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思羽 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
【導讀】俄烏局勢似乎正迎來轉機。當地時間2022年3月29日，俄烏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談判。土耳其表示，已做好準備組織俄烏兩國元首會面。危機之下，烏克蘭為何能頂住俄方進攻？土耳其又為何如此活躍？
本文指出，蘇聯轟然倒塌之后，基于不同訴求，俄烏這對東斯拉夫文明的雙生子在強調“二元”與“同質”的劃分中漸行漸遠：俄羅斯鞏固承襲而來的舊地位，欲在后蘇聯國家空間內建立一個國家集團和區域共同體，以重獲大國地位；烏克蘭則選擇國際社會新身份，提升與北約合作關系，軍事改革取得較大成效，并且還強化獨立史觀的宣傳和教育，力圖重塑整體國家認同。這些變數削弱了俄羅斯拿捏烏安全議題的能力和籌碼，使俄不得不盡早出手，以免出現更多后患。
作者認為，俄烏戰爭對全球軍事安全結構、全球化經濟系統構成嚴重沖擊。俄羅斯面對持續的全面經濟制裁和科技絞殺周期，國際外交環境日益孤立。歐洲將謀求常規威懾的加速武裝，北約則會在維護其安全秩序和價值觀方面變得更加強勢。隨著俄羅斯的經濟萎縮和軍事消耗造成的國力下滑，歐亞地區的“中間地帶”屬性將進一步強化，域外大國和該地區部分傳統中等強國，將變得更加活躍。一個全新的、高度不確定的歐亞地區秩序重構周期可能剛剛到來。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4月刊，原題為《歐亞地區秩序重構進程中的俄烏關系》，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歐亞地區秩序重構進程中的俄烏關系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爆發直接軍事沖突，不僅徹底顛覆了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后俄烏兩國間岌岌可危的政治經濟聯系，還使歐洲深度卷入這場“二戰”后烈度空前的熱戰所帶來的安全挑戰和冷戰結束以來前所未有的國際危機當中，并對整個歐亞大陸乃至全球政治經濟格局造成極強的震蕩與漣漪效應，引發學界對冷戰后國際關系體系走向的廣泛關注與猜測。鑒于這場沖突背后許多關鍵驅動因素的復雜性與爭議性，加之信息戰、輿論戰對局勢帶來的錯雜影響，我們需要將之置于冷戰后的歐亞地區秩序重構進程中，通過對俄烏兩國關系歷史及其各自在地區秩序方面角色定位變遷的回溯與分析，為觀察當前局勢開拓出更為清晰透辟的視野。?
▍ 俄羅斯與烏克蘭歷史敘事中的彼此
俄羅斯與烏克蘭擁有共同的文明起源、模糊的文化邊界和特定的歷史記憶，但蘇聯的轟然倒塌，促使兩國在歷史敘事和身份構建上邁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烏克蘭選擇加強在國際社會中的新身份，俄羅斯則鞏固由衣缽承襲而來的舊地位。烏克蘭方面，利用俄烏共同歷史在增強國家凝聚力與民族團結意識方面所蘊含的巨大政治能量，構建相對于俄羅斯的獨特、異稟的身份以鞏固主權和獨立，并消解長久以來東西部的族群分化；俄羅斯方面，則試圖從一種共享的歷史領土、語言和文化身份中，挖掘出以“俄羅斯世界”為中心的歷史敘事，以此奠定其在后蘇聯空間中的中心地位，并試圖恢復帝國逝去的榮光。
基于現代民族國家利益對歷史敘事的不同訴求，這對東斯拉夫文明的雙生子在強調“二元”與“同質”的劃分中漸行漸遠，盡管兩國均聲稱他們來自基輔羅斯的遺產，亦或留里克王朝的正統繼承人，俄羅斯愈發頻繁地指責烏克蘭對“兄弟情誼”和共有文明身份的背叛，而后者則不斷控訴著“俄羅斯化”夾帶的不平等風險：“告訴烏克蘭人我們在血統和精神上都來自基輔是沒有用的，同樣，期望讓俄羅斯人認識到第聶伯河以西的人是截然不同的群體這一事實也沒有用。”
公元9世紀后期，基輔羅斯實現黑海北岸各斯拉夫氏族和諸部落的統一與聯合，并獲得拜占庭正教的授權，成為東斯拉夫文明編年史中的起源政體。這一歷史源頭像一把雙刃劍，既使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在文化血統上緊密粘連在一起，又導致了兩套相互排斥、競爭的主要歷史敘事。13世紀中葉，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和加利西亞-沃里尼亞兩大政治實體在羅斯公國的分裂中出現，它們都渴望成為羅斯的正統接班人。前者遠離基輔，但最終發展為莫斯科大公國，并驅逐蒙古人，鞏固了在整個區域的領導地位；后者雖兼顧母城，卻因衰落而不得不依靠“歐洲”，通過與波蘭-立陶宛聯邦建立更緊密的聯系來救亡圖存。
對于烏克蘭來講，加利西亞-沃里尼亞為基輔的王都繼承者這一歷史敘述對其構建獨特的民族國家認同至關重要，也從根本上否定了莫斯科公國采用沙皇頭銜并自稱“所有羅斯的統治者”的合法性。而在俄羅斯看來，其統一羅斯后裔的正當性，恰出自莫斯科公國掙脫外族控制枷鎖的光榮歷史。
因此，在現代民族主義思潮的拉扯下，真正的歷史早已被俄烏精英群體不斷放大、修正而成的兩套截然不同的對沖性敘事所掩埋。比如1654年哥薩克和沙皇之間簽署的《佩雷亞斯拉夫條約》，在俄羅斯和烏克蘭卻分別代表著統一史與吞并史；對蘇聯時期相關問題的諸多記述，同樣充滿了爭論；俄羅斯單方面對“大俄羅斯”超國家的文明結構的團結情懷，也早已被部分烏克蘭精英指摘為俄羅斯推行帝國主義和身份同化的設詞。總之，俄烏各自的歷史鏡像呈現出大相徑庭的地區秩序構想與角色定位，并在付諸實踐的過程中相互沖撞，造成彼此更進一步的隔閡。
▍ 歐亞地區秩序重構中的俄羅斯?
在許多人看來，當代俄羅斯是一個強大而穩定的新近復興大國。但事實上，俄羅斯一直在蘇聯繼任者的大國雄心和地緣政治“遺產”遭遇持續挑戰的矛盾交困中苦苦掙扎。俄羅斯聯邦獨立之際，曾陷入蘇聯解體導致的國家認同坍塌與中央權威喪失的復雜局勢中，交織雜糅的民族主義思潮和分離主義運動使其延承不久的合法疆界與國家上層建筑再度變得搖搖欲墜。俄當局曾嘗試選擇一種積極融入和開放接納跨大西洋伙伴關系體系的地緣政治經濟構想，尋求通過主動加入歐洲的安全和經貿體系，同美歐建立緊密聯系，激發出更強的政治威望和經濟發展潛力；并在傳統影響力投射空間對美歐的活動表現出忍讓和克制，以換取對國家整合力及在傳統地緣政治空間中主導力的強化，進而依此將瓦解的帝國身體拼湊起來。盡管俄羅斯在20世紀90年代經過了多次嘗試，兩次車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無疑表明，這些舉措并未得到任何形式的回報，而千禧前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迅捷東擴及其對俄戰略關切的無視與沖擊，則使俄羅斯迎來一種“受制于人”與無助的雙重挫敗感。
2001年美軍進入阿富汗和中亞，俄羅斯愈加明確地在后蘇聯空間重塑自身在政治、安全領域主導權的重要性。莫斯科通過增強與獨聯體國家的互動，建立起一套針對跨大西洋安全和經貿體系的排他性一體化系統，將重振和主導歐亞空間、拒止美歐介入地區安全事務作為俄對外戰略的首要任務。在推動包括歐亞經濟共同體（2000年）、集體安全條約組織（2002年）、單一經濟空間（2003年）、關稅同盟（2007年）在內的一系列地區整合后，俄羅斯再度獲得重構歐亞地區秩序及域內影響力的自信和抱負。勉強接受波羅的海國家并入歐洲之后，俄羅斯樹立了前所未有的戰略決心，要將剩余的后蘇聯國家共同構成的歐亞地區作為其重獲世界大國地位的基礎——通過建立一個在面積、經濟、人口和軍事特征上令美國、歐盟及中國等全球秩序主要參與者均無法忽視和回避的國家集團和區域共同體，使俄羅斯在世界政治舞臺上獲得更適配其衣缽的位置。
自2008年以來，舉凡俄格沖突、克里姆林宮對烏克蘭2014年政變后的強勢干預，俄武裝力量對克里米亞、敘利亞采取的行動，以及俄軍顧問團和軍事安保公司對非洲安全事務的頻繁參與，在在凸顯出俄政治行為背后越來越明晰的地緣思維驅動痕跡，以及擅用和拿捏安全議題撬動地緣格局的戰略偏好。無論是主動發起行動，還是對域外操縱甚至挑釁予以針對性回應，俄都希望借由自身在軍事安全領域的實力根基和“強勢”形象，明確傳達其在內線堅定維系歐亞地區秩序，在外線積極拓展“友俄”投射支點的意志力。在一種由實用主義、現實主義、理想主義及帝國自我形象共同交織而成的戰略思維驅動下，莫斯科逐漸建構出一套在歐亞地區和全球支點國家進行匡扶、干預和提供安全的道德義務話語。正因如此，烏克蘭與俄羅斯在歷史、語言、文化、族群上模棱兩可的界限，加上各執一詞的歷史敘事和身份認同歸屬，自然成為莫斯科勾勒和編制其地緣版圖以統御缺乏認同根基和經濟紅利支撐的歐亞地區的一大焦慮點。
▍ 歐亞地區秩序重構中的烏克蘭
烏克蘭的歷史自始至終都以“東西方二元性”為標志。盡管今天的烏克蘭發展方向明顯指向西方，但在蘇聯解體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無論烏克蘭社會抑或絕大部分精英，都并未重拾加利西亞-沃里尼亞王國的“歐洲身份”取向。
一方面，蘇聯對各個聯盟成員嚴格執行國家計劃經濟，這一經濟分工體系對后蘇聯地區國家間的經濟與政治關系產生了重大影響，尤其是烏克蘭這樣重要的工業和農業產區。烏克蘭獨立后，其多數工業生產鏈的正常運轉與產品市場盈利仍高度依賴于與獨聯體國家，特別是俄羅斯聯邦間的貿易關系。這使得烏克蘭的國際經濟合作陷入一種被動境地，需要最大程度地將對俄經貿聯系視為“優先”的戰略關系。該聯系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頓涅茨克盆地的動力煤開采和冶金行業在全俄舉足輕重，這一地位幾乎貫穿了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的整部沙俄帝國和蘇聯歷史，導致烏克蘭與其他后蘇聯新興國家在經濟上高度依存。
另一方面，烏克蘭的煤鐵、糧食、機械制造產業幾乎成了整個俄蘇國家重工業體系運轉的保障，基輔每年的財政貢獻成為中央預算不可或缺的一環。“一戰”之前，烏克蘭工業在整個俄帝國工業生產中的份額就達到了24.3％。到“二戰”爆發前，烏克蘭包攬了蘇聯63％的鐵礦石、50％的煤炭、61％的鑄鐵、47％的農業機械以及25％的電力產能,并擁有包括機械、電氣、化工、冶金等工業分支在內的完善重工業體系。此外，烏克蘭從蘇聯繼承的軍事結構和力量是在蘇聯隨時準備與西方進行全球性戰爭的狀況下形成的，高達90多萬的人員編制，以及包括6500輛坦克、7000輛裝甲車、1500架作戰飛機和百余艘作戰艦艇在內的現役及儲備武器裝備規模，使得該國誕生之初即成為當時歐洲地區貨真價實的軍事巨人之一。因此，在后蘇聯的烏克蘭精英們看來，烏克蘭既不是、也不必再充當莫斯科劃定的舊聯盟域內不均衡的安全和經濟關系之下的附庸。
所以我們看到，一方面，在烏克蘭，基于烏俄之間的經濟依賴這一客觀歷史事實，加之糟糕的休克療法經歷，懷疑歐洲的觀點在國家補貼廣泛覆蓋的大型企業工人、小農、退休人員和公務員中間盛行。但另一方面，持續的農產品和金屬制品貿易摩擦、天然氣債務和克里米亞租借危機，表明俄羅斯有意將雙邊貿易關系轉為政治收益問題，意欲迫使烏克蘭逐步變得更加易于管理或屈服。尤其是當俄羅斯把經濟杠桿更多地用在對烏關系上時，烏俄彼此的經濟依賴關系演變為越來越明顯的政治性對抗。
可以說，烏克蘭社會和精英群體基于其豐厚的蘇聯遺產、自然稟賦和歷史文明沉淀，自蘇聯消亡后即嘗試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地區性大國。基于這種戰略愿景和角色定位，在歐亞地區秩序重構的過程中，烏克蘭始終扮演著一個在口號上強調平等、在締約上尤其警惕、在行動上若即若離的角色。基輔歷屆政府的行動選擇，無疑印證了這樣一個事實——無論是否明確接受融入歐洲的想法，烏克蘭絕沒有恢復與俄羅斯之間“舊婚姻”的打算。因此當俄羅斯愈加明確地傳達維系、主導歐亞地區秩序的意愿和恢復地緣政治的“收攏”使命時，烏克蘭就愈加清晰地產生“脫出”的沖動。在這一過程中，包括斯基泰文化和獨立的加利西亞-沃里尼亞王國在內的一系列歷史敘事，自然成為烏克蘭年青一代對俄“掙扎和反抗”的精神寄托。
▍ 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后的烏克蘭變量?
克里米亞危機和頓巴斯沖突爆發，雖使俄烏關系降至冰點，但并未徹底顛覆兩國間藕斷絲連的關系。然而，烏克蘭國內近年來發生的一系列變革，卻在不斷撼動著俄羅斯在這場對弈輪盤開局時所占據的優勢和主動。
面對國家安全威脅驟增的急迫壓力，特別是其軍隊在2014~2015年對抗東部分離武裝戰斗中出現的嚴重失利，例如在伊洛瓦伊斯克和杰巴利采沃遭受的驚人損失與潰敗，使得烏克蘭政府對單憑軍事手段解決東部地區的能力估計和預期嚴重不足，軍事與國防的系統性改革被提上緊急議程。為在較短周期內達到成效，并努力將主要資源集中在關鍵優先事項上，烏政府開始制定詳細科學的計劃安排，根據軍事安全體系在2014年沖突后暴露出的一系列問題，對先前歷次軍事改革的成效進行評估和糾偏，重新確立了軍事建設發展的方向與目標。
烏軍事改革轉向恢復領土完整、應對俄軍事威脅和增強國防體系的能力建設，首次明確將融入北約集體安全系統寫入戰略任務。此外，烏克蘭嚴格設立了安全和國防部門預算的配額比例下限，引入公私合作機制及更科學和透明的戰略研究與評估機制，確立了以全面仿效北約國家模式建設國家軍事力量的目標，包括按照北約標準建立有效的作戰中樞控制和網絡防御與信息保護系統，并成功建立起獨立的特種作戰、聯合作戰、領土防御（民兵）制度體系，在國防領域的預算政策中引入北約原則和預算計劃方法、綜合電子采購系統等。
可以說，烏克蘭的軍事發展與軍力建設在短期內已取得顯著進展，使其國防能力進入一個復興的新軌道與周期。2019年，澤連斯基和人民公仆黨在大選中贏得壓倒性勝利，獲得最高拉達席位中的絕對多數。澤連斯基政府抓住總統府、內閣和立法院高度一致的權力契機，強化烏克蘭獨立史觀的宣傳和教育，提升烏克蘭與北約間的軍事合作關系，以增強民族凝聚力，強化守土防御。烏國內社會的整體國家認同感因此產生很大改變，軍事改革成效也不容小覷。這些變數使俄羅斯拿捏烏安全議題的能力、籌碼遭遇貶值風險，迫使俄羅斯不得不面對更多的不確定性挑戰和可能出現的衍生阻力。
▍ 俄烏沖突的可見影響
俄烏沖突是一場發生在歐洲地理空間內、“二戰”后規模空前、性質特殊的地區沖突，對全球軍事安全結構與態勢、全球化經濟系統構成嚴重沖擊。一方面，俄羅斯已無法回避持續的全面經濟制裁和科技絞殺周期的重壓后效，不得不面對相對孤立的國際外交環境。另一方面，安全危機將歐洲推向一個謀求常規威懾的加速武裝新階段，在普遍的軍事安全焦慮呼聲中，北約將在維護其安全秩序和價值觀準則方面變得更加強勢。此外，隨著俄羅斯的經濟萎縮和軍事消耗造成的國力下滑與其對歐亞地區秩序重構的主導意愿間矛盾的進一步凸顯，歐亞地區的“中間地帶”屬性或將在俄影響式微的過程中進一步強化，域外大國和部分在該地區擁有歷史和文化符號的中等強國將變得更加活躍。一個全新的、高度不確定的歐亞地區秩序重構周期可能剛剛到來。
本文原載 《文化縱橫》2022年4月刊8-11頁，原題為《歐亞地區秩序重構進程中的俄烏關系》 ，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