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關系，國史上歷來是構建政治—社會支配關系的形象性資源。但自五四青年決絕擺脫禮教的束縛，到文革政治動員中父子關系的徹底解魅，父親的形象也一路向下，往日高大威嚴的執杖訓諭者，變成朱自清筆下翻越柵欄的蹣跚笨拙的胖子，再變至羅中立那張著名的父親臉譜——廢墟一片的背景，遍布面龐的懦弱、悲苦、麻木與愁慘。中國人對于父子關系變化的敏感，部分正出于對父權和政治秩序照應關系的憂慮。對父親威權的想象，往往負載著重建社會秩序的不凡使命；與此相應，基于自由和平等狀態的不滿，也可能連帶出對“父親”的怨恨與抗爭。
四篇筆談文章里，老少作者們都暗暗隱憂，“不必有君，不可無父”。雖則，他們無不坦率地承認傳統父親的背影已然遠去的現實。正如白龍所說，“這是家族史的宿命，也是時代的宿命”，而何懷宏先生更是發出了“救救老人”的呼聲。祝東力指出，儒家父親與革命父親的相繼死亡，將中國人推向了一種尷尬的境地。作者們發現，家庭倫理、父子關系、代際權力的急劇變遷，其結果并不是盲目樂觀的進步話語所標榜的解放與幸福，也不是一路奔去無礙的坦蕩狂歡。現實不再是父慈子孝默契的儀軌格局，而是散漫游移的愛或不愛。中老年倫理的保守功能已然頹怠，健康而有活力的青年倫理則尚未成型，中國社會的父與子還在路上艱難摸索。如同吳飛指出的，這個中國的父子故事不再只是個性解放的結果，卻還帶著俄狄浦斯式的命運感和悲劇感。我們所面臨的，已不再只是五四時期要求掙脫父權禮教的枷鎖，也不是簡單的來自代際權力現代性反轉的沖擊，甚至也不是人類固有的孝慈之情中的矛盾，而是深深嵌在這個一切都變動不居的時代，中國的父與子特殊性的宿命考驗：他們該如何安頓心靈？又該如何各自作出努力和回應？基于此般考慮，本刊特組織此次筆談，以饗讀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