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杰
2008年的“金融海嘯”起因于美國的次貸危機，次貸危機經過華爾街金融衍生品的放大效應，由一個局部、典型市場的危機，演化成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對于次貸危機的起因，目前有兩種比較流行的解釋：一種解釋認為，太多“沒有還款能力”的購房者涌入房地產市場，給金融機構和房貸市場埋下隱患；另一解釋是，美聯儲的低利率政策，刺激并放大了“地產泡沫”。所有經濟體的房地產市場波動，都同市場參與者的支付能力和貨幣政策有關，把次貸危機的根源歸因于此，將問題過于簡單化。美國房地產市場的起伏波動，同實體經濟變化緊密相關：房地產繁榮同經濟復蘇、居民購買力提高直接相關；房地產市場衰退，則因為其居民實際購買力下降、消費結構失衡。這兩個階段中，都有著中國低價出口商品的因素（筆者已有另文探討這個問題）。本文試圖從中國商品低價格的制度和市場機理，來分析中國經濟與世界（美國）經濟的關系。
中國出口商品廉價的機理
2001年，中國加入WTO；其時，美國正經歷網絡泡沫破裂。美國原本希望通過中國的“入世”，來打開中國市場，但中國商品涌入美國市場的速度，顯然超過了中美兩國政府的預期。1998年之后，為刺激受到亞洲金融危機影響的經濟，中國政府大規模投資基礎設施、出口商品的生產基地。從沿海深入到成本更低廉的內地，進一步提高中國商品在美國市場上的競爭力；為迎合WTO談判并解決國有企業困境，政府實施“國退民進”戰略，允許民營企業進入鋼鐵等規模性行業。這些因素，給中國出口作了產能上的準備，并在2002年后集中釋放。
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以生活必需類輕工產品為主，且比重很大，因此足以對美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產生影響。低價是中國商品占領美國市場的關鍵因素。中國的低價商品使得美國消費者產生財富效應，并最終提高其購買力，成為美國房地產市場繁榮的基礎條件。
低價格是中國出口商品最主要的競爭要素，帶來中國外貿及經濟總量的快速增長，同時也成為中國和全球經濟失衡的關鍵。中國出口商品的價格之所以低，除了國內企業相互競爭的壓價因素外，還有兩個更重要的原因：
一是美元在貿易結算中的定價權。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商品（特別是工業制成品）出口到美國后，只能以美元定價（也被看作是美元霸權），出口國貨幣對美元匯率的波動難以影響到出口商品在美國市場上的價格。美國是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出口商品在美國市場形成競爭，價格成為重要競爭因素，商品提價，就意味著退出美國市場。2007年，在人民幣匯率、原材料和勞動力成本都提高的情況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卻漲不了價。
二是中國的自身因素。構成中國出口商品價格的國內因素，包括設備投入和折舊、政府稅收、財務費用、原料成本以及勞動力和土地及環保費用。前四項是剛性支出，階段性的優惠（包括出口退稅），難以根本上影響企業的成本。影響中國出口商品價格的變動因素是人工成本及土地和環保費用，這兩個變動因素構成中國出口商品價格的競爭力。由于存在非貿易要素及不同經濟體之間在環境等政策上的差異，理論上的一價定律并不能體現出口商品的所有制造成本（費用），從而造成同類貿易品在不同經濟體生產時的巨大成本差異。即使考慮了勞動力成本差異因素，中國的出口商品中（大部分的工業制成品），土地和環保費用作為非貿易要素構成生產（或社會）成本，卻要么沒有計價，要么沒有經過市場化的定價，其直接結果是提高了中國商品的價格競爭力以及海外投資向中國的轉移。
另外，中國扭曲的消費價格指數（即CPI，目前，中國CPI構成中，食品權重為33%～35%）通過制度化的安排，最大限度地控制了勞動力成本的上漲，進而壓低了出口商品的價格。中國的出口企業，主要以沿海加工企業為主，就業者多是來自內地的農民工。低成本勞動力的穩定供應，除了供求關系因素，更取決于打工收入在其日常支出之后的節余，是否高于其離開農業產生的機會成本，而決定這個機會成本的，是農村的糧食生產?！胺€定糧價”（也就穩定了CPI），并讓糧價長期處于低水平（低于國際市場價格），使得外出打工者獲得的現金收入，遠高于在農業生產上的現金所得，這促使農民工前赴后繼。
打工者就業期間的主要消費是食品，食品價格低而平穩，可以保證這些從業者收入節余的相對穩定。能在所處城市買房、購車的打工者比重不高；同時，長期以來，這些打工者在醫療和教育方面無法奢望同城市居民相當（成為城市居民的打工者，在子女入學時就會明顯感覺到收入的相對下降）。而收入在回流家鄉后的消費，主要發生在農村市場，充斥假冒偽劣商品的農村市場價格要遠低于城市，這符合打工者的支付能力。因此，城市中食品之外的商品和服務價格漲跌，對打工者影響很小。城市食品價格的穩定，可以降低打工者提高工資的要求，進而降低用工企業調整工資的壓力，最終達到“降低企業的負擔，提高競爭力”的效果。這種格局，在中國1993年允許農民工全國范圍流動以來，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據統計，1992～2004年的12年里，農民工平均工資只增加了68元。
如果食品價格上漲（CPI就會上漲），打工者的食品支出勢必增加，這種情況下，打工者要么要求增加工資，要么回鄉種糧。而如果打工者的消費結構發生變化，如80后年輕一代步入勞動力市場，他們追求時尚消費，勢必改變其父輩“吃飽即存錢”的習慣，這必然會帶來加薪的要求。2007年，沿海地區就出現“年輕人放棄就業加劇民工荒”的情況。這種狀況將成為未來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常態，利用控制CPI的手段來控制勞動力成本，將越來越難。
通過控制CPI來壓低勞動力成本，似乎是政府和市場共同作用的結果。但是，企業在其間獲得的好處不多，其發揮的作用是解決就業、保障社會穩定、創造稅收，解決了政府關心的問題。理論上，打工者創造的價值中包含其社會保障，如果工資定價機制合理，他們拿到的現金工資收入就應該包含這些社會福利。但是，2008年之前，沿海打工群體的社會保障部分，要么被企業轉化為利潤，要么以稅費的形式進入了政府的口袋，或者以利息的名義進入銀行的收入中（代表中國優秀企業的很多上市公司，其財務費用要遠高于員工工資支出）。但是，從中國出口加工企業的利潤水平看，進入企業利潤的比例不大，如果讓企業來解決保障支出（包括追溯補償），企業倒閉就難以避免。
在中國市場經濟價值的分配過程中，存在著政府、銀行及企業之間的不合理局面，同時，存在商品出口價格的不合理——產品定價過低。而在這個不合理的分配過程中，創造“剩余價值”的打工者處于最底層，且獲利最少。
現行價格體系的弊端
這種制度安排，在外貿加工企業導致的結果是，讓勞動者長期處于低工資狀態；而扭曲的CPI體系，卻沒有讓打工者明顯感覺到收入的相對下降，這保證了中國出口商品的價格競爭力，社會、經濟和諧穩定。但其負面效應同樣明顯。最大的負效應，是全社會福利的凈損失。為穩定CPI，政府通過行政措施控制食品價格，結果是食品質量的下降。在原料奶的價格比礦泉水還低的時候，消費者按照政府指導價買到不攙假的奶制品，在現代社會是不現實的。牛奶行業的“三聚氰胺”，可以放大到所有食品領域。在農村和城市之間，會交替上演彼此傷害的樣本：農村購買工業品，會出現大頭娃娃、偽劣藥品致死案；農民生產自己不吃，專賣城里人的注水肉、毒韭菜、催熟西瓜。持續性的環境破壞和食品安全問題，降低了社會的生活質量，進而影響到全社會的健康水平。全社會要為此支付即期的醫療費用，及潛在的（遠期）健康成本，這將嚴重制約中國未來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第二，CPI的缺陷及政策性的物價穩定措施，只是使得通貨膨脹隱性化，卻不能控制全社會的實際通脹率，進一步影響到中國經濟的增長質量和統計數據的真實性。城市居民從住房價格上體會到物價上漲，顯然接近于真實的通脹水平；食品“標簽”價格的穩定，伴隨著食品真實價格的上漲，這實際上意味著食品質量的下降，也就是說，要買到貨真價實的東西，需要支付溢價或者根本買不到，“專供”、“特需”應運而生。理論上，商業社會中，低值易耗品和快速消費品的支出費用，已經包含了使用效應和質量安全的保證。如果買一支鋼筆需要準備維修費、喝一杯牛奶要準備好住院費，這些商品就已經不是易耗品，而是耐用品，其實際價格，已經遠遠超出在商場付款處支付的政府指導的“標簽”價格。
改革開放30年，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漲3.94倍，其中城鎮上漲4.33倍，農村比1985年上漲2.69倍。同收入增長幅度相比，通脹率還算溫和（1985年后，農民收入實際增長幅度落后于CPI增長幅度），但實際情況可能并非如此。仍以“三聚氰胺”為例，科技因素提高了生產效率，但“化工原料”則掩蓋了通脹真相：CPI構成中，豬肉和雞蛋占據最重要的比重，但30年間，豬肉、雞蛋發生了很大變化。1978年的豬肉和雞蛋，在2008年，要以“有機豬肉”、“土雞蛋”的名義，高出CPI統計構成中的樣本豬肉、雞蛋（飼料豬肉和飼料雞蛋，甚至“三聚氰胺”雞蛋）幾倍的價格。“同樣”的樣本，不同的質量，實際通貨膨脹率遠不是政府公布的水平。
第三，中國為維持經濟增長要支付高昂的成本。扭曲的勞動力成本，使得社會財富在中國與世界及中國內部的分配嚴重失衡。勞動者收入不能提高，無法形成穩定的國內消費市場，“刺激消費”只能是不斷被提出的口號；勞動者和企業都無力做到必需的技術投入，人力資源素質難以提高，進而制約產業升級。
外貿就如一劑“毒藥”，中國全社會的積累，要不斷依賴于它，進而形成惡性循環。外貿依存度越來越高，使得中國（2007年GDP全球第四位）越來越像一個外貿中的“小國”。在出口商品價格競爭激烈的情況下，出口企業（當地政府）在勞動力成本之外，尋找降低成本的空間，如上述的環境等非貿易要素。尋租難以避免，從而進一步增加企業成本，企業積累困難，始終掙扎在生存邊緣。這部分解釋了很多外資企業在享受完“三免五減”后迅速轉移關閉的現象，因為其目的也只在賺取中國的政策優惠。出口加工企業及所在地區和整個中國，最終難以形成創新動力和行業領先優勢。大量出口產生的貿易順差，造成了進入WTO之后人民幣的升值壓力，進一步削弱了中國企業的競爭力。
中美兩國經濟的依附和未來
中國以現行CPI為核心的價格體系和政策，造成了兩個結果：第一，使得美元的實際購買力要高于其對人民幣的匯價，因為中國的出口商品中包含環境溢價。如果CPI政策進行調整，中國出口商品的生產成本就會大幅上漲，人民幣也會相應貶值。目前的價格政策，造成整個中國對美國及其他出口市場的補貼，這些經濟體，成為中國價格體系最大的受益者。第二，中國的城市化只能是一個不斷被討論、卻始終難以變現的話題。所謂的產業工人，不過是根據國際市場變化在就業地與家鄉之間不斷遷徙的候鳥；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最終也取決于美國消費者的荷包和消費信心。
除了美國等經濟體的消費者之外，中國中央及沿海發達地區的各級政府，大城市里的高收入人群，則是中國現有價格體系的國內受益者；而受到負面影響最大的，是那些城市里的無業和低收入者。前者的受益，主要通過稅收、各種政府規費、銀行等服務機構的中間費用實現。在那些候鳥失去工作之后，國內曾經的獲益者也發現，“高端服務業”也需要樸實的基礎——隨著農民工大量返鄉，城市的白領也加入到失業的行列。CPI控制了食品價格，但無法制約住房和服務價格，這增加了城市低收入和無業者的現金支出壓力，但政府對低保對象支付的補貼，則會因為穩定的CPI水平而實際上減少。
如同全世界只能有一個美國一樣，中國也不能有太多的北京和上海，因為通過價格手段從農民工身上獲得剩余價值，不足以支持那么多的高端行業和人群。美國爆發危機之后，中國人開始明白美國這種消耗全球補貼的模式不可持續。
農產品價格低于國際市場價格，形成了農村對城市的補貼；進城打工的農民工在工業化進程中，對城市形成二次補貼，同時也補貼了美國。取消農業稅及對種糧農民補貼，可以看作是過去幾十年農村對城市補貼的返還。而中國被全世界覬覦的1.9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可以看作是農民工及非貿易要素為支持外貿行業而完成的積累，應該用于補償打工者（打工期間的社會保障）和環境破壞，以及因工業化失去土地的農民。只是，這些儲備與積累無關，而且已經變成人民幣進入了國內金融市場。而真正的補償，已經被國內的政府和城市消耗。
調整CPI為核心的價格體系，打工者的工資會大幅上升并縮小社會收入差距，但這是加工業主無法承擔的。因此，必須伴隨稅收、金融的同步改革，減輕全社會的運營負擔，并在政府、企業、消費者和金融機構間合理地分配利益。
WTO之后，中美兩國經濟上的依附關系越發明顯：中國越來越需要美國的市場和貿易順差，美國則需要來自中國的廉價初級加工品和回流美國資本市場的貿易“黑字”。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對外匯儲備的處理方式，一直以持有美元資產為主。隨著外貿順差累積的儲備越來越多，中國回流美國市場的美元資產也越來越多。這些資產不同程度地參與了金融衍生品市場，中國美元也因此成為次貸市場和石油衍生品市場的參與者。這形成了中國官員對兩國關系的結論：誰都離不開誰。
但顯然，中國更需要美國，美國在全世界的經濟地位和市場廣度無法替代；而中國產品可以替代，且中國支持廉價出口品的條件不可持續。如果美國居民減少消費支出，居民消費占其GDP的比重（2003年～2007年該比重一直維持在70% ）和貿易逆差都必將下降（2007年商品貿易逆差占GDP比重為6%，較2005年和2006年有所下降 ），這對中國來說絕不是一個好消息。
對中國而言，因為人口眾多、初級加工業產能龐大，中國必須有足夠的“出口和通路”來消化這些產能。在可預見的未來，外貿出口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國內需求（包括投資和消費）不足以替代外貿出口的作用。
中國2002年以來的經濟增長，是加入WTO后對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大規模出口的結果。外貿出口就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因為一半以上的進口（典型如鐵礦石）是為出口作準備（即“兩頭在外”的模式），而不會沖擊國內的產能和產業（美國的進口以最終消費為主，因此會沖擊競爭部門），甚至提高產能和就業。外貿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遠高于依據順差計算出的貢獻率。
繁榮的房地產和民間產業投資，是以外貿出口的繁榮為前提。很難想象，2004年作為抑制投資過熱典型的“鐵本”案例，會發生在1998年或者2008年。沒有外貿行業產生的現金流和繁榮預期，房地產投資及主要面向海外市場的生產制造業會迅速降至冰點（2008年之后的兩年內，中國房地產市場下跌幅度超過美國會很快變成現實）。而如果去掉房地產和生產制造業的投資，中國2007年超過13萬億的全社會投資將下降近一半。希望政府投資來填補社會投資空缺，“兩年內4萬億”的規模顯然如杯水車薪，效果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同時，因為沒有了收入預期，即使完善了社會保障，居民消費也不會增加。有著比中國完善得多的社保體系的歐洲、美國和日本，也正在經歷消費萎縮的痛苦。另外，中國農村東西部的發展差距巨大，且大部分地區仍然處于溫飽和爭取現金收入邊緣，希望農村市場來緩解百年不遇的危機沖擊，只是一個幻夢。
一個或許有些無奈的現實是，如果不作出制度性的調整，中國經濟要走出危機影響，只能等待著美國先行從危機中復蘇，再通過出口來制造國內繁榮。
（作者單位：東兆長泰投資集團投資發展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