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在各種歡呼、猜疑或憤怒的情緒中，美國民眾迎來了他們的第45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可以預料的是，這位無法歸類于美國政治傳統之中的總統將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其前任奧巴馬所遺留的內政外交政策。因此，不少智庫紛紛摩拳擦掌，試圖預測甚至影響新總統的施政綱領。比如在去年年底，美國國內聲望頗高的《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s）雜志就組織了包括普理赫（Joseph W. Prueher）、芮效儉（J. Stapleton Roy）、蘭普頓（David M. Lampton）和傅高義（Ezra Vogel）在內的幾位“中國通”齊聚一堂，就新時期美國的東亞政策把脈，并提出了一系列外交建議。
其實，這些專家口中的“新時期”早已是老生常談，只不過太平洋對岸的很多精英們直到今天才開始正視這個多極化的世界。經濟、技術、政治和軍事等各個領域的世界格局都發生了變化，現在專家們也開始承認這是自上世紀美國成為世界霸主以來所面臨的最為嚴肅的挑戰，美國已不大可能再依仗單邊行為去追逐自身的利益。頗為有趣的是，在這個多極化的世界中，不同于早就被美國文化偏見所精確定位的歐洲和中東，東亞（包括東南亞）似乎既是挑戰又是機遇，如何處理與這一極的關系就顯得非常微妙。可以看到，這些專家非常贊賞東亞這些年的經濟社會發展，認為只要能控制好雙邊的摩擦，東亞地區能成為全球穩定和繁榮的領航者，當然這其中最為重要的雙邊關系就是中美關系。
或許是出于“中國通”的身份，他們非常理解中國這些年內政外交政策的調整，指出無論是從歷史還是從地緣的角度來看，中國軍事力量的增強都并不是意圖對東亞地區的支配，而是為了防止自身被別人所支配，避免百余年前的悲劇重演。因此白宮沒有必要假設中美兩者的利益在本質上會不相容，而是需要理解中國高層對穩定和發展的優先思量。當華盛頓和北京雙方都能站在對方的文化環境之中思考問題，并且都能將對方的利益適當整合進自身的外交政策之中時，美國就能攜手中國，以及整個東亞地區為世界繁榮做出貢獻。通過這樣的視角，他們建議美國的東亞政策應當瞄準更為穩定的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以相對緩和的姿態在朝核問題、臺海問題和南海問題等尖銳議題之上取得最佳的結果。
然而這只是故事的一方面，盡管這些“中國通”表面上希望通過相互理解來重塑新時期的中美關系，但仍然難免有戴著“有色眼鏡”的另一面，這樣的偏見在文章的主題——美國在亞洲的領導權——之中更為刺眼。雖然專家們認為中美的相互理解至關重要，但這也只是服務于美國主導亞洲這個目的之下。他們強調“從優勢而非弱勢之中運作”（Working From Strength, Not Weakness），因此追求中美穩定平衡和東亞經濟整合就需要美國有效地使用軍事和經濟力量，使美國能夠保留亞洲的領導權。同樣，他們建議新時期美國的東亞政策在避免與中國沖突，以及在中美利益重疊的領域擴大合作的同時，要“使用軍事部署和政治影響力來對抗中國破壞穩定的行為”。這樣的態度不但無助于中美關系和東亞局勢的穩定，還有悖于該文開篇所提及的世界多極化格局。（文/金韜）
Joseph W. Prueher et. al, “How America Can Lead in Asia”, The National Interests, December 12(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