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手記
大致從18世紀開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運動就加速推進，人類文明在這個現代化進程中取得了未曾經歷的躍遷式發展。盡管這個過程充滿血腥、暴力與破壞，但它也改變了一切，斬斷了血緣、地緣、宗族、行會、法團、封建、王朝、教會等一切有礙發展的束縛。這種摧枯拉朽的全球化力量所帶來的恐慌和躁動，也成為近代以來催生所有保守派力量的心理基礎，促成兩三百多年來持久不斷的戰爭、動亂與革命。
可以看到，近代以來每一輪新的全球化運動，都以某種技術革命和產業結構調整為先導，再挾以具有超強動員能力的經濟、資本和金融力量，帶來對社會各個領域的深刻改造。而社會自身面對這種全球化力量的沖擊，則摸索通過政治革命、制度重組和法律改革的系列舉措，來應對、吸納與平衡這種劇烈沖擊，直到一個更為復雜、更為高階和更具有沖突消化能力的社會政治體系的形成和穩固，然后再等待下一輪全球化體系演變的到來。但問題在于，這樣一個全球化運動的節奏和步伐在不斷加快，技術、科學、經濟和貿易等領域的全球化發展速度，與一個仍然固守于領土分化和地緣對峙的民族國家政治邏輯之間產生了深刻矛盾，而且這種矛盾還在不斷升級。
在今天，包括經濟、貿易、投資、科學、健康、體育乃至宗教在內的大多數社會領域都已按照某種世界主義的邏輯在發展，但這與18世紀以降的國家主權理論——假設一切社會事務都應交由國家主權最后裁決——相格。這也可以解釋，為何今日世界各國執政者最終的正當性都建立在經濟發展的績效表現之上，其原因就在于國家主權延攬一切的幻象和包袱，因此國家就特別需要經濟蛋糕的持續做大，來彌合那些愈益超逸國家范圍的跨國力量帶來的對本國社會的沖擊和破壞，以此來證明國家繼續包攬一切的能力和合法性。而正如歐洲福利國家正不斷耗盡其財政能力并拖垮政治活力所例證的，這種發展模式實際難以維繼。本質上，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的辯證法，源自于國家政治和全球化運動之間的深刻沖突。
卡爾·波蘭尼將此種全球化危機，界定為經濟脫嵌無限擴張和社會自我保護之間的周期性運動。但是，波蘭尼意義上的“社會自我保護”要有效對抗資本的無限擴張，就必須轉變為某種政治組織的方式。20世紀的產業工人運動、農民革命、反殖民戰爭、民權運動，都有效擴大了政治參與范圍，改變了代議制的政治基礎，進而推動各種社會再分配和再重建的制度建設。在過去，這些都能夠在國家力量范圍內主導推動，并且依托有利的國際產業分工來實現國內資源再分配，以此彌合各種社會沖突。但是，今天的國家力量正在不斷弱化，后工業化時期的產業外包和結構調整，國家逐漸失去對經濟領土邊界的控制力，特別是全球范圍實時運作的金融資本已不再是國家主權力量所能主導。
因此，今天遭遇的新一輪全球經濟脫嵌運動，雖然再一次引發了全球性的自我保護運動，但如果我們只是沿用舊的政治認知框架，就難以形成有效的動員和平衡機制。無論是階級運動、政黨政治、司法審查、身份政治、發展主義，都難堪此一歷史重負。而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如何找到一條直面全球化的發展道路，其迫切性和意義則更為深遠。中國近代以來所取得的一切發展，都源自一種開放、進取的世界主義眼光和胸懷，而絕不是退回某種形式的狹隘民族主義或傳統保守主義。
《文化縱橫》編輯部
2016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