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2018年7月7日下午,文化縱橫“一期一會”主題沙龍在北京新華書店總店舉辦,本次活動由《文化縱橫》雜志社、南都公益基金會《南都觀察》主辦,新華書店總店-新華互聯電子商務有限責任公司協辦和支持。沙龍主講人華東師范大學傳媒學院副教授、《創造101》總編劇顧問吳暢暢,以“101世代:偶像養成與粉絲經濟的再度崛起”為題,對當前中國真人秀文娛節目制作、偶像養成以及粉絲經濟等現象進行解讀。本次活動參與人數眾多,僅預報名人數即超280人次,現場氣氛熱烈,不僅有《文化縱橫》的忠實讀者,也有關注中國文化產業與媒體行業的各行業人士。本文為吳暢暢老師的演講紀要。特此編發,以饗讀者。?

 

競技類真人秀節目的演化史

在成為大眾熟知的“《創造101》總編劇顧問”以前,吳暢暢老師已深耕中國廣電研究12年,在其看來,當前各種粉絲文化的崛起、粉絲經濟,必須放置在長達數十年的選秀節目的演進史之中進行歷時性的考察。從2005年《超級女聲》到當前網綜“選秀/真人秀時代”,吳老師認為中國的選秀節目一直存在兩個層面:一個是應然層面,一個是實然層面。前者在近20年來中國省級衛視市場化、商業化浪潮的裹挾下,呈現出市場化與行政邏輯的錯位。例如《超女》的成功,使得每一個省級衛視都開始有意識地尋找各自在全國市場中的位置,繼而引發了對高收視、能夠引發全社會討論的“現象級節目”的追逐。奉行“競爭的強制規律”的電視市場化改革者轉變為資本積累的無規律與非理性的執行者——一個新的節目模式出現后,同類型、同質化競爭的節目隨之蜂擁而上。

選秀節目存在的實然層面,則表現在中國的選秀節目常常會始料未及地成為某種公共討論或者社會性別表演的空間。與西方或日韓國家相反,中國的選秀節目一定程度上以反日韓的方式先入為主地培育了中國相關文娛市場,從而反向倒逼相關產業的成熟。

 

作為利潤增長點的信息娛樂行業

網絡綜藝近年來集聚了大量的風投和資本,吳暢暢老師結合調研經歷,指出在網綜節目與湖南、浙江、東方、江蘇等第一梯隊衛視的重壓下,不少缺乏足夠生產成本的省級衛視,順應頂層設計,反其道而行之,將資源投入于文化創新類、經濟類、扶貧類與公益類等四大類型節目。不少省級衛視的相關節目先叫好,收獲頂層的關注與宣傳,隨后獲得廣告投放,這算是對此前電視市場化邏輯的一次反向行動。

通過對比韓國與美國等地的媒體行業,可以發現,相較于其他國家新媒體之于傳統媒體的沖擊,中國的新媒體堪比不可阻擋的“狼來了的氣勢”,逼迫紙質媒體和傳統的廣電媒體在短時間轉型“救命”。吳老師強調,在這一過程中,大量出走的廣電團隊和人才,本身構成了視頻網站網綜節目制作的改革排頭兵。與此同時,從節目辛迪加分銷模式到網站天價獨播模式的轉換,也使視頻網站與省級衛視之間的關系發生變化——不再是過去的“同業同盟關系”,而是力量并不均衡、甚至存在一定不平等的商業交易關系,當然,占據主動權的不是傳統電視,而是視頻網站。畢竟,隨著中國年輕與城市中產觀眾在過去十年由電視轉向中屏、小屏的不可逆的遷移,與占據了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雙重優勢的視頻網站相比,省級衛視的議價權與協商權大為降低。

 

與傳統衛視節目相比,視頻網站的節目生產更為純粹直接地奉行產品思維和市場邏輯。吳暢暢老師也據此概括出中國網絡綜藝在過去幾年間所呈現的幾大現象:其一,網綜反哺,即電視臺節目放在視頻網站上播放,或通過網絡直播后再由衛視頻道播放刪減版。其二,網絡綜藝受到關注的嘉賓,或被“名人化”的選手,開始頻頻登上國內省級衛視的綜藝節目,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國內省級衛視綜藝節目的內容生產與價值實現;其三,傳統廣電行業里一直爭議不斷的制播分離模式,視頻網站在近幾年間,借助紛紛出海的廣電人的力量,將之運用得風生水起。其四,垂直細分市場的開發和利用。網絡綜藝節目不再追求大眾化,而是專注于特定群體及小眾類市場的深耕細作,互聯網經濟中“長尾效應”的神話,在網綜選秀或真人秀節目近幾年的生產中被著力放大與應用。

就此,吳暢暢老師將2018年定位為“垂直細分類市場節目元年”,而促發這一市場變化的前提,包括三點社會事實:第一,青年代際的媒體素養與買賣原則;第二,作為一種自我規訓的新自由主義,即所謂的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的自我認同;第三,青年文化部落化和閉合性生長的社會現實。

 

粉絲經濟與青年文化的部落化

在中國,“粉絲經濟”似乎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相較于現下較為熱議的營銷視角,吳暢暢老師注意到,綜藝節目的差異化競爭模式,客觀上將西方偶像文化產業發展形態分階段地引入國內,催生了粉絲市場的快速成熟,反過來使相關產業不得不因循完善。

相應的,粉絲經濟也產生了幾點新變:首先,受眾由單純的消費者轉變為身兼生產者和消費者兩種角色。借用亨利?詹金斯“文本盜獵者”的概念,過去粉絲經濟形成過程中,粉絲無法直接參與文本、產品的生產過程,但養成類節目為粉絲提供了直接介入產品完善與成長流程的機會,使其從“盜獵者”轉變為“看守者”的姿態,也反映出粉絲與偶像力量關系的改變。必須指出,粉絲對偶像的養成,不僅擁有表面上的掌控權,更重要的是,它幫助粉絲在一個共時性的進程中產生對偶像的情感依附,這種主觀的評估與體驗所導致的粉絲對偶像的“使用價值”極具私人化與個性化的認知乃至幻想,才會制造并強化他們的“文化看守者”而非盜獵者身份。因此,養成類粉絲經濟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馬克思關于商品使用價值的說法,使用價值呈現出精神性而非物理性的特質。

 

吳暢暢老師最終總結出三個主要觀點

第一、選秀節目本身確實在視頻網站上找到了延續熱度和復蘇粉絲經濟的平臺,也幫助了視頻網站具備了大型棚內綜藝節目的制作實力。

第二、制作火節目經濟公司從一開始的時候就已經創造出了粉絲,召喚他們參與商業文化的生產,甚至娛樂工業的決策過程。

第三、當前已經浸泡在日韓或者西方偶像文化與商品經濟當中的年輕一代粉絲,作為文化看守者可能所具有的情感感受力,以及在此基礎上所謂的文化衍生物,早已撕裂了年輕代際內部一致性的事實。年輕的粉絲不是不需要定義或者拒貼標簽,而是他們圈層結構以及與偶像之間主客體關系的形成,基本上是現實生活當中階層生活形態與文化區隔的虛擬鏡像,或許這才是所謂互聯網綜的互聯網思維,也是當前粉絲經濟網絡崛起的一個核心。

 

提問環節

本次活動現場提問熱烈,在此特摘取部分提問和回答,作為演講內容的補充及延伸。

 

提問1:您的標題是“粉絲經濟的再度崛起”,我想問您在什么時間線上說它是一個再度崛起,它什么時候衰落過?

吳暢暢:我覺得你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所謂“再度崛起”的時間線應該從2017年或者2016年開始。我并不否認中國粉絲一直存在,我所謂的“粉絲經濟再度崛起”是指粉絲經濟再次以可視化的方式成為廣電產業下游產業當中一個不可或缺、必須爭取的新現象,在這個意義上講,“2016年芒果TV開始重新啟動《超級女聲》”可以視作一個時間點。

 

提問2:我認為現在是一個2.0選秀時代,選秀節目有為娛樂產業輸送人才的責任,可以把它看成娛樂圈引進市場,如果這么想它要塑造一定的社會責任性,同時它作為一個電視節目也要有它商業的價值和商業程度。我想問作為節目制作怎樣平衡這個東西,或者我們不平衡這個東西留給觀眾,您是怎么看的?

吳暢暢:我想說明一點,從最早期的選秀節目,李宇春那個年代到現在為止,制作方國營電視臺完成了自產自銷過程,所謂的節目制作上、中、下游環節,都是由國營電視臺集團化后組建的影視集團內部不同部門承擔。2005年《超級女聲》的制作是湖南衛視的節目團隊,下游是市場化改制的天娛公司,天娛公司算是國企,這也形成了一個閉合式的產業鏈條。如今,雖然部分網綜選秀節目的制作與播控分屬不同的機構或公司,但是運營、經紀同播控平臺的頭尾相連,更為純粹地強化了資本增值的閉合鏈條。

 

提問3:吳老師好,您作為這樣一個局內人怎么看待這種綜藝節目賦予他們的主觀性,賦予粉絲投票或者選擇的主觀性,這些明星的選出是否真的是粉絲推的?

吳暢暢?第一,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任何一個選秀節目出來,“陰謀論”一定是大家討論的對象,先不說這個“陰謀論”背后反應怎樣的社會心理,我覺得這也是中國粉絲文化版圖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另外一個角度,選秀節目中召喚參與者(進而轉變成粉絲)的方式,正是建立在商業主義邏輯基礎上的“直接民主”形態。這種賦權,在文化產品的制造與生產層面,“保障”了受眾的參與感,這種參與感的形式主義(程序)與實質(結果)之間的偏差,是產生陰謀論的根源。當然,出于一種心理投射和補償機制的賦權感,能夠激發較強的個人行動力,即從認同到投票再到生產與消費。從這個角度上說,這就是所謂的粉絲的主體性或主動性。

我真沒有想到我的很多知識分子朋友都在看這些節目,尤其是復旦的一些朋友跟我說很喜歡楊超越,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投票,我就是要把她送到前11的寶座,這當中有沒有賦權的可能?一定有,只不過,執行了一種集體性社會心理補償機制的賦權感一定程度確實被資本利用與吸納,用于再生產,以及快速變現,這是我們需要反思的問題。

 


提問4:老師您好,您剛剛提到的那些節目,包括《中國好聲音》、《中國有嘻哈》、《創造101》一些都是引進國外的版權,我想問您怎么看待原創和引進國外版權的現象。視頻平臺市場化導致他們沒有試錯的空間所以要借助國外成功的節目模式。《創造101》引進韓國的版權,關于韓國節目轉換為中國媒體的過程?《創造101》本來一個韓國的節目,怎樣把這個韓國的節目本土化?

吳暢暢:現在信息娛樂行業是一個高資本聚合、人才密集型領域。每年中國都會出臺相關的藍皮書報告。這幾年信息娛樂行業投資非降反升,尤其在綜藝節目這部分,我看到的數據是,今年投資超過3個億的網絡綜藝應該超過3個,這是以前很難想象的情況。你剛才已經回答了我這個問題,得到大資本投資的節目要么買了版權,要么以借鑒的方式。這些平臺希望利用這些已經在原來的社會環境中獲得市場成功的節目模式,并以一種普世性的方式,幫助民營資本在國內完成了新一輪的利潤積累。但是,網綜尤其是選秀節目在社會上的成功,主要不是市場“配方”在形式上的成功,而是對一個特定社會文化價值與問題意識的回應。

第二個問題,我想在座很多看過produce101,這個節目原版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建立在韓國本土大量沒有被消化甚至幾乎沒有出道的那些練習生以及他們的公司跟節目制作公司和播控平臺之間相互協商的結果,這些練習生本身在參與這個節目之前基本沒有出道的機會,和媒體打交道的機會也很少。而我們在做這個節目(創造101)選人的時候網紅占據一定比例,她們完全不缺成名的渠道,她們不參加這個節目還可以其他的節目可以做,她們還可以通過直播賺錢。我覺得這個正是本土化的前提,猶如節目總導演孫莉和我討論的那樣,反而需要把它展現出來,中國女團現在的發展現狀不正如此?經營女團的公司本身參差不齊,有大資本集團,有中小型企業,有主營女團,有不是主營女團,許多練習生并沒有經過嚴格練習生訓練。除此之外,我覺得節目更重要的不是幫她們實現夢想,是幫助她們修正夢想。

還有一個問題,中國女團在中國發展社會認知度非常低,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幾乎所有女團都是走線下、劇場,沒有變成一個所謂大眾女團發展路徑。社會認知度非常低,社會評價并不高。嚴格講,很多女團自己本身的父母親都是反對自己的女兒做女團這件事情。我覺得有這三個具體的背景,足夠讓我們節目進行一些本土化改造。

 

提問5:吳老師好,我問一個簡短的問題,您剛才一直提到咱們國家現在青年文化呈現一個顯著的特點,部落化或者圈層化,我想問一下這種趨勢會對這個社會造成什么損害?

吳暢暢:部落化,如果按照文化研究的角度,是一個交叉(intersectional)的現象,青年文化內部圍繞城鄉、城市或地區、社會性別、階層等不同維度相互區分,也相互交疊。在這種情況下,青年文化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圈層。而更重要的問題是,正是因為現在傳統媒體日漸式微,使得現在網綜節目很大程度上把持和掌握了青年文化領導權。

 

在此也感謝到場聽眾們的支持,保證了活動的圓滿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