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旭東?| 上海大學
【導讀】在今天這個社會高度個體化的年代，相親這種古老婚配社交儀式的回歸，似是一種吊詭的存在。本文深入分析相親群體中的“剩女”，發現這一群體形成了模式化的話語結構：“人要好”“找適合的”“隨緣”，分別對應著理性主義、神秘主義、烏托邦精神三種邏輯。這種三位一體的話語結構相互勾連，達到了內部自洽，成為覺醒的女性主體對男性統治話語的反向支配，使得“剩女”們并不像某些媒體渲染的那么“失敗”，而是保持著從容和淡定。但另一方面，這一話語結構帶有女性自我中心的視角，其中沒有對男性的移情、換位思考、同理心的位置。這種一方面將男性假想為敵人，一方面又企圖將敵人帶入自己的情感世界的矛盾，使得兩性之間的區隔不斷擴大、關系不斷緊張，而今天的相親文化就是這種區隔化的一個表征。
本文原載《社會科學論壇》2016年第6期，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相親：成家通途還是兩性區隔
——基于對“剩女”的訪談
現代生活正在把我們所能想到的一切：上帝、自然、真理、科學、技術、道德、愛、婚姻，都轉變成“不確定的自由”。這是現代性診斷高手烏爾里希·貝克在《個體化》中的論斷。該論斷中的愛、婚姻對應的是情感生活，在傳統社會中也許應該這樣表述——確定的不自由。基于個體實現的情感生活由整個社會系統控制性安排，在確定的不自由社會不可能有“剩女”。包括家長權威、媒妁牽線、熟人關系等一系列社會裝置替代當事人對個人“終身大事”謀劃與操辦，在確定的不自由中個人不可能也無需為“嫁人”犯愁。
如今，傳統社會系統從對個人情感事件的謀劃中退場，“自由的個人”主宰自身的“好時代”來臨，自由而不確定的兩性關系開始被視為一個社會問題散落在各個角落，對應到具體個人就是過度單身的煩惱。無論依托外力有組織地相親，還是兩性合意的嘗試性約會，都由自由的個體來主持這一現代儀式，已成為都市社會普遍性、常見景觀。根植于傳統社會系統中的相親，既是生活世界的行動，也是社會話語，再一次在現代社會中以“潮”的方式回歸。由公益組織、商業組織發起的相親會占領公園以及各大電視節目重要時段；沒有公開但是已成常態的在茶樓、咖啡廳、飯店等公共場所自我組織的相親活動也在頻繁地進行。相親，成為單身尤其是大齡單身男女婚姻通途中的第一站，正在替代“約會”這一私密又不失想象力的話語，整合著兩性關系的“親密接觸”。基于個人化自由帶來的前所未有的兩性關系親密聯結的開放性及其困難，被迫需要古老的、儀式化相親回歸，成為約會的序幕。相親成為現代人約會的準入機制，正在被那些成家期待未竟的單身男女熟練地操持。
在傳統社會里，無論男性還是女性，婚姻都被定義成生活的一個階段，而且是絕大多數人都要經過的一個階段。如果一個人長時間不結婚的話，將被稱為老處女或單身漢，其中都含有嘲笑或者輕蔑的意思。因此，婚姻被視為所有人最終應然的歸宿，游離于婚姻之外的“剩男剩女”，從觀念到制度，圍觀、非議與歧視似乎在所難免。如今，個體公開承認自己是“剩女”，意味著自身所處的未竟“終生大事”狀態被社會知曉，這種知曉蘊含著社會對個人的不滿；個體生活被轉化成社會道德問題。
在“剩女”看來，她們可不是終結式的失敗者；甚至，沒有失敗的“剩女”，只有緣分還沒有來的仰望成家者。是不是命運安排的緣分差強人意——這可從不是她們思考的方式。“不如意”，是對尚無安定和歸宿感的消極認定，是對失敗的自我承認。她們在我的訪談中，從沒有給我失敗的感覺。媒體話語將“剩女”表征為“個人失敗”“社會問題”，而訪談對象的從容和淡定如何成為可能？這是我困惑的。該研究對此的求解方式在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中獲得啟示，將抽象的、甚至已成觀念的“剩女”概念抽離，將語詞從形而上學的使用轉回到其日常生活的應用中。
▍“剩女”相親中的話語
……其實，我找對象要求很簡單，并不是那種挑的人。
我只是想找個人好好過日子。
還沒有遇到合適的。
什么樣的人算是合適的呢？
當然人要好。
人要好是什么意思？
首先，人要善良，要有孝心。
就這些？
性格上要合得來吧。
其次，我對物質沒有什么要求，但是起碼有個穩定工作吧。房子嘛，當然有更好，沒有的話……（有房者往往說無所謂因為她有，無房者略顯遲疑）
長相呢？
長相嘛……不要求太帥，起碼得過得去吧。
有些人回答“至少得有眼緣吧”。
身高呢？
身高嘛，起碼得比我高吧。
年齡呢？
年齡應該比我大，但是太大我也接受不了，小一兩歲，只要合適，也會考慮。
學歷呢？
學歷，起碼得比我高吧。最起碼是本科生吧。
碩士，博士呢？
碩士可以考慮，博士吧，就算了吧，有點怕。那種呆呆傻傻的樣子，我不太喜歡。
地域上有什么要求嗎？
沒有什么要求，當然最好工作與我在同一個城市。我可不想遠嫁。也有另一種回答：當然，如果他有能力在上海啊、北京啊、深圳啊安家，我也會考慮。
加芬克爾式的話語追問成為訪談的主要方式。再三追問之后我會得到這樣的回答：哎呀，你怎么老這么問我呢？其實，我也沒有想好，還是隨緣吧。最終，她們還會補充一句：我相信總有一個適合我的人在等我。
這樣的談話，如果我愿意引導，她有足夠耐心配合的話，談話會永遠繼續下去，但是談話越繼續，想象中那個有緣者的形象越發不清晰：她們并不清楚究竟什么樣的人算是“適合”的。那種“人要好”的含混價值判斷，在追問中，她們更依賴計量話語將“人要好”量化出來，或者干脆“憑直覺”將判斷導向神秘主義。“人要好”“適合”，她們在對類似定性話語的援引時，卻無法在定性話語中對其援引的那部分進行闡釋。五官、年齡、身高、學歷、籍貫、工作、愛好、收入這些測量，往往是其“人要好”“適合”向度測量偏好的語詞……
▍“剩女”的話語結構
1. “人要好”。“人要好”，是訪談者開始談話的第一步。
往往以一個受傷者的敏感和閱歷豐富者的經驗，她們迫不得已參與到那種“令我煩透了”又不得不參與的相親之中，如賭徒那樣去碰運氣，企圖借此終結掉被問題化的單身狀態。當相親成為“個人問題”的解決方式，這本身就是問題，不幸地是這樣的問題在當今社會中正在發生。愛之關系聯結的手段化，總是會有許多理由，相親中談話內容許多都是兩個人在物質層面上的要求。羅素曾斷言，在現代世界，愛的一個非常危險的敵人是對事業和經濟成功的宣講；相親中話題涉及到房子、單位福利如何，會進一步導致會話者主體性丟失，最終削弱反思能力：我究竟怎么了？其實并不缺少反思，只是反思往往朝這樣的方向行進：現在男人究竟怎么了？她們提供的答案往往是，男人都很壞。
當我追問“男人都很壞”的見解從何而來——是基于個人遭遇，還是來自社會？回答往往是不加思索的“本來就是如此嘛”！可見“男人都很壞”這一吊詭的、不具有思辨性的見解，成為近乎一種社會通識，在日常語言世界中成為一個重要的話語擔負。這種像出自女性主義者又偏離女性主義核心觀點的見解，一旦成為女性相親中對男性的“認識論”，意味著相親婚姻通途的使命被徹底顛覆掉，在整體上“男人都很壞”的世界里找“好男人”，這一艱難的任務促成相親成為沉重的社會背負。如此沉重背負不僅導致緊張的兩性關系難以達成協商與和解，也導致相親這一“想象中的美好”碎裂一地。
這種“人要好”的期待，將情感實現需要在對等的主體間性中生成的平等狀態破壞掉，使“期待者”成為實際情感社交的監控者和評價者，互動關系轉換成對他者的評判和審核。
2. “找適合的”。
在我了解了個案受訪之前有過幾次相親甚至交往經歷之后，面對“先前你愿意交往的那些人難道都不好嗎”的詢問，她們可能會這樣回答：總之，感覺他沒有什么不好，就是“不來電”，沒感覺。其中不乏對那些人正面的表述，在“但是”的話語轉換之后，我又獲得“不適合”的信息。
一位本科學歷、36歲、在政府部門工作的女性告訴我：曾經和一位公務員處了一段時間，甚至都在籌辦婚事了。他工作穩定，而且是一個中層干部，和我一樣本地人，也有房。我都在考慮婚禮的事了。但是——他有一點不好，就是回到家里幾乎沒有什么話說，不是一聲不吭地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就是洗澡之后睡覺。想和他制造一點小情趣，就是那么費勁！有時候想想我也不小了，就這樣吧。但是每當我看到他坐在沙發上懶洋洋地樣子，只對著電視，壓根就感覺不到我的存在時，頓時又冷了心。后來，我想還是算了吧，我就慢慢減少與他的來往。要是他挽留我，我想我會考慮和他結婚的，可是他就像沒那回事一樣！
另一位受訪者是一位銀行職員，她提到：曾經交往過一個男孩，不算高大，但是還算帥氣，在一家外貿公司上班，人很開朗、性格也很好。我看不慣的一件事，就是他將自己收拾得太干凈了！幾乎每個周末他都要去做美容，修指甲、貼面膜什么的，我一個女孩都沒有像他那樣，受不了！
這兩起案例中的“不適合”都不涉及到長相、工作、房產等“硬件”的不如意，而是性格和私人生活習慣方面。可見對“不適合”定性，“硬件”方面具備的情感社交，往往會對“適合”有著更高的期待，主要涉及到個人情趣、業余愛好等私人生活習慣方面。這典型地體現出相親作為一種需要訴求的運作機制，符合馬斯洛需要理論層級化特征，涉及趣味、生活風格的階層意識在準入婚姻之前，相親進行中就被個體有意的甄別、遴選、分類、區隔。“適合的”在相親中是一開放式話語，對應著由己發出對對方整個生活系統的綜合評估；“適合的”對應著自我中心主義的個性化和多元期待；“適合的”還暗示了基于個體的差異性獲得了承認又難以達成私人共識與社會整合的困境。
3.“隨緣”。
訪談中在我獲得了認為重要的信息之后，最終面對“你認為你找得到嗎”的詢問，她們的回答往往是：太難了……我想，還是應該找得到吧。那么相親這么多次了，怎么還沒有找到呢？……可能是緣分還沒有到吧。“緣分沒到”往往是她們最終的回答。
不滿足于如此回答，我反向提問：你認為究竟什么樣的男人會喜歡上你呢？有些回答是，我說了啊，就是剛才我說的那些啊。
“所說的”指的是“適合的”這部分陳述。可見“想找什么樣的人”與“認為什么樣的人會選擇你”，在訪談者看來是一回事。以代理對方的話語，將他者納入到“我”這一自主性中加以闡明是相親中習慣性的思維模式。“移情”、換位思考、“同理感”，并不主導相親的話語結構。
還有的回答是，這個，我還真沒有想好，總之，緣分吧。
“適合的”這一話語結構中，并沒有那個“適合對象”的位置。“找適合的”充其量只是一個自我主導的、開放的半話語結構。對“認為什么樣的男人會選擇你”的不清晰或者無意闡明，“緣分”被引入擇偶意向這一話語結構中。從女性角度出發分析的相親，在話語中獲得了一定的自洽性和完整性，但是這種完整的相親話語內部蘊含著兩性分裂的危險。
在相親中，相對于男性的擇偶觀而言，女性更是“找緣分”這一神秘主義仰護者。找適合我的人、找適合我的好人、相信能找到適合我的好人——一切都是基于冥冥注定的天意、緣分。她們“找對象”的起點是由主體發起的找，終點是緣分。“找”的呈現形式在獨占時間中以過度單身的“等”來維護，積極的婚姻自主者成為被動成家的等待者。“緣分”在訪談中反復出現，是對傳統婚姻文化觀念的承襲。生辰八字配對的“姻緣”話語，塑造出傳統文化中婚配自有天定的神秘觀念。“找這”一理性行動，在相親中被納入到了神秘的婚配話語體系才被賦予意義。大齡單身女性的相親事件處在理性主義與神秘主義雙重意義維護機制中。她們對婚配實現前一系列事件有著如此認識：具有不確定的、未知的、無法預料的成分；但是又不甘如此清晰地斷定。清晰又肯定的“不確定”會讓她們不安，緣分在這里并非一孤立的修飾性語詞，而是被視為能保護她們并能實現自身“圓滿”的觀念，是她們對抗來自社會“剩女”話語壓力的一種信仰式武器。
同時，對“找得到”的深信不疑也在緣份的認定中獲得了積極性與樂觀成分。在全球大齡單身女性增多的語境下，中國式“剩女”獲得了基于地方性的傳統文化維護。她們無意將自我理解的生命事件充分賦予理性主義氣質獲得社會性知識啟示，這樣反而會讓她們在“緣分”中獲得的文化庇護和自洽的生命意義闡釋顯得脆弱而加劇自身不安。
有一點我想是她們最想回避的：撇開緣分這一話語系統、以足夠理性的理由去說服自己一定會找到合適的。盡管在相親的話語行動中充斥著物質主義、實用主義等這些經濟理性話語，其主旨依然是為了促成對無法洞悉的緣分更加清晰可現對工具理性的援引。當訪談對象嘗試以“緣分還沒有到”來結束訪談之際，再面對我較真的后續追問開始顯得困難，比如“如果不考慮緣分，你認為真的找得到嗎”？她們在瞬間遲疑后會顯示出不耐煩，開始對我那種追問有著遭遇不友好的煩躁和不滿。我必須放棄這樣的“不友好”，“緣分”成為談話的終結式話語。她們無意踐行徹底的理性來裝置她們的生命哲學，更喜歡將行動和命運聯系在一起獲得意義，并且有意仰仗緣分這一觀念來阻擋住來自社會的壓力造就生命內在的窒息感。
▍“剩女”話語結構的自洽性初顯兩性區隔端倪
當下的擇偶文化實質上是傳統家庭文化、婚戀文化在社會轉型過程中仍舊保持著頑強生命力的一個例證，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后社會主義改革和資本主義消費文化與傳統的家庭、婚戀文化三股力量的角力和共同作用。“人要好”“適合的”“緣分”是了解生活世界中“剩女”的話語索引，如此索引并非只是擇偶意向，而是非專家系統的生活世界里“剩女”的結構。“人要好”含義含混、復雜，但是她們往往又無法對之做出詳細解釋。即使從語言統計學角度，準確而完整的標示出“人要好”的內涵也顯得困難。如果將相親視為一種社會交換，由于無形資源的價值較難評估，再加上評價標準又存在個體差異，所以交換帶有很強的個人色彩。
“人要好”是動態的、具有很強語言張力的開放式詞匯，并非常謂的“好人”。含混的“好人”主要是一種道德判斷，而“人要好”并非道德意義，至善、精于利己主義的生存技能等都可能訴諸其中，是一個類似于“好人+”的結構。這三組語詞，表達出一種極其復雜而混沌的生命哲學和行動結構的關聯。三者內涵盡管不同卻又有著某種共同特征，每一語詞都可以對任何其他語詞做出解釋，自洽又完整的語言游戲對應著穩定的情感結構。比如說緣分還沒有到，是因為還沒有找到適合的，因此自身處于找“人要好”的狀態。再如從“適合的”角度出發，因為緣分還沒有到，但是相信“人要好”會出現，所以“遲早會結婚的”。如果從“人要好”出發，“遇到過的一些都不適合于我，因此我的緣分還沒有到”。
訪談者自我呈現的話語結構里有三種成分，理性主義、神秘主義、烏托邦精神。她們處于緣分自我支配狀態并且堅信不疑，對物質有所考量但并非唯一，對“那個他”并不要求完美但依然賦予理想期待。因此面對“老是這樣等下去不是一個好的選擇”的疑問，她們用“相信那個人在等我”來接管緣分未至的不安，用女性那種特有的幻想偏好加以慰藉，從而注入遲婚、過度單身狀態自我關懷和意義解釋。
自我賦予的意義生成中獲得的主體性安慰正是她們有效對抗媒體噱頭與知識恐怖主義的有效武器。在這樣自洽地話語結構中，她們穩定的生活觀念業已形成，外在的問題化和焦慮并不能撼動自身遵守并維護的生活哲學，從而出現如此局面：一方面同類人逐漸增多，她們淡定的社會印記——我不認為那是一種印象整飾——與已婚者在公共領域的呈現沒有什么明顯不同，工作、逛街、網購……她們的生命哲學中內嵌兩種價值訴求和庇護：對未來樂觀；同時對可能無緣的未來做著足夠的宿命闡釋以應對“一個人生活”。另一方面媒體話語迅猛、專家頻繁就“問題”關切、父母“操碎了心”。
“剩女”話語結構中男性無需在場，是攜含混的、觀念式社會意向對男性的想象，并非是和具體對象在戀愛中獲得實踐感的、對互動結果的言說，從而“剩女”話語結構中并無多少愛情成分。剩女在對時間的躊躇和把控中獲得了一種新的生活締造和思考方向，也意味著現有的生活和生命的關系發生了危險脫節。曾經獲得的生活意義的正當性維護能力和積極性正在失去，這一點不僅是剩女的煩惱，更是當下我們所處社會的困擾。
神圣之愛不再是她們的目標，主流的世俗化生活實現正是她們期待的歸宿。世俗置換了神圣，理性替代了愛情，在此意義上，“剩女”“剩男”話語并存的吊詭現象就不再是人口統計學范疇可解釋的，而是覺醒的女性主體入侵式捍衛意識與不具有正當性但是依然強大的男性統治話語對抗的狀態。對男性歷史性地失望，女性干脆放棄其“天性中的愛情”，理念上實現自由與平等的兩性，在情感事件中卻并沒有實現愛之聯合，二者都在持續的較量中坍塌了各自主體性應有的位置與意義。
▍結論
1.生活世界中的“剩女”難以在知識性“剩女”話語中獲得關懷。訪談中，我與訪談對象都從未用“剩女”這一概念；這一概念的缺席并未給交流帶來障礙。整理訪談結果時筆者甚至懷疑：我關注的“剩女”真的是她們嗎？她們與“剩女”究竟是什么關系？社會有關“剩女”的話語喧鬧與她們“與剩女既不相關也不屬類”的自我呈現之間的反差耐人尋味。媒體中的“剩女”歸媒體，而生活歸生活。如果她們與“剩女”相關——那純屬個人秘密。
對“剩女”標簽的承認同樣被視為個人自由選擇的那部分，盡管社會輿論無形中會給個人自我認同和行動構成壓力。社會媒體中的“剩女”是一類人，而這一話語的實際承擔者總是由散落在人群中的個人承擔，僅從服飾、談吐、生活風格等社會性角色特征上無法將之辨認，她們更不屬于某一特定階層。如果要將這些具體的個人進行知識性分類，只能是文化層面的，對應著有成家意向但尚未完成的大齡單身女性。
問題化、對象化“剩女”研究，其起點是從人口學、傳播學、甚至經濟學角度呈現的，依托于分門別類的知識對應到總體性社會診斷中，分析工具主要是人口統計學的援引；個體生活的煩惱成為社會結構性問題。“剩女問題”逐漸在量化的綜合性統計分析中借助無良傳媒效應放大生成。基于社會總體性關切，研究對象客體化、類別化，“只見社會不見個人”，如此知識生產只是圍繞研究對象的外部言說，將指向性闡釋替代指明性闡釋，用“有關‘剩女’”的知識生產替代了“‘剩女’生活世界的煩惱”，從而如《中國剩女調查》一書作者所認為的，大齡單身女性面臨的心理焦慮不全是單身生活本身帶來的，很大程度上是社會氛圍的擠壓造成的。
筆者在訪談對象那里——應該屬于社會性話語“剩女”的那一類——獲得了這樣的認識：她們的生活世界、意義世界與社會性話語中的“剩女”幾乎沒有交集。學術界有關“剩女”的研究，似乎缺少如此反思：知識性“剩女”與生活世界中的“剩女”，究竟是什么關系？噱頭式的“剩女時代”“剩女中國”“光棍危機”，這些毫無價值導向的媒體狂歡與“知識恐怖主義”，除了加劇渴望成家的大齡單身男女的內在不安，還有什么？
2.扎根于傳統男權社會中的相親行動，由曾經的強者邏輯轉換成當今弱者的武器。傳統語境中相親的邀約者往往都是男性及其文化體系，作為行動發起方，男性通過暫時充當客體的方式，在相親中以被女方評估來實現未來男權主體的實現，在媒妁的游說中被女方權衡，對應著禮俗社會中流傳甚廣的一句諺語：抬頭嫁女、低頭娶媳。個體與自由戀愛都獲得承認的現代社會，男性主體話語理應式微，主體間性、關系視角的“談戀愛”更應該對應男女平等與個人自由狀態。
兩性情感互動中，戀愛的引入在語言結構中一度暫時抵制了男權主體思想在現代社會的進一步入侵，如現代社會話語中慣用“談對象”來替代“找對象”，有意將女性在男性的建構中解放出來。而通過對“相親”的訪談，女性在情感事件中更偏好獲得新的主體身份之后并不愿放棄主體的獨占性，從自我出發表達出對曾經由男性支配婚姻狀態的驅逐和反向支配成為個體化女性的自主性支援意識。當“剩女”話語被生產成一種知識性“社會問題”，同時相親中的女性想獨占主體的姿態反而讓社會充滿文化悲情——她們依然只是虛假主體占有者。
相親中女性主導支配性話語的意識，暗示了成家之前的事件理應是她們的權力這一主體性訴求，用女性主義者所批評的男性統治那種思維來處置問題，將男性統治驅逐又替代他們的位置且視為必要，反而破壞了兩性間民主和團結機制必要的主體間性理念。相親這一促成聯合的機制被轉換成兩性關系緊張的場域，雙方無法為持久地溝通做出進一步努力和足夠的耐心。
假想男性為敵人又企圖將敵人帶入自己的情感世界，這讓成家這一生命事件、抑或結婚這一社會事件的實現并締造持久和諧異常困難；兩性在情感事件中親密性互動的通約性變得艱難從相親就已經開始。按照舍勒的說法，現代世界是一個競爭體系，基于情感紐帶的社會團結解體了，內在的價值消失了，基于內在價值的品格也銷蝕了。“相親”根植于男權中心主義的社會結構中，是社會優先賦權于男性發生的與女性必要的儀軌關聯；基于個人自由戀愛的社會并不需要這一儀式，生活世界中的愛情更應該是在偶然中促成的親密性互動關系，戀愛的自由與自為性應該有著自然的成分。
“相親”這一古老婚配社交儀式的回歸，其前提是當今社會偶然的戀愛事件發生顯得困難，是兩性親密性接觸受挫不得已對古老社交方式的承襲，而“相親”這一古老的社交中并無戀愛一席之地。如今充當啟動愛情的一種工具性裝置的相親，相對于兩性情感事件發生顯得困難而言，是必要的冗余。相親依托的傳統婚俗文化系統不復存在，基于新自由主義的利益交換原則內嵌成當今沒有傳統文化“庇護”的相親之中。當單身男女依然需要援引這一社交方式來啟動婚姻時，意味著本質意義上自由戀愛際遇及其精神，正遭遇社會驅逐而逃逸；兩性區隔的擴大，正在相親中進行。
本文原載《社會科學論壇》2016年第6期，原標題為“相親：成家通途還是兩性區隔——基于對’剩女‘的訪談”。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