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開儒 | 清華大學法學院
【導讀】2021年4月13日，日本政府決定將核污水排放入海，國際社會一片嘩然。然而一些媒體發現，近幾年聲名鵲起的瑞典“環保少女”格蕾塔·通貝里卻對此態度模糊，僅推特轉發了一則相關新聞。為何高舉環保旗幟的通貝里，這一次沉默了？
本文考察了環保少女背后的歐洲“環保政治”。文章指出，二戰后歐洲工人階級分化、階級界限模糊，更注重精神價值的新中產崛起，歐洲環保運動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興起的。不同于傳統代議制精英政治，這一運動起初采取激進的底層民主路線；此后，隨著歐洲各國綠黨興起，環保政治得以組織化和制度化，但在理念和組織形態上仍保留了環保運動的許多特點。為何歐洲的環保政治如此發達，且引發全球關注？作者分析，這是因為它獲得了歐洲青年支持，為越來越世俗化的歐洲提供了一個宗教替代品(環保少女的橫空出世就是例證)，而且契合歐盟對內加強整合、對外競爭全球領導力的需要。這也是為什么，作為一個綜合性問題的全球環境問題，在歐盟推動下，會被轉化為單一的氣候問題。
然而，環保政治無助于處理歐盟內部越發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分化問題，反而成為撕裂社會團結的利刃；它也沒能觸及和挑戰資本主義單向度的經濟邏輯；而歐洲在環保技術上的一時優勢，還面臨他國追趕。這一切都凸顯環保政治的局限性，意味著由此建立的國際協議和制度框架，很可能無法服務于歐盟的政治經濟目的，反會使之深陷環保主義話語中，而在高失業、高債務、貧富差距面前束手無措。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0年第6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歐洲環保政治的興起與限度
2019年，以為氣候問題進行罷課抗議的瑞典女孩格蕾塔·通貝里（Greta Thunberg）為象征的環保運動，在西方國家迅速蔓延。與此同時，在前不久結束的歐洲議會選舉中，傳統的右翼人民保守聯盟和左翼社會民主黨聯盟喪失主導優勢；相反，主張環保議題的綠黨異軍突起，取得了歷史性佳績。
環保政治的崛起，似乎為當下深陷主權債務危機和民粹主義的歐洲打開了一扇窗——一方面，以未來為導向的環保主義（environmentalism），成為當下凝聚歐盟共識的重要價值觀；另一方面，綠黨也以“改變歐洲”的面目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環保政治為何會在歐洲興起？它何以成為歐洲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它又真的能夠拯救歐洲嗎？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有必要在新的歐洲局勢下重新思考環保政治的歷史和特點，進而預測其未來走向。
▍環保政治的興起與特點
從政治立場來看，環保政治屬于歐洲左翼政治的一部分。但與傳統的左翼政治不同的是，環保政治聯合的基礎已不再是階級，而是“文化價值”，這也是當代西方左翼政治的主要特征。在形式上，環保政治在誕生之初主要表現為一種在體制外的群眾抗議運動。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尤其是運動的主要成員陸續進入各國議會后，環保主義者也開始尋求在體制內的政黨政治中進行斗爭，從而催生了新型政黨——綠黨的建立。
（一）體制外：環保運動
從理論上來說，一個社會的統治方式，往往是由社會分工所塑造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意識所決定的，而社會分工則進一步為技術所塑造。在制造業時代，工人在與資本家的斗爭中形成了明確的階級意識和斗爭目標，這使得普遍的階級聯合成為可能，由此產生了以政黨為基礎的選舉政治。
直到20世紀上半葉結束，代表工人階級的歐洲左翼政黨始終表現出強大的戰斗力。“二戰”結束后，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西方發達國家的主導產業開始從第二產業轉向第三產業，原有的分工體系被打破，社會分工逐漸變得不確定，由此帶來的是階級界限的模糊，傳統的工人階級也開始逐漸分化。而西歐國家的福利政策，更是讓工人階級擺脫了物質匱乏，原來的產業工人大多都變成了新中產階級。
種種變化，最終導致歐洲左翼階級政治逐漸衰落，與此同時“新社會運動”則在歐洲興起。“新社會運動”是一種通過動員不同階級和民族反抗現行政府，以實現社會進步的群眾性運動。女權運動、反戰運動、學生運動、環保運動等，都可以被納入新社會運動的范疇。從參與主體來看，新社會運動的參與者主要是新中產階級。這一群體受益于歐洲完善的福利政策，經濟和人身安全等傳統的物質主義議題已不再是他們主要的關注點；相反，他們需要的是外界對自身身份和地位的承認，以及精神層面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實現。因此，他們對自己所處的社會和環境有著更大的關切，更強調自我表達、文化多元、環境保護等后物質主義價值。
在眾多新社會運動當中，環保運動無疑是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且最具歐洲特色的。與以階級為中心的政黨政治不同的是，環保運動從一開始就堅持一種底層民主的邏輯，即不再依靠代議政治的框架解決環境問題，轉而訴諸每個公民的意志和抗議，其組織建構也遵循著“自下而上”的邏輯。從上世紀60年代末開始，歐洲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于是各地開始爆發零星的抗議運動，并成立了一系列相關的環保組織和公民團體。然而，運動的分散性導致環保問題并沒有得到實質性的解決。到了70年代中后期，隨著反核運動的蔓延，歐洲各地的環保組織逐漸實現了聯合，并最終成立了相應的全國性領導協調組織。
不過，組織化在帶來集體行動力的同時，也削弱了其成員的自主性。隨著環保團體日益參與到政府的決策當中，其運作也越來越制度化。一方面，環保團體的領導者在與政府代表談判中逐漸達成了一定的妥協和共識，這使得其成員參與環保運動的積極性開始下降，一些環保團體甚至變成為某些利益集團進行游說的幫手。另一方面，環保團體也逐步走向專業化，其內部組織和決策往往取決于相關專家的意見，而不再是參與成員的意愿。由此，環保運動也逐漸失去了底層民主的色彩，與之相伴的是一些更為激進的環保團體的出現。
環保運動的制度化趨勢，一定程度上是政治行動組織化的自然結果，這也是代議制民主得以存續的原因。畢竟，對于一個大規模且高度流動性的社會而言，直接的參與式民主往往面臨著時間和空間上的限制。然而，隨著移動互聯網的發展，“社交網絡”為環保運動提供了技術支撐，民眾普遍參與政治的時代宣告到來。在傳統的Web1.0時代，民眾獲取信息往往依賴靜態的門戶網站，雖然民眾可以就相關議題進行討論，但無法形成有效的決策和固定的組織，也無法在線下形成集體的行動。但是，隨著Web2.0參與式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傳統“一對多”的信息發布模式正在被“多對多”的社交媒體模式取代，民眾由此改變了過去被動接受信息的狀態，成為真正的信息制造和傳播者。越來越多的民眾通過即時通信和社交媒體參與政治討論和決策，這使得一種扁平化的分散式組織方式成為可能。以目前席卷西方國家的“星期五為未來”為例，該運動已經有350多個地方團隊，每個地方團隊派遣一名代表參加全國大會，全國大會每星期舉行一次電話會議，討論各種議題，相互之間則通過WhatsApp、Facebook、Telegram等社交軟件隨時聯系。
由此可見，相比于傳統的階級政治，環保運動的組織方式呈現出一種議題化、去中心化和個體化的特征。如果說傳統政黨是一個個穩固的戰斗堡壘，代表著一批較為穩定的群眾。那么在環保運動下，社會力量的組織形式越來越體現為一種草原式的部落聯盟，即一種運動式、個人主義、分散化的行動方式，而環保組織不過是起到了“盟主”的作用，這與工人運動采取的有組織、有綱領的工會和政黨的斗爭方式有很大不同。換言之，環保運動并沒有建立起一種自上而下的建制性組織結構，其本質依然是一種自愿聯合的聯盟組織，而聯合的基礎在于需要共同應對的危機。尤其是近年來隨著全球變暖的不斷加劇，歐洲的惡劣天氣頻發，環保運動于是整合了諸多其他左翼訴求，成為左翼政治聯盟的核心主張。
（二）體制內：綠黨
除了運動式的反抗以外，環保主義者還試圖在體制內尋求新的突破。作為環保政治的代表，綠黨承載著環保運動的理念，逐漸成為歐洲政壇上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在歐洲各國綠黨中，德國綠黨無疑最具代表性。上世紀70年代末，包括環保運動在內的各類反抗運動遭到德國政府鎮壓，于是一些領導者開始思考在議會中實現環保政治的政黨化。1980年，德國綠黨應運而生，其綱領延續了過去環保政治的基本原則，包括生態保護、社會公正、底層民主與非暴力和平。不過，在成立之初，德國綠黨主要還是一個環保主義的單一議題政黨，其影響力相對有限。
但是，從后續的發展歷程來看，隨著歐洲各國綠黨實現普遍的聯合，歐洲綠黨作為一個整體越來越體現出一個綜合性議會政黨的形象。例如，在2006年通過的《歐洲綠黨憲章》中，歐洲綠黨就明確指出，其代表一個自由、民主、可持續發展的歐洲，并捍衛每個個體自主生存和發展的權利，從而大大擴展了自身的政黨議題。2009年在布魯塞爾舉行的歐洲議會選舉中，歐洲綠黨在競選綱領中更是提出了“綠色新政” （green new deal）的口號，即通過可持續發展的綠色理念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方式的變革，以應對歐洲的經濟危機。這一理念也一直延續至今。
由此可見，為了適應選舉政治的需要，綠黨不斷地將綠色理念與當代歐洲面臨的問題相結合，從而越來越表現出一個常規性選舉政黨的形象。不過，這種轉型并不意味著綠黨就喪失了其獨特性，從其發展理念和組織形態等層面來看，它依然延續了社會運動中所形成的特點。
第一，綠黨從成立之初就不是一個階級代表性政黨，而是通過可持續發展理念凝聚社會各階級共識的社會運動式政黨。雖然綠黨肯定了工人運動的歷史遺產，但它認為當代歐洲和世界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階級沖突和革命的問題，而是人類的生存危機。因此，必須站在全人類的高度，破除國別、種族、階級之間的差異，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凝聚共識，共同推進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的變革。由此，綠黨成為西方各種左翼勢力的大熔爐，這一點可以從其成員的構成看出。除了傳統的激進左翼力量之外，包括和平運動、女權運動在內的許多社會運動骨干，后來也成為綠黨的重要成員。
第二，綠黨繼承了環保運動的組織原則和方式，尤其是底層民主理念，有效地迎合了大眾政治時代群眾普遍參與政治的需求。在綠黨看來，公民的自主決策權是民主的根基，而當代人對自然資源的消耗和生態環境的破壞，會限制后代人的自主決策權。因此，為了讓每一代人都能夠平等地對經濟社會發展做出決策，就必須在資源消耗和技術運用上考慮代際平衡。但是，由于傳統政黨已經被大資本的利益所綁架，導致權力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無法在社會發展和生態保護問題上做出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決策。為此，必須擴大民主參與的范圍，完善政黨的決策機制。一方面，綠黨不斷完善基層民主的組織建設；另一方面，與傳統政黨不同的是，綠黨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決策機制，由基層黨組織將問題提交到州或聯邦大會中進行討論并做出決議。通過一系列制度安排，綠黨保證每個黨員都可以通過公開的機制自主表達意愿，并公平地參與到決策過程中。尤其在生態問題上，綠黨認為每個公民才是最終決定者，政府應該建立更加公開透明的制度框架，創新社會參與形式，擴大公民的知情權和參與權。
第三，綠黨的環保主義理念決定了它不是一個地域性政黨，而是一個具有世界主義色彩的政黨。綠黨從關注地球和人類的共同命運出發，要求所有國家共同面對人與自然的矛盾，從而構建一種超越各種“主義”，以可持續發展為核心的普世價值。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面對歐洲經濟衰退，綠黨在生態議題中加入批判新自由主義的要素，主張建立更加公正且符合生態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市場經濟，反對以私人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尤其是建立在不公平和金融投機基礎上的高碳經濟。在綠黨看來，工人運動為市場所建立的規制框架不足以約束資本家，因此需要在全球范圍內建立一個生態規制框架，從國家和國際兩個層面對資本家進行約束。在拋棄過去的階級話語后，綠黨通過環保主義重新扛起歐洲左翼政治的普世主義大旗。
▍環保政治興盛的原因
環保政治在歐洲高歌猛進，不僅表現在環保運動和綠黨的發展，而且還促使其他傳統政黨在政治議題上吸納綠色政治的理念。由此，環保主義在歐洲已經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正確色彩。我們不禁要問，環保政治得以興盛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從參與主體來看，環保政治得以興盛，很重要的一點是獲得了青年群體的支持。事實上，青年與環保政治的結合并非偶然，二者存在著相互支撐的緊密關系。從歷史上看，肇始于上世紀60年代的全球左翼青年運動，不僅為環保政治提供了思想理念，而且也為其提供了政治組織網絡。例如，德國的左翼學生運動在60年代末陷入停滯后，便逐步與環保運動、反核運動相融合，其左翼思想也與環保運動中的“綠色理念”相結合，為當代環保政治奠定了廣泛的群眾基礎和堅實的理論基礎。與青年運動一樣，環保政治從一開始就訴諸一種“世界主義”理念，試圖超越現行的民族國家體制，在全球范圍內形成相應的制度運作機制。為此，環保政治需要一張全球性的組織網絡，以向世界各國政府及國際組織施加壓力。與此同時，青年群體的特殊性也與環保政治的普世理念相契合。青年群體普遍對政治社會現實缺乏經驗，對公共政策背后的利益沖突也缺乏充分考慮。他們往往只擁有理想主義情懷，而這種情懷顯然與環保運動所蘊含的理想主義不謀而合。當他們參與到環保運動中時，他們自認為是在為全人類伸張正義，具有至高無上的神圣性，進而忽視了物質利益層面不同群體之間的差異。
其次，在意識形態層面，環保主義（environmentalism）理念為民眾提供一種宗教的替代品。據蓋洛普民測顯示，近年來，在歐洲，傳統的猶太教和基督教的信仰者數量正在下降，而教徒對宗教禁令的遵守也不如以往嚴格。在傳統宗教不斷式微的背景下，環保主義事實上提供了一種新的世俗化宗教，填補了許多歐洲青年和新中產階級的精神世界，讓他們的人生重新獲得秩序和意義。
從思想根源上看，環保主義其實是對基督教理念的一種反抗。1967年，著名歷史學家林恩·懷特在《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一文中指出，《圣經》的戒律使得基督教成為世界上最以人類為中心的宗教，這是一切環境問題的根源。與其他宗教“萬物有靈”的理念不同，基督教確立了人與自然的“二元論”，即人對自然的利用和改造是上帝的旨意。這種具有進步意涵的歷史目的論，雖然為現代科學奠定了思想基礎，并推動了工業革命的發生，但由于其嚴重扭曲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從而導致了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
對于環保主義者而言，在以人類為中心的基督教遺產根深蒂固的情況下，科學技術也無法解決目前的生態問題，因此人類需要一套全新的環境價值觀。首先，環保主義將地球作為信奉的神靈，并認為人類出現之前地球所處的自然狀態是一個伊甸園。但隨著人類的出現，尤其是工業化的推進，原初的伊甸園遭到嚴重破壞，人類因此成了地球的罪人。為了獲得救贖、重返伊甸園，人類必須遵守有關“可持續性”的戒律。同時，與基督教一樣，環保主義也有其先知和領袖，如美國前副總統阿爾·戈爾和“環保公主”桑伯格，他們成功地樹立了環保主義者的行為典范。更重要的是，環保主義將信仰放置于比科學和理性更高的位置。對于在生態問題上持不同觀點的人，環保主義者成功地將其塑造成“異教徒”的形象，并視之為全人類的公敵。
除了觀念的重構之外，環保主義在組織建構和行為修養方面也有所建樹。像基督教一樣，環保主義建構了一個個志同道合的團體，并賦予他們崇高的環保使命。通過組織生活，環保主義者能夠在群體中獲得認同感，從而更加堅定了內心的虔誠。在行為規范方面，環保主義者需要遵循許多行為準則，如提倡素食主義、減少飛機出行、使用低功率電器等。這些行為準則與摩西十誡一樣，成為規訓環保主義者的律法，不僅讓他們內心深處多了幾分敬畏感，更讓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重建起個體的普遍性價值認同。
最后，從現實政治的需要來看，環保政治所提供的普世話語，不僅為歐盟的政治整合提供了強大的意識形態資源，也為歐盟引領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正當性。對于歐洲的一體化進程而言，經濟一體化一直以來都是最強大的驅動力。但隨著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這一進程日益面臨著右翼民粹主義的嚴峻挑戰。從歐債危機、歐洲議會選舉、難民危機再到英國脫歐，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不斷通過民族主義和身份政治加強本國國民認同，拒斥歐洲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以經濟為中心的歐盟一體化進程變得愈發困難，而能夠為歐盟提供政治凝聚力的恰恰是左翼環境政治。歐洲的環境政治在繼承和發展了歐洲傳統的世界主義的同時，也與當代的“協商政治”理念相結合，從而塑造了一種新的歐洲認同。尤其是隨著綠黨和各類環保運動的興起，環保不僅成為塑造以歐盟為中心的協商機制的一種話語，而且也成為歐盟在全球政治中建立領導力的一張王牌。
環境保護是一個綜合性問題，但經過歐盟的努力，目前全球的環境議題逐漸轉化為氣候變化議題，越來越集中在全球變暖與二氧化碳排放問題上，進而轉化為有關“碳排放權”的政治問題。1988年，在歐洲各國的推動下，世界氣象組織與聯合國規劃署共同建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隨后，IPCC在1992年推動聯合國通過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并于1997年進一步轉變為以“碳排放權”為核心的《京都議定書》。
歐盟在氣候問題上大做文章，不僅是塑造自身國際軟實力的需要，更有著切實的經濟利益考量。一方面，通過將環保問題轉化為可計算的科學和法律問題，歐盟成功打造了以“碳排放權”為中心的新型交易機制。目前，歐洲氣候交易所、歐洲能源交易所已經成為“碳交易”的主要平臺。更重要的是，在這些平臺中，歐元是交易的通行貨幣，從而有力地挑戰美元的霸權地位。另一方面，隨著“碳政治”的不斷升溫，國際資本開始大量進入新能源領域，相關的金融和技術衍生品也隨之出現。在這種情況下，歐盟試圖憑借節能和新能源領域的技術優勢，建立起新的貿易鏈和產業鏈，從而扭轉其在全球技術變革中相對滯后的狀況。
▍環保政治的內在限度
不過，環保政治在歐洲蓬勃發展的同時，其內在限度也正在凸顯。如果說，歐盟經濟一體化受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無法解決歐盟內部不平衡的矛盾的話，那么環保政治在推進歐盟內部的政治整合過程中，依然可能面臨著同樣的困境。
對于歐盟而言，眼下最重要的挑戰并非環保主義者所說的氣候問題，而是經濟衰退所引發的一系列政治社會問題。以階級分析的視角來看，環保運動的支持者多為新中產階級，廣大中下層群體對此并不感冒，他們更關心的是自身的生計問題。例如，2018年法國爆發的“黃馬甲”運動，恰恰是因為馬克龍政府為落實《巴黎氣候協定》而制定的“提高燃油稅”政策，增加了大量中下層民眾的生活成本。可見，面對歐洲當下最緊迫的經濟下行問題，環保政治不僅未能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案，反而可能成為激化社會矛盾的導火索。
這一階級分化也同樣反映在選舉政治中。雖然在此次歐洲議會選舉中，綠黨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從選票構成來看，支持者大多來自曾支持中左翼政黨的選民，而非右翼陣營。換句話說，這不過是左翼陣營內部的重新洗牌。絕大多數早已被中左翼政黨放棄的工人階級和邊緣群體，則依然是極右翼政黨的堅定支持者。同時，即便在青年群體中，社會出身也是決定政治取向的關鍵因素。這次參與選舉的青年依然在支持綠黨或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的問題上呈現出兩極分化的趨勢，不富裕階層的年輕人依然把票投給了后者。
歐盟內部各國對環保的態度也呈現出分化的趨勢。目前，在環保問題上持強烈支持態度的主要是北歐、德國等發達國家。對相對落后的中東歐國家而言，要在短期內實現能源轉型依然缺乏現實條件。以中東歐大國波蘭為例，作為溫室氣體排放大戶，波蘭在能源轉型問題上一直持消極態度，因為波蘭是歐盟中煤炭工人群體最大的國家，煤炭行業和協會在其議會中影響力很大，實行能源轉型政策無疑會引發巨大的社會動蕩。為了降低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波蘭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放棄煤炭能源。這些因素導致波蘭在維護本國的國民利益和符合歐盟要求的問題上，陷入了兩難境地。
事實上，這一系列矛盾都反映出歐盟環保政治的一個致命弱點，即在應對氣候問題上未能提供一種可持續發展的轉型戰略，而更多呈現的是一種應對現實危機的對策。環境問題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的矛盾，即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在這種生產方式下必然會出現生產過剩，而對勞動力的剝削則會導致消費者的購買力不足，進而導致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出現，最終造成大規模浪費和污染。然而，在面對經濟危機時，歐盟的環保政治盡管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對抗和批判性，但并沒有質疑和挑戰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也無法為真正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全新的政治經濟基礎。相反，環境議題被嵌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通過在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之間制造新的供需類型，最終推動資本主義進入“生態資本主義”階段。生態資本主義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單向度的經濟增長邏輯，以及資本家對利潤的無限追逐，他們依舊只聚焦于當下的利益，并未真正考慮未來的可持續發展。這就使得歐洲的環保政治始終無力解決歐盟眼下的社會公平問題，反而成為撕裂社會團結的一把利刃。
在當下，隨著以中國為代表的制造業大國向新能源領域的不斷開拓，歐盟很可能失去在新能源領域的技術優勢。原本依托環保政治建構的國際協議和制度框架，很可能無法服務于歐盟推動技術革命、奪取新的經濟增長點的目的。其結果是，歐盟只能繼續在環保主義的話語中愈陷愈深，而在面對切實的高失業、高債務、貧富差距問題時束手無措。
美國新保守派學者羅伯特·卡根曾在討論美歐關系時做出了一個著名的比喻，即“美國人像是來自火星，而歐洲人像是來自金星”，其意思是相比于美國遵循的霍布斯式的實力政治，歐洲更信奉康德式的道德政治。卡根在此并非夸贊歐盟在道德上多么高尚。事實上，歐盟對道德政治的推崇，不過是因為它手頭上只有此種解決問題的手段。眼下歐盟的環保政治，似乎在沿著這條老路越走越遠。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0年第6期，原標題為《歐洲環保政治的興起與限度》。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