最新主題，21世紀初以來興起于中國的自主創新理論和政策研究，同樣集中于討論技術引進、科技創新和自主開發等問題。各級政府也非常注重制定相關財稅政策，支持企業開展研發、國產化、基礎科學研究和科技成果轉化等活動，但對市場、用戶和技術應用等需求側問題卻缺乏足夠重視。這兩種研究視角的不平衡發展現狀，已對學術界全面理解中國自主創新實踐的經驗和潛力產生負面影響。
（二）主流技術-生產者視角的貢獻和局限性
2006年前后興起的有關自主創新問題的討論，很自然地首先從技術-生產者視角開始。例如，當時爭論的焦點是：技術引進和合資政策是否帶來了先進技術？自主創新是不是“閉門造車”？如何激勵本土企業在開放競爭的條件下開發自主技術和品牌？雖然依舊存在爭議，但在經過三十多年正反兩方面工業實踐的檢驗之后，主要從技術-生產者視角展開的爭論已經有了一些基本定論。尤其是隨著中美貿易爭端的爆發，多數人都會認同以下基本判斷：自主創新并不排斥開放條件下的技術學習和交流，但無論是否進行技術引進或國際合作，唯有建立產品開發平臺并堅持自主技術研發，才可能掌握核心技術能力，否則只能落入技術依賴和受制于人的境地。
即使是最近幾年流行的“開放式創新”（open innovation）概念，依然沒有完全跳出技術-生產者視角。其實，無論知識生產和產品創新過程正在變得如何開放，都無法否定“核心技術能力只能通過自主研發才能掌握”的基本邏輯。更準確地說，只有自主掌握核心技術，才能最大程度地利用全球范圍內豐富的技術知識和市場機會。
所以，從技術-生產者視角展開的大量研究，已經較好地回答了“什么是自主創新”和“需不需要自主創新”這兩大核心問題。不過，當“必須自主創新”的邏輯和理念被廣泛接受，并轉化為企業和科研機構的大規模創新行動時，同樣重要但更為棘手的問題隨之出現：如何在開放競爭的條件下，讓用戶接受本土企業自主開發的技術和產品？如何與具有先發優勢的跨國企業爭奪市場份額？此時，主流的技術-生產者視角的局限性就暴露出來，即它無法很好地解釋開放競爭條件下自主技術的產業化和競爭力問題。因為技術的自主或先進程度并不能自動保證產品的市場生存能力。尤其是面對外國成熟產品的競爭，本土技術和產品經常不被用戶認可。這也是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如此艱難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轉向市場-用戶視角的再討論
雖然技術（產品）和市場（需求）是后發企業創新過程中不可分割的兩個部分，但無論之前的理論研究還是政策實踐都未能充分重視市場-用戶視角及其反映出來的更根本問題。
2006年自主創新戰略全面實施后，中國掀起了自主開發和科技創新的浪潮。不過，國家政策在直接為自主創新活動提供政策和資金等激勵條件的同時，把大部分的技術和產品應用過程留給了市場。然而，改革開放以來，國內的企業和消費者用戶形成了優先使用外國先進產品的偏好。雖然政府一直在石化、能源和軍工等領域努力推動國有企業用戶采購本土核心產品，但在更廣泛的民用競爭性工業領域尚未全面形成這種推動力。尤其是那些對關鍵核心技術有大規模需求的大型工業用戶，對質量和安全的要求很嚴格，非常不愿意冒風險使用國產產品。即使是實際技術性接近國際水平的本土企業，也普遍因為“業績”不足而被限制了成長潛力。它們只有在耗費大量游說成本或意外獲得機會的情況下，才艱難地得到認可。即便如此，本土產品還是經常作為除特殊情況外不會被大規模采購的“備胎”，或幫助采購壓價的“友軍”。
當前，自主創新實踐遇到的最大阻力，越來越不是技術差距問題，而是市場和應用問題，以及更深層次的技術生產者和用戶之間的關系問題。雖然具有挑戰勇氣和基礎的本土企業已經廣泛出現，并且在關鍵零部件、設備、材料和軟件等領域實現了突破，但面對相對穩定的國際供應鏈格局，它們的成長速度和實際潛力卻因為應用機會不足而受到壓制。這并不能被簡單地歸結為技術相對落后的事實，因為任何暫時粗糙或落后的產品，都只有獲得應用機會才可能不斷改進和創新。其實，如果能夠獲得盡可能多的改進機會，自主創新企業原本可以在技術和規模上進步更快。當很多不被看好的本土企業意外提供了比肩國際水平的產品，甚至是首先從國際知名用戶而不是國內用戶獲得訂單時，上述判斷更加確定。
所以，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政策不僅需要支持本土生產者以符合用戶需求的標準把產品造出來，還應該鼓勵和引導本土用戶主動采購國產產品。“不信任國產產品”和“沒有廣泛用起來”，是過去15年自主創新實踐遺留的重要教訓和未解問題。而“廣泛用起來”往往會比“造出產品來”遭遇更大的市場和政治阻力。當前，本土挑戰者依然與跨國企業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但它們并不缺乏自主創新的意愿、能力和行動，只是仍需要大規模應用機會去改進產品和證明自身實力。
▍貿易爭端和疫情沖擊對自主創新實踐的啟示
從技術-生產者視角來看，2018年爆發的中美貿易爭端和2020年突發的新冠疫情再次為關鍵核心技術缺失問題敲響了警鐘。但從市場-用戶視角來看，貿易爭端和新冠疫情卻“意外”地為本土核心技術和產品的成長提供了歷史性機遇。如果說之前開放穩定的國際供應鏈格局客觀上限制了本土創新企業的發展，那么政治和自然事件導致的國際供應鏈中斷威脅則打破了原有的供應鏈格局。國產替代和自主可控不僅再次成為堅定的政策導向，更成為市場和用戶的自發選擇和普遍行為。尤其是后一種根本性變化，為本土企業獲得期待已久的大規模應用機會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以“華為事件”和“抗疫物資短缺危機”創造出來的大規模本土應用機會為例，二者都屬于隨機偶然事件對中國工業和企業造成的極端沖擊。這種帶有隨機試驗性質的沖擊，能最真實和充分地檢驗中國自主創新企業的實力。
前所未有的政治斷供或疫情物資短缺引導我們反思以下重要問題：中國企業是否會因為失去國外核心技術就無法繼續創新升級？中國是否能夠主要依靠自主技術解決重要的經濟民生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普遍是存疑的。但“華為事件”和“抗疫物資短缺危機”兩個特殊現象卻表明，之前幾十年發展起來的本土技術和產品其實可堪大任，而且正在進入大有可為的關鍵歷史時期。
（一）華為被迫轉向和中國半導體工業的“后備軍”
“華為事件”不僅僅考驗了華為自身的技術和管理水平，更是對整個中國半導體和軟件工業自主升級能力的全面檢驗。雖然華為是自主創新的代表，但長期以來在芯片和軟件等核心產品上也高度依賴美國企業。2018年，華為92家核心供應商中有33家美國企業。但在被美國制裁后，華為不得不啟動“備胎轉正”計劃，并轉向本土供應鏈，實行核心產品“去美國化”行動。于是，很多之前難以進入華為采購系統的本土企業，迅速獲得了測試驗證、合作開發甚至批量應用的機會。比如FPGA芯片供應商紫光同創、芯片制造企業中芯國際、存儲芯片供應商長江存儲、OLED面板供應商京東方、鉭電容供應商宏達電子等。
實際上，2019年下半年以來，華為先后大規模出貨的5G基站、Mate30和P40手機，都快速實現了核心零部件的“去美國化”和極高比例的國產化。尤其是，之前被普遍認為無法實現國產替代的核心產品，很多都研制了出來，或者正在快速突破的過程中。比如回天新材的高端電子用膠產品，其實早在2017年就通過了華為的驗證，但一直無法放量。美國實施制裁后，回天新材在幾個月內就與華為對接超過50多款產品。如此快速的產品導入過程說明回天新材的產品并不存在難以克服的技術問題。回天新材董事長章鋒因此認為，“貿易戰”對回天來說是從未有過的好機遇，因為以前國內許多公司都迷信外國材料，現在選用國內品牌后發現比外國的產品質量還好。
所以，美國制裁雖然造成國際供應鏈開放程度大幅降低，甚至正在徹底封殺華為海思芯片的發展之路，卻戲劇性地打破了市場競爭中自發形成的供應鏈格局。大批本土企業通過華為的支持正在快速成長，它們擴大產能和開發高端產品的速度將大大提升。
（二）“抗疫物資短缺危機”中涌現的本土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導致醫療產品陷入極度短缺狀態，這引發了一場類似華為所經歷的“工業試驗”，即主要依靠本土供應鏈來滿足醫療物資需求。疫情初期，這種極端條件下的試驗也因為中國在關鍵核心技術上受制于人而受到質疑。但后來的事實卻是，全世界只有中國能主要依靠自身設備和核心零部件滿足暴增的醫療物資需求。
生產口罩熔噴布材料所需的熔噴模頭和噴絲板組件，是2020年上半年市場上最緊缺的產品之一。權威媒體曾在2020年3月20日判斷：“與其他很多制造產業一樣，高端裝備和關鍵部件是制約熔噴布產業發展的一個掣肘……國內提供熔噴布成套生產設備的廠家也不少……但核心部件熔噴模頭依然依賴進口。”確實，這種加工難度極大的核心零部件，一直被日本卡森、日本噴絲板和德國恩卡等國外企業壟斷，且年產量只有幾十臺。
然而，常州紡興精密和臺州精誠時代卻在短短40多天內就生產出供應中石化3.2米寬幅特制熔噴布生產線的噴絲板組件和熔噴模頭。相比于常規的1.6米寬幅生產線，3.2米特制生產線所需噴絲板和熔噴模頭的研制難度至少提升6倍。為什么這兩家“默默無聞”的企業能夠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完成這項緊急任務？原來，常州紡興精密源于1970年設立的常州噴絲廠，50年來專注于化纖紡絲噴絲板設計制造，目前在國內外市場的占有率分別達到80%和35%。臺州黃巖的精誠集團是1996年建立的民營模具廠，是最早一批進入高端模頭市場的本土企業，并在2015年成為當時國內唯一掌握高端模頭和噴絲板全套技術的企業。疫情期間，精誠集團在國內中高端熔噴模頭市場的份額高達60%~80%。
上述意外現象同樣出現在口罩生產線所需要的空氣壓縮機，以及高端醫用呼吸機所需要的微型渦輪風機、傳感器和FPGA芯片等關鍵產品中。比如，由浙江鑫磊壓縮機公司為中石化儀征化纖公司提供的空氣壓縮機，不僅質量完全合格，而且產能比原來的韓國產品提高了38%；杭州貝豐科技的微型渦輪風機則首次進入國內高端呼吸機龍頭企業供應鏈，打破了瑞士企業Micronel的長期壟斷。總之，新冠疫情導致的國際供應鏈中斷狀況，意外地展示出中國本土企業被人忽略的實力和潛力。
（三）小結
綜上所述，政策和學術界（甚至包括產業界自身）對本土企業實力和潛力的認知，都不同程度地偏離了真實的工業實踐。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傳統的技術-生產者視角的影響。因為他們都把焦點放在了產品的技術性能指標上，以是否在具體指標上接近或超越外國產品為標準，來判斷中國企業的技術水平。但這種標準只會將本土企業籠統地置于“大而不強”的位置，卻忽略它們在應用過程中所能達到的真實水平，最終強化對本土產品的不信任心理和對外國產品的跟隨模式。這種跟隨模式比技術差距本身，更加嚴重地阻礙了本土企業及其產品的發展。
本文并不試圖夸大實力和掩蓋差距。但進一步聯系到2015年以來對大量一線制造業企業訪談調研獲得的證據，本文有理由相信相當多中國企業已經具備了足夠的技術積累和挑戰意愿，只是需要一個與用戶協同開發和成長的過程。因此，當前國際開放程度的適度乃至大幅度降低，反而有利于自主創新企業快速成長。因為這一局面意外逼迫原本依賴國際供應鏈的中國下游用戶企業轉向本土供應鏈，這正在徹底改變本土用戶的供應鏈策略和創新模式，繼而為本土供應商證明自身實力提供廣泛的機會。這種趨勢一旦形成，相關技術壁壘的突破將更多只是時間問題。
▍新時代自主創新工作的調整和強化
貿易爭端和新冠疫情沖擊引發的大規模國產替代試驗，為推進新一輪自主創新工作提供了重要思路。之前的政策把自主創新的核心內容主要定義為技術問題，未能重視將技術和市場應用連接起來的過程，尤其是忽略了作為戰略性資源的本土用戶和市場。面對當前特殊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政府在擴大對外開放和吸引高質量外資的同時，更應順勢利用貿易開放程度降低和產業鏈本土化的契機，最大程度地發掘各個產業鏈中有潛力的本土生產企業，為它們進入本土用戶的采購系統牽線搭橋和提供信用背書，最終推動本土關鍵產業領域的生產企業和用戶企業進行全面對接。
這種對接活動雖然正在部分市場中自發進行，但更需要通過政策支持和動員大規模地推廣到各個工業領域。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決策層頻繁強調突破“卡脖子”技術和實現自主可控的重要性。2020年10月31日發布的《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若干重大問題》罕見地明確要“全面加大科技創新和進口替代力度”，并“力爭重要產品和供應渠道都至少有一個替代來源，形成必要的產業備份系統”。2021年“兩會”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更是在確立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了“新型舉國體制”、“揭榜掛帥”制度、“企業創新聯合體”和“上下游產業鏈融通”等重要政策路徑。這些政策已經越來越明顯地涉及關鍵核心技術的市場需求和應用問題，但同時還是受到技術-生產者視角的局限。
以備受關注的“揭榜掛帥”制度為例。其基本形式是面向經濟主戰場和國家重大需求，把真正需要的關鍵核心技術項目張出榜來，誰有本事誰就去揭榜。這個強調“需求牽引”和“創新不問出處”原則的新政策，將有助于從制度、思想和風險層面減少對國產核心技術的束縛，為真正具有技術潛力的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創造更多市場機會。但“揭榜掛帥”制度還需厘清兩個重要問題：到底由誰張“榜”？誰又能最終“掛”帥？前者涉及如何確定發榜主體和榜單內容是否符合真實產業需求的問題，后者則涉及評價主體、標準和機制的問題。從市場-用戶視角來看，如果榜單中公布的“技術任務”不能反映真實產業需求，或者評價主體不理解真實產業狀況，那么“揭榜掛帥”項目可能會繼續遭遇科技和產業“兩張皮”的困境。之所以有這樣的擔憂，是因為目前的發榜主體和評價主體都主要是政府部門和科研機構。但相較而言，只有在市場上長期打拼的企業和企業家，才更有能力對關鍵核心技術或應用基礎研究提出真實而具體的需求，并評判對應研究成果的有用性和適用性。所以，需要決策者進一步思考的重要問題是，如何才能更多地調動大中小企業參與“發榜”“揭榜”“掛帥”等工作。
其實，經過四十多年的發展，中國已經在家電、汽車、智能手機、計算機、高鐵、船舶、鋼鐵等各工業領域培育出一大批占據龐大市場份額的領先企業。我們往往片面地看到這些企業受制于國外的關鍵核心技術，卻忽略了它們同時幾乎是全世界各種關鍵核心技術的最大用戶（買家）。戰略管理學家邁克爾·波特很早就提出，一國國內用戶需求的性質、內容和規模會顯著地影響相關生產者的技術水平，哪里存在高端（advanced）和挑剔（demanding）的用戶，哪里就有可能培育出技術先進的生產者。所以，處在應用最前沿的中國用戶企業能夠對中上游關鍵技術的生產企業或科研機構提出準確的需求，甚至掌握著某些核心技術發展方向和速度的“定義權”，從而有能力影響相關生產企業的市場命運。
如果本土用戶企業能夠在政策動員下廣泛地參與“揭榜掛帥”“供需對接”和“產用創新聯合體”等活動，通過需求表達、試用反饋和訂單支持等形式，主動帶動本土核心技術和產品的應用迭代過程，那么本土生產企業或科研機構就能根據準確的用戶需求開展創新過程。只有這種緊密面向真實市場需求定義技術和開發產品的創新行為，才可能持續獲得市場應用，進而發展出突破“卡脖子”難題的有效路徑。
當前，美國實施的技術斷供政策確實已經對中國關鍵企業和產業造成了明顯傷害。但這只是暫時性的困難，也是中國產業升級和經濟崛起過程必須跨越的障礙。政府應該牢牢把握以龐大用戶為基礎的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利用本土用戶企業對中高端技術的持續和緊迫需求，去全方位地支持、引領和鞭策上游生產企業的關鍵核心技術創新過程。這是構建新型舉國體制的重要方向，也是支撐“雙循環”發展格局的基礎。正如當年毛主席所說：“多少一點困難怕什么。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8月刊，原題為《貿易斷裂背景下的供應鏈重組與中國創新機遇》，注釋請參見原文。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