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徐永光先生在最近出版的《公益向右，商業向左》一書中，呼吁用市場化思維運營公益事業，反對用“無私奉獻”的傳統道德觀念綁架公益。此一呼聲隨后引發了業界的激烈討論，以康曉光先生為代表的反對者指出，徐的觀點將人類貶低為只能利己不會利他的禽獸，毀壞、否定了中國公益事業的根基。
有關公益的商業和道德本質的爭論由來已久。而在當下中國，公益發展更是呈現出一幅悖論的景象：一方面是中產白領們對于公益的時尚式追求，以及各類社會資源的加速涌入；另一方面則是媒體和社會公眾對于特定公益行動的質疑，對于慈善組織暴露的種種問題的關注。換言之，盡管在資金支持、志愿行動上，社會大眾對公益慈善的參與越來越頻繁、深入，各個領域的共識和資源不斷聚集，但在價值觀層面，不僅是社會大眾與公益人士之間存在越來越多的溝通障礙，公益行業內部也呈現出撕裂的趨勢，徐永光和康曉光的辯論即為一例。
伴隨互聯網興起和大眾消費時代的到來，中國公益發展進入了井噴期，但與此同時，種種問題也暴露出來——從行業腐敗到組織定位的模糊，從商業邏輯與道德動機的關系，從政府監管到社會自發的平衡，對于這些問題，如何解析其背后的觀念和結構性根源？
正如陶傳進所言，中國公益事業自1990年代以來的發展，來自某種人們未必全然意識到的社會特質的迅速變化。但是，在經歷初期的理想主義階段之后，其發展也很快遭遇各種體制化、專業化和競爭加劇的挑戰。在這種背景下，正如公益從業者姚遙所揭示，當理想情懷淡化，當公益組織的博弈功能消失，它就可能蛻變為單純社會服務的提供者和社會治理的工具。如此，康曉光所寄意的“利他主義”就會失去附麗。“專注營利”的“社會企業”的單向度發展，不僅會背離姚遙對“公益本來就是左的”之價值預設，也將引發陶傳進式的憂慮：在這種背景下，將社會組織重新監管起來的趨勢是否會逆潮而上？
今天的慈善場正被各種名利場所包圍，公益事業的發動，往往依賴各種“時尚”資本的烘托或娛樂明星的站臺。而這一切，實際也源自幾位作者所共同意識到的，那最初催生慈善事業發展的公益倫理精神的淡化。
正如吳強所言，相比歐美公益慈善事業幾百年發展所本的新教倫理，中國究竟應當依循怎樣的公益倫理、發展出怎樣的社會形態加以應對？他敏銳意識到，明星慈善現象不僅是泛娛樂化的結果，同時也是一種“去政治化”的癥候。當社會正義的議題被簡單消解為技術官僚的治理問題，公益事業的發展也就可能淪為娛樂明星們的一呼、一哭或一條微博。這將比康曉光所擔憂的“利己主義”更為棘手。
曾桂林先生意識到，當前的公益發展困境，實際也正是當代中國在政府、資本和社會三者之間所形成的復雜博弈關系的體現，它呈現為在西方慈善公益理論、中國本土語境和歷史傳統之間尋求平衡的特殊糾葛。在這種意義上，我們需要重新返回歷史去尋找智慧。無論是傳統中國的“互助”傳統，還是社會主義中國扶貧的歷史經驗，無論是西方資本主義的新教倫理，還是中國古典的儒釋道精神，乃至頗受新興精英人士所青睞的藏傳佛教，都可為未來中國的“公益再造”提供某種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