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陀
【導讀】2020年即將成為歷史，我們每個人都是歷史的創造者和見證者。面對新世界，人們或迷茫，或憧憬，或倦怠，或振奮，但任何情感都無法阻擋歷史的滾滾洪流。這一年，疫情危機與全球政經事件相疊加，加速了世界格局演變，中國在思考世界，世界也在思考中國。
作家李陀基于數十年觀察和思考，提出了面向未來的“21世紀之惑”。他指出，地緣經濟學的經濟動力及其引發的亞洲共同體化成為歷史潮流，歐洲和非洲也可能被吸入，最后形成亞非歐聯合體，這將改變東西二元局面甚至整個“世界島”格局。但是，對于中國與亞洲的崛起以及金融危機、疫情危機等所折射出的思想貧乏，今人無力回應，全世界似乎都陷入了“認知論障礙”中。他認為，當前最為迫切的思想任務仍是重新認識資本主義及與其糾纏發展的社會主義。
值得注意的是，面對中國發展的復雜性，不僅西方無法做出有效回應，中國思想界也同樣沒能給予應有的回答。時代與世界同時向中國及其社會主義發展提出了諸多問題，中國思想界應該盡力擺脫自身頑疾，給出一份滿意的答卷。2021年即將到來，這份答卷才剛剛開始。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0年第4期，原題為《21世紀之惑——疫情危機與當代資本主義問答》，內容有所編刪，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亞歐非“世界島”正迎來巨變
《文化縱橫》：此次疫情正在從公共衛生危機演化為全面的經濟與社會危機，對全球資本主義的運行體系應該會造成巨大沖擊，你認為這次沖擊會給世界帶來什么樣的變化？
李陀：歷史上有過幾次可怕的大疫情，等到人類好不容易熬過來，再舉目一望，世界全變了，山河變色，發現自己面對著一個陌生的世界。這次全球疫情過后，我們會不會也面對一個陌生的世界？很有可能，所以從右翼的基辛格到左翼的齊澤克，都在對這種局面做前瞻性的分析和評估，各式各樣，悲觀的多，樂觀的少。但是，檢視這些思想家和理論家所做的形形色色的分析和推測，我認為有一個問題需要注意——他們差不多都是從自己熟悉的概念、知識或理論出發（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電子新技術、民族國家、國際政治等各知識門類提供的思想資源），很多都沒有察覺，這些分析和思考，大致都局限于自己熟悉的語言和話語里，所以，不管其展望和預測的具體結論如何，他的視野已經被規定、被鎖定。
去年10月，我在北京和李零聊天，談及世界未來的時候，說到這么一個想法：從大趨勢來看，亞洲的最新發展已經使東亞、南亞、東南亞在經濟和文化上有了非常緊密的交流和交錯，亞洲未來形成某種共同體或者聯合體具有了一定的現實性，那么能不能依據這種現實性作進一步的推演：這種勢頭如果不斷地繼續，會出現什么局面？可以預見，那肯定會深刻影響非洲，帶動非洲各地進一步實現脫殖民和現代化，先后也都走上“小康”之路。這可能嗎？應該很有可能，盡管這個進程會有很多的曲折和暫時的中斷。
那么，再進一步考慮，它會不會使得亞洲和非洲這兩個大區塊，又形成基于共同利益的某種聯合體或共同體？充分考慮這兩個地方具有共同的歷史經驗（都在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斗爭里走向獨立，都有經濟落后的痛苦經驗）和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這樣形勢的出現不單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須的。
再進一步想一想，一旦這樣的局面實際形成，歐洲會如何？要知道，現在中日韓三國的GDP總量就已經超過眼前的歐盟；何況，屆時亞非兩個大洲的發展，肯定會達到一個更大的體量和規模，那時候，歐洲這個“洲”，會如何反應？它都有什么選擇？又有多少選擇？有沒有可能被吸入這個歷史浪潮形成的大漩渦里，最后形成亞非歐的聯合體（歐亞本來就是一塊大陸，所謂三個“洲”這樣的現代意識及其格局，完全是近代歷史的建構）？而這局面一旦真的成為現實，世界該發生多大的變化？我們對世界的認知又該發生多大的變化？我們現有的關于世界的知識——尤其是我們今天用來認識世界的許多基礎知識——將會受到多大的沖擊？比如，那時候人們再回頭，又怎么看歐洲中心論？怎么看大西洋和所謂的大西洋主義？屆時還會有東方和西方嗎？
(2020年12月30日，中歐領導人共同宣布歷時7年的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已經完成)
當然，這樣的前景目前只是一種想象，是某種可能性。但是近幾個月新冠疫情在全世界所造成的種種新發展，可以說讓這想象得到了相當有力的支持：很短的一個時間里，不但民族國家的正當性、功能、能力都受到了多層面的考驗和質疑，而且，看這期間東北亞三國之間的種種互動，客觀上已經隱隱地含有這樣的意思：地緣經濟學的經濟動力（而不是地緣政治）已經在總體上改變亞洲，再有這三個國家充當整合的發動機，亞非兩大洲在未來繼續加強整合乃是大勢所趨，然后，歐洲也被卷入這個整合，恐怕也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大趨勢，只是早晚而已。
當然，如此想象世界形勢變化的新圖景，讓它成為我們思考今天世界的一個方向或者一個底色，要取決于一些條件，比如能不能離開或者哪怕暫時離開民族國家的立場？不是強調中國的崛起，而是整體亞洲的崛起？能不能離開或者暫時離開東方/西方這個二元對立所給定的已經變得很可疑的知識框架？既然21世紀的現實正在一步步消解東西方對立中的先進/落后的刻板含義，能不能提出其他可能的、更富于前瞻性的新的思考框架？
這不容易，需要敢于對我們熟悉的知識，特別是以往構成我們思想框架的很多理論和觀念進行質疑，在知識領域革故鼎新。
▍危機下的全球正陷入“認知論障礙”
《文化縱橫》：危機發生以來，世界范圍的思想界也因危機動員而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反應。你對危機中世界思想學術界的討論有何評價？你認為有哪些更加重要的問題需要關注探討？
李陀：你說到的這些思想反應，反映了世界疫情給全世界帶來的危機的復雜性。有些危機本來就有，比如自“二戰”之后由老式金融資本所主導并組織的全球秩序突然被破壞（這個破壞是后來的全球化的一個必要條件）；不過有些危機是新的，猶如一場大地震造成的新斷層，比如新自由主義的徹底破產和民主政體的危機等。
認識這種復雜性本來就不容易，而我們還面臨著新的困難：在這些五花八門、讓人眼花繚亂的意見的里面和后面，有著諸多政治立場和學科知識之間構成的或隱或顯的對話關系；這些混亂的對話，又被新舊媒體的網絡進行再生產，加工、改造、放大，以某種準知識的身份進入對話，而這些準知識很多都是偽知識，于是，它們的入侵就形成次一級的混亂信息和話語，縱橫交錯，層層疊疊。
再看這次全球大疫情，其中也充滿這種荒誕，諸如西方國家如何認識和評價中國政府在武漢斷然“封城”的舉措，以“口罩外交”為標志的各國之間充滿戲劇性的防疫合作（還有反合作），西方“禁足令”引起的有關人權和自由的沖突，尤其是人道主義這個神圣的“普遍價值”，竟然被瘟疫里形成的“人命優先？還是經濟優先？”這個冷冰冰的問題，以制度的名義甚至以倫理的名義貶得一文不值——荒誕可以說舉不勝舉。讓人驚訝的是，面對這些被常態化甚至日常化的荒誕，跟著媒體起舞的右翼就不用說了，連歐美知識界也集體表現出一種令人震驚的漠然，即使有個別異議的聲音，也不過是喁喁私語。這一切讓你懷疑他們是不是完全忘記了他們的歷史上還出現過一個以寫荒誕著稱的作家，名字叫卡夫卡。
因此，在思考和討論這次大疫情可能產生的后果的時候，首先一個問題是，我們的思考遇到了什么樣的實際困難，“知識”是否支持了我們的思考，甚至它是不是妨礙了認識現實？如果借用哲學的一個概念，是不是可以說，今天我們遇到了認識論障礙而不自知？
《文化縱橫》：面對中國崛起現象，面對特朗普現象，面對世界范圍的民粹主義浪潮，西方思想界（無論左右）似乎逐漸喪失了把握客觀事物進程的能力，預設的價值立場總是與客觀事實脫節，這究竟是為什么？
李陀：一般來說（進入哲學思考，就復雜了），知識是否正確，要在社會實踐中被檢驗。可是今天出現了一個特殊情況：疫情似乎為人類設置了一種可以對知識的正確性進行檢驗的掃描機。于是，只不過幾個月很粗糙的掃描，我們就赫然發現，這種“逐漸喪失把握客觀事物進程的能力，預設的價值立場總是與客觀事實脫節”的現象，不但非常廣泛，而且獲得了歷史上罕見的普遍性，百姓如此，專家學者也如此，以致我們可以這樣發問：是不是人類的總體認識能力出了問題？
新舊媒體構成的網絡超級工廠，每分每秒都在對現實信息和現實話語進行加工、歪曲、改造，然后把這種加工物或“準知識”塞入或者混入今天的現實思考，其產生的破壞作用，決不能低估。一個具體的例子，是新冠病毒起源的追溯。在過去，這種追溯本來是醫學界和科學界的責任，醫生和科學家的知識權威，是這種追溯的保證，不論追溯過程的方法和手段，還是最后結果，只能由醫生和科學家說了算。但是，在近幾個月里，由于各類新舊媒體的介入，事情的發展讓我們目瞪口呆：所有專家幾乎都被靠邊站，反而是新舊媒體一片喧嘩，紛紛挑起溯源追蹤的重擔，而很多官員、政客以及公共知識分子，還有網上的眾多吃瓜群眾，竟然變成了主角，自信又自負地認為他們是權威，他們有能力揭示真相。
在這樣的形勢里，今天完全進入冷戰格局的西方媒體，已經不是順便或試圖“帶”風向，而是公然定風向（背后的種種政治操作，已經不再猶抱琵琶半遮面，不過這是另一個話題）。這很荒誕，可僅僅譴責荒誕，有什么意義？如果從知識的角度看，我們是不是可以認為，在某種意義上，是不是當代以大學和學術研究機構為中心的知識生產格局出了毛病，正在變質？再如冷戰中形成的軍工復合體（Military-Industrial-Academic Complex）機制，也在今天的現代學術生產中越來越重要，這都意味著什么？夸大一點說，是不是人類的知識形態和知識環境發生了巨變？若果真如此，這個新環境是不是已經成了今天認識論障礙的一個因素？
從知識環境正在發生大變化的視野看，20世紀知識的學科分類越來越細化，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不用多說，學科的細化經歷了近兩三百年的演化歷史，在20世紀完備起來，這當然帶來了種種巨大的好處。但是認真琢磨，知識的細化又帶來了很多嚴重問題，其中之一是每一個學科都不得不把認識的視野盡可能窄化，把知識的領域不斷分切，最后的局面很像是占山頭，如同歐洲中世紀的一個個堡壘，且堡壘與堡壘之間還有很深的壕溝和高高的圍墻(隔行如隔山)；同時，躲在堡壘中的學者、理論家，又往往把自己學科內的研究成果賦予盡可能重要的普遍意義，即使不能被認可為真理，至少也是解釋人和世界某個方面的一把金鑰匙。這樣，不但自然、人類、社會不再是認識和知識的整體對象，而且知識本身，也如同一面鏡子破碎之后形成的碎片——可是很多人不覺得那鏡子已經碎了，還在碎片的閃光里努力摸索真相和真理。
這帶來一個后果，就是很多擔當知識生產重任的人，教授、學者、理論家、媒體人、科學家，都不再關心知識對象的整體性，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這有嚴重的后果：我們思考的對象于無意中被微觀化、零碎化或者局域化，我們看不見大風景——20世紀資本主義的結構性改變，這改變如何對資本主義的傳統“去經典化”，金融資本如何膨脹和演化成為統治世界的隱形司令部，科學技術又如何成為意識形態（哈貝馬斯在這方面的論述也很重要，但福柯走得更遠），這樣的新意識形態又如何超越“新自由主義”在最近二十年內建構出當代新秩序——這一切宏觀的可能的知識對象，就悄悄地被淡化了。
▍最迫切的思想問題是重新認識資本主義
《文化縱橫》：在此次全球危機中，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分析“二戰”后的資本主義運動？在您看來，“二戰”以來的資本主義運動有哪幾個重要階段？不同階段有什么主要特點？
李陀：這些問題都很大。如此提問，可以檢討的東西當然很多，但是我以為其中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是：資本主義不是孤立地自己發展，它有一個如影隨形的同行者，那就是社會主義——它們不但有著共同的歷史，糾纏在一起共同發展，而且直到今天還是如此。
今天的資本主義并沒有一個純粹的、獨立的發展，歷史上沒有，今天也沒有；現世存在的無論哪一種資本主義制度，都是在社會主義的不斷挑戰中才走到今天的，因此社會主義是認識今天資本主義絕不可或缺的歷史和現實。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和批判，決不能忽略這一點。
但是，20世紀很多資本主義研究大多在這方面都有盲點，很多都是假定有一種純粹的、單一的、獨立的資本主義發展，又從這樣的假定里建構一個研究對象，然后發明出種種有關民主、人權、全球化和歷史終結等學說和理論。當然，在社會主義和左翼思想傳統里有點不同，從馬克思到霍布斯鮑姆，這“兩個歷史”恰恰是思考世界近代史所必需的基本條件，從《共產黨宣言》開始，不少著作和文獻對此都有充分的體現。
幸而這次大疫情給人類一個機會，世界大舞臺上一層又一層的幕布被揭開，虛假的踢踏舞演出露了餡，舞臺后許多暗藏的機關也都一下子現了形，無論是誰都不得不動腦筋重新來認識和思考本以為很熟悉的這個世界。但是不論新事物有多少（比如人工智能），最迫切需要重新認識的仍然是資本主義——這個在全球化的進軍里蓬勃發展，一路鮮花（用霍布斯鮑姆的話說，自從柏林墻倒塌以后，資本主義已經把恐懼給忘了），曾經在20世紀90年代宣布自己取得最后勝利的資本主義。
問題是，這已經是一個新的資本主義，其形式和內容（暫時借用這兩個文學批評里的用詞）都獲得了更新，我們需要辨認它，認識它。
▍青年人反抗資本主義的大目標為何失敗？
《文化縱橫》：為什么在全球已經出現資本主義大危機的情況下，全球的99% vs 1%的運動并沒有帶來社會主義運動的新方向？社會主義的理論創新，需要在什么方向做突破？
李陀：坦白說，你這些問題都切中要害，給出回答有迫切的需要，可是我沒有能力做出清楚又比較全面的回答。我能說的，只是我近些年的一些觀察，還有從這觀察里生出的憂慮。
先說說“全球的99% vs 1%的運動”。這個運動的高潮是2011年“占領祖科迪”的行動，我當時有機會作為旁觀者目睹了祖科迪廣場上的情景，整個過程中紐約青年人意氣風發的自信，特別是那種劍鋒直指華爾街的高昂戰斗熱情，讓我不禁想起當年薩特發出的鼓動：“我們可以做許多白日夢，可以失敗，可以哭泣，可以光芒萬丈。”但是，今天回顧，那時候青年人占領廣場并不是白日夢，而是想效法1968年的五月風暴：巴黎大學生以占據索邦大學的行動喚醒了整個法國，證明1848年的革命傳統只不過是暫時陷入了沉睡，巴黎上空再次飄起了紅旗。可是，同樣是占領，美國的大學生們卻沒有達到“喚醒”的目的——祖科迪廣場雖然轟轟烈烈了兩個多月，但是沒有獲得類似五月風暴那樣的喚醒，不往遠說，僅隔幾個街區，曼哈頓無處不是酒綠燈紅、車水馬龍。
今天，以上兩個占領都已經有了無數的追憶文章和歷史研究，功過評價，論議紛紛。不過，有一點恐怕是共識：就其反抗資本主義的大目標來說，青年人失敗了。為什么失敗？這也有很多研究，我認為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這運動的骨干，無論發起者還是參與者，和當年巴黎的青年人一樣，基本都是“中產階級的孩子們”（程巍有一本很好的分析“五月風暴”的著作，書名就是《中產階級的孩子們》），這使得整個“占領”運動都帶有濃厚的中產階級烙印：整個運動沒有對形成99% vs 1%的根本原因做深刻的批判，而是一種吶喊和控訴，而這樣的控訴很容易變成來自遠方的回音，不能損害資本主義半根毫毛。
你問我，“社會主義的理論創新，需要在什么方向做突破？”這也是大哉問。拉丁美洲的社會主義運動，往往被國內思想界忽略，其實那是20世紀歷史上最富于戲劇性和悲劇性，也最波瀾壯闊的一幕，很多人往往只看到其中的挫折和失敗，其實那些失敗經驗更寶貴，都可以豐富社會主義思想和理論的發展，可能比歐美目前學院派路數的思考更值得重視。遺憾的是，我了解得很少，不能說什么，這還需要中國思想界特別是研究南美問題的學者們，做更多的調查，下更多的功夫。我覺得很多人還是不能擺脫歐洲中心主義，總認為歐洲的新觀念和新理論才是世界思想的前沿，這已經不符合現實。其實在當前，思想發展的前沿已經轉移到“南方”，非洲，拉丁美洲，還有中國。
▍西方左翼被“中產階級化”困住了
《文化縱橫》：在21世紀，特別是在這次疫情之后，歐洲作為有最悠久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有過巴黎公社的悲壯和十月革命的輝煌的地區，那里是否會出現社會主義思想的突破？
李陀：在今天的形勢下，如何才能實現社會主義思想的突破？這牽涉很多問題、很多方面，有理論，有實踐。不過，我們前邊討論的“認識論障礙”，對這個話題的展開還是一個重要途徑。如你所說，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想一直連綿不絕，不斷有新的發展。“二戰”之后，左翼思潮還是相當活躍，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其中馬克思主義思潮又是一個相對獨立的話語場，其中不但色彩斑斕，還充滿了對立沖突，形成了德、法、意等國家學術和理論界的重要風景。但是，今天回過頭看，特別是聯系這次疫情帶來的全球形勢大變化的新現實來看，這個思潮中的很多思考需要重新檢視和檢討，其功過應該重新認識，重新評價。
“二戰”后西方左翼的和馬克思主義的主流理論，差不多都穿有一層或幾層學科的知識軟甲，其舉止都不能不受這軟甲的拘束。即使是法蘭克福學派的創始人，如阿多諾，他的理論活動都自覺地進退于哲學和美學的藩籬之內；更不必說與福柯同一代或更晚一代的那些左翼思想家和理論家，各自都有清楚的學科背景——心理學、社會學、歷史學、符號學、思想史等。20世紀后半期，他們還都紛紛進入大學、學術或半學術機構，成為教授、學者，成為職業的知識生產者（像葛蘭西那樣投入革命斗爭最前沿身體力行的實踐者，已經只能活在記憶里了）。
這樣的局勢當然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但是就這些知識的生產和馬克思主義的關系來說，我們看到在20世紀里有一個漸變的過程：那就是批判的重心逐漸轉移到現代性、主體性和主體建構、理性和無意識、身份政治、文化符號這一類特別“火”的主題上。在這轉移中生長出的很多理論和學說，雖然都和資本主義的批判有或近或遠的關系，有一些還推動了批判的深入（后殖民理論尤其突出），但大體上這些理論的對象或認識對象的設立，以及依據其對象建構的一套概念體系，其實已經不同程度地偏離了《資本論》的方向。
在《讀資本論》里，阿爾都塞反復討論和論述了一個至關重要的主題：理解和認識一個理論，最重要的前提是要理解它所提出的“總問題”（這個概念的翻譯，問題復雜，分歧很多，我這里還是暫用“總問題”這個譯名）是什么，也就是要理解和研究其理論所確定的認識對象，以及由這個對象所確定的問題設定——這種設定又必然包涵一系列基本概念的設置，而這些概念自身的運動以及彼此間的互動，自然就形成了具有一定內在邏輯的思考空間。因此，總問題的提出和設定是決定性的，它既決定一種理論所具有的視野，也決定其思想的邊界。
《文化縱橫》：在你所描述的知識譜系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歐美左翼對資本主義當前矛盾的批判與行動，更多具有你所說的“中產階級”化的傾向。對于歐洲左翼的這種思潮演化，你能不能更概括性地加以說明？
李陀：這涉及一系列很麻煩的問題：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里，究竟有沒有中產階級？如果有，如何定義中產階級？如何確定其社會位置？特別是如何給予階級分析？圍繞這些問題的著述和論述太多了，在社會學、歷史學、文學理論、文化研究、馬克思主義等領域，都是很熱的學術和理論話題，議論紛紛，即使想做一點“概括性地加以說明”，也十分困難，不易說清。
我認為“二戰”前后首先在發達國家出現的新中產階級為我們帶了新現實：一方面，這對過去以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的對立作基本框架來認識、分析資本主義社會階級構成的習慣思想，是一個巨大的沖擊；另一方面，作為一個現實的階級存在，這個“新階級”介入了現實世界的方方面面，尤其在文化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無論其建設性，還是破壞性，都產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響——這種影響和當代資本主義的變異和更新之間是什么關系，是一個大題目，應該單獨立項做具體的研究。你現在的這個問題，也應該在這個大題目的范圍之內。
為了不說得干巴巴，還是說點具體的吧。前些日子，我把薩特的《語詞》又讀了一下，這本“自傳”被看作薩特以精神分析方法對自己的思想發展做分析的書。在他的兒童時代，他的苦惱是什么？不過是在盧森堡公園嬉戲的孩子們，都看不上他，都不帶他玩兒。“貧窮焦慮癥”的種種煎熬和滋味，離他太遠了。當然，你可以說薩特畢竟是個別例子。可是，如果我們對巴黎高師這個法國思想家的搖籃做一點調查，不難發現從這個搖籃走出來的諸多人物，不論左翼也好，右翼也好，其成長背景都和薩特大同小異。他們大多都有一個中產階級或更富裕的背景，并且除了正好碰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們還都有出校門進校門出入“三門”的經歷，最后又都進入學界，在20世紀后半期成為操弄思想潮流的學院知識分子群體的一員。我常想，仔細琢磨這些東西，其中可以深入做研究的題目真是太多了。
我一直認為，現代主義的文學和藝術，是中產階級（更準確一點是新中產階級）為表達自己的政治意志和社會理想所進行的文化建設，也是一種讓這個“新階級”區別于資產階級、區別于老中產階級和小市民階級的新文化。這在20世紀的意識形態領域掀起了一場復雜而長久的遍及哲學、美學、文學的思想沖突，而且一直影響到當前。雖然關于這些沖突已經有了很多研究，但是對之專門做階級分析的，實在不多。
這讓我們不能不聯想到在西方左翼思想界的一些情況。
就歐美主流理論的變遷來說，不管立場和傾向有多少差異，只要有所創新，差不多都受到了19世紀末和20世紀之交產生的幾個理論突破的深刻影響，特別是尼采和弗洛依德，還有稍晚一點的結構主義。而且，如果說前一代理論傳統往往對后一代思想家有“影響的焦慮”，那么在20世紀的很多學者和理論家那里，我們看到的“焦慮”并不明顯；相反，你會感覺到當他們引入尼采和弗洛依德以發展自己的思想的時候，其實更多是某種快意。
▍過去幾十年中國人為什么解釋不了“中國”？
《文化縱橫》：從世界社會主義理論演進的視角來看，從對當代世界資本主義批判的理論視角看，究竟應該如何看待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經驗？
李陀：我覺得思考這一類問題，是不是可以縮小一些，在一個相對比較具體的范圍里思考更好一些？中國革命，中國的社會主義，還有震驚了世界、被普遍認為是人類歷史奇跡的改革開放，都是有成功、有挫折的非常復雜的歷史過程。
中國經過幾十年的改革，至2019年的GDP已經達到14.343萬億美元（世界銀行），居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這是非常驚人的成就；可是另一面，中國的基尼系數2019年已經達到46.5%，而美國2018年的基尼系數為48.5%—這兩個數字也同樣驚人，中國作為一個不發達國家與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基尼系數竟然相差無幾，怎么回事？這需要解釋，可是解釋起來并不容易。
在這些難題面前，簡單地對改革做肯定和解釋，都是難以說服人的。深思起來，問題復雜得多，例如，既然這是在和世界“接軌”的過程中發生的，那么它是為了“拼經濟”而不能不融入了全球資本主義化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嗎？是由于在成為“世界工廠”的過程里，如阿明揭示的那樣，中國廣大的工人階級和農民工不得不處在這種全球性現代剝削體系的最底層所造成的結果嗎？如果是這樣，這個體系和中國的體制又是什么關系？其中由種種交叉、阻斷和糾纏所組成的矛盾該如何分析？這都是需要做細致研究的。
當然，不愿意下這種功夫的人，往往認為事情其實很簡單，并無秘密可言。其中一個的說法是，中國由于改革已經是國家資本主義的體制，已經滑入全球資本主義，因而形成這樣嚴重的貧富分化是難免的，甚至是必然的，只能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回頭路已經沒有。但是，這樣的看法卻面臨著不少反證：投入全國之力進行幾千萬農民脫貧的大工程，并且立下一個不論是大江南北還是邊疆塞外，都一律要在2020年實現消除絕對貧困人口這樣沒有一點市場精神的堅硬指標；寧愿經濟發展受到巨大損失，包括迫使很多企業倒閉或轉型，以實現對綠水青山的保護，努力讓14億人口和自然生態之間保持平衡；明知道短期內收益不足以抵債，可能出現一個威脅經濟全局的灰犀牛的大風險，堅持建設一個覆蓋全國的“八縱八橫”高鐵網絡；還有，即使國營企業存在種種問題，和市場經濟之間形成巨大的矛盾，也帶了種種經濟風險，因而在國內外為人詬病，批評的聲音接連不斷，但整個改革仍然在堅持公有經濟為主體的方針，堅持國有企業的建設和發展，等等。
這些違反市場規律的經濟行為，在幾十年的改革進程里實在是不少，可是往往被看作很自然的事，似乎本應如此，要不怎么叫改革？其實，如果細心想一想，這些行為都是不能用資本主義包括國家資本主義給予充分解釋的，世界上有哪一種資本主義會做這些不僅不符合市場理性，也違背“經濟規律”的瘋狂事情？只是一旦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就必然遇到我剛才提出的那一類困難：這些東西和中國的體制是什么關系？這全都是“摸著石頭過河”嗎？那么“石頭”是什么？“河”又是什么？其中由種種交叉、阻斷和糾纏所組成的矛盾該如何分析？能不能找到新的分析框架？從而擺脫肯定和否定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邏輯？
如果把眼光轉到更多和意識形態相關的領域，類似如此復雜，不容易得到簡單答案的情形就更多。就在去年，網絡上展開過一場關于996工作制的大爭論，很值得注意。本來這種工作制早已經通行全國，一方面大家習以為常，實際上被合理化；另一方面，996的安排早已讓成千上萬的白領們筋疲力盡，特別是中青年族群猝死問題越來越嚴重，已然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誰也沒想到，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里，馬云竟然拋出了一個講話，他不但肯定了996工作制，甚至還說：“我個人認為，能做996是一種巨大的福氣”，但是這一事例并未引發知識界的廣泛關注：如果知識界關心了、介入了又如何？能把這辯論中具體問題抽象到一個理論層次嗎？能把它們和全球資本主義化這樣的大背景聯系起來討論嗎？能把996工作制這一個具體問題復雜化，聯系勞工歷史，聯系20世紀服務階級的興起和由此形成的社會新結構，聯系政治經濟學，從而揭示隱含其中的深刻的思想內容嗎？我很懷疑。
自80年代以后，國內的知識界主流從來沒有完全擺脫對《河殤》所象征的“文明”的迷信，改革歲月里不少波濤風浪，可這種迷信像一團迷霧，一直和千萬知識分子一路相伴而行，從霧中眺望，遠方總有一片藍色的海洋讓他們神往——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以各種變身在政治領域和意識形態領域得以盛行幾十年，這種神往正是其思想基礎。即使到了今天，親身經歷了西方中心論在精神上的崩塌，又親眼目睹了世界性民主制度的危機，他們是不是能夠從濃霧中走出來？很難說。一個國家的知識界在漫長的幾十年里集體右傾，不是批判而是肯定資本主義，這在近代知識分子史上是罕見的，甚至可以看作是一個奇跡—— 一個非常沉重的“奇跡”，因為它正好夾雜于為世人驚嘆的改革奇跡之間，兩個奇跡之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思想和知識空白——貫穿于20世紀的有關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艱難思考，就被這空白虛掉了。想到這樣一個背景，996工作制風波遭到知識界完全的盲視，或者見到了也有意忽略，那有什么可奇怪的？
▍世界的“中國之問”應由中國人自己來回答
最后，再說幾句和剛才所說有聯系的另外一些話題。最近幾年，特別是今年世界疫情大暴發之后，西方不少學者和理論家已經意識到，世界正在發生著根本的變化；而且，無論是對這變化做出必要解釋，或者是為順應這變化來調整今天的現有秩序，還是展望這種變化的發展方向，都已經離不開中國。
這種情形當然會讓世界上很多人都不適應，特別是歐美世界（政界、商界、軍界、學界——所有各界和千千萬萬普通大眾）尤其不能適應。從作家的觀察角度去看，我幾乎可以體會他們為此而產生的那種感情和心理的雙重痛苦，那是難以形容的痛苦：一個兩三百年來被他們一直輕蔑的民族——“支那人”，突然之間（從歷史的尺度來看，是一剎那間）一躍而起，變成了世界舞臺里一個中心角色，無論什么節目，如果沒有中國的參與，就演不成，就算勉強演出了，也容易流為一場搞笑，這是多么讓人難堪和尷尬的狀況？
說實話，我不但能想象，還有些同情他們這種痛苦。認真分析起來，可以就這復雜的感情寫一本精神分析的書，書名就叫《世紀之交的痛苦》。不過，以這樣一本書去理解和認識西方的右翼比較容易，因為從世紀之交開始發生的這個全球性巨變，讓他們覺得五百多年積累起來的巨大財富（精神的，物質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正在像融雪一樣在眼前消失，眼睜睜地看著這些財富忽然開始迅速貶值，甚至可能千金散盡不復來，誰能不心急如焚？——為什么柏林墻倒塌之后的快樂日子會那么短暫？為什么突然歷史宣布自己沒有結束？為什么冷戰寒氣一下子重返人間，讓地球上的每一個角落都覺出寒意？一切都并不奇怪。
可是相比之下，歐美許多地方的左翼情形又很不一樣。他們對這新形勢的反應，尤其是對中國問題的反應，并不能用痛苦或焦慮來形容，其中有很多模糊和曖昧。回顧起來，20世紀以來，這些左翼除了很少的一些例外（如薩特、阿爾都塞、阿明），對中國的革命和改革的態度大多都相當曖昧；你去讀他們的理論著述，本來應該提到或者說到中國的地方，都是小心翼翼，或者輕描淡寫、一帶而過，或者環顧左右而言他，似乎是不提也罷。
說實在的，這種態度一直讓我很是詫異：難道不是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在20世紀根本改變了人類歷史的發展嗎？社會主義的理想，經歷了幾百年的醞釀和發展，不是在列寧和毛澤東手中第一次在制度層面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具體實現嗎？是的，這兩個革命在實踐當中出現了很多問題，如果這些實踐以各種試驗性形成這段歷史里最顯著的特征（兩個革命里所進行的各種實驗性的實踐，應該做專門的研究，成為一個知識和理論的獨立領域），這些試驗很多都是不成功的，失敗的，一些失敗還造成了各種嚴重后果，以致有些后果與社會主義運動的宗旨和初心是完全違背的，這是事實。可是這不正應該是發展社會主義理論所必須思考和研究的嗎？漫長的社會主義運動歷史上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還少嗎？馬克思和列寧的不少著作不就已經對這正反經驗做了很多研究嗎？這些研究和論述不已經是馬克思主義中的理論財富嗎？為什么輪到中國就不能做了呢？為什么躲著呢？為什么要繞著走？
當然這其中有很多原因，并不容易理清楚，可眼前的問題是，形勢的最新發展已經讓任何人沒有繼續躲閃或繞著走的余地，那么為什么不能對以往躲閃的原因直接給予說明？能不能鼓起勇氣有所檢討和自我批評？比如，西方中心論就是一個大可深入思考的課題——我們不是沒有看到，近幾十年里在世界范圍興起的對西方中心論的批判，恰恰是左翼知識分子積極發動的，他們的努力不僅遍及歷史學、人類學、文學各個學科，而且影響全世界，形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知識的大批判、大反轉。那么，他們今天能不能反身自問，也檢查一下左翼自家身上有無西方中心論的問題呢？
認識中國，認識中國革命，無論對當代哪個地方的左翼，都還有另一重困難，就是中國革命的復雜性——這個革命的復雜性，是整個現代中國問題方方面面復雜性的內核和基礎。當然，歷史上所有的革命都很復雜，但是其復雜性又各個不同，把這些復雜性區別開來，在每一種復雜性里辨認它的特殊性，還把這種特殊性給予理論層面的說明，形成適合于今天知識環境的系統的理論表述，那就更困難。這困難誰來克服？誰最適合？首先自然應該是中國人自己來做。歷史提供了一個難得又罕見的機會——全世界都在向中國發問或追問：你們是哪里來的？你們是誰？你們要到哪里去？
我們能不回答嗎？能不努力給出一個至少自己滿意的答卷嗎？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0年第4期，原題為《21世紀之惑——疫情危機與當代資本主義問答》，內容有所編刪，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