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
關于美國這場金融危機的動因、性質、幅度及其未來的走向等等，經濟學家、金融學家、國際關系學者們發表了各種各樣的言論。本文無意續貂和重復，而是打算跳出危機的場景，從現代政制的角度，對這場危機的特性、美國模式及其對于中國的意義做一個討論。
金融危機與美國的新政傳統
這場金融危機是由兩房信貸引發的，作為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張，它們的危機引發了美國金融鏈條的全面崩潰。值得注意的是，兩房（房利美、房地美）機制本身并不僅僅是自由經濟的產物，它還是羅斯福新政的產物。房利美成立于1938年，其性質為社會公眾擁有，美國政府資助。專門運作由聯邦住房委員會或其他金融機構擔保的住房抵押貸款。因此，這次兩房引發的金融危機實際上蘊含著一個重大的吊詭。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創設房利美是羅斯福新政之后聯邦政府為了解決大多數美國人的住房問題而設立的，作為一種準政府的住房抵押貸款融資機制。其實質是為那些沒有經濟償還能力的購房人提供一種準政府的信托擔保，以此支持他們的購房貸款，正是這個機制成為美國這場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這種準政府的信托擔保機構在美國并非“兩房”兩家，與此相類似的機構還有一些。特別是隨著金融工具和產品的不斷創新以及監管機制的缺乏，原初機制中的風險被一批又一批華爾街的金融專業人士層層加碼，打包轉移，將內含的這個炸彈無數倍的擴展放大，最終一發不可收拾，導致美國金融信托體系的全面崩潰?，F在回過頭來追溯個中原因，除了美國人的超支消費、金融創新的監管缺失、金融專業人士的無恥貪欲等原因之外，其實這場金融危機在它的起點上早就注定了。因為它把一個本來不符合市場經濟的機制通過政府之手強行推入市場，并把其內在的購物需求與支付能力的矛盾隱藏起來，最終天窗總會捅破，這場危機不可避免。
問題在于，為什么聯邦政府要搞出房利美這樣的機構呢？這里就又涉及更深一個層次的問題，即美國的民主政治，特別是其新政傳統。經過新政的改造，美國政府承擔了更多的社會責任，在此之前，美國人并不認為政府應該管理經濟、鋤強扶弱，這種責任也從那以后成為民眾對政府認可程度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為了贏得更多的選票，執政黨尤其是民主黨寧愿選擇這樣的策略，即用政府的信譽擔?；蚬膭睢皟煞俊敝惖慕鹑谥贫鹊膭撔拢瑥亩鴿M足平民大眾借貸購房提高生活質量的需要?？瓷先ケ姸嗝绹送ㄟ^這類準政府信托機制，借貸購買到了滿意的房屋，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根本沒有還貸能力的，如果按照純粹的市場經濟法則，他們是無處貸款的，但政府為了他們的選票而通過“兩房”等機構為他們的不切實際的欲求開了綠燈。所以，追溯這場金融危機的更深一個層面，可以說是美國社會的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之間的張力關系所致。實質上這種張力關系一直是美國社會的一大主要矛盾，這也是美國為什么共和黨與民主黨兩黨輪番執政，凱恩斯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兩種經濟學，在不同的時間周期分別主導美國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因。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美國今天的金融危機是幾十年前美國新政所埋下的定時炸彈的引爆而已。
事實上，如果我們從更宏觀的層次來觀察，不帶偏見的人應該都會承認，新政傳統以及其所代表的政策理念，已經深深地融入了美國的“政制”傳統。這種傳統與美國根深蒂固的保守主義傳統，共同造就了美國的繁榮，也造就了今天的危機。很多時髦而又熱血的人把這次危機歸因于新自由主義，這種看法顯然摻雜了太多的個人主觀意愿和理論想象，過于粗疏了。
美國模式的兩重特性
由于美國這場金融危機及其在世界層面上的廣泛影響，以及由美國政府牽頭的全球各國的政府救市行為，使得理論界，尤其是世界范圍內的左派，當然包括中國的左派，產生了某種一廂情愿的幻想，掀起了一股復興社會主義的新浪潮。在我看來，無論是資本主義制度，還是社會主義制度，都包含兩項基本內容，一個是政治制度，一個是經濟制度。這兩項基本制度又都包含兩個層面，一個是核心的基本穩定的制度層面，另外一個則是適時調整的政策層面。就這場金融危機來說，美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到目前為止并沒有因這場危機而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市場經濟依然是美國乃至西方世界經濟社會的核心制度；至于政策層面，美國的經濟政策乃至西方各主要國家的經濟政策，肯定會因這場危機而發生重大調整，甚至吸收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某些因素，但并沒有從根本上取代核心層面的市場經濟秩序。實際上，關于這個問題，在如何看待凱恩斯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論爭中，也體現出來，那就是，盡管凱恩斯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在經濟觀點上是對立的，但從一個更深的層面上來說，它們也都是美國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兩種不同的經濟理論乃至政府的經濟政策而已。與此相關，美國的新政乃至歐洲的福利國家，都吸收了相當多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因素，但它們并不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從這個意義上來說，20世紀以來的西方經濟，盡管其中頻繁發生左、右兩派經濟政策的周期性調整，凱恩斯主義、里根主義等循環往復，但它們仍然是資本主義經濟大框架之內的事物。因此，這場經濟危機就目前來看，也不可能徹底突破這樣一種格局。
在我看來值得探究的是美國模式面臨的一個根本性問題，即美國的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之間的張力。這個張力，現行的美國政治制度是無法根除的。應該看到，這個深層矛盾是伴隨著現代國家的興起而逐漸擴展的，西方近一百多年的社會政治歷史從來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它們確實是美國和西方現代民主憲政制度的隱憂。而且，時至今日，這對矛盾也沒有任何一種制度能夠予以徹底解決。社會主義的政治與經濟制度，似乎通過一種未來按需分配的烏托邦理想，實現了自由人的聯合體，但從現實的社會主義實踐來看，并不成功。那么，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呢？顯然，它也無法徹底實現人民的普遍的日益增長的物質需要，政府在這里扮演著一個相當危險的角色。一方面它要維護市場經濟的競爭機制和自由秩序，保障社會財富的有效增長，從而確立一種基于創造能力的制度正義；但另一方面，它又必須協調社會的普遍需要，實現一種基于民主投票的分配正義，使廣大人民分享社會財富的普遍福利。尤其是民主政治對于塑造國家制度的重要性，迫使政府難以在自由正義和分配正義之間達到有效的平衡。盡管獨立的司法制度可以相對約束某種民主政治的強勢，但總的來說，以代議制為樞紐的現代民主政治很難解決上述所言的那種基本矛盾。也許這恰恰是人類本性的不完善性，由此構成了永無完結的人類經濟的周期性危機。這種周期或許會伴隨到人類社會的終結吧。
在全球化的時代，問題變得更加復雜了。因為美國不再單純是一個自成單元的社會政治經濟體，它還與整個世界的經濟秩序、政治秩序乃至文化秩序構成了一種世界性的相互關系，由此滋生出地緣政治、國家利益等一系列國家間關系問題。由于美國在世界格局中所處的核心霸主地位，它可以把自身的經濟政治問題，尤其是自身的政治與經濟危機，轉嫁到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既讓世界分享普遍的人權保障與經濟繁榮，更讓世界分攤它的經濟危機之苦果。就這次金融危機的前因后果來看，美國讓世界各國充分領略了這個霸權國家自利的另一個面相。
不過，人類政治自古就是如此。西方現代社會的政治與經濟從一開始就不是單一民族國家的內部事務。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合約以來的西方現代社會，就是一個諸國相互聯系的世界體系。所以，所謂的憲政民主制度、自由共和政體、自由市場經濟等等，都不可能是一國之內的事務，而是與世界秩序相關聯的。19世紀，尤其是20世紀以來，整個世界格局之間的聯系越來越密切，已經趨于一體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這個世界格局中，權力并不是一種均勻分布的狀態，而是在不同的時間和周期內，某種或某國政治與經濟勢力會占據主導地位。所以，所謂普遍的自由民主政治，從一開始就與非均質化的國際關系格局發生密切的聯系。用我的話來說，現代政治從來就有兩個面相，一個是普遍性的──以個人為本的規范主義理論原則和制度實踐；另外一個則是國家主義的──以民族國家自身的政治與經濟乃至文化利益為樞紐的現實主義。也就是說，現代政治從來就是一種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或個人主義的理想形態與國家主義的現實形態相互糾纏在一起的混合物。它們構成了現代政治的基本結構，雖然兩者之間并不是一致的，甚至是相互對立的，但這并沒有影響這個現實的人類政治與經濟制度在300年來的歷史演進。
具體說到美國的這次經濟危機，從世界格局的層面上來說，還有另外一個特征，那就是以美元為中心的全球貨幣金融體系的不合理格局。這次危機發生之后，西方八國集團以及其他幾個后發國家頻繁召開會議，就政府救市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展開討論。可以預計，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的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將會產生一系列變革，其他國家和地區，尤其是中國、印度、俄羅斯等國家的貨幣在當今國際貨幣體系中，將會發揮更大的作用。當然，這樣說并不意味著美元主導地位因這次經濟危機而受到全面的顛覆。應該指出，在相當的時間內美元的地位將會下降，但不會有根本性的取代美元的新機制出現?？偟膩碚f這是一種調整或改革，而不是一種顛覆或新創。
當然，在這樣一個逐漸調整的過程中，人們完全有理由指責美國仍然在分享全球經濟的果實，并把自身這一次的經濟危機相當部分地轉嫁到世界各國，讓各國人民來為美國人的超前消費埋單。但是，這種指責只具有道德的涵義，而就現實主義的態度來看，這是美國政治經濟的獨特地位所決定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也是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地位的果實。美國由于在世界格局中居于主導性的地位，因此它必然要把世界經濟的成果轉化為美國內部的一種福祉。這種美國的國家哲學與美國的憲政民主制度無關，或者說，憲政民主制度只是一種美國的內政，它與美國國際事務中的戰略構建并不具有直接對應的關系。內政是內政，外交是外交，它們是兩分的，美國的自由憲政主義與美國的經濟帝國主義并不必然是水火不容的，反而恰恰是美國政治的一種高度成熟。這種內外兩分是美國模式的第二個重要特性。
美國模式與中國的道路
上文基本上是在一個較為中立的角度來談論這場經濟危機以及相關的經濟政治問題。實際上，在上述所言的背后，我們擺脫不了一個現實的語境，那就是我們不得不站在中國的立場上來看待這場經濟危機，看待與此相關的經濟與政治問題。因為中國近百年來已經融入到世界之中，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我們已經加入到美國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之中，并且正日益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中美關系問題，是中國國家發展的一個最核心的問題，也是中國外交關系中的最核心的問題。所以，通過這場經濟危機來重新盤點一下中美關系，就不單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涉及到中國的國家戰略和基本道路。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30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就是企圖通過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轉軌而把中國塑造成一個美國式的國家，中國的經濟改革的幾個重要階段可以說都隱含著對美國模式的學習與借鑒。這樣一種美國模式與中國道路內在勾連的經濟改革之路，在30年的時間里，確實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我認為，那些對中國的經濟改革及中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痛加撻伐的態度是相當片面的，我們不能否認這30年中國經濟達到了空前的繁榮，國民財富得到了巨大的提高，中國確實作為一個經濟大國在亞洲乃至世界站立起來。不過我們也應看到，現在的關鍵問題在于，改革也同時引發了一些尖銳的社會問題。除了諸如貧富兩極分化、權貴資本主義、體制性腐敗、地域發展不平衡等問題（這些問題從根本上說與新自由主義無關）之外，單純就經濟本身來說，美國的這場經濟危機也從一個側面讓人對于美國模式與中國道路的理想性勾連產生了重大質疑：即便像美國這樣一種看似良好的政治經濟制度，都會產生如此嚴重的經濟危機，那么中國在它的經濟發展中又有什么理由能夠避免類似的經濟危機呢？對于其他那些社會問題，我們可以用政治體制改革尚未真正展開來加以解釋，但對這種經濟模式本身固有的缺陷所導致的經濟危機，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仍然沒有充足的理由來加以回應。也就是說，中國是否能夠模仿美國建立一個完全美國式的市場經濟秩序呢？或者更進一步說，中國就算順利實施了政治經濟改革，我們就能走通一條美國式的政治經濟道路嗎？再進一步說，我們即使走通了這樣一條道路，我們是否能避免美國式的經濟危機呢？這些確實是擺在經濟學家面前的重要問題。
或者我們換一個方向提問，這是否就意味著美國模式與中國道路必然缺乏內在的聯系，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及其背后的中國通往美國之路就走不通呢？這是目前國際國內左翼理論家討論的核心問題。對此，我們有必要結合美國的這場經濟危機加以討論。
首先，我們要明確，美國的這場經濟危機以及在世界范圍內所產生的影響，充其量只是一個經濟政策層面上的事情，并沒有從根本上撼動西方的憲政民主乃至自由經濟這些主導性的政治與經濟制度。而且，我認為要避免這樣一種重大誤導，即看到美國自由經濟導致了這場危機，就由此否定在一個國家政治體內的自由市場經濟的存在依據，也就是說，我們并不能因為看到全世界各國政府都采取一種政府救市的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就因此也在國內經濟中同樣克隆、照搬這樣一種國家主導的經濟政策，這完全是兩碼事。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在國內經濟政策上依然是有道理的，中國依然應該采取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政策，這也正是本文反對在國內企圖重新恢復計劃經濟那一套的原因所在。從中華民族的前途來看，中國要融入這個世界潮流之中去，由此而展開的對于中國經濟體制乃至政治體制的改革，這是必然的不可阻擋的趨勢，并不會因為這場經濟危機而受到重大的影響，甚至出現顯著的倒退。在這個大前提下，如何富有成效地，而不是教條主義地進行這兩個方面的改革，在改革方式、推進步驟、政策實施等方面，確實要秉承實踐理性的精神，審慎考量。特別是經歷了這場經濟危機，我們要更加深入地思考，什么是美國模式，什么是資本主義，什么是全球經濟，什么是中國特色，什么是民族精神等基本問題，而不能再想當然，或者自以為是。
但如何學習美國模式卻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需要探討的是，如何在中國現有條件下，建立一種符合美國模式之基本原理（這些原理并非美國獨享）的中國模式。我們認同一些普遍的原理，美國模式、中國模式都應該符合這些原理，但各自國家分享普遍原理的方式是有差異的，因此，各自的國家道路也是不同的。譬如，就這場經濟危機來說，我們之所以不能照搬美國的模式，其中一個基本的事實在于，美國的經濟危機可以通過美國的霸權而讓世界其他國家埋單。更遠一點說，整個西方世界在建立各自國家的憲政民主和自由經濟制度時，可以采取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方式解決國家內政問題，而中國在自己的國家建設道路上，在過去的30年和今后未來的相當時期，顯然不可能采取這種方式。這倒不是中國不愿意的問題，而是不可能的問題。缺乏這樣一些因素，像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性的大國，在憲政制度和市場經濟的建設過程中，如何防范經濟危機，如何解決民主政治的困境，這些都不是從美國那里能直接學到的。為什么說中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一種教條，就是因為他們只是看到了自由市場經濟這一個面相，沒有看到憲政民主制度、國際政治中的地緣政治、全球壟斷、美元霸權等另外一些面相。
其次，我們應當采取一種現實主義的方法論，來看待美國這樣一個社會政治經濟體。我們應該看清美國民主政治與自由市場之間的張力、內政與外交的兩分，并認識到這矛盾又統一的性質就是美國的特性所在。具體就中美關系來說，這是一個攸關雙方的國家間關系。但是，如何理解這個利益相關者，站在不同的立場是有不同的解讀的。在這個問題上，本文并不贊同那種教條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并不認為這個利益相關者就可以一覽無余地把中美間的利益分歧完全抹掉。在利益相關這個共同點（公分母）上，應該清醒地看到中美雙方還有各自的國家利益，甚至還是相互對立的。而且，從總體上來說，中國模式的建立，在相當大的層面上是在與美國的國家利益相抗衡的情況下構建出來的，中美關系是一種求同存異的共同生長的關系。這次經濟危機，美國在全球所采取的一系列策略，不過是它的本性表現，對此我們既不能將其理想化，也沒有必要把它妖魔化。審慎理性地看待美國是一種政治智慧。
第三，就這次金融危機來說，我認為中國政府參與美國政府提出的全球救市的政府行為，是明智的，也是符合中國之國家利益的。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盡管我們在道德上并不認同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和美元對全球經濟成果的掠奪，乃至對中國30年經濟改革成果的掠奪。但是應該看到，那是基于美國百年歷史形成的國家實力所帶給美國的福祉。而且參與救市，維系這個中國仍然能夠從中獲得經濟紅利的國際經濟秩序，對于我們是有利的，盡管代價也是巨大的。在參與救市的過程中，也要看到這不是一味地救助，天下從來就沒有免費的午餐，我們應該合理而審慎地追求中國的國家利益，強化人民幣以及中國經濟在全球國際經濟秩序中的地位，這應該是我們參與救市的一個前提。因此，面對這場經濟危機，我們似乎應該采取兩種看上去相互對立的政策，一方面是對外的參與政府救市的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全球凱恩斯主義；另一方面我們在國內仍然要繼續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真正實現一個繁榮的、藏富于民的市民社會。
最后，也是關鍵的一點，我認為，就美國來說，甚至就數百年的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的生長發育的軌跡來看，在它們那里經濟與政治的兩分是可能的，因為它們已經建立起一個基本的制度平臺，經濟政策層面上的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可以共享這種基本制度的平臺。但是中國的問題在于，我們的政治與經濟還沒有發展到一個可以共享同一個制度平臺之兩分的成熟程度。因此，我們的政策還無法達到類似新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的交相輪替。沒有這種平臺，其結果很可能是社會的動亂或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目前中國的種種亂象，既不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過錯，也不是原有體制的過錯，而是沒有完善地建立起一個中立化的、以國家利益為軸心的基本制度平臺所致。那些經濟與政治利益集團分別捆綁了中立化的國家，瘋狂攫取各自的集團利益，從而導致了一系列國家政策的扭曲。
所以，這場經濟危機對于中國來說，不是警示我們不要進行經濟與政治體制的改革，而是恰恰相反。本文認為我們應該將之作為催化劑，進行更為廣泛深刻的改革。如果我們裹足不前，以墨守成規來應對危機，現實則有時會以神奇的手打破沉默，那時候決斷就擺在面前，審慎的理性如何在決斷中發揮良好的作用，這需要一代精英的智慧。本文不敢說這次美國的經濟危機及其與中國問題的相關性會把這樣一個決斷時刻擺在中國面前，但是，我們對之應該有足夠的警醒。
（作者單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