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懷宏
我們現在怎樣看父親？這里，一是把“父親”作為一般的對象，象征的對象，我們站在一個一般的立場來探討“父親”角色在現代社會中的轉變和含義。一是把“父親”作為具體的對象，親緣的對象，我們站在兒女的立場來討論怎樣看待和對待父親。
一個簡單的回答是：“父親就是父親”。這有兩層含義，一是指和政治關系的脫鉤，讓父子關系解脫傳統政治的責任和革命政治的象征意義，重歸一種單純的血緣親屬關系。二是說，因這種血緣關系的先后及養育，兒女對父母應有一種尊重和義務。
我這里說“父親就是父親”是站在兒女的立場說的，而不是站在父親的立場說的。用一句俗話說，“父親就是父親”并非“老子就是老子”。“老子”有主體“我”的意味。而我這里說的“父親”則是我的對象。或者換成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就是“我們現在怎樣對父母？”或者說，“我們現在怎樣做兒女？”
90年前，魯迅發表了他的一個名篇《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那是站在父親的立場上說的，講父母對兒女應有怎樣的義務和責任。這篇文章對社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乃至后面的人們討論這個問題都很難繞開這篇文獻。迄今它仍有它的重要意義，但也有些情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想，我們也許應當修正從那時延續到現在對“父親”的某些看法了。
魯迅的一些基本觀點是對的，比如，他說父子關系的基調應當是一種愛，首先是理解，其次也包括協商性而非命令式的指導，然后是解放或者說孩子長大了放飛。“父母對于子女，應該健全的產生，盡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以及，“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應預備一種能力。便是……不失獨立的本領和精神，有廣博的趣味，高尚的娛樂。”
亦即除了互愛之外，各人、各代之間還要有一種獨立，父母在兒女幼時不專持自己的意志安排自己的兒女，希望兒女實現自己未能實現的愿望；自己老了也不依賴兒女，希望兒女經常廝守在自己身邊。而兒女自然也不宜依賴父母。每一個人都應當有某種獨立性，每個人都首先是他自己。每一代人亦如是。父母要重視培養兒女獨立的能力，自己也要盡可能地獨立。
但魯迅對父子關系的有些看法，即使當時可能是為了矯枉過正，現在看來卻還是有些問題的。他從人的食、色兩種基本欲望立論，食欲保存人的生命，性欲延續人的生命，認為人的生育只是滿足性欲的結果，而“性交的結果，生出子女，對于子女當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長途走去，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誰受誰的恩典。”“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個過付的經手人罷了。”后來他又說了一遍：“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切過付的經手人罷了。”
而這種“經手人”的理解看來是過于簡單化了，甚至過于功利化了，忽略了人特有的一些感情和道德努力。生育并不只是滿足性欲的結果，還有一種親情，付出乃至獻身的渴望。除了生育又還有養育，養育之難似更勝過生育。現代技術早就使生育和性欲可以分開處理，但仍有許許多多的人們希望生兒育女，他們如此顯然不是出于性欲的緣故。所以，無論如何，父母對兒女還是有恩的。即便就只是一種先后次序，我們對自己的源出也應有某種尊重或敬意。
而且，依我們對人性的觀察和自身體驗，父母對兒女的愛看來在一般情況下是超過兒女對父母的愛的。這自然有一種天性的道理，是一種合理的自然調節。但我們還可以有一種道德的調節。也許只有通過一種道德的調節，方能使雙方對另一方的關懷稍稍平衡一些，所承擔的義務稍稍平等一些。于是，作為道德的調整，哪怕是稍稍強調一些兒女對父母的義務似也是應該的。我在《良心論》中曾專門有兩節討論古代和現代社會的父母與子女的關系，我在那里寫道，如果說在這方面有點不平等的話，那“這大概也是所有不平等中最可原諒、最可接受的一種不平等了，因為它本身就包含著一種（無法改變的）血緣上的不平等：一個在前，一個在后；一個居上，一個居下。”而人的天性對此早已有一種彌補：使父母之慈勝過兒女之孝。一種無私奉獻的愛，也是在這種父母與兒女的關系中才最有可能比較廣泛地呈現，尤其母愛。這樣，傳統社會更為“重孝”似也不難理解，這正反映出人所特有的一種道德調整。父母對自己孩子的關心是不太用教的，甚至動物也常常能夠做到這一點。但是，“孝”比“慈”卻更多地需要人倫教化。
魯迅在寫作此文的那段時期可能還持有一種過于樂觀的進化觀，他反復談到進化，并說覺醒的父親們應當“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給人的印象是：似乎只要去掉傳統的束縛，以后的人們就能像童話的結尾常常說的，“從此過著幸福的生活”。而我們今天看到，“解放”之后出現的家庭問題并不就比以前減少。也可能正是因為持這樣一種進化觀，魯迅說“就是因為要發展，要進化。后起的生命，總比以前的更有意義，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價值，更可寶貴；前者的生命，應該犧牲于他”。我贊成魯迅主張的“幼者本位”，也絕不反對長者在一些特殊情況下的自我犧牲，但還是不主張作為一般原則的“代際犧牲”：老的一代自然不應要求少的一代犧牲自己，少的一代也不應要求老的一代犧牲自己。每一個人、每一代人的生命都是自身寶貴的，而不是作為可犧牲或可利用的工具或手段的寶貴。且這種“犧牲”也有違“獨立”之意。
當然，我說過了，魯迅批判父權是有當時的情勢在，當時父權的力量還比較大。我們也可以看看他所針對的觀點：一是“以為父對于子，有絕對的權力和威嚴；自己無力生存，卻苛責后者又來專做他的犧牲，毀滅了一切發展本身的能力。”一是“以為父子關系，只須‘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應為長者所有。尤其墮落的，是因此責望報償，以為幼者的全部，理該做長者的犧牲。”還有的認為父子問題“神圣不可侵犯”，不容討論。魯迅希望在那個時代肩起“因襲的重擔”，打開“黑暗的閘門”。
然而，上述觀點今天還是主流，或還有市場嗎？上述的尊卑關系還是一種事實嗎？今天的社會形勢其實已經大變。作為必須絕對服從的權威的“父親”形象早已“遠行”。甚至在傳統社會里，大多數父母也不至于像上述觀點一樣要求幼者做長者的犧牲。割股嘗穢一類其實多是俗儒所倡。更不必說經過一個激烈變革的時代，社會上父母與子女的相對地位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過去是“君父一體”、“忠孝一體”，“孝”的德性還得到傳統政治體制的支持，現在則早已兩者皆亡。
這里我們要談一談時代，談一談現代性的問題。我們知道，一個從根本上標志現代性的問題：“上帝死了，是否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是19世紀中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最后的長篇小說《卡拉瑪佐夫兄弟》中提出來的，而在那部長篇里，其實還提出了一個“弒父”的問題：“父親”是荒淫無恥的，應不應該殺死他？我們后來越來越多地碰到這樣一個“父親”的“原罪”問題。“父輩”或“老一代”、“舊勢力”越來越多地被看作保守的、反動的、壓制性的權威，是應當被搬掉的歷史絆腳石。
但就像到了20世紀初的中國，君主制已經是不難打破的，父權制其實也同樣是不難打破的。真正困難的是建設。父權制不難打破的一個基本原因當然是政治體制和社會生活率先發生了巨變，即便在上世紀初，毛澤東的父親對他兒子也很快就失去了對其人生道路抉擇的影響。他也曾希望兒子在農事上勤勉，教訓他，甚至要打他，但兒子稍一長大、一進城，社會上一革命他就完全無能為力了。今天更是如此。就像我們看到的，年輕的一代，尤其是在父母支持下受過良好教育的兒女完全可以在經濟上獨立，且經常很快就超過父輩的收入和財產。除了少數例外，今天的社會，兒女大多是不靠父輩的，越有出息越不用靠。
而比推翻君主制還容易的一個原因，也許是前面說過的父輩對子女的愛要超過子女對父輩的愛。我們甚至在屠格涅夫的《父與子》中就看到，在19世紀的50年代，無論是否認一切權威的巴扎羅夫自己的父親，還是受他影響的阿爾卡季的父親，都是生怕自己錯了，唯唯諾諾，因為他們比孩子愛他們遠為強烈地愛著自己的孩子。又比如，在路翎描寫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一個大家族的《財主與他底兒女們》，其中的老爺子也是小心翼翼，生怕出錯。父輩們在觀念上迅速繳械，這也許更多地不是出于理性的是非，而是出于一種深厚的感情，因為他們摯愛著自己的孩子。盡管他們都還掌管著家業財產，但卻在新時代的新潮面前惶恐不安，哪里還有一點專制家庭父親說一不二的影子。
過去的父子關系的確曾被加上沉重的政治責任。中國有過“家國一體”的政治傳統，在西周時期，周天子分封自己的親戚為諸侯，結為一體的“尊尊”與“親親”不僅是一種觀念，而且是一種政治制度。秦漢以后的“尊親”不再是政治制度了，但還是一種強大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教化力量。“孝”的德性被賦予了一種濃重的政治含義，有的統治者甚至標榜“以孝治天下”。我們要看到這種聯系的某些“情有可原”和“勢所難免”，但也還是要承認：這種外加的政治責任的確造成了一些負面的影響與弊害。不過，重孝本身畢竟還是比較自然，比較順應人性，也調整和引導人性。而后來出現的將一種父子關系與政治上的主從關系建立起來的聯系和類比，看來卻是相當違拗人性。一個是信仰的神位，一個是權威的地位，都不會完全空置。我們打掉了舊的神像或祖宗的牌位，并不一定總是能來更好的，有時倒是更糟的。
在上世紀我們曾經經歷的一個激烈的過渡時期，本來要退出政治領域的家庭親屬關系又一次和政治發生密切的關系，而且這一次是被非常粗暴地干預和指代。比如前蘇聯曾經大力宣傳過一個監視和告發親人的少年，一時全國到處都是他的塑像和紀念碑。中國文革中許多兒女被要求和他們的父母劃清界限，甚至逼著他們打自己父母的耳光。這種政治需要其實損害的是社會最基本的人倫關系和道德倫常。取而代之的是把領袖看作是“偉大的父親”，“慈父般的領袖”，這樣，“人民”也就真正成為“子民”了。但“親親之愛”其實是需要一種直接性的，甚至會有一種人數和范圍上的限制：一個有數十姬妾的非洲土邦的君主生了一百多個孩子，最后他連認都認不全自己的孩子了，何談慈愛。
我并不主張今天的社會恢復“父父、子子”的綱常或者恢復“父親”的某種絕對權威，但我們還是可以多聽聽父祖一輩的意見，他們畢竟有許多寶貴的人生智慧和經驗，而且一般可以擔保他們是愛我們的。我們也還需要更多地關懷他們，他們實際多已從必須服從的主體地位轉到了需要同情的對象地位。我最近看到一份材料，是講農村老人的自殺現象。不少老人或者覺得自己因年高力衰對兒女沒什么用了，還可能拖累兒女；或者覺得自己實在太勞累，而又感受不到家庭的溫暖就自殺了。有的一個村子甚至一年就有十來個老人這樣死去。而最讓人震驚的還是這種現象已經引不起震驚，老人們自然不想引起震驚，而社會、以至兒女們也不震驚，他們悄悄地死了，也就悄悄地給埋了。一百多年來，我們也多是聽到“救救孩子”的呼聲，很少聽過要“救救老人”。
總之，作為社會權威或政治權力象征的“父親”看來已經遠去，而作為我們的親人和先輩的“父親”也在和我們拉開距離，愿我們至少能像朱自清一樣注視他們孤獨、寂寥的背影，而不是背過身去。
（作者單位 ：北京大學哲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