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手記

剛剛過去的2008年,有兩件大事因偶然的機緣不期而遇。一是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它是中國社會發(fā)展進程的一個重要時間結點;二是肇始于美國的金融危機全面爆發(fā),并迅速向全球蔓延。眾所周知,中國30年改革開放是在鄧小平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指導下完成的,而美國的經濟社會發(fā)展則強烈地受到新自由主義與新古典主義市場經濟理念的影響。為此,人們在檢討美國此次金融危機時,不可能不對其背后的價值觀念和理論原則提出批評。作為中國人,在討論美國和世界問題時,也不可能不對自己30年走過的道路進行回溯。因此,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討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問題,便成為中國人探討未來發(fā)展道路與發(fā)展模式,避免中國經濟社會出現美國式問題的一個重要的課題。

2009年2月,上海證大集團董事長戴志康先生在《社會科學報》上刊發(fā)文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人類發(fā)展的方向》,敏銳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是解決未來人類社會問題的根本之道。與此同時,清華大學教授崔之元在本刊刊發(fā)文章——《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含義》,文章以浦東開發(fā)和重慶開發(fā)為例證,解讀國有經濟在市場中產生增值和收益的經濟學現象,并將其上升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高度。兩篇文章都以高度的理論自覺,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發(fā)展模式與發(fā)展道路加以探索。這兩篇文章為我們在金融危機背景下持續(xù)探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了思想契機。

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fā)以來,學術思想界的應對基本停留在技術分析的層面,停留在危機產生的具體原因及反危機措施的成效評估層面,深入的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分析尚未真正展開。事實上,這種百年罕見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不是簡單的技術分析便可以完成的任務,它必須與政治經濟學的分析結合,才能產生豐富深刻的理論成果。

回顧冷戰(zhàn)后的世界經濟史,在信息技術革命推動下的全球化進程,導致全球范圍內產業(yè)結構大規(guī)模重組,資本運動呈現出嶄新的形態(tài),實體經濟與虛擬資本、民族國家與跨國資本、制造業(yè)與金融服務業(yè),它們的相互關系和變動規(guī)律都不再以我們熟悉的方式出現。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每隔三五年,金融危機就會在不同地區(qū)以不同形式爆發(fā)出來。對于美國的金融危機我們更應該將其置于這種大背景中才能更為清晰地進行觀察,其中全球化時代國際資本運動的規(guī)律,才是解釋其中奧秘的關鍵。

因此,我們認為,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探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不僅是為中國的過去進行正名,也不僅是為中國的未來道路提出方案,而是為人類社會的未來進行探索。在這方面,中國的思想理論界擔負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提出,源于前30年傳統(tǒng)計劃經濟的挫折和教訓,同時也源于改革開放的實踐。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共產黨以黨的文件的形式將其規(guī)定為中國未來發(fā)展的基本模式。鄧小平同志曾明確指出,計劃與市場都是手段,資本主義可以有計劃,社會主義可以有市場。檢驗的標準,是看其是否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與此同時,鄧小平同志還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導致全體人民共同分享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成果,如果搞成兩極分化,那就是走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了。

在這種理論指導下,中國的改革開放從農村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并迅速取得了成功。與此同時,國家推出經濟特區(qū),實行與原有體制不同的經濟政策;80年代中后期,鄉(xiāng)鎮(zhèn)經濟在放活開放的政策引導下蓬勃發(fā)展,并于90年代中期之后發(fā)育出大量的民營企業(yè);此后,國有企業(yè)也逐漸走向體制改革和現代企業(yè)制度的建立。回顧這30年的改革與發(fā)展實踐,中國取得的成就,無不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大量引入市場因素,以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基礎手段而獲得的。

在取得經濟社會巨大成就的同時,中國社會也同時產生了較為嚴重的城鄉(xiāng)、階層之間的兩級分化,環(huán)境資源的嚴重破壞,社會文化價值的嚴重喪失等觸目驚心的問題。面對這些問題,思想理論界有著完全不同的解讀。有人認為,這是由于中國的市場經濟制度發(fā)育和成長得還不夠,中國的法制和民主進程沒有跟上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進而形成規(guī)范有序的成熟市場社會所導致的。也有人認為,這是由于我們對鄧小平同志的告誡重視不夠,在大量引入市場機制和市場要素時,沒有做到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對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tài),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堅持不夠,由此導致市場價值和資本邏輯左右了社會進程。

步入新世紀以來,在如何理解過去,如何邁向未來的問題上,思想理論界和社會各界存在大量的爭論,有些甚至是極其尖銳的爭論。簡要概括,爭論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1.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的矛盾。那些在改革開放早期迅速生長起來的民營企業(yè)在世紀之交強烈感受到國有經濟的壟斷競爭壓力,它們吁求公平競爭,開放壟斷資源;2.政府與市場和社會的矛盾。在市場經濟中,政府究竟扮演什么角色?是小政府、大社會?還是沿著前30年以政府為主導發(fā)育和推動市場經濟的道路繼續(xù)走下去?3.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的矛盾,等等。

上述這些矛盾和爭論,既反映了現實社會的矛盾和問題,同時也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構成了嚴峻的挑戰(zhàn)。應該承認,雖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一種實踐已有30年的歷史,但作為一種理論體系和發(fā)展模式,它亟需進行理論上的梳理和總結。比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所有制結構是怎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分配原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與機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現代政治文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生態(tài)文明和可持續(xù)發(fā)展?等等。

為此,本刊于4月18日召開了“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討會,并以此為本期封面主題。其目的就是深化人們的認識,為中國未來的發(fā)展道路與發(fā)展模式作出持續(xù)的、有效的探索。

《文化縱橫》編輯部

200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