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京華
如今，亞洲毫無疑問是當今全球經濟發展的中心和世界政治的主要焦點之一。其中，中國在該地區的地緣政治中占據核心位置而擁有巨大政治影響力和發展前景。然而我們不禁要問，對于這片廣袤的土地和宗教歷史錯綜復雜的區域，我們究竟了解多少呢？國家戰略和政策立案的層面暫且不論，思想學術界是否已經具備了充足的亞洲意識，對于亞洲區域的人文科學研究之積累能否支撐起我們重新定義中國及其與亞洲關系的意愿和實踐？這些還都是甚可質疑的。實際上，近代以來亞洲-中國被重新定義曾發生多次，而筆者認為影響到歷史發展走向的大概有三次。首先，是在世界進入帝國主義時代而列強的殖民擴張滲透到亞洲之際，西方人包括革命前后的俄國領袖們對亞洲和中國的重新認識。其次，是該地區內部的新興帝國日本自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后，以新的地區盟主姿態重新觀察和論述亞洲與中國，并為此后的海外擴張開辟道路。第三，則是新中國創立之后毛澤東及其社會主義中國的三個世界和亞洲社會主義構想。從中國自身的角度而言，如果說前兩次是被動的，那么第三次則是新生中國主動面對世界作出的自我定義。
前一個世紀，西方、日本乃至中國自身對亞洲-中國的論述呈現著極其復雜的形態。其中，既有為帝國主義殖民戰爭提供合理性的知識生產，也包含著世界革命理念下對亞洲-中國的認識重組。今天，我們又一次面臨重新定義中國及其與亞洲關系的現實課題，而前一個世紀的歷史經驗與教訓，可以為我們提供想象的靈感和思想資源。筆者一直認為，1970年代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和亞洲社會主義構想是一個意義深遠的議題，但它還停留在社會革命和世界戰略的理念層面，而沒有廣泛深入的文化歷史知識之積累作為基礎。換言之，這個理念并沒有獲得作為人文社會科學一部門的區域研究——亞洲論述的有效支撐，我們在新中國之后的學科建設中受制于科學發展和國力的局限，亞洲研究未曾確立起獨自的知識體系，即使到了今天這種狀況亦沒有根本的改觀。也因此，隨著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轉移到“改革開放”的建設階段，這個深有意義的構想也便消失到了人們的記憶里。
而比起西方來，始于19世紀后期的日本對于亞洲-中國的知識生產，更具有思想學術和文化歷史的深廣度。這不僅僅因為日本也屬于亞洲地區且最早實現了現代化，還在于戰前有帝國主義殖民擴張的國家戰略作為政治推動力，戰后則基于反思現代性和侵略歷史的強烈意識而形成了認識中國革命和亞洲另類現代性的大視野。可以說，日本已經形成了系統的有關亞洲區域研究的學術傳承，至今依然是生產中國和東亞知識的世界重鎮。本文以下，將概述日本近代“東洋學/中國學”的起源和發展脈絡，并以1945年戰敗為界分為兩時期，系統考察其于亞洲廣闊的歷史文化和地緣政治背景下如何定義和論述中國，怎樣在戰前形成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洋學而在戰后以中國革命為參照又提出新亞洲論述的。我想，這些不僅可以給我們提供相關的知識參考，而且能夠促發我們的思想方法和認識視野的轉變。
兩個七十年：從戰前漢學/支那學到戰后中國學
明治維新至今日本已經走過150年的歷程，其中以1945年帝國日本的土崩瓦解為界，可以分成前后兩個不同的70年。有關亞洲-中國的知識生產，也受到“戰敗”這一歷史劇變的深刻影響而明顯地有前后兩個時期。這種區分，首先體現在學科的名稱上。我們已知，戰前日本稱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研究為“東洋學”，研究中國的學問則為“漢學”（東京）或“支那學”（京都）。如果說，以東京帝國大學為中心的“漢學”秉承明治國家“忠君愛國”的儒教意識形態而直接延用了傳統日本“漢學”的名稱，明顯具有服務于國家的官學色彩，那么以京都帝國大學為中心的“支那學”則在吸收清代考證學和歐洲文獻實證方法的基礎上，形成了遠離政治中心而志在純學術的“京都學派”。但是，隨著1920年代以后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向中國和亞洲廣大區域推行殖民擴張戰略，即使這個“京都學派”也未能幸免于被戰爭意識形態所污染的命運。如，中國社會停滯論、東方專制主義等，曾經是討論中國歷史的基本認識，無論東京的漢學還是京都的“支那學”。又比如，東洋文化中心移動說，即中國文明已經衰退其文化中心開始東移日本（內藤湖南），這雖是個別學者的觀點，卻也代表了視中國為落后保守而日本應該指導其改革的一般觀念，從而成為日本征服中國的邏輯論據。
因此，二戰以后在日本人自身反省侵略戰爭的意識推動下，也因為新生中國于1950年代初照會日本政府，要求其不再使用帶有侮辱和歧視性意味的“支那”詞語，日本有關中國的學術研究則改為“中國學”，大學教育學科中原有的殖民政策學也改成了“地域研究”，中國學成為此學科中的一項。這當然不單單是名稱和學科的改變，更意味著日本戰后有關亞洲-中國的知識生產，其基本立場和學術傾向有了根本的改觀。
在追溯日本近代的亞洲-中國知識生產之際，我們關注學院之內的“漢學/支那學”同時，還應該注意學院之外的中國論述。它主要是由與新聞媒體有關聯的中國問題觀察家或長期僑居大陸而了解并同情中國革命的日本人士，即“在野學者”承擔的。他們置身于驚濤駭浪般劇烈變動的現實中國，努力從復雜齷齪的中日關系乃至亞洲和世界大勢觀察過去，其研究明顯地與以古典中國為主要對象且學術傳承有譜系可尋的學院派不同。同時，他們又和日本的亞洲戰略有著密切的關聯，因此往往也未能擺脫帝國主義國家意志的籠罩，而成為“大陸政策”的建言獻策者。其中的杰出者，如同情孫中山革命的大陸浪人宮崎滔天、大半生隱居北京而以《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一書聞名的中江丑吉、與魯迅有一面之交并以《支那社會研究》、《支那思想研究》行世的橘樸，還有密切關注中國民族解放與社會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尾崎秀實、直接投身1920年代大革命而留下名著《中國革命之階級對立》的鈴江言一等，他們以完全不同于“漢學/支那學”的視野和理路，成就了對中國社會歷史的卓越考察。這一脈學院派之外的中國論述，也是戰后日本中國學的另一個學術思想傳承的源頭。
如果關注學術背后的權力政治，那么我們不能不意識到戰前日本的“漢學/支那學”與其國家的密切關系。1870年代世界進入帝國主義全球國際體系時代，原有的東亞區域格局發生了根本轉變。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和兩場大的對外戰爭而一躍成為新興的帝國和區域內中心國家。同時，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特別是九一八事變后，徹底走上“大陸經營”之海外擴張的道路。這種稱霸世界的國家戰略之形成，強有力地刺激和帶動起日本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其中，特別是有關“亞洲- 中國”的知識生產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在20世紀前期形成了足以和歐洲中國學相抗衡的鼎盛之勢，同時也難以幸免地帶上了或隱或顯的殖民學色彩，或者宗主國觀察殖民地那樣一種帝國主義視線。就是說，學術上輝煌的成就和帝國主義知識生產的性格同在，構成了日本近代漢學/支那學極其復雜的知識形態。
而戰后日本的亞洲-中國研究，也正是在對上述帝國知識去帝國化的過程中浴火重生的。這里，有兩個學術“事件”值得關注。一個是1946年，馬克思主義者和自由主義歷史學家匯聚一堂成立了日本“歷史學研究會”，從而實現了對戰前西洋史、東洋史（中國史）和日本史三分天下格局的重組。新生的歷史學研究會在深化馬克思主義方法的同時，提出中國史乃是生產形態發展史的概念，以反思戰前的東方社會即中國“停滯論”。這場討論后來發展為馬克思主義學派與繼承了內藤湖南“唐宋變革說”的宮崎市定、宇都宮清吉等之間的論爭，論爭并未形成統一的見解，但無疑推動了戰后中國歷史研究新局面的出現。同時，京都學派的中國觀也獲得了新的發展。例如，宮崎市定的《亞洲史概說》、《中國史》等。而小島祐馬于1950年同時出版《中國的革命思想》、《中國共產黨史》兩書，則象征著伴隨時代的變化，戰前的“京都學派”重鎮也開始將目光轉移到現代中國，從而實現了對該學派中國學的重鑄。
另一個是1948年成立“日本中國學會”和1953年“魯迅研究會”的出現。前者是全國性的民間學術團體，在反省戰爭重建中國研究學科的時代要求下，匯集了日本有關中國文化、思想、文學等各學科的研究力量，以“中國”命名學會的同時也切實對戰前“支那研究”的問題進行了深入檢討，大力推動了對中國現代文化、革命思想和人民文學的研究。后者是以東京大學中國語中文學科學生為中心成立的小型研究組織，他們透過魯迅文本的解讀來感知中國革命和現代史的發展以反思日本的近代化，明顯地參照了戰爭期間由竹內好、武田泰淳等創立的中國文學研究會的傳統，而在文學史知識積累方面又超越了中國文學研究會的不足與缺憾。這兩個規模不同的研究會注重中國革命和現代文學思想的傳統一直延續至今。
戰后日本中國學，在東西方冷戰沖突的世界大背景下，努力從亞洲歷史脈絡出發觀察中國或通過中國革命重新思考亞洲現代性問題，以擺脫日本政治上依附于美國而無法與受侵略戰爭迫害的鄰國實現和解的被動局面，逐漸地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新亞洲主義論述。這個“新亞洲主義”，以反思西方現代性和追尋亞洲殖民地的真正解放為思考目標，而明顯區別于戰前的亞洲主義。日本進步知識界特別是研究中國的學者們，在1950年代反對舊金山和約的單方面媾和及1960年代日美安保協定的斗爭中，深切感受到美國新殖民主義之下日本有被殖民的危險，因而認同“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這個來自第三世界的口號，試圖在二元對抗的冷戰格局之外尋找實現亞洲聯合的新路徑。在此之下，中國被重新定義而其革命的典范意義獲得了高度肯定，成為戰后日本中國學的一個亮點。例如，日本古代史方面的石母田正、西嶋定生和近代史方面的遠山茂樹等注重從“東亞”視角關注歷史問題，中國研究界則有竹內好等提出以魯迅、毛澤東之革命為范型的新亞洲原理。
那么，戰前和戰后兩個70年間的日本中國學，是在怎樣的思想視野和邏輯結構中重新定義“亞洲”與“中國”的呢？
在東西兩洋間定義“亞洲”
我們已知，通過明治維新以推動現代主權國家的建構，日本在不到20年間的1880年前后取得了制度建設上的重要成果，其中兵制改革（1879）和國民教育體制的確立（1881）最是關鍵，為此后富國強兵文明開化的國策乃至海外擴張的國家戰略打下堅實基礎。而改傳統“漢學”為近代性的中國研究，其學科體制建設也正始于此刻。從幕末到維新，經過“蘭學”的輸入和“黑船”來航事件等，日本人在與歐美的接觸中已經打開了視野和眼界，以中華文明為中心的傳統“華夷秩序”觀及在此之下形成的“漢學”傳統逐漸衰退，新的世界觀念和亞洲想象漸趨成型。在“東西兩洋”之間重新定義“亞洲”并重述亞洲中的“中國”想象，這首先體現在國家教育體制的學科“改正”上。一般認為，日本蒙古史研究先驅那珂通世于1895年在高等師范學校首創“東洋史”學科，并將其與本邦史（日本史）和西洋史并列，由此開創了戰前日本教學體制中把“支那史”定位于東西兩洋之間的先河。他出版于1890年的《支那通史》全四卷，實際上已經在參照歐美歷史教科書的基礎上對傳統“漢學”進行了脫胎換骨的重組。其中，歷史事實的客觀敘述和科學實證的研究方法以及中國文化停滯論，構成該書的基本特色。
至于大學教學體制中的學科“改正”則在十年之后。例如，京都帝國大學于1906年創立文科大學（文學部），為了對抗東京帝國大學而顯示出自身的特色，開設了分別屬于哲學、史學、文學學科的“支那哲學”、“東洋史學”、“支那文學”三個講座，由此體現了大學創立當初重視東洋學發展的方針，并確立起“京都支那學”的基本格局。其中，“東洋史”的名稱值得注意。雖然內藤湖南強調“所謂東洋史即支那文化的發展史”（《支那上古史》緒言），但在學科建制上堅持采用“東洋史”的名稱，明顯有著重新定位“中國”的意圖。而東京帝國大學則在1910年，也將“支那史學科”改為“東洋史學科”，作為學科的東洋史學其制度最終得以確立起來。
總之，在20世紀初日本已然確立起嶄新的漢學/支那學知識制度，中國則在西洋、東洋、日本這個三級結構中被重新定義，中國史又常常被涵蓋到“東洋史”之中，而以往的權威地位和“世界意義”被相對化，成為亞洲區域內的一種地方性知識。“東洋史”吸收了傳統的日本漢學，確立為以中國史為中心包括了亞洲各民族各國歷史文化的學科。其時代背景則在于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促使日本人亞洲意識的覺醒，故有與西洋學分庭抗禮的東洋學誕生。其中，從對抗西方到聯合東亞到后來征服亞洲，日本的國家戰略在學科發展中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當然，這個東洋學其核心依然是中國學，但在戰前又有東京的漢學、京都的支那學之分。以東大為中心的漢學，更靠近國家意識形態——通過儒教確立忠君愛國的道德倫理秩序。雖然學問成就卓著，但其捍衛儒教服務于國家的政治傾向，乃至以儒教統一亞洲和世界的意識形態狂想，今天看來無疑是落后保守甚至是有害的。
相比之下，戰前京都的“支那學”雖也未能幸免于被戰爭意識形態所污染的命運，但其堅持純學術的基本態度確實推動了中國研究的發展。他們同樣經歷了一個將“中國”知識相對化地方化的過程。不過，京都學派在強調于新的世界觀念下從外部關系來重新定義“中國”的同時，也注重從中國內部發現歷史規律和方法，如狩野直喜尊重中國人價值觀而努力從其內部觀察歷史的態度，以及由內藤湖南等對于章學誠和清代考據學的重視和開掘。
具體而言，今天我們所謂的“京都學派”是由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文學部）首任學長狩野直喜（1968?1947）等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洋學構想，為其開端的。后來，逐漸形成了內藤湖南為首的中國學派和始于桑原隲藏的東洋史學派，兩大潮流并行發展的局面。其中的“中國學派”，則又有狩野、內藤等的東洋史及中國文化史研究和鈴木虎雄、青木正兒等的中國古典詩文研究，兩個學術方向平行發展的現象。京大中國哲學史研究也創始于狩野直喜，其學術特征在于建基于清朝考證學上的文獻實證研究。此外，則是由小島祐馬（1881?1966）開創的社會思想史研究，即視思想為社會的產物，通過導入社會科學的方法來考察哲學的歷史意義。就是說，小島祐馬與狩野直喜一起共同構筑起了京都學派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學術傳統。而另一個方面，重視中國文化精神特別是文學藝術考察的學術特征，如內藤湖南（1866?1934）的唐宋變革說，提出中國的“近世”始于唐末宋初而東洋一千年前早已有了獨自的資本主義萌芽，以對抗西方學術界亞洲不曾產生資本主義要素的歷史敘述，其斷代的依據和方法主要是漢魏六朝的政治變遷和唐宋兩代的文化一書發展。鈴木虎雄（1878?1963）則自始至終以考辯中國詩文為志業，影響及于青木正兒和吉川幸次郎等中國文學藝術研究大家的出現。
另一種亞洲、世界視野下的中國論述
以上，筆者主要考察了戰前日本學院派漢學/支那學的發展概略，在注意其有關中國的知識生產內在地具有一抹揮之不去的帝國主義殖民地學色彩的同時，闡述了其于新的世界觀念下在“東西兩洋間”重新定義亞洲、重述中國的學術演變過程。那么，戰后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的確，1945年的戰敗和帝國日本的土崩瓦解造成了歷史的深刻斷裂。但是，這種斷裂更體現在政治經濟的制度層面，思想學術雖然在戰后也有了嶄新的面貌和發展路徑，但與戰前的批判性繼承關系還是依稀可見的。東京的漢學和京都的“支那學”與戰后中國史研究的關聯是如此，戰前日本學院派之外的中國論述與戰后得到巨大發展的有關中國革命研究的傳承關系，更是如此。以下，筆者想只就戰前兩位杰出的中國論者橘樸、尾崎秀實與戰后竹內好等的繼承關系略述一二，以討論日本學者在另一種亞洲、世界視野下如何論述中國革命及其亞洲意義的。
橘樸（1881?1945）被視為日本戰前最杰出的中國問題專家之一，日俄戰爭后來他到中國僑居京津大連等地長達30多年之久。期間，他親身經歷了現代中國激烈的社會革命和歷史變遷，寫下了大量有關中國的著述。1936年出版的《支那社會研究》、《支那思想研究》是其前半生文章的結集，不僅有對國共兩黨社會革命的考察，而且其研究從民間道教到中國社會性質并一直上推到古代，形成了一個有關中國的自足闡釋架構。其中，涉及底層廣大民眾的思想信仰（通俗道教）、上層社會的階級關系（官僚階級統治論）和基層社會的自治組織形態（鄉村自治體論），是一個貫通社會歷史的多個層面又與現實密切關聯的系統，由此得以獲得有關“中國”的總體描述，而被魯迅稱之為“比中國人還了解中國”的日本人。
橘樸稱自己為在野的“布衣學者”，與學院派的漢學/支那學學者不同。他觀察中國的視野在于實際的社會革命，堅持以“中國人的尺度”作為標準評判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發展。他反復批評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人對中國的無知和蔑視，在同情中國革命的同時努力建立起自己獨特的中國論述。不過，橘樸是一個復雜的歷史人物，其思想認識有前后兩個不同的時期。九一八事變前后他發生“方向轉換”，從“在野的”民間人士轉向投身日本國家，成為提倡“王道”的偽滿洲國建國理論家。這使他后來在中國研究基礎上提出的有關東亞社會的知識構想，如“滿洲國王道自治”論和“東洋共同社會”論，則成了對日本殖民擴張行徑的理論論證。就是說，后期橘樸試圖在因日本殖民擴張而導致大變動的亞洲區域中重新定義中國，于大戰爆發后又提出東洋共同社會論。他闡明了印度、中國文明的偉大以及日本與之平等聯合的必要，但堅持日本人在融合東洋各文明中必將發揮指導的作用。也因此，他那具有反西方資本主義“利益社會”的東洋共同社會論，不能不帶上右翼意識形態的色彩。
如果說橘樸在后期于亞洲中對中國的重述是一個失敗的企圖，因而導致人們連同他前期中國研究的成就也遺忘掉了，那么同樣是日本戰前杰出的中國論者尾崎秀實（1901?1944），其由“社會革命”和“亞洲社會主義”理念而構筑起的觀察現代中國的方法論視野，則在戰后日本得到了有力的繼承和發展。尾崎秀實參與了二戰期間轟動一時的佐爾格紅色國際諜報團，于1944年被日本軍國政府絞殺，是一個傳奇人物。但在筆者看來，他的歷史功績不僅在參與佐爾格國際諜報團，更體現在他于中日戰爭年代所發表的大量杰出的中國論述方面。其《暴風雨中的支那》、《現代支那論》等著作，至今讀來依然有理解中國其真誠深刻力透紙背之感。
尾崎秀實自大學時代接觸到馬克思主義以來，便形成以社會革命的視野關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方法，大戰爆發后又逐漸構筑起戰爭導致革命進而實現亞洲社會主義的理念，這使他從思想到信仰最終成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他有關中國的評論活動集中在1936年到1941年期間，這正是日本的侵略戰爭導致中國全民族抵抗運動上升的階段，他努力聚焦于中國的“民族問題”并與更為深遠的“社會革命”連接在一起。其中國論述能夠于表面上四分五裂衰敗不堪的“假死現象”背后，發現中國民族抵抗外來征服的主體力量之凝聚。而從世界革命理念延伸而來的有關亞洲社會主義的構想，也是在這個認識過程中產生的。1942年2月在回答司法檢察官的審訊時，他清晰地闡述了自己對作為世界共產主義之過渡形態的亞洲社會主義構想：世界資本主義社會必將轉變為世界共產主義社會，正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孕育了蘇聯一樣，這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將誕生更多的社會主義國家，并最終導致世界革命的完成。日本因陷入中日持久戰爭的泥潭，國內社會各方面疲憊不堪，因而必將爆發社會革命。這時的日本，“需要蘇聯以及擺脫了資本主義體制的日本和中國共產黨完全掌握了領導權的支那，這三個民族之間的緊密提攜。以這三個民族的緊密合作為核心，首先確立東亞各民族的民族共同體”。
帝國主義戰爭將引發資本主義內部的混亂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斗爭，并導致社會革命的爆發，社會革命必將推動超越單一民族國家的區域社會主義出現。這是以經典馬克思主義為原點，經過共產國際推動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之革命實踐逐漸形成的社會主義構想，它與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亞洲主義全然不同。而在尾崎秀實那里，這個理念又明顯地來自對中國民族運動乃至社會革命的持續關注及其對社會主義走向的堅定信念。在1939年出版的《現代支那論》一書序言里，尾崎秀實深情地期待日本中國研究更高層次的深化，將有賴于上百萬從中國戰場獲得切身理解的新一代日本青年返回祖國后。這一點得到了戰后日本中國研究輝煌成就的印證，竹內好包括野村浩一、藤井升三、丸山升、溝口雄三等，就是其代表。
竹內好（1910?1977）在中日戰爭末期曾赴中國戰場，其痛苦的體驗成為他后來研究中國的基礎。戰后，他通過考察魯迅和毛澤東而為中國革命構建起一個不斷持續發展的敘述架構，并充分肯定了其內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在魯迅方面，他看到了被壓迫民族作家的反抗精神，并推導出亞洲追求另類現代性的模式。在中國革命方面，他在辛亥革命到共產黨建國再到“文化大革命”之間發現了其歷史的內在邏輯性，這自然與其倚重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有關，更是因為他在近代中國三個偉人——孫中山、魯迅、毛澤東之間看到了這種連續性。另外，他透過“文革”中“造反”這一新而舊的概念，看到了革命根據地的理論象征意義。總之，土地革命、根據地與解放區構成三位一體的結構，代替國家履行了抗擊侵略者之“解放戰爭”的使命。同時，它也成為中國革命的原型。
這無疑是竹內好在1960年代反抗日美安保和謀求民族獨立的日本，建構起來的一個有關中國革命的理論烏托邦，但也有其獨自的思考語境和外部現實的背景。第一，他認為在1950年代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世界大潮中，包含民族獨立運動在內的中國革命的成功，至少在亞洲具有取代明治維新的日本而成為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樣板作用，因為日本的現代化最后走向了殖民戰爭，故其民族主義失去了處女性。第二，竹內好激烈反對源自1960年代美國的現代化理論，認為其背后具有強烈的反共意識形態動機，且有一種理論的等質量化傾向，它或許可以用來說明日本的現代化過程，卻無法解釋中國革命的歷史。因為，中國革命及其現代化乃是獨立于近代西方的另一個現代性。在此，我們可以看到竹內好之中國革命論的反西方中心主義性格，以及在亞洲中理解中國，或由中國認識而及于亞洲區域的方法論特征。這與上述尾崎秀實的中國-亞洲論，大有異曲同工之妙。
“亞洲中的中國”或“中國與亞洲”是一個互為關系的結構。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講，中國地處亞洲其發展需要處理好與亞洲鄰國的關系。此外，亞洲并非被動的地理經濟場域，它還是擁有復雜文化歷史和多種民族構成的政治疆域。中國需要在亞洲中不斷地確定自身的位置，同時那個活的變動中的亞洲也在不斷認識和接受中國的發展。這就需要我們建構起一個能夠相互認識彼此溝通的有關亞洲的區域研究體系。日本近代東洋學/中國學的發展歷史，既有失敗的教訓也有成功的經驗，足以為我們提供豐富的思考資源。
?????????????????????????????????????????? （作者單位：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