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鼎新
中國為什么能在春秋戰國的歷史發展中走向統一，并在以后兩千多年的大多數時間內保持了統一，而歐洲卻在羅馬帝國垮臺后始終處于分裂局面？ 面對這個問題，人們首先會想到地理因素。在春秋時代，中國的核心地域東鄰太平洋，西靠重山峻嶺，北為大漠，南是蠻夷之地，其面積僅僅在150～200萬平方公里之間。相比較而言，歐洲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從古希臘開始就涉及到北非、西亞、東歐等地，其面積可達春秋時代中國的近十倍。 統一這一“任務”對歐洲來說顯然要艱巨得多。地理條件雖然重要，但卻不是決定性因素。比如，印度次大陸的面積200多萬平方公里，且四面都與外界有很大的隔絕。從地理來說，其形成統一的條件應該與中國差不多，但是印度卻在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過長時間的統一，而第一次把全印度持久地“統一”起來的竟然是大英帝國治下的東印度公司。此外，在秦朝統一之初中國的核心地域有限，雖然統一之后中國的版圖不斷擴大，有些朝代的地域甚至大大超過了今天中國的版圖，但是古代中國版圖的增大并沒有摧毀中國的大一統局面。因此，地理條件顯然不是決定中國統一和歐洲分裂的根本性因素。以下，我想就中國是怎么獲得統一以及這大一統局面是怎么得以維持這兩個相關問題，為讀者作出分析。
中國是怎么走向統一的？
一個國家為了贏得戰爭就必須擁有良好的軍隊、有效的經濟生產和稅收能力以及對國家的管理能力。戰爭因此會促進國家機器的發展和國家戰爭能力的進一步增強。當一個地區國家力量的發展形成了“一山難容二虎” 的局面時，統一就在這一地區成了可能。在古代，一個地區的統一基本上都是長期軍事競爭下的結果。但是，雖然國家力量在戰爭中總會得到發展，它的發展程度卻會受到一個地區所特有的結構條件的約束，戰爭與國家力量的發展之間并不具有一個簡單的線性關系。比如，羅馬垮臺后歐洲逐漸形成了四個主要權力階層：國王、貴族、教廷和后起的城市中產階級。歐洲中世紀的戰爭雖然也大大增強了國家的力量 （比如，英法兩國在百年戰爭（公元1337～1453）的推動下同時產生了隸屬于國王的常規軍和對百姓的直接稅收能力），但是在貴族、教廷和城市中產階級多重力量的鉗制下，歐洲的國家力量始終不能得到中國式的發展。
與歐洲相比，春秋戰國時代中國的社會結構顯得十分簡單。春秋之初，中國社會僅有兩個權力階層：君主和貴族。春秋早期，中國北方地區國家的軍隊大多數由貴族所控制，因此戰爭往往有助于該地區貴族勢力的發展（在同一時期，魯國出現了“三桓”，齊國出現了“田氏” ，宋國出現了“七穆” ，而晉國則出現了“六卿” ）。公元前6世紀～前5世紀中葉，北方各國的貴族勢力不斷坐大。于是就出現了“封建危機”，導致了“田氏代齊” 和“三家分晉”。當年的貴族搖身一變成了國君。
在晉國，魏、韓、趙等貴族勢力在分晉之前，已經在自己控制的領土上逐漸推行旨在削弱他們屬下的貴族勢力的、以郡縣制為中心的、非世襲性官僚體制，并在土地所有制、稅收與法制上作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三家分晉后，為了進一步加強君權以及國家的戰爭動員能力，魏、韓、趙三國先后發起了在法家哲學思想指導下的全面性的改革。“三晉” 中，魏國率先進行了改革。此后魏國實力大增，稱雄戰國，迫使其他國家加以效仿，于是就形成了一個從公元前5世紀后半葉至前4世紀中葉的旨在強國厲兵的法家改革浪潮。由于沒有歐洲式的教廷勢力和城市中產階級勢力的抗拒，更加上北方各國的貴族勢力在“封建危機”后均走向式微，戰國時的國家因此就能在戰爭的推動下幾乎毫無阻擋地走向強大。顯然，中國強大的官僚制國家并不是通常所說的“治水農業”的產物 ，而是產生于春秋戰國時代戰爭背景下國家和社會的互動。
在戰國諸雄中，秦國的貴族勢力相對薄弱，因此改革更為容易推行。同時，秦國因為發起改革較晚而能借鑒他國之經驗。因此秦國能采取相比其他各國來說更為徹底的改革。改革后，秦國借助其有利的地勢，從渭水順流攻擊“三晉”，依長江直下包抄楚國，不久就在戰國七雄中取得一國獨大的地位。一個“一山難容二虎” 的局面逐漸成型。
我們知道“國際社會”、“國際法”和“主權”觀念的產生，以及民族主義的形成是近代歐洲沒有能形成大統一的兩個重大原因。“國際社會” 等觀念不但約束了歐洲各國的行事方式，而且保證了不同的國家在面對“國際規則違反者”時能團結起來（這就是為什么在面對路易十四、拿破侖和希特勒時，歐洲都最終能達成持續的團結，直至勝利）。同樣，民族主義的產生促進了統治精英和百姓對異族統治者的反感，從而大大加強了征服的代價。在中國，法家改革的成功和法家思想在政治層面上的一家獨大使得“現實主義”成了戰國時期國際關系的唯一準則。任何類似于“國際社會”、“國際法”和“主權”等以價值為主導的國際關系觀在戰國時期都失去了市場。于是乎，不但反秦“合縱”難以持續，各國還“以鄰為壑” 試圖把秦國這一禍水引向他方。秦國因此能施行“遠交近攻”，各個擊破，把中國帶向統一。
法家改革的成功還避免了一種“類民族主義思想”在當時中國的形成，這也加速了中國的統一進程。為了吸引民眾從軍，國家一般會采取以下三種方法（當然，一個具體的國家不會僅僅依賴一種策略來動員民眾加入戰爭）：1.用金錢來雇傭民眾；2.通過一種意識形態，使得人們覺得是在為自己的命運而戰；3.采取“大棒加胡蘿卜” 的方法通過強制來脅迫民眾從軍，并通過獎勵勇敢來鼓勵獻身。理論上來說，強制性能力差而財源滾滾的國家會采取第一種方法，強制性能力很強的國家會采取第三種方法，而財源不夠同時強制性能力不強的國家會采取第二種方法（現代民族主義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在歐洲形成的）。戰國時代法家改革的成功大大加強了國家的強制性能力，使得當時的統治者無須通過煽情讓人們覺得他們是在為自己的命運而戰，而直接采取了“大棒加胡蘿卜” 的方法通過強制性手段來迫使民眾從軍，這就阻止了“類民族主義思想” 在當時中國的形成，從而大大便利了中國的統一進程。（楚國的法家改革比較不成功，楚國延續了數百年的貴族勢力因此也得以延續。正是由于有著很強的貴族文化和貴族認同的存在，使得楚國成了戰國七雄中唯一出現了像屈原這樣能被今天的歷史學家塑造為“愛國主義者”的地方。）
在描述戰國晚期的歷史時，《史記》里出現了如下類型的記載：秦國在打仗前會派奸細到他國傳播比如他國的將軍將要投靠秦國的謠言，使得他國的國王撤免（甚至是殺害）這一將軍，并任命了一個無能的替換，從而導致了秦國的軍事勝利。對于這類記載，傳統史家往往會通過指責他國國王的無能來解釋。事實上，這兒有著一個很簡單的規律：一旦沒有“民族主義” 和“愛國主義” 這類思潮，國家就會像一個個公司，政治家們可以自由跳槽，擇木而棲。在這一結構下，大公司（秦國）不會懼怕它的CEO去他方屈就，而小公司則得時時防范雇員跳槽，《史記》中的這類故事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出現的。民族主義的缺乏也在這一意義上加速了中國的統一進程。
中國的大一統局面是怎么得以維持的？
秦朝在始皇帝統一中國15年后就走向崩潰。但是，秦朝所建立的大一統帝國模式卻成了今后兩千多年中國社會的主流歷史形態，即使是南北朝時代的長期分裂和儒學式微也未能徹底打破這一狀態。中國的大一統局面是怎么得以維持和發展的呢？這兒我想就這一問題作出回答。
我的分析將從古代帝國所面臨的一個共同困境入手——有限的運輸能力和交通手段一直是古代帝國所需面對的一個重大約束條件。面對這一問題，古代帝國采取過以下對策：第一，通過軍事威懾和外交手段迫使周邊的部落領袖向中央政權效忠，雖然效忠后當地的政治仍然由地方部落領袖自治管理。第二，通過強制周邊部落的領袖把他們的兒子送往中央作為人質，以加強對周邊的控制。以上兩種方法有著共同的弊病，那就是一旦中央政權走向衰落，周邊的貴族馬上就會“樹倒猢猻散” ，甚至是轉而效忠于敵國，從而加速帝國的垮臺。當年周武王克商，牧野之戰商朝一日而亡，其背后就是這一原因。古代帝國的第三個常用控制手段就是向周邊地區派出特使或官員，對其進行直接控制。這一方法當然比起前兩種方法有效。但是，在通訊和控制極其不便的情況下，我們不能保證派出人員不與地方勢力勾結，甚至經營獨立王國，造成尾大不掉。因此，為了提高對帝國遼闊國土的管理能力和減低控制代價，古代帝國的下一步發展就是形成統一的精英文化，甚至是精英的認同感。以文化的同質性來彌補直接控制能力的不足。羅馬帝國的發展就達到了這一境界。在羅馬帝國的成熟期，羅馬各省的貴族都在露天劇場中看奴隸角斗，在羅馬浴池洗澡，享受著相似的世俗生活，有著一定的認同感。一般來說，一個帝國會同時運用以上四種方法對周邊地區實行控制，但是成熟的帝國主要會運用第三、第四種方法，而較為原始的帝國依賴的主要是第一和第二種方法。
中華帝國的政治控制手段也不外乎于以上四種。但是，在中國的歷史進程中，這些控制手段的發展卻也展示出了自己的特殊性并對中國歷史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西周建立之初，其統治者面臨來自宗室成員和商朝舊勢力的嚴重威脅。對此，周初的統治者采取了兩個對后世有著深遠影響的創舉性對策。第一，為了與商朝遺民達成和解，周的統治者聲稱他們推翻商朝的舉動具有正義性：商王因其暴虐的統治而喪失了天命，周則是天命的合法繼承者。“天命觀”在其出現時有著強烈的宣傳性質。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在中國政治思想中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在春秋戰國時代，被后世所標稱為儒家的學者將天命思想加以系統化，此后，該思想體系逐漸被神圣化并最終成為中國帝制時代王朝合法性的基礎論述。但是，“天命觀” 的背后卻暗含著“造反有理”的思想，即人民有權推翻不稱職的統治者。中國歷史上難以計數的農民起義無一例外都帶有這一觀念的胎記。第二，接受了商王朝一日而亡的教訓，西周的統治者開創了一個新型的帝國形態；他們不再在占領土地上樹立自己的傀儡，而是派遣王室成員到各戰略要地建立邦國，并建立了一套復雜的禮儀系統對各邦國諸侯進行控制。西周統治者的這一創造性的手法不但加強了其對周邊地區的有效控制，更為重要的是它還深化了血緣關系在中國政治中持續的重要性，為儒學的產生提供了基礎。
西漢時，經漢武帝的推崇，由董仲舒等多人改造而成的“官方儒學”上升為政治顯學和國家意識形態。此后兩千多年中國的政治形態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一個“儒法國家”，即一個奉儒家學說為合法性基礎，同時采用工具主義的法家作為御民之術的、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國家。在這一政治體制中，皇帝被神圣化為“天子”，而“天命”的解釋權則掌握在從知識精英中選任的儒士型科層官僚手中。這一政治體制在國家政權與儒家精英之間建立了一個相互依賴的共存關系，為國家的統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礎，為臣民的生活提供了道德準則，在社會精英層面上維持了一個同質性的文化，為社會下層群體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從政入仕的機會。我在以下的分析中想要指出的是，官方儒學的產生給予了帝國的精英統一的文化和認同感，彌補了帝國控制能力的不足，這就是大一統局面在兩千多年中能得以維持的關鍵。
羅馬帝國的精英階層也有著同質性的文化。但是，羅馬的同質性文化是世俗性的。羅馬的世俗性文化在基督教興起后受到了挑戰。基督教的教義和禮儀極其簡單，容易在平民中傳播，生命力很強。羅馬帝國根本就沒有能力加以鎮壓和撲滅。同時，羅馬帝國也很難將基督教樹立為像儒學一樣的帝國政治學說。這是因為基督教強調“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非常有損帝國權威的樹立。同時，基督教還強調“因信稱義” （justification by faith），或者說只要相信上帝的都是上帝的子民。它因此而造就了一個超越羅馬帝國的認同感，減弱了人們對帝國的情感。基督教力量的壯大不但促進了羅馬帝國的滅亡，而且還為歐洲在羅馬帝國崩潰后達成統一加大了難度。在整個中世紀，天主教教廷一方面需要國家的保護，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國家力量變得太強大，從而侵蝕教會利益，歐洲就這樣在國家和宗教的合作和競爭中四分五裂，再也不能恢復昔日羅馬時代大一統的“輝煌”。
在中國，自漢武帝后，儒學始終保持著作為一個統治意識形態的優勢。即使是在儒學相對式微的南北朝時代，如日中天的佛教也無法取代儒學而成為中國的統治意識形態。與儒學相比，佛教有著一種為統治階級所不喜歡的“佛祖面前人人平等”的情懷。況且，佛教追求來世輕視今世，難以與經世致用的儒學在政治層面進行競爭。這就是為什么當時北朝的統治者會從興佛轉向抑佛甚至是滅佛，為什么魏孝文帝會主動發起對自己族群文化的打擊，并著力提高儒學在北魏的統治地位。魏孝文帝的所作所為都在無意間為中國重新回歸大一統局面做了準備。
中國歷史上有著周期性的“朝代循環”。但是稍作考察我們就可以發現，這朝代循環的背后并不具有什么周期性規律。如果有什么規律的話，它應的也是“一樣生百樣死” 這樣一句俗話。中國每個朝代的倒臺原因非常不同，但是新的大一統局面形成的背后卻都有著相似的原因，那即是統治階級在上臺后馬上會發覺儒學是最為適合的統治意識形態，并且為了獲取政治穩定他們必須取得儒家知識分子的支持。漢朝時就已形成的“儒法國家” 政治形態就這樣在新的條件下不斷被“復制”，雖然這一復制在每一朝代都會因為受到當時的結構與人事的調節而顯得不盡相同。
就這樣，儒學為中華帝國提供了一個同質性的文化和認同感基礎，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古代帝國控制能力有限這一局限。儒學的存在使得帝國這一國家形態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發展出了一個難以逾越的高峰：古代中國有著強有力的國家，發達的官僚體制和精英層面上的認同感。除了當時的百姓尚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民族認同感外，中華帝國在很大程度上猶如一個現代“民族國家”。19世紀末以來，中國的歷史學家一般都會把中華帝國的這一形態看作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桎梏。而現代的學者更會把諸如“反右”、“大饑荒”、“文革”等災難看作是由于中國長期大一統而帶來的“東方專制”文化的結果。其實，類似的災難性國家政策在德國、日本、前蘇聯、柬埔寨、伊拉克等等許多文化和歷史完全不同的國家中都發生過。它們構成了“現代化”的黑暗面，屬于后發展國家在帝國主義、民族主義和國內政治多重互動下走向極端的例子。當然，由于有著長期大一統而帶來的強國家傳統，中國在錯誤和正確的道路上都會走得很快。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的國家能在將全國飛快地帶入史無前例的“大饑荒”和“文革”后，馬上又能把全民帶入一場致富運動，在世界上創造了另一種奇跡。
（作者單位：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