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海波
一、對外政策需要回歸實踐理性
在對外關系意義上，中國和平崛起的具體含義是什么？什么樣的結果可以作為和平崛起的標志？中國怎樣才能和平崛起？美國《新聞周刊》2008年3月17日的文章《中國新保守主義的崛起》聲稱中國一場有關外交政策的激烈辯論正在上演，在這場由政府主管的智庫和大學發起的辯論中，自由國際主義同中國的新保守主義陷入爭論之中。文中稱，自由國際主義者，包括發明“中國和平崛起”術語的思想家鄭必堅，堅持認為：中國應該尊重國際體系的傳統規則，避免發生沖突，并向別國推銷“中國不是威脅”的觀念，推廣以經濟發展和尊重主權、國際法為基礎的“中國夢”，以響應有關個人成功的“美國夢”。相比之下，新保守主義則代表了毛澤東時代挑戰西方霸權政策的新潮流，學者閻學通和海軍少將楊毅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北京新保守主義者們主張以中國觀念重塑整個國際秩序，中國不應過多尋求撫慰華盛頓，而應更加關心北京的自我訴求，這包括抵制外來的民主和人權干涉，保護中國及其盟友不受外來干涉影響等。
中美關系是中國外交的核心。對美國，我們是對抗還是追隨？如果按照前引《新聞周刊》文章的說法，是鄭必堅先生的自由國際主義甚至更自由派一些？還是閻學通先生的新保守主義甚至更毛派一些？沒有哪個選擇是容易的，甚至可能兩者都不是政治成熟的想法。
外交政策，這是猜測各種可能性、審時度勢、權衡利弊的實踐理性領域，不是簡單地按確定教條推理的意識形態政治領域，需要克制激情。民眾的激情往往是非常正當的，沒有激情的民族是可悲的，但政治上成功的民族如古羅馬、英、美，其對外政策卻經由“元老們”仔細審議，美國立憲的設計也是由“元老院”掌握外交政策。政治與法律實踐，絕非邏輯的體系，而是分類的體系，需要的不是將教條演繹到底的決絕，而是對事物唯精唯微的區別，需要對分寸感、平衡感的把握，所謂差之毫厘，謬以千里。
二、以大國心態面對中美關系
考慮中美關系時，先要理解美國人思考對外關系時的兩個出發點。一是美國人骨子里對極權主義和極權政體的仇視，這是由美國主流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哲學決定的，是美國人的義憤，并不是什么理論的問題。至于美國的哲學為什么會形成這樣的邏輯，這里不展開論述，要注意的是極權主義和極權政體是理論上的構造，只是理解真實世界的工具，其現實對應性非常復雜。二是出于自我理解的國家利益，美國人不愿看到任何大國的崛起，如果這個大國帶有共產黨的色彩、且為非民主政體，就更是如此了。目前來說，一個獨立強大的中國本身就會成為美國的敵人，美國一定會遏制中國的崛起。對此，中國人不能抱有任何幻想，這不是自身做些什么就可以改變的。舉例來說，曾有美國前高官聲言，中國即使成了自由民主的國家，仍舊是美國的敵人；一個實現了政治、軍事、經濟一體化的歐洲聯盟也是美國人不想看到的，甚至這樣的歐洲也是美國的敵人。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美國外交政策的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交織沖突。在我看來，真實的理想主義和真實的現實主義本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美國人有真實的理想主義但沒有精深的哲學修養，所以表現的是沖突而不是中庸。回顧美國史，當理想主義占上風時，常表現得教條、僵硬、自以為是；當現實主義占上風時，常表現得短視、不擇手段。遏制一個強大的共產黨中國，太合乎美國的口味了。之所以說我們絕不能存絲毫幻想，并不是因為美國人特別邪惡，而是他們幾乎不可能不幼稚。
我們不能自廢武功，停止經濟發展，也不能不顧國情，按照美國的要求進行政治轉變，雖然這是消除美國人“中國威脅論”所要同時具備的兩個條件。那么，情況是否已經完全絕望？換句話說，要完成國家統一、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是否只能像上世紀30年代丘吉爾面對強大的德國時一樣，剩下整軍備戰一條路？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同時我也相信，中美友好合作，是中國和美國兩國人民的幸福，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幸福。
中美關系及其他相關問題，不是絕對嚴峻和純粹悲劇性質的，要應對整個局面，首先需要我們具備大國的心態；其次需要仔細理解相關各方特別是美利堅的哲學、政體和民情，要善于彈撥美利堅的心靈之弦；最后，需要中國穩定的具體全球外交戰略——全球均勢政策。
三、塑造中國的大國心態
大國之“大”，有三層含義，一曰人口和地域的廣大；二曰國力的強大；三是“俠之大者”、“大哉，孔子”之大，正義和至善是它的目的。所謂大國心態，是在第三層意義上使用的。中國儒家重視為政者的內心修煉，西方重視政體對人民性格的塑造，此二理皆通。疆域廣大和人口眾多并不天然形成大國心態。“湯五十里，文王百里”，羅馬崛起時僅只一城，英國只是一不大的島嶼，美國立國時是不到300萬人口的13個殖民地，無論東方還是西方,依憑“圣王”還是“政體”，他們在當時都具備了大國的心態。
中國當下談國民和為政者的大國心態，首先，一定是真心誠意。古人云“不誠無物”，道德是政治的基礎，也是外交政策的基礎，任何外交政策都有不可超越的倫理界限。我們必須拋棄馬基雅維利主義，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外交政策是瘋狂而非明智，并不能因此獲得真實的利益，也從來不曾有哪個國家因此真正成功。這不是說要拒絕策略與謀劃，曲折的、秘密的謀劃要以正大光明之心為之，以戒慎恐懼之心實施。我國先賢曾文正公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美國先賢喬治·華盛頓說：誠實是最好的外交策略。這些話在現在也不過時，反而是我們需要銘記的金玉良言。我們追求的是有原則的外交戰略，無原則的外交戰略究其根本，根本不成戰略，只是瘋狂和愚蠢。
此外，還要認識到憲政秩序或政體的范圍。目前所發現的政體或憲政秩序都是有范圍的，任何一個政治共同體都有它的界限，有在政治共同體之內的人和政治共同體之外的人，有公民和非公民。
如果政體是優良的，是公認比較好的民主政體，是不是在這些優良政體之間就不好戰？或者民主政體，無論是建設在什么地方，都值得人們無限熱愛它？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在古典作家休謨和漢密爾頓看來，民主國家并非不好戰。在《聯邦黨人文集》里，漢密爾頓認為，雖然當時美國13州都是民主、共和政體，但并不能夠保證13個州之間不發生戰爭，這并不是和平的保障，甚至可能相反，因為越是民主國家越可能具有動員民眾進行戰爭的能力。還有一個問題，民主國家是不是對外不壓迫？也不盡然。休謨曾經討論過，作為奴隸，究竟給公民團體做奴隸好，還是給君主做奴隸好？他的看法是給君主個人做奴隸好，因為給君主個人做奴隸跟君主手下的士兵、大臣距離并不遙遠；如果被公民團體所壓迫，公民團體內部是平等的，但是外部人都是奴隸。
通過上面的討論，可以得出以下結論：首先，本國政體建設和國家利益這兩件事情一定要有一個相對的區分。我們的政體建設是我們自身的要求，一些政治技術是值得學習的。
其次，一定要認識到，即使是同一種政體的國家，即使同是民主國家，仍然存在民族利益的糾葛。我們沒有建立一個普世的憲政秩序，所以，要清醒地認識到不同政治共同體的利益分歧，也不要忘記幾千年形成的不可消解的東西，如地域、血緣等。
再次，講民族主義，并不意味著把自己的政治共同體看得至高無上。我們要有對中國在世界秩序中的定位的自我期許：我們要成為文明世界的中流砥柱。如果真正建設國際憲政秩序的話，我們將非常贊成也應該積極參與。
最后，確立中國在世界秩序中的定位。這個定位是：我們要同美國和歐盟一道，成為文明世界的三個支柱。
四、大國外交的前提：認識美國
理解和應對美國在我們外交中的地位是一個無比重要，也無從回避的問題。中國對美國的政體、國民心態和行為邏輯缺乏長期和深入的研究。目前的局勢是：無論采取何種方式，和美國爭奪這個世界的可能性都不存在。如果我們古代的一位先賢活到今天，大概會說：美利堅之強，雖由人力，亦由天數，此天開之也，莫可與之爭鋒。稍加觀察就可以知道，美國政體的活力和強健的民族精神并沒有出現衰敗的征兆，不像歐洲人那樣沒有政治意志，陷入虛無和頹廢之中，甚至沒有可戰之兵（也許英國和德國是例外）。所以，認為美國是當今的新羅馬帝國不是沒有道理的，同時這個“羅馬”還處在“共和國”晚期或“帝國”早期，亦即其鼎盛時期。既然我們和“羅馬”生活在同一時代，就要學會怎么和它相處，而不是想或者做些無用的事。
我們同美國人爭奪這個世界的可能性雖然微乎其微，但我們和美國人共同治理這個世界的可能性卻是存在的，因此，我們需要幫助美國人進行哲學上的診斷。
從美國歷史看，美國是由商人和清教徒組成的一個混合體，是一個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混合體。其政策有高度的兩面性，在其政治體系中，從來沒有哪一派徹底占上風，這導致了美國政策表面上的搖擺性。
相比其他民族如日本、英國、俄國，美國人更具理想主義色彩——這是中美兩國的類似之處。為什么中美兩個國家或民族有更多的對外理想主義，我們不去探究，也無從探究原因，權且先把它當成一個事實。
比起美國的內政，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中，更多出現的是理想主義時的僵硬和現實主義時的無原則這兩個極端，缺少審慎的精神。也許美國人的弱點是人類共有的弱點：理想主義時沒有正確的手段，功利主義時又沒有原則。美國的內戰、一戰后威爾遜和平的失敗、二戰前夕美國的孤立主義、韓戰、越戰、二戰后美國在中國的失敗、“9?11”后美國政府的決策——這些都不無可檢討之處。
美國人比英國人有更多的外交理想主義，但也更少審慎和平衡，屢屢出現手段和目的不一致的情況。霍姆斯是美國歷史上最主要的法理學家，他的法理學利于司法靈活應對社會生活變化的挑戰，但他的哲學明顯是虛無主義的，比較英國的法學家丹寧勛爵，后者就中庸得多。近年來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風靡美國政界，基督教基要派也在美國草根社會興起，在政治上他們都很教條。從德沃金和波斯納的爭論，從一系列憲法案件的爭吵，都看得出美國人這種特有的思考方式。
在美國的中國研究中，他們丟棄了自身的政體科學，以簡單的意識形態加上社會學來得出結論。一類美國人認為，中國最后一定會民主化，他們認為只有中國在政治上實現民主化，在經濟上實現市場化，美國才會變得安全，中國才會成為美國的盟友。這是美國的幻想。還有一類美國人認為，土地廣闊的大中國本身就是威脅，所以要分化中國。這類聲音不是主流，但始終存在。
反思美國人的弱點，對我們而言也是一種自我警醒和哲學上的自我審視。因為美國的理想主義不那么僵硬，所以能寬容一個政治上逐步進步的中國，而不僅僅以“民主”劃分敵友；因為美國的理想主義情感仍然強烈，所以能接受中國的和平崛起和完成國家統一——雖然僅僅是在程度上朝這個理想局面接近。
中國正在向它主流的道德哲學傳統復歸，當代中國政體的真正性質也不是一些美國人臆想中的那樣。中國甚至不是要建立一個純粹的民主政體從而可能帶有極端民族主義的傾向，中國政治改革的目標是建立一般意義上的憲政政體。與美國相比，中國不是要在國家利益的追求上更具野心，而是對正義的追求更虔誠，并試圖對政治科學有一種更精確的理解，其基本制度的安排將更優良，從而它的強大不會對世界的和平與安全帶來任何危險，而只會成為文明世界有力的和忠誠的衛士。在國際領域它只追求正確理解的利益。一個強大和統一的中國將會同歐盟一樣，是美國利益的競爭者，但也會和美國一道成為文明世界的重要支柱。在現實世界中，中美兩個經濟體是互補的，而不是競爭的，它們有各自獨特而不重合的比較優勢。
五、和平崛起的要義在于推行穩定的全球外交戰略
中國的和平崛起將不會重現歷史上一個霸權衰落另一個替代的模式（如美國對英國霸權的代替），也不同于美蘇冷戰模式（全面對立直到一方垮臺）。中國和平崛起最終的標志是中國、美國、歐盟成為戰略盟友，這不是歷史上通常的國家間的結盟關系——結盟的目的往往是針對某個具體的國家——而是全球治理問題。在這個結局中，中國主要的利益能得到保障：國家和平統一、周邊地區和平友好、能源安全、國際經貿游戲規則的制定等。在這個過程中，中美之間會有一系列的對抗和博奕，在必要時我們要敢于而不是害怕對抗，最終的目的是以平等的身份進行合作，而不是被納入美國體系的合作。
上述全球戰略目的的實現，除了中國自身政治、經濟、文化力量的發展外，還需要形成一種均勢制衡的全球格局。這部分依賴于中國穩定的全球外交戰略——全球均勢政策，其要點在于：
- 堅持中國自主發展的定位：堅持哲學權利，基于中國自身內在的要求建設政制和法制、發展經濟、制定外交政策。中國不是基于對美國的崇拜而存在，也不是基于對美國的仇恨而存在。
- 中國要和美國、歐盟一道，成為全球格局中的第一級游戲參加者或者說是文明世界的主要支柱，不能滿足于僅僅做一個次級大國，如俄羅斯、印度、日本、巴西等。
- 中國不稱霸。全球均勢格局中的主要相互制衡力量也不同于歷史上的帝國主義列強，一級大國的榮譽、利益和對世界的義務要平衡。
- 絕對避免出現中國、美國或中美為首的兩個陣營對決的情況。
- 全球均勢格局的形成必須削弱美國的霸權，這包括：
首先，降低所謂美國軟力量的魅力。不能把美國現有的成就等同于它推銷甚至強加給別國的政治哲學的正確性，也不能把中國現有的成就和中國奉行的政治哲學等同起來。中國需要思考和提煉它的政治哲學，不宜妄自菲薄，陷入失語的狀態。對比中美兩國現實的和潛在的優勢就可以發現：彼混淆普世和現實的區別，我則清醒于理想與現實的永恒對立；彼神化自身的政治制度，制造自由民主的政治神學，我則依靠實踐理性的政治科學；彼意識形態教條，我則實事求是；彼自以為真理在握，我則追求有限范圍內的可能的知識；彼偏執，我則中庸；彼驕橫，我則謙遜；彼事先就有確定的答案，我則在具體情景中深思熟慮和審慎判斷；彼以牧師，以包治百病的醫生自居，我則為不弄玄虛收費合理的醫生；彼無視大道理掩蓋下的不平等利益分配，我則設身處地考慮對方的利益格局。當然，我們不是要忽視美國政體的優點和來自美國的政治科學，我們要學習漢密爾頓和麥迪遜、卡多佐和霍姆斯的政治法律科學，也正如我們已經學習了和正在使用愛迪生和比爾·蓋茨的技術一樣，但是我們不能把美國的中學公民讀本當作《圣經》和建國綱領。
其次，在全球各個區域使美國的力量受到牽制。各種國家如次級大國、有著獨特歷史傳統的國家都可能與美國有各種沖突，自由民主陣營的旗幟不能掩蓋作為仆從的屈辱，也不能掩蓋利益的沖突，除非共同面臨現實的外部威脅，否則這樣的陣營在國際層面無法形成。我們要促成這些國家在某個方面、某個區域成為美國的牽制力量，也使他們彼此相互牽制，中、美、歐在全球范圍內相互牽制，也制衡那些次級大國，就可能形成全球均勢。
中國要努力做到相對超然于各種紛爭之外，促成各種均勢制衡局面的形成。我們要廣交朋友，成為擺脫冷戰意識形態最徹底的國家。沙特的君主、古巴的共產黨、委內瑞拉民粹主義的查維斯、東歐的美國仆從國、伊朗都是我們的朋友。朋友沒有意識形態門檻，但絕不支持殘民以逞的政權。美國的意識形態思維使他們不能分辨伊朗和伊拉克薩達姆政權的區別。我們不和他國建立全面的盟友關系，并在這個意義上堅持“光榮孤立”，我們只是根據事情的性質，就個案一事一議地與其他國家合作或介入國際事務。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