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慧瑜
父親在社會文化心理和精神分析研究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父親不只是核心家庭中作為頂梁柱的男人，也是社會秩序的立法者和權力象征。現代資本主義的底色不僅是男權社會，也是父權社會，父與子的關系（弒父與閹割）以及父親的缺席、歸來被認為是社會轉型的癥候，或者說弒“哪個”父、認“誰”作父本身是社會文化心理的反映。由于現代中國處于劇烈的社會和文化動蕩之中，“弒父-認父-再弒父-再認父”已經成為一種文化常態。80年代以來，革命之父被審判，尋找新的父親成為重要的文化命題，于是傳統中國（新儒家、鄉紳及小說《白鹿原》等）、現代西方（紀錄片《河殤》、公知話語等）、中華民國（民國范兒、電視劇《走向共和》、《中國遠征軍》等）、“泥腿子將軍”（《激情燃燒的歲月》、《亮劍》等新革命歷史劇）等一系列不同脈絡的“老”父親重新登場，只是中國社會結構的不穩定，使得這些老父親難以凝聚社會共識。在社會階層固化的背景下，這些老父親又遭遇新問題。從張藝謀的《歸來》（2014）、管虎的《老炮兒》（2015）、張猛的《一切都好》（2016）和高群書的《過年好》（2016）等電影中可以看出，這些披掛上陣的老父親無法回家、無法與“小鮮肉”對抗，也無法化解陷入人生困窘中的子女們的生活。
無法歸來的“父親”與文化失憶癥
2014年暑期，張藝謀電影《歸來》上映。這部電影的英文名字是“Coming Home”，也就是“回家”的意思，講述了一個被發配到大荒漠勞教的右派分子、一個離家20多年的男人、一個略帶滄桑的父親回家的故事。與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歸來”故事不同，這部電影并沒有結束于父親歸來、一家人團聚的時刻，而是把敘述的重點放在了歸來之后。影片呈現了陸焉識的兩次歸來和回家之旅，一次是黑夜暴雨里偷偷摸摸、膽戰心驚地溜回家，一次是陽光明媚中正大光明、平反昭雪后的凱旋而歸，可結果都是一樣的，陸焉識兩次都沒有推開馮婉瑜的家門，兩次都是失敗的歸來。如果說“文革”中歸來未遂是對那個時代的政治暴力的批判，那么“文革”后的無法歸來又意味著什么呢？
90年代之初，第五代“三劍客”陳凱歌、田壯壯、張藝謀分別拍攝了一部以現當代中國歷史為背景的影片《霸王別姬》（1993）、《藍風箏》（1993）和《活著》（1994），這些由香港或海外資金聯合制作的影片在1993年、1994年的戛納、東京等電影節上都拿到國際大獎。其中毛澤東時代是這些電影最為重要的歷史段落，而對這個時代的敘述無一例外都是右派、好人、干部被迫害、家破人亡的歷史，這已經成為主流文化敘述毛澤東時代的基本“常識”，因此，不管是小說《陸犯焉識》，還是電影《歸來》，無需鋪墊、也無需解釋，陳道明扮演的“陸犯”肯定是最有人格魅力的受難英雄，天然具有道德正義性。
這也正是90年代中后期流行的《思痛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等右派暢銷書的文化心理基礎。不論社會轉型的陣痛有多大，走出舊體制的噩夢才是“人間正道”。近些年，隨著中國經濟崛起，這種“憶苦思甜”式的文化記憶又發生了新變化，出現了一種與苦難歷史和解的文化想象。2007年，馮小剛拍攝的電影《集結號》講述了給歷史中遭受委屈的英雄恢復名譽的故事，曾經被遺忘的犧牲者總會得到補償，借影片海報中的話“每一個犧牲都是永垂不朽的”。2010年，同樣是馮小剛執導的《唐山大地震》則把“震后”30年的歷史處理為對1976年地震所造成的家庭破碎、母女心結的治愈，一家人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時刻重逢、團聚。這些電影具有暴露歷史傷口和治愈精神創傷的雙重功能。
與這種對歷史創傷的文化治愈相似但略有不同的是，張藝謀從《山楂樹之戀》（2010）開始采取一種新的重述歷史或拯救歷史的方式。這部改編自網絡文學的《山楂樹之戀》把繼承革命意志的山楂樹重寫為一曲最干凈、最純潔的青春戀曲，正如片中的女中學生下鄉體驗生活、編寫新教材，她與老三的愛情取代了山楂樹所象征的革命歷史中的犧牲與血污。這種無法被遺忘的曠世之戀有效地把曾經異質性的、病態的“文革”時代純潔化，變成與當下時代沒有本質差異的空間。同樣的愛情邏輯在《歸來》中也成為重要的情感支撐。從馮婉瑜對陸焉識的信言聽計從，到十幾年如一日堅持每月5日去車站接陸焉識，這種張藝謀電影中特有的“一根筋”背后是馮婉瑜對陸焉識如此深厚的愛，而陸焉識冒死偷跑回來最大的動因也是為了看馮婉瑜一眼。這部用4K數字高清攝影機拍攝的影片，擅長捕捉相濡以沫地細膩情感，不管歷史發生何種轉變，唯一不變的就是兩人“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守候。
這部電影改編自旅美華裔作家嚴歌苓2011年出版的長篇小說《陸犯焉識》，小說講述了“我”的祖父陸焉識經歷民國、毛澤東時代和“文革”后的人生故事，一方面敘述其作為右派分子在西北大荒漠勞改、逃跑的悲慘經歷，另一方面穿插回憶其作為浪蕩公子在民國時期留學、情愛和蹲監獄的不羈生活。這種個人家族史的故事是80年代以來兩類主流敘述的嫁接。陸焉識既是上海大戶人家的少爺、留美博士，又是50年代的大學教授、死不悔改的右派分子，可謂身兼兩“職”，是民國精神與遭受迫害的右派知識分子的合二為一。這既吻合于80年代以來反思毛澤東時代的新主流文化，又實現了連貫性地敘述20世紀歷史的文化任務。可以說，《陸犯焉識》的故事并沒有多少新意，反而有點老調重彈。電影《歸來》僅僅截取小說的結尾部分即陸焉識歸來和馮婉瑜失憶的故事，那些構成小說主要情節的右派勞改和民國傳奇都在電影中成為看不見的前史。
在這種歷史虛化的舞臺上，陸焉識雖然是歷史的受害者，但不再承擔著親歷者和見證人的職責。因此，《山楂樹之戀》、《歸來》等影片幾乎沒有控訴歷史、時代的悲情，反而讓觀眾從中感受到“極端的年代”里至死不渝的愛情和真愛到永遠的可貴。這種歷史感的消逝，使得《歸來》變成一種更具普世性的故事，這種歷經大災難依然深愛彼此的浪漫故事可以發生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文革”的歷史也并非那么特殊，它只是人類所經歷的各種天災人禍之一。
“老炮兒”的文化來源與北京的雙重空間
2016年賀歲檔，第六代導演管虎的《老炮兒》引發熱議。相比近些年流行的小鮮肉、無關痛癢的青春片，《老炮兒》喚起了多重歷史文化的記憶，正如人們想起很多八九十年代的電影《頑主》（1988）、《本命年》（1989）、《陽光燦爛的日子》（1994）等，更重要的是這部電影在中國熒幕上久違地塑造了一位父親的形象，盡管這是一位失敗而寒酸的父親。這種借老炮兒的眼睛所展現的當下北京眾生相，以及老炮兒所呈現的主體狀態對當下中國社會來說意味著什么呢？
電影一開始“老炮兒”就登場了，六哥（六爺、六叔）提著鳥籠子，教訓外地口音的扒手要“盜亦有道”、呵斥外地口音的青年人要懂禮貌，以及在胡同口為與城管沖突的兄弟燈罩兒仗義執言，隨后又借錢把兄弟悶三兒從公安局贖回來，幾件小事簡單明了地呈現了一個講仁義、有操守、重義氣的江湖大哥形象。與外國電影中陰損毒辣的黑幫老大以及香港江湖片中英俊帥氣的大哥不同，六哥更像中國傳統俠義故事里“以德服人”的兄長，如影片通過一些細節暗示出《三國演義》、《水滸傳》的典故以及六哥與兒子暢談“聚義廳”酒吧的理想，包括六哥如悲壯的古典英雄般幾次深入“富二代”小飛的“虎穴”單刀赴會。不僅如此，六哥的形象與一種特殊的北京空間聯系在一起，這就是蜿蜒曲折的胡同和擁擠嘈雜的大雜院，六哥身邊的兄弟、姐們都是一塊長大的發小和街坊，彼此之間維系著鄉土中國式的親情和人情。六哥及六哥的朋友們操持著一種特殊的北京方言，營造了一種北京土著或原住民的氛圍。在這個“熟人社會”中，鄰里之間互幫互助、知根知底，六哥憑著年輕時的輝煌歷史在這片胡同確立了毋庸置疑的道德權威。
這種作為胡同混混的六爺故事在之前的北京題材影視作品中并不多見，六哥的江湖氣與其說來自于老舍筆下底層人、平民的胡同，不如說與王朔所書寫的大院頑主有關。頑主出現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其扮演的文化角色是解構已經僵化和教條的革命文化，把那些革命話語變成可笑的假正經，這些“一點正經沒有”、解構崇高的反諷精神成為改革開放時代被認可的文化共識。不過，這種從頑主文化中建構的江湖故事被第六代導演管虎嫁接到胡同混混身上，并且六爺還提籠遛鳥帶有八旗子弟的范兒。也就是說，六爺是一個混合形象，把曾經很少放置在一起的老北京、胡同北京、大院北京等形象拼貼在一起，這種混雜性的前提在于抹除了每一種文化記憶的“前史”，使得這個身上披著北京胡同外衣、心里揣著大院頑主心態的老炮兒仿佛自然而然地出現在胡同口。
在《老炮兒》中，頑主的形象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再是那個喋喋不休、什么都不在乎的痞子，而是“一本正經”、滿口“道理”的中年父親。如果說八九十年代以來頑主扮演著社會文化舞臺的中心和組織者的角色，那么到了《老炮兒》，六哥面對一座新的北京城成了“格格不入”的人，就像那只被關在籠子里“憋屈”的鴕鳥。這種頑主境遇的變化也反映了北京城市空間的社會變遷。相比原來比較自信、有主體感的頑主，老炮兒顯得有些落魄和“生不逢時”，盡管六哥在胡同口可以把事情擺平，但其一旦離開胡同，就遭遇到一個讓他感覺陌生的城市。這種異樣體現在一個細節上，六哥為了尋找被綁架的兒子而坐上京城飆車黨的改裝跑車，在風馳電掣的北京環路上，六哥頭暈目眩、找不到方向。而電影中，六哥的“坐騎”始終是一輛老式自行車，連同綠軍大衣、日本軍刀，成為老炮兒的“標準配置”。六哥的自行車與“三環十二少”的法拉利之間的距離不只是車速，更是社會財富的鴻溝。面對有恃無恐的富二代“小飛”，講“規矩”的老炮兒遭受的屈辱不是被打耳光，而是他的窮酸。影片中有一個段落是六哥向昔日的兄弟、哥兒們借錢，展示了一個底層北京的場景，盡管也有洋火這樣的新富階層，但大部分與六哥的同齡人都變成了貧困的人。在這里，老炮兒又從頑主身份變成老舍筆下的生活在胡同北京里的窮苦人。顯然，包括六哥在內的老炮兒們并非真正的底層，畢竟他們作為土生土長的北京人擁有房產、酒吧等各種營生，只是在飆車黨的參照之下，就連混不吝的老炮兒們都不得不融入小老百姓的“大多數”之中。
這個讓六哥感覺世道變了的北京是一個社會財富劇烈分化的新北京，這種“新”不是在80年代電影中慣常使用的以胡同、大雜院為代表的老北京、傳統北京和以高樓大廈為代表的都市北京、城市北京的對比，而體現為兩種社會階級的空間區隔。就連六哥居住的胡同也變成雙重空間，一個是六哥及街坊們擺煎餅攤、開店的地方，一個是養著鴕鳥、有專人看護的私家四合院。《老炮兒》一方面把六哥塑造為一個混不吝、講規矩的老江湖，另一方面又把這種頑主式的“無能的力量”書寫為一種父輩的精神。《老炮兒》結尾處，六哥在一種儀式感的表演中慷慨赴死，大俯拍鏡頭中六哥蜷縮在冰面上。可以說，電影之前的段落都是為了六哥最后一搏做鋪墊，這是老炮兒最后的尊嚴和榮譽。
在影片結尾的“彩蛋”中，兒子曉波子承父業（父志），在胡同口開了一家“聚義廳”酒吧，成為老炮兒的新衣缽。而影片后半部分“富二代”小飛也從對老炮兒的嘲諷轉變為對這位精神之父的認同。從這個角度來看，管虎既延續了80年代以來作為“無能的力量”的頑主情結，又把老炮兒指認為新的父親。這種影片結尾處父輩與子一代的和解不僅消解了老炮兒與權貴化的新北京之間的沖突，而且也是一種文化上的誤認。
父親的“審視”與兩個時代的沖突
2016年春節檔還有兩部小成本賀歲片上映，分別是張猛執導、張國立主演的《一切都好》和高群書導演、趙本山主演的《過年好》。這兩部電影都講述了孤獨生活的老年父親與在外工作的子女們的親情故事，涉及空巢老人、子女在大城市打拼等社會問題，我感興趣的是，父親與子女之間的分隔不只是年齡和城市空間，更是兩個不同時代的區隔，相比在體制內退休的父親，子女們都向往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尋找自我價值，可是當父親已經變老的時候，發現子女們的現實生活并不幸福。
張猛是近些年少有的拍攝工人題材電影的導演，他的前三部電影《耳朵大有福》（2008）、《鋼的琴》（2011）、《勝利》（2014年，未公映）都與東北下崗工人有關，張猛成長于東北工廠大院，90年代工人下崗的歷史是他青年時代最親身的傷痛。他的電影想把下崗工人從主流媒體的“偏見”中拯救出來，工廠工人并非好吃懶做、吃大鍋飯的無用之人，而是身懷絕技、有尊嚴的共和國長子。2016年的《一切都好》改編自1990年意大利導演朱塞佩·托納多雷的經典電影《天倫之旅》，采用了原作中父親四處尋找子女的情節線索，其實，這樣的故事在中國并不常見，因為中國的“天倫之樂”是出門在外的子女們“常回家看看”，而不是父親離家出走去看望子女。與西方進入現代社會以來核心家庭作為社會基本單位不同，中國強調的依然是尊老愛幼的三代血緣家庭。電影一開始是一個四合院的全景，伴隨著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聞報道的聲音，張國立扮演的退休父親管治國生活在一個寬敞、明亮、舒適的堂屋中，隨后又出現了白馬寺的紅墻，也就是說管治國生活在老北京胡同里，還出現遛鳥、養狗、跳廣場舞等細節。在這里，胡同北京被表現為一個悠閑的、古老的、適合老年人居住的地方。相比之下，北京之外的城市則是子女們、年輕人奮斗的空間。
這種北京空間又聯系著管治國作為退休工程師（干部）的身份，雖然不再是張猛前幾部電影中所熟悉的退休工人，但這種地質學家的身份依然帶有社會主義時代的影子，比如管治國長期在野外從事勘探工作、很少回家，這種一心為祖國工作、完全不顧個人家庭的父親也是50?70年代社會主義單位體制下的“勞模”形象，也就是說，這個獨自居住在北京的父親是一位生活在體制里的老父親。沒有見證孩子成長的管治國，想借一次特殊的旅行來看看子女們現在的生活。與從事地質考察的父親不同，子女們所從事的職業大多是自由職業或者市場化的公司白領。比如小兒子管好在天津是自由攝影師、大女兒管清在杭州是廣告公司的高管、大兒子管全在上海是開發外國人漢語學習軟件的創客、小女兒管楚則是澳門餐廳里的伴舞者。管治國的親情之旅并沒有看到子女們的幸福生活，反而發現管好失蹤、管清離婚、管全離職賣房創業、管楚沒能成為專業舞蹈家，他（她）們都處于一種人生的不穩定和挫折之中。
在這里，父親千里迢迢的“探視”既是一種親情的補償，又是對生活在市場經濟“新體制”下的子女們的再審視。相比在體制里工作的父親所獲得的“頤養天年”以及“悠閑”心態，子女們的新生活一方面是自主的、自我實現的，如管好過著攝影師的藝術生活、管全通過創業來渴望個人成功，另一方面這種生活狀態又是高度危險的、壓抑個性的，如管好的失蹤以及管楚為了生活而不得不放棄藝術家的理想，甚至面臨黑社會的騷擾。在管清的廣告拍攝現場，父親看到了一則正在拍攝的廣告，漫天飛雪的寒冬，胡同里張燈結彩，孩子們在堆雪人，此時外地工作的父親回家過年。這種場景與其說喚回了遙遠的親情記憶，不如說更帶來對那個單純的舊時代的懷念，只是這種舊胡同所象征的和平恰好與父母生活在穩定的單位制中有著密切的關系。從這個角度來看，《一切都好》的中國版的現實意義在于借助父親和舊時代的目光，重新反思市場經濟的新生活所產生的新問題。
與《一切都好》相似，高群書的賀歲片《過年好》也講述了一個“過年不好”的故事。這部電影改編自話劇《守歲》，采用了話劇的幕場結構。影片中的父親老趙一個人生活在北方的平房中，在北京做話劇演出公司的女兒李羊朵帶著在美國留學的外孫女莉莉回家過年。這場父親精心準備的年夜飯最終演變成了一場“家庭”戰爭，主要矛盾有兩個。一是老趙知曉女兒與女婿已經離婚，離婚的原因是女兒與老趙有著不同的人生觀。老趙作為中學老師，先是強迫女兒與女婿結婚，并催促女兒進國家機關工作、女婿進工廠當工程師，而對與女兒談戀愛的壞孩子大海瞧不上，認為后來搞房地產成為大款的大海是坑蒙拐騙之徒，父親的價值觀是認為體制內的生活最穩定，也最幸福。女兒顯然不認同這些，她無法忍受在機關里端茶倒水、看報喝茶的日復一日的單調生活，最終離開故鄉到北京尋找自己的價值，她認為“每個人活在這個世上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我要傾聽我內心的聲音”，當然，她也瞧不起丈夫在體制內只能拿死工資，掙得少，因此，她到北京既尋找自己的理想，又試圖掙到更多的錢。
第二個矛盾點是留學美國的外孫女未婚先孕，這對李羊朵和老趙是沉重的打擊。從電影一開始，莉莉就是自私自利、我行我素、大大咧咧的“90后”，眼里只有“音樂會”而毫無親情之感。如果說李羊朵的融資夢、成功夢遭遇困境，那么一心留學美國、獲得海外經驗的莉莉，在缺少父母關愛的情況下，也走入人生的歧途。這最終引發已經患老年癡呆癥的老趙在大年夜離家出走。在這個意義上，《一切都好》、《過年好》表現了相似的主題，用父親的目光來重新審視80年代以來形成的新體制所帶來的新問題。
近代以來，中國現代文化中就缺乏正面的、陽剛的父親形象，不是早亡（如魯迅筆下的父親），就是“背影”（如朱自清的同名散文），那個傳統中國的老父親正是被激烈批判的對象。在50年代到70年代才出現一系列陽光、積極的男人形象，可是這更像是當家作主、改換了新天地的兒子，直到“文革”中也是兒子造老子的反。80年代之交，父親再次變成一個愚昧的老父親（如羅中立的油畫《父親》）。從這些文化弒父行為中，可以感受到中國所經歷的現代轉型的劇烈程度，兒子、青年人一次又一次主動或被動地充當著時代先鋒的角色，也許當下的中國正在進入新的輪回之中。
（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藝術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