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刊的封面選題頗不尋常，“機器社會的降臨”這個專題凸顯了當代社會所面臨的一種新挑戰：當和傳統意義上完全不同的機器深度介入到人類生活時，我們該如何面對？
這個專題下的四篇文章，依筆者來看，前兩篇仍然是延續著基于二戰以來控制論的背景，所述之事可以溯源到控制論誕生前后人們對自動機的一些設想，而不僅僅局限于目前風頭正勁的人工智能，這種更大時間跨度的歷史性回顧顯然超越了當前對AI的種種不同理解，畢竟AI不是憑空誕生，雖然不必上溯到古希臘，但如果沒有控制論這個思想上的母親，那么所謂的人工神經網絡、以計算功能主義為哲學基礎的符號主義、行為主義等諸多AI研究的理論主張，將無法解釋其歷史淵源。
金觀濤先生在“反思‘人工智能革命’”一文中，從一個別出心裁的角度來論述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帶來的科技與人文二元對立的原因，即最近數十年來人們對“智能”的認識發生了退步，早期AI對智能核心特征符號、知識方面的把握被人工神經網絡所替代，從而退化到了生物學上的行為主義，這種對智能的再次“袪魅”使得人類智能最核心的特征：在豐富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下運用符號的能力在最新的AI革命中逐漸淡化，從而導致了AI與人文價值的對立加劇。
王曉在文中則表述了一種與金文不同的樂觀場景，一方面從技術上闡述了當前的人工智能——毋寧說是控制論意義下的“智能機器”，當下并未具備代替人類的現實可能性，另一方面則似乎溯源到了拉丁語中“控制論”（cybernetique）這個單詞從希臘語的舵手本義中引申出來的 “統治者”含義，將這場新的智能機器革命融入到了更廣泛的社會背景，例如群體智能、社會機器，使之在社會發展中可以發揮正面的治理作用，這似乎也是控制論在蘇聯和東歐國家中經常討論的主題，從而引出當年DARPA主導人工智能早期研究支持的利克萊德所提出的“人機共生”，即通過人類和機器的緊密協作和友好交互來提升人類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而文中的機器，顯然也不是利克萊德所處時代中對機器的理解，它不僅是人類智能的增強，也可以是一種社會性合作所導致的機制，即所謂的“社會機器”。但是從歷史來看，利克萊德的立場與王文不同，利氏當年在論文中并未斷然否認AI可以達到甚至超過人類水平，而是猜測可能需要數百年的時間，就此而言，AI的奠基人之一麥卡錫也持同樣觀點。
來自產業界的AI專家劉鋒在該專題下的第三篇文章中則提出了“互聯網云腦”的概念，他在功能、資源、結構等多個維度把互聯網下的數據、計算等智能基礎設施資源，在一個高度抽象的層次上類比成一個與人腦類似的物理上的“云腦”，如果將這些基于互聯網的智能計算資源作為一臺龐大的虛擬機器的話，似乎又回到了歷史上“機器擬人化”的古老立場，但與歷史上Vaucanson的機器鴨或長笛手相比，顯然這種意義上的“機器擬人化”表現的是當前海量數據和計算能力在算法支配下可以產生的無限潛力，文章體現了一種基于技術發展歷史性趨勢的宏偉預見。
呂超則從另一個獨特的視角來審視了人類和AI的關系，他并未在技術上如王曉文章中那樣來評判AI和人工智能的差異，而是在科幻文學這個和現實技術成就幾乎無關的層次上，以宏觀的歷史主義視角，對西方和中國的科幻作品中的AI和機器人主題，考察其中的倫理問題，從而反思人類和智能機器的關系，并提出了一個頗有新意的看法：要從一種一元論的立場來考察人類自我進化和AI技術的升級發展，這樣就把人和技術的二元關系，轉化為對人類本身的思考。
這期專題所展現的四個不同視角，反映了機器、社會與人文三者之間的關系，而這三個概念其實在不同歷史語境和不同技術發展階段下，其含義既有連續性的傳統繼承，也有隨著時代變化所帶來的意義變化，這四篇文章為我們深入思考這三者之間的關系開啟了一扇大門，門后的世界也將在未來的探索中逐漸展開。
——華遠國旅集團高級副總裁 陳自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