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國家的形成和發展與紀律觀念在社會的生根息息相關，如無紀律，則軍隊作戰、官僚行政、醫院救治等都難以形成一個令行禁止的系統，高效的國家機器和具有應對問題能力的社會組織是現代國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中國建國之初，也面對著如何將紀律引入到黨政系統和社會組織之中，并使之扎根于中國社會的問題。Fang Xiaoping發表于China Qarterly最新一期的論文，則基于浙江省西北地區的地方一手檔案，致力于探討1950年代共產黨如何對農村接生婆進行紀律觀念的教育，以使其一來成為新中國醫療健康體系的一部分，二則降低農村生育死亡率，為國家形塑社會主義新人提供基礎。
1952年開始，由于醫療供給能力依然有限，地方政府衛生主管部門聯合婦聯，開始整合農村的接生婆，為她們提供專業的培訓，并讓其繼續為廣大農村地區提供接生服務。當然，在選擇培訓的人群中，階級身份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以于潛縣（今臨安區之一部）為例，根據調查，該縣至少參與過一次接生的農村接生婆共計322人，其中220個階級身份為貧農和76個出身中農的接生婆被選作選拔參加培訓的重點，其余26名身份為地富反壞階級的人，則無一人被選擇參加培訓。在培訓的安排上，重點則是現代紀律觀念的灌輸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教育。在紀律觀念灌輸上，培訓課程從傳統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轉化到現代時間的運用，同時，透過會議和學習的安排，將現代機構的紀律觀念灌輸給接生婆，當然其中混合著對接生婆進行大公無私的階級教育。
接生婆接受培訓后，其稱謂從舊產婆變為了接生員，自然成為了新中國醫療衛生體系的一部分，但是財力所限，接生婆的主要收入只能是依靠接生服務，同時政府也開始統一接生的定價，十分類似于今日中國出租車的定價模式。在浙江西北地區，定價是根據接生員和產婦居住地之間的距離確定的，五里以內，收費標準為16，000元（舊幣），10里到15里之間，收費則介于22，000元到28，000元。這一收費標準確立的本意是為接生員提供收入來源，但是相關部門很快發現，各地的接生員為了增加收入，很快將接生變為了一門生意，相互之間競爭，給接生管理帶來了新的困難。政府提倡的接生的階級性和大公無私在這一競爭中失去其宣教的魅力。結果是，政府為了與接生婆共享接生權力的計劃，在現實的處境中遭遇不少困難。與此同時，現代衛生的引入，政府不得不將消毒等問題提上日程，來進一步規范農村接生工作；并發起紅旗競賽來推出接生模范，使得紀律和接生的權力共享進一步在農村生根。
Fang Xiaoping透過對接生改造的分析，為我們揭示了紀律這一現代社會的產物如何在20世紀中期的中國逐漸發揮其威力，并參與到中國國家政治的建構之中。需要注意的是，新中國初期政府與農村接生婆的合作，有著共享接生權力的特性，但這并不意味著現代紀律觀念的深入和醫學職業在中國的發展，使這一權宜性的安排能夠長期持續下去。此外，這項研究最具價值的發現應該是農村接生員在統一定價下的相互競爭，它揭示了當時農民的生存本能和國家意圖之間難以協調的沖突，國家改造在基層實踐之中所遭遇的種種未預結果，為我們理解國家和社會互動提供了新的可能。（文/草蒼）
X. Fang, “Bamboo Steamers and Red Flags: Building Discipline and Collegiality among China’s Traditional Rural Midwives in the 1950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230（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