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曉蓉
1925年10月，少年中國學會印發了一張“學會改組委員會調查表”，其中有一欄提出的問題是：“對于目前內憂外患交迫的中國究抱何種主義”。“少中”會員毛澤東如是回答：“本人信仰共產主義，主張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惟目前的內外壓迫，非一階級之力所能推翻，主張用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左翼合作的國民革命，實行中國國民黨之三民主義，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買辦地主階級（即與帝國主義、軍閥有密切關系之中國大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右翼），實現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左翼的聯合統治，即革命民眾的統治。”
而同為“少中”會員的盧作孚則是這樣填寫的：“1．徹底的改革教育，以‘青年的行為’為教育中心；2．以教育方法訓練民眾，為種種組織、種種經營，以改革政治，絕不利用已成之一部分勢力推倒他一部分勢力，但謀所以全融化之或全消滅之。3．以政治手腕逐漸限制資本之贏利及產業之繼承，并提高工作之待遇，減少其時間，增加工作之人，直到凡人皆必工作而后已。”
革命與建設：“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別大”
盧作孚出身貧寒，沒有任何財產可以繼承，也沒有任何特權可以憑依，卻以59歲的一生，在革命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三大領域都取得了不朽業績。究其原因，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便是，他從很年輕的時候便選定了奮斗目標和道路，即團結全國人民，以世界上最先進的水準為標桿，用組織開展“生產運動”、“交通運動”、“文化運動”和“國防運動”的方式，“將整個中國現代化”。換句話說，就是“以建設的力量做破壞的前鋒”，用漸進的辦法來達到改造社會、強國富民的目的。
縱觀盧作孚的一生，無論在實踐操作層面還是思想理論層面，無論在經濟建設領域還是精神文化領域，他都始終堅持以這個原則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從不偏離，從不放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我把盧作孚的這一理念，概括為他的“建設觀”。這個“建設觀”要求，人們在對待困難和問題的時候，首先應持建設和改良的態度，不遺余力地助長新生力量，以此來遏制和消解舊的、落后的、甚至反動的力量的滋生和蔓延，而不要輕易動用“破壞一切”的手段。
為了實現他在少年中國學會時親手繪制的藍圖，他竭盡全力訓練建設的人才，示范建設的榜樣，組織建設的隊伍，身體力行地主持教育建設、實業建設、鄉村建設、環境建設、文化建設和廉政建設，成就斐然，有目共睹。
盧作孚的這些想法和做法，與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熱衷于用武力、用戰爭來解決國際爭端或黨派紛爭有明顯的不同。他在一篇題為《這才是偉大的力量》的文章中指出：“有人認為社會的改變，是要先毀壞，后建設。如果國際允許中國，中國允許我們，就把現在毀壞，重新建設起來。但是事實上很困難，所以只好采用改良社會的方法。改良也許阻力很大，但要設法去消滅它。”他認為，“炸彈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毀滅對方，你應當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別大，才使人無法抵抗。”
盧作孚并不盲目地反對革命。他18歲就參加四川的保路同志會和孫中山創建的同盟會，并親身投入保路運動和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時期，盧作孚在著名作家李人主持的《川報》做記者和編輯。1919年8月李人赴法國勤工儉學之后，盧作孚繼任了該報的社長和總編。他倆共同努力將《川報》辦成了傳播“五四”精神的喉舌和陣地，使它成為“當時成都唯一一家不畏反動政府恫嚇，敢替學生說話的報紙”。他與著名共產黨員惲代英、肖楚女等不僅先后共過事，還是終身好友。在盧作孚的心目中，“革命與建設是相輔相成、殊途同歸的”。他曾以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滿清，卻又遭致北洋軍閥的獨裁統治為例，對其三弟盧爾勤說：“以暴易暴，其結果禍國殃民，更有甚焉。”因此，“干革命就不宜單一地為革命而革命，必須要多方面努力創造條件，以資協作。所以還要做造福人民，使他們看得清、受得著、深信不疑的實際好事，首先轉變社會的不良傾向，才能將偉大的革命事業貫徹到底。”
面對多次革命成果付諸東流的歷史教訓，盧作孚作了認真嚴肅的思考。1930年1月，他懷著切膚之痛，在《四川人的大夢其醒》中寫了一段發人深省的文字：“人都以為革命問題是先破壞后建設；亦就把它截成兩個時期：一個是破壞期，一個是建設期。在破壞期中只努力破壞，只訓練人怎樣去破壞。因為破壞有了若干回訓練之后，這一段工程亦或許終于成功了，但絕不是革命成功了。革命還有一段重要的工作是建設，到這時才開始，而且每每沒有法開始——因為向來只在破壞，沒有經過建設的訓練，于是失敗緊跟于成功之后。革命人物循此錯路，每不覺悟。” 他總結歷史教訓和自己的感悟說：“如果認為革命是一樁完整的事業，便不能把破壞與建設截成兩段，必需且建設且破壞；而且必需以建設的力量做破壞的前鋒，建設到何處，才破壞到何處（著重點為筆者所加，下同）。再進一步說：先要有好的建設，然后有快的破壞。河下有一只好的輪船，壞的木船便攬不著客貨；鄉下有一個好的學校，壞的私塾便招不起學生，這便是顯然的例子。”盧作孚強調：“破壞的實力是建設，絕不是槍炮，亦不是軍隊。不要搪塞著說：預備槍炮，擴充軍隊，目的是為了破壞。就令目的為了破壞，手段亦當采自建設方面。建設應從心理起，從建設公共理想起。”
盧作孚是幸運的，四川的各路軍閥，不僅沒有因他敢于進諫而刁難和排斥他，反而都各盡所能助他一臂之力。1935年10月，時任四川省主席的劉湘還延聘盧作孚擔任省政府委員、省建設廳廳長，直到抗戰爆發之前，國民政府調盧作孚到南京主持經濟行政工作為止。在此期間，四川終于結束了軍閥混戰的局面，實現了軍政統一。據史料介紹，劉湘關于四川“軍隊國家化，政治統一化”的辦法，便是請盧作孚等人面呈蔣介石的。到抗戰快要結束的時候，盧作孚又以《中國中心的偉大基地》為題，再次闡述了他對四川經濟建設的信心、構想和期望。他認為：“四川的人民屬于一個非常保守的農民社會。但是接受新的思想時，他們卻遠不是保守的。稻、麥、棉、甘蔗的新品種已以非凡的速度普及推廣。蠶絲業也已以難以置信的速度由純粹手工業發展成為機械化工業。”而這些農作物新品種的引進與推廣以及農副產品的產業化與商品化，正是盧作孚在建設廳長任期內主持實施的。前些年，一位解放前夕進川的領導同志對我說：“我們到四川的時候，發現那里的人民生活很富裕，每個人的臉上都洋溢著燦爛的笑容。”九泉之下的盧作孚如能聽見他這番真誠的憶述，相信也會洋溢出燦爛的笑容。
“教育為救國不二之法門”
盧作孚主張先建設后破壞，并非將理想主義的大廈建立在流沙和垃圾之上。他深諳長達數千年的封建專制對中國走上現代化道路的嚴重羈絆。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造成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落后的弊端在于：“中國人只有兩重社會生活——第一重是家庭，第二重是親戚鄰里朋友。”中國人“為了家庭可以犧牲了家庭以外的一切，亦可以犧牲了你自己。”從而造成“茍營家私，門閥攀比”、“麻木不仁，但求茍安”和“裙帶關系，社會腐敗”等問題，使中國社會長期停滯不前，處于貧窮落后、被動挨打的地步。
在盧作孚看來，要鏟除封建的根基，不是靠打倒一切、破壞一切和消滅人的肉體就能成功的。他認為“中國的根本問題是人的訓練”，要從對人的教化和改良做起，這比消滅人的肉體更為深廣有效。故而他早在1916年即23歲的時候，就撰文開宗明義地指出：“教育為救國不二之法門。”后來又提出“鄉村第一重要的建設事業是教育”等一系列重視教育的思想和主張。盧作孚在55歲時曾感慨地說：“自己現在是辦實業的，但實際上是一個辦教育的，幾乎前半生的時間都花在教育上，而現在所辦的實業，也等于是在辦教育，是想把事業當中全部工作人員，培養起來，提高他們的技術和管理能力。”他一直期望通過教育和創建新的“現代集團生活”來取代封建家族制度。“我們必須打破這以家庭為中心的集團生活，擴大為以國家、民族為中心的集團生活，然后中國才有辦法。”
為了建設員工理想的企業，農民理想的鄉村，公眾理想的社會，“把天國移到人間，亦可以把凡人渡到天上”，盧作孚殫精竭慮付出了畢生代價。無論是四川瀘州的學校教育改革，還是四川成都通俗教育館的民眾教育實驗；無論是以長江巨擎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為核心的實業建設，還是以重慶北碚為中心的嘉陵江三峽地區現代鄉村建設；他都“以建設的力量做破壞的前鋒”，親身垂范，形成摧枯拉朽的力量去改天換地。
1924年，盧作孚在當時掌握了四川軍政大權的楊森大力支持下，到成都創辦了“通俗教育館”，這是他的第一個“現代集團生活”試驗。在他和所有工作人員的艱苦努力下，一個具有全國一流設備、結構美觀、內容豐富的民眾通俗教育館很快建成。各式各樣的展覽會、運動會、電影、戲劇、中西樂演奏等等輪番上場，讓人眼界大開。這些文化、體育、藝術、衛生等活動均“寓教育于游樂”之中，把不同文化層次、不同年齡的市民都吸引進來。盧作孚后來回憶那時的情景說：“我們隨時隨地在活動，而我們的活動都在我們所負的使命上。不但專一于所負的使命，而且包圍著所負的使命；不但有恒，且有不斷的前進；不但有時間都活動，而且有活動都緊張；不但使人驚服于我們活動的成績，尤其是我們活動有精神，因而有深刻的感應，將這靜的社會變成動的社會。從我們的活動上，不但要看出一手一足之勞，尤其要看出一點一滴的思想以使人欣賞。”這就達到了他在成就一樁事業的同時，成就一批又一批現代化建設人才的目的。
此后，無論是在其第二個集團生活試驗——創辦民生公司，還是第三個集團生活試驗——嘉陵江三峽地區的鄉村建設中，盧作孚都用同樣的方法，親自帶頭示范，動員百姓參與，用各種民眾喜聞樂見的形式來教育人、改造人，以逐步清除封建勢力和舊思想殘余。為了提高輪船的服務質量，他親自上船當茶房；為了把北碚建成一個美麗的大花園，他身先士卒挖刨疏浚臭水溝，帶領民眾打掃衛生；為了引導民眾“學知識、講文明”，在平民俱樂部放映幻燈片時，他親臨現場、手握話筒擔任解說；為了給農民掃盲，他親自部署：“凡替不識字的人們解釋一切事物，都指著文字替他們解釋。為他們嘆息不識字是大憾事……凡有一切參觀的機會，無論動物園和博物館，無論電影或戲劇，往往是讓識字的先進去，或需要收費的讓他們免費進去。多方面布置一種環境去包圍那不識字的人們，促成他們識字。”
關于建設：“你不能抵御這新的世界”
盧作孚的建設觀不僅有豐富的實踐基礎，也有系統的理性思考，他所總結和提煉出的許多經濟建設和企業管理的理論著述，至今還富有鮮活的時代氣息；雖然數量不算太多，卻因其擁有易于操作的實踐性而獨具特色。
盧作孚用淺顯易懂的文字，系統闡述了企業建設、鄉村建設、地方建設和國家建設的目標、內容、方法及途徑，內中有許多超前的創造和經驗。比如在內河與遠洋航運的開拓方面，在中國股份制企業的創辦和企業文化建設、鄉村建設及國家現代化建設方面，盧作孚的見解和論述都處于領先位置。1934年，他即指出：“中國的根本辦法是建國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設成功一個現代的國家，使自己有不亡的保障。是要從國防上建設現代的海陸空軍；從交通上建設現代的鐵路、汽車路、輪船、飛機、電報、電話；從產業上建設現代的礦山、工廠、農場；從文化上建設現代的科學研究機關，社會教育機關和學校。這些建設事業都是國家的根本……”盧作孚提到的這四個方面的現代化，與我們現在的四個現代化有異曲同工之處。
1944年，盧作孚在赴紐約出席國際通商會議前夕，發表了《戰后中國究應如何建設》一文。他指出；“在抗戰結束以后，即當開始建設，抗戰結束以前，自即日起，即當開始準備。”他認為，中國戰后應進行三方面的建設：“政治方面，要求成立一個完全獨立自主的民主國家，以實現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經濟方面，要求工業化，人民的生活水準提高，以實現民生主義；文化方面，要求教育普及，人民的文化水準提高，能使完全實現三民主義。”“這三個方面的建設誠當并重，但更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更當集中一切力量于經濟建設。”他同時建議，國家對經濟建設不應放任自流，而要采用計劃經濟的方法實行宏觀管理：“使一切經濟事業——生產事業、交通事業、貿易事業、金融事業——在國家的整個秩序上發展，在國家預定的計劃上發展，這是經濟建設最進步的方法，經濟建設而有預定計劃，應叫做計劃的經濟建設，或簡稱計劃經濟。”
盧作孚建議實行的計劃經濟，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和私有制基礎之上的，與新中國自50年代起實行的“計劃經濟”有著本質的區別。在《論中國戰后建設》這篇文章中，他以前蘇聯為例作過深入分析：“蘇聯先沒收了人民的私有財產，故只鼓勵人民貢獻其手腦，我們仍保持人民的私有財產，即不能不于鼓勵人民貢獻其手腦以外，并貢獻其私有財產。蘇聯系一社會主義國家，私人所得一切物質上的分配，只能做消費用，不能再作生產用。中國還在私有財產制度下，財產應獎勵作生產用。雖一般生活水準應提高，但富有者浪費應減少，應集中其財力在生產上。其如何支配，仍由人民自由選擇，但全為國家整個計劃所要求。”為此，他在建議實行計劃管理的同時，特別強調了國家在計劃經濟中應注意的問題：“國家不必劃開政府投資與人民投資的領域，而應以政府的資金與人民的資金配合。政府應以整個計劃的要求和管理機構的地位控制產業全部，控制產業全部的相互配合；不宜以投資地位控制一部分產業，負責產業本身的盈虧成敗。……政府既已全力管理所計劃的全部事業，不宜同時又直接投資經營一部分產業，因為這中間有矛盾的問題，如其希望直接投資的事業獲有成績，即不能同時希望所管理的同類事業與之競爭，獲有更好的成績。兩種性質的事業，在業務上、在所得主管機關的幫助上，或難獲得平等機會，徒使政府與人民立于競爭地位。即令一切平等，但國家究竟是最后權利者，亦容易使人民感覺恐懼憂慮，失卻政府籠罩全體人民，管理機構籠罩全體被管理者的意義。……在計劃經濟原則下，政府所必須直接投資經營的事業，只限于人民不能經營的事業，此外則皆投資于人民所經營的事業，而讓人民管理其盈虧成敗。政府只站在全盤產業的管理地位上，管理其相互關系，管理其相互配合的關系，而獎勵指導幫助每一樁事業，但不直接管理每一樁事業。”
盧作孚關于“公私合營”的構想，便是植根于這些理性思考之中的。這也許是他在有生之年建樹“建設”理論的最后一次重要創新。1950年春天，盧作孚主動向當時的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提出將民生公司“公私合營”的建議，得到黨和政府首肯。當年8月10日，盧作孚代表民生公司，與當時的交通部長章伯鈞先生簽訂了《民生公司公私合營協議書》。從民生公司的檔案材料可知，盧作孚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一直在盡心盡力履行這份協議。但是，盧作孚所構想的公私合營和后來席卷全國的對民族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不一樣的。他不贊成用階級斗爭的辦法消滅私有制——盡管他自己并沒有私有財產，他所主張的是“以政治手腕逐漸限制資本之贏利及產業之繼承，并提高工作之待遇，減少其時間，增加工作之人，直到凡人皆必工作而后已”（見前述“少中調查表”），以盡量縮小貧富差別、城鄉差別、體腦差別，達到全民共同富裕的目的。在他看來，人民政府對一部分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要企業，采取公私合營的辦法，應該是實現這個愿景的途徑之一。曾任中南軍政委員會交通部副部長、長江區航務管理局局長、公私合營民生公司漢口總公司公方代表的劉惠農先生回憶說：“最初，盧先生提出的公私合營和黨的公私合營并不是同一概念。盧先生是希望政府作為公股，投資民生公司以使之度過難關。公股代表只是參加董事會，并不直接參加公司的行政工作。我們黨同意公私合營的目的，是要將民生公司這艘資本主義企業的輪船引入社會主義航道。因此公方代表不僅參加董事會，而且要起領導作用，徹底改革民生公司。”
自30年前發端的改革開放，已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就。而盧作孚在半個多世紀之前的許多思考和創見，經過幾十年風雨的鑒證，已成為上下的共識并付諸實踐。
“有欲之君者，其問諸水濱”
盧作孚一生都在混亂的時局和事務中，不斷地建立秩序、遵行秩序、維護秩序、創新秩序。在《四川人的大夢其醒》一文中，盧作孚在把交通事業、經濟事業、教育事業等作為四川人的公共理想的同時認為：秩序問題是一個更根本，更重要的問題，“要這一個問題有法解決，其余一切問題才可以迎刃解決。……如果秩序建設不起來，任何事業也是建設不起來的。”
俗話說：“破壞容易建設難。”無論何種建設，它所需要的參與者的知識才能和創新思維遠比不顧一切的破壞來得多。盧作孚的“建設觀”和他超人的膽識相結合，便使他的生命力得以發揮到極致。了解了他的建設觀，便可以解讀他一生的傳奇經歷：為什么他總是善于協調各種復雜的人際關系，靈活地周旋于不同政黨、軍閥、派別之間，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來實現自己的既定目標；為什么他不愿當官卻又當過不少的官，而且又都是在完成使命之后又辭官等等。盧作孚先生一生都不貪戀官位。即使為了地方或民族的大義不得不做官，他也不是靠簡單的發號施令或懲戒手段行事，而是本著建設的宗旨，運用自己的智慧，為百姓造福，為民族救亡。比如1927年他接受軍政各方推舉，擔任了嘉陵江三峽峽防局局長。原本只要消滅匪患，搞好治安就算積了大德，他卻以“化匪為民，寓兵于工、建設三峽”為宗旨，要把這個匪患頻仍、民不聊生的地方，“布置成功一個生產的區域，文化的區域，游覽的區域”；“經營成一個燦爛美妙的樂土，影響到四周的地方，逐漸都經營起來，都成為燦爛美妙的樂土”；最終成為一個“現代鄉鎮的模型”。1929年，為了整頓和壯大川江民營航業，盧作孚出任劉湘政府的川江航務管理處長。他凝聚民眾的愛國熱情，未動一槍一炮，卻打掉了洋輪洋人歧視欺侮中國人的驕橫威風，還開創了自《天津條約》喪失內河航權以來中國士兵檢查外輪的先例。抗戰爆發，盧作孚臨危受命擔任了交通部常務次長。從未當過兵的他，于1938年底組織指揮了被譽為“中國敦刻爾克”的宜昌大撤退。2001年8月19日的上海《文匯報》在介紹盧作孚這一歷史功績時指出：“在日軍的炮火下，他把中國最重要的工業企業經三峽航道搶運到四川大后方。這些企業構成了抗戰時期中國的工業命脈，為抗戰的最后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
盧作孚在改良和建設一個現代化社會的同時，也改良和建設著自身的品性情操、道德風范，形成了他獨具特色的人格魅力。著名學者姜鐸曾對此作了精辟的概括：“盧先生既不是一般的民族資本家，一般的近代企業家，一般的愛國實業家；也不是一般的經濟學家，一般的經濟管理學家，一般的政論家或學者；而是中國近代史上英雄人物中一個具有偉大人格的革命實干家！”為建設一個民主、開放的現代化中國而奮斗一生的盧作孚，雖然是“赤條條地來，赤條條地去”的，卻將他堅實的腳印鐫刻在了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史冊上，同為鄉村建設楷模的晏陽初先生說：“我一生奔走東西，相交者可謂不少；但惟有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至友。他是位完人，長處太多了……”，梁漱溟先生也曾贊道：“作孚先生胸懷高曠，公而忘私，為而不有，庶幾乎可比于古之賢哲焉。”正如黃炎培先生在盧作孚去世后寫的悼詞中所預言的——“幾十百年后，有欲之君者，其問諸水濱。”
（作者為盧作孚先生的孫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