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手記

特朗普現象是當前世界政治極化的象征性事件，因為它是美國后冷戰時代構建的共識政治秩序松動的體現。所謂共識政治也就是歷史終結的代稱，它反映了憲制秩序的成熟，主要政黨的競選綱領變得趨同，圍繞左右翼形成的意識形態界限模糊，選舉變成了例行的選票競爭，總統候選人的政策只有細枝末節的差別。更為重要的是，在共識政治憲法框架形成之后，在大黨之間就形成了一種輪流執政的默契，一切具有激進性、民粹化和攪局沖動的力量就被安全地排除在政治舞臺之外。這種共識政治模式也構成了整個后冷戰時代歐洲和亞洲國家的發展特征。

共識政治的形成有賴于二戰之后的福利國家和社會民主化建設，借助戰后經濟的快速發展，在各大社會階層之間形成了一種共享“改革紅利”的態勢，做大經濟蛋糕之后，建制派就可以將各種反對派力量吸納到既有的政黨政治框架之中。不管是在美國、歐洲、拉美乃至伊斯蘭世界和東亞國家，都可以看到這種圍繞穩定的政治價值共識構造其政體秩序的成功運作。共識政治的秘訣在于經濟發展的持續性和發展成果的共享性，由此在所有社會階層之間達成了一種新社會契約的團結共識，基于經濟層面的多贏格局由此形成對政治正當性的集體承認。它實際上依托于經濟持續發展所支撐的財政能力和福利權普及擴大的雙向循環效應，依托于各大社會階層對共享經濟紅利的共識，這要比各種浮面上的意識形態口號更為本質。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2008年金融危機是具有象征意義的歷史事件，它揭示出了看似穩固的共識憲制模式的脆弱性，這種憲制模式建立在一種難以承受的財政滾雪球模式之上，不容許有任何實質性的削減和松懈。而金融危機只不過是早已出現的財富集中化和貧富分化趨勢的戲劇性呈現。它宣告了共識政治和歷史終結的終結：不僅經濟紅利無法沒有限制的增長和共享，而且社會風險會極其不對稱地在不同社會階層之間轉嫁與放大。概而言之，2008年金融危機實際上是一場意義深遠的世界憲法危機。

當前的政治極化現象正是共識政治危機的延伸。各種原先處于邊緣死角的政治力量開始復活，而且認同和動員符號不再停留于革命世紀的階級，而是以各種民族沙文主義、宗教原教旨主義和少數派文化政治的面目出現。傳統的政黨政治不再是共識的表達，而可能變為對分裂的確認和鞏固。價值沖突變得難以彌合，憲法開始喪失吸納流動性的能力，各種沙文主義幽靈尋求安全的庇護，而漸進改革的愿景則被放棄。這些盲動的政治力量不再是簡單的民粹主義，它們是動態演化的全球金融與產業格局和與之不匹配的政治空間相互沖突的結果。這些流動性難以形成穩定的自治力量，并且形成對傳統政黨政治和公共理性生產機制的強大破壞力和腐蝕性。

這些政治極化由于缺乏組織載體，不存在勞資沖突意義上的政治對壘，更多具有媒體的放大效應，各種匿名化的不滿通過互聯網空間被無限放大，回歸到日常政治，則仍然是傳統科層制和外交政治的邏輯。但是由此就形成了兩種政治空間的矛盾并存：共識政治和虛擬極化政治的結合。新的矛盾將不斷擠壓和破壞舊的框架，要求以新的方式來表達自己，而傳統的政治形式卻難以承擔這一任務。作為一種世界性的憲制危機，它要比簡單的經濟和政治危機更為本質和深刻。

《文化縱橫》編輯部

2016年0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