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雨天
周五晚上，海鮮充足，談話流暢。在源氏日本飯館，張瑪麗——她戴著大耳環，穿著緊緊的天鵝絨上裝，化妝精致——正在談論大家都在議論的一個泰國東海岸小島。在那兒潛水棒極了，而且那兒中國人很多，根本不需要擔心語言問題。她的朋友楊維基正在操作著借來的手提電腦，下載一個客戶通過她的手機發來的電子郵件。作為一家咨詢公司的審計，她今晚必須結束一個項目。就在她和一個同事電話時，小團體的話題又轉向了滑雪以及各種iPod的性能比較以及中國新出現的信用卡業務……今天的中國青年比以往的任何一代都受過更好的教育，也更世俗化。他們從來不談論政治和民主化等問題……
這是《時代周刊》在2008年的封面文章《“我”一代》（The Me Generation）中所描述的80后的中國青年。如此描述80后一代的文章在西方媒體中比比皆是：比如《中國：新領導層會不同嗎？》 (BBC, 2002)，《文革一代嬌寵下一代》(《華盛頓郵報》， 2004), 《準備好了，為了自己，開路！》(《石板周刊》，2008)，《中國以“共產主義方式”贏得繁榮》(CBS,2008) ……等等。
這些西方主流媒體或許并不自知，他們的報道，隱含著不自覺的邏輯鏈條，即中國青年適應市場經濟，是西化改革的受益者——經濟消費能力上升，敢花錢——中國青年世俗化，個人主義化，對政治冷漠。最近幾年，面對80后青年一代的迅速成長，西方主流傳媒的偏愛，就是塑造中國青年經濟和生活方式的“白領小資神話”，對當代中國青年的經濟能力、消費欲望和時尚生活方式大加渲染。但當他們循著這條邏輯鏈條，認為80后的中國青年“政治冷漠”——“他們從來不談論政治和民主化等問題”之時，在炸館、撞機、“3?14”等事件中，中國青年的激烈表現，自然讓西方世界瞠目結舌。因此，一方面，西方媒體以物質主義、自私自利來描述80后一代，以安于現狀為理由，解釋中國青年和上一代政治傾向的不同，渲染80后一代的政治冷漠；另一方面，面對80后在炸館、撞機、“3?14”等等事件中的反應，他們則反復渲染同一群人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認為這應該引起西方社會的警覺。
對于80后青年的民族主義，西方傳媒上經常出現難以解釋的矛盾——既然物質主義可以消解青年一代的政治熱情，為什么物質主義沒有消解他們的民族主義熱情？這種自相矛盾，有時在同一篇文章里就會出現，比如《洛杉磯時報》（2008）的《中國的下一代民族主義者——他們富有、有教養，卻敵視西方》一文，提到了中國青年偏好商科而輕視政治學，對民主自由理念缺乏興趣： “年輕一代的中國人……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幾乎從來不討論民主或者政治變革等問題?！钡@種政治冷漠論的調子，很快轉向了中國青年具有民族主義狂熱的描述：“一有諸如西藏騷亂這樣的火花，中國青年的民族主義就爆炸了。在北約誤炸中國使館后，中國青年的民族主義以暴力反美示威的形式爆發；即使是在“9?11”之后，盡管中美兩國政府謀求更密切的雙邊關系，一些中國青年卻以美國的痛苦為樂。一個中國青年甚至這樣告訴中國的民調人員：當飛機撞進世貿中心時，我覺得很開心……在2005年的反日示威中，我當時恰在蘭州，每天中國青年都在蘭州游行，砸毀賣日貨的商店，盡管這些都是中國本地商人開的商店?！?/p>
這種自相矛盾之處散見于多處報道之中。比如Matt Forney在 《紐約時報》（2008）發表的《中國的忠誠青年》一文中，一方面說：中國青年的國族認同是因為他們在現實生活中得到了經濟增長的好處，可以擁有更多的財富和致富機會——“現在的大學畢業生很樂觀。為什么不？在他們的記憶里，經濟一直以兩位數高速成長，能說英文的畢業生就一定能有好工作。他們的父母擁有自己的房屋，他們自己也很快就會有自己的房產，甚至還有自己的車。手機，iPod, 都不是問題?！本o接著，又說中國青年的愛國情緒高漲是因為他們不諳世事，很少參加社會實踐，所以不了解中國社會的黑暗：“生活經歷，或者是缺乏生活經歷，也使得中國青年不能發展出和政府不一致的觀點。城市青年學習很刻苦，他們的時間幾乎都用在了學習上。志愿工作、體育、辯論隊活動、音樂才能和其他課外活動都不在大學入學競爭中起作用，所以很少有人參加。政府對社會的控制也意味著非政府組織很少……當然，中國青年的民族主義也可能隨著時間推移而軟化。當他們參加工作并親身體驗政府的低效率之后，他們對政府的態度經常會變得更具批評性。但除非中國的教育體制和經濟狀況發生重大改變，西方人在短期內不可能發現中國青年是他們的同盟軍。”
問題的關鍵其實并不在于中國青年對政治是不是冷漠，而是在西方人所想象的“政治”方面，他們比西方人想象的冷漠。尤其是在將80后與此前的青年相比時，西方媒體感到特別失落：“中國一些知識分子，特別是天安門一代的知識分子，深深為青年學生們對外國人和民主自由等理念的不屑而震驚”。（《中國的下一代民族主義者》）另一方面，中國青年的民族主義情緒，其實也未必就真的多么高漲，只是比西方人所能容忍的程度，要高漲了太多。西方傳媒描述的中國青年的民族主義，突出的特點是把青年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情緒對立于民主、自由等政治觀念，對立于對西方政治制度的認同，并武斷地認為80后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也得到了中國政府的支持。例如《中國的下一代民族主義者》《年輕憤怒的中國網民》（CNN，2005）;《中國的2008一代：在動蕩的時代發出自己的聲音》（路透社2008）;《憤青一代》（《紐約客》，2008）；《中國的忠誠青年》（《紐約時報》，2008）;《互聯網給中國民族主義扇風》（《耶魯環球雜志》，2005）；《親中國的青年令人憂慮的崛起》（《圣何塞信使報》2008）……等等。這種思路顯然是偏頗的。當代中國青年雖然民族情緒明顯上升，但這種民族情緒，并不包含普遍地否定西方政治觀念、否定西方政治制度。或許有些“左派青年”對西方資本主義整體都取否定態度，但他們遠遠不是中國青年的主流。上世紀80年代以來，自由主義的許多理念，包括對西方經濟政治制度的肯定，在中國城市特別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幾乎已成為基本共識。自中國入世以來，一切和國際接軌是主流口號，“融入國際主流社會”的心態，在當代青年中并不弱——媒體報道中的“小資現象”，也是明證之一。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民主自由的觀念，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在現實中，都不存在對立。
那么，西方傳媒出現這種自相矛盾的原因何在？很顯然，按照他們的邏輯，中國青年在擁抱資本主義帶來的優越物質享受的同時，也應當擁抱西方一整套的價值觀，以及由這種價值觀帶來的一套政治制度。當第一種期待如約而至的時候，后一種期待卻沒有成為現實。西方人以為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卻因為諸多社會事件的風聲水起，意外地在中國的80一代中斷裂開來。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