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手記
關于道路問題,是百年中國爭執最激烈的問題。
自1840年列強強行打開國門、中國卷入現代性以來,向西方學習、走現代化道路,是社會精英普遍認可的必由之路。然而走什么樣的現代化道路,其爭論卻自始至終伴隨百年中國近現代史。
1919年,自洋務、變法、共和等道路實踐失敗之后,中國人選擇了走俄國人的道路,中國革命的艱辛歷程,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有機部分,但在以俄為師的革命實踐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走出了一條不同于俄國經典革命的中國道路。1949年建政之后,中國全面學習蘇聯的建設經驗,意圖在一窮二白的農業國基礎上快速建設一個現代工業國。但至1957年,中國共產黨人發現,完全照搬蘇聯教條,并不能切實解決中國的建設問題。自那時開始,中共便開始嘗試走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論十大關系》、《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中共八大的政治路線,都反映了那個時代中國人要走自己建設道路的決心。然而這種中國道路的實踐卻不幸走上了一條彎路,過分強調階級斗爭和反修防修,過分強調純而又純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導致中國經濟社會陷入僵化和教條,喪失了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強國的歷史機遇。
1978年的改革開放,立足于中國人對于原有社會主義道路喪失信心的基礎之上。向美國學習,與國際接軌,走現代化的普世之路(實則是西方現代化道路),成為第二個30年中國精英的自覺選擇。在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仍然沒有忘記西方現代化之路的種種弊端,時刻提醒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30年的改革開放,在大量汲取西方經驗的同時,不斷與中國的國情與政治制度相結合,涵化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改革開放之路。而廣大的中國精英,則以為所謂中國特色不過是權宜之計,中國遲早要完成經濟、社會乃至政治文化的西方化。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一個全新的時代開始。在西方,自金融危機以來,其經濟發展、社會結構、政治生態乃至民眾心理,無不發生了劇烈的變化。西方突然之間變得不像它自己宣稱的那樣具有普世的榜樣價值,走什么樣的路,此刻不但是非西方國家的問題,而且也已成為西方國家的問題了。人類社會今天共同處在四顧茫然的歷史十字路口。
此刻的中國,再次被推進關于道路問題的激烈爭斗旋渦之中,意識形態領域從未像今天這般充滿不確定性。對于走中國自己的現代化道路,總是有人不那么自信,總是看自己這也不對那也不順眼,總是懷疑內心既定的現代化之路被保守反動勢力扭曲修正了。然而歷史卻如此無情,它必然要在困頓中開辟自己的道路。對于中國這種有著5000年文明、13億人口、960萬平方公里國土的國家而言,走自己的現代化道路,幾乎是一種天定宿命。
走自己的路,這是中國百年現代化實踐的肯定性答案。而對于人類社會而言,中國道路,其實也意味著人類現代化之路的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