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歐洲改革中心主任：查爾斯 ? 格蘭特（Charles Grant)?? 譯者／王榮欣
隨著兩極世界格局的瓦解，多極世界，或者說世界的多極化已經成為一種趨勢了。在多極化的國際政治舞臺上如何共舞？歐洲和中國都面臨這個挑戰。
一直以來，歐盟是多極化世界的最大得益者，多極主義也因此深深植入歐洲領導人的基因——這首先是由于歐盟自己就是一個多極主義的構造。因此，相對而言，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諸如俄國、美國、印度，都時常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利益情況在單邊、雙邊或多邊的外交行為之中作出選擇，而歐盟不行。這一點是我們在探尋中國和歐盟的關系之時首先應該注意的。
那么，歐洲應該明確的是未來的世界格局到底是什么樣子。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未來的國際體系將是一個長期持續多極的世界。首先，美國的實力已經相對弱化。關于美國的議題，以后會越來越集中在美國要在一個多極化的世界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而不會是美國如何維持一個單極世界。同時，如果美國關心其他國際力量的行為，那么它也會越來越關心如何去建立一個更強的國際制度體系來約束這些力量。更重要的是，民主國家并沒有興趣去建立一個聯盟來對抗中國和俄羅斯。顯然，許多歐洲人和美國人都認為保持與這兩個大國的接觸將比和他們對抗更為有利，同時，西方的商業利益也要求一個更為開放的、友善的國際關系，需要繁榮的新興市場。另一個民主國家印度，對于對抗也沒有什么興趣，它希望的是能在一個包括中俄在內的戰略格局中占據一席之地。
中俄有沒有建立一個威權主義軸心的可能呢？他們的政府之間現在確實有著良好的關系，而且也有著同樣的對顏色革命的憂慮，這些革命已經在他們的許多周邊鄰居中發生了。但是，中俄并不是天生的盟友，他們的政治精英之間缺乏足夠的互信。莫斯科很清楚，如果它謀求中俄之間的緊密關系，以中國目前的經濟實力，中國將會在這樣的聯盟中占據領導地位。而且，中國對俄國東部和中亞國家的影響力，也是俄國人害怕的。
實際上，由于中美兩國強大的經濟實力和潛在的戰略競爭關系，21世紀最為重要的地緣戰略關系可能還是中美關系。但是，中歐關系同樣非常重要。如果中國和歐洲可以建立更友好的、更互信的戰略伙伴關系，那么可以給這個多極世界帶來許多有價值的東西；但是，如果他們之間的關系變得冷淡，那么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集團對立的景象，也許會重演。
絕大多數歐洲國家的政府，都希望中國在未來的全球治理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同樣，中國領導人也希望出現一個更為強大的歐洲。多極化的世界體系，對雙方都有好處，雙方也都饒有興趣。因此，現在我們非常有必要重新審視當前的中歐關系，以及未來的發展。
中歐關系的審視：非戰略伙伴關系
長期以來，中國和歐盟有諸多方面的合作，建立了廣泛的聯系。雙方在政治關系上的對話，涉及到人權、科學、移民、貨幣政策等諸多領域。雙方關系的框架，是由1985年簽署的“貿易與合作協議”設定的。自2007年起，雙方開始斟酌要簽訂一份新的“伙伴關系與合作協議”，以取代1985年的協議；目前，這份新協議還在談判之中。自1998年以來，每年都會舉行中歐高峰會議，從2005年起，每年也都要舉行副外交部長級別的“戰略對話”。2008年4月，歐洲委員會和中國政府在北京又準備建立一項新的“高級別機制”，以討論經濟和貿易的新問題。
但是，所有這些協議和接觸，都沒有讓雙方發展成“全面戰略伙伴關系”——雖然雙方自2003年起，就已經致力于發展這種關系了。2004年5月，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布魯塞爾的一次演講）解釋了他所理解的戰略伙伴關系：
所謂“戰略”，是指雙方的合作具有全局性、長期性和穩定性，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差異，不受一時一事的干擾。所謂“伙伴”，是指雙方的合作是平等、互利、共贏的，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礎上，求大同存小異，努力擴大雙方的共同利益。中國同歐盟致力于發展這樣一種新型關系，不僅符合中歐雙方的利益，也有利于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
我們同意溫家寶總理對“伙伴關系”的定義，“戰略性”確實應關注長期問題，而非緊盯著短期問題。同時，我們認為，戰略伙伴關系還應該增加兩點新內容：一，它不應該只談經濟，還應該涉及高端政治和安全問題；二，它應該優先考慮那些數量少，但非常重要的問題，而不必試圖涵蓋中歐關系的所有方面。
從這些方面來看，目前，歐盟與中國的關系還遠不是戰略性的。
第一，雙方往往只關注短期問題，比如說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問題，比如說歐盟是否應該增加從中國進口的胸罩數量等問題。
第二，雙方的關系目前主要集中在經濟方面。但是，長期的經濟關系顯然將會影響戰略關系。中國在經濟上的崛起，已經讓世界充滿戒心：中國到每個大陸尋求原材料，提高軍費致力于軍事力量的現代化。同時中國的崛起也對全球氣候造成了威脅。經濟爭端有可能損害政治關系，也有可能對政治關系造成負面影響。就此看來，歐盟和中國只有在通盤考慮雙方在全球安全上的共同利益和潛在分歧后，才有可能成為真正的戰略性伙伴。
第三，雙方的關系沒有重點。歐盟委員會已經和中國簽署并展開了27份獨立的部門協議和對話，主題涵蓋氣候變化、區域政策、海洋運輸、旅游、太空科學、歐盟研發項目、國際熱核實驗堆（ITER）、核聚變反應堆、高等教育合作、社會保障改革和產品標準的趨同等等許多議題。
當然，上述這些協議和對話所涉及的議題也產生了影響。比如，中國在關于汽車排放的問題上，已經采用了歐盟標準；再如，17所中國大學和研究機構與歐盟大學建立了合作關系，開始討論預算、人員交流和新課程等等主題。第三個例子是關于社會保障的改革，在這方面，中國勞動部與歐盟建立了合作關系。目前，中國舊有的以員工為基礎的福利體系已經崩潰，中國政府不得不向歐洲國家尋求靈感——瑞典的平等化的社會保障體系引起了特別的關注。此外，歐盟還通過財政支持了一些在中國的項目，比如上海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和北京的中歐法學院。
除了歐盟主持的與中國的對話和其他項目，歐盟的一些成員國，在教育、醫療、環保、媒體改革和減少貧困等領域，也展開了各自的項目。當然，美國也支持類似的項目。但比起美國來，歐洲國家在境外對中國人進行培訓這方面做得更多。2008年，大約有17萬名中國學生在歐洲留學，美國卻只有6.7萬名。歐洲國家在參謀學院訓練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官員，并為中國的干部、律師、法官和監獄官員都設計了有針對性的訓練課程，而美國提供的這種培訓則少得多。
但是，盡管這些項目和對話對雙方都很有價值，雙方還是沒有發展成戰略伙伴關系。作為多極世界的提倡者，許多中國領導人相信，如果歐洲扮演一個更有影響的戰略角色，中國將從中獲益（當然這并不阻止中國人——像美國人或俄羅斯人一樣——利用歐洲的分歧來謀求自己的利益）。很多歐洲領導人同樣樂于談論與中國形成戰略伙伴關系的愿望，但是這種關系要求歐洲在與中國打交道時，內部要學習一個聲音說話和一致采取行動，目前歐洲還很難做到這一點。
中歐之間越來越緊張的經濟關系
中國迅速從一個新興市場成長為一個經濟超級大國。中國經濟每年以大約10%的速度增長，每7年就會翻一番。經濟學家們一直在爭論中國經濟實際總量的大小，但已經沒有人懷疑中國位居美國和歐洲之后，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了。
迄今為止，中國經濟崛起確實給歐洲許多國家帶來了好處。在20年內，歐洲和中國之間的貿易已經取得了讓人嘆為觀止的增長。自2002年開始中歐之間的貿易量年增長20%，到了2007年已經突破了3000億歐元。目前，歐洲已經是中國最大的外貿伙伴了，而中國也成為歐洲第二大貿易伙伴（僅次于美國）。
但是，隨著貿易往來的越來越頻繁，歐洲商人也在與中國的貿易競爭中越來越受挫，保護主義的情緒在歐洲產業工人中越來越激烈。在2007年，歐洲對華貿易的單邊赤字已經成為一個敏感的政治話題。在許多方面，歐洲人已經對中國感到越來越緊張。下面，我們將探索引起這種緊張感的各方面的原因。
1.全球化帶來的沖突
最近以來，在西歐人的心中，對中國經濟崛起的態度，越來越模糊、越來越含混。東歐國家加入歐盟給歐洲帶來了5000萬的廉價勞工，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加入整個世界市場，這既給歐洲企業帶來了出口商品和獲取低廉勞動力的機會，同樣也導致了全球競爭的激烈化。早前在歐盟東擴過程中出現的東西歐對立的情況在中國和歐洲之間再度出現了。過去，當德國、奧地利、法國人因為大量進口廉價產品、工作機會減少以及外來勞工的移民問題而焦慮不已的時候，總是把矛頭指向東歐。在美國人擔憂所謂中國價格問題之時，歐洲人談論的則是波蘭勞工的低工資競爭——現在，中國取代了當年波蘭和捷克的位置。
這一切，一方面讓歐洲的消費者越來越多地享受到大量來自中國的廉價消費品，歐洲的企業也在享受越來越多的來自中國市場的商機；而另一方面，隨之而來的就是歐洲對華貿易逆差的大幅度增加。
越來越多的歐洲人看到“中國制造”常常帶有一種復雜的感情。2007年，關于“中國制造”的丑聞也產生了惡劣影響。這包括有毒的寵物食品，有污染物的牙膏以及有毒的玩具。由于歐洲的消費者越來越警覺，歐盟委員會也給北京發出了一系列警告。根據歐盟消費事務委員會的負責官員Meglena Kuneva提供的材料，2007年該委員會一共收到了大約1600件不安全產品的通告，其中半數涉及到中國。中國當局宣稱中國輸入歐洲的產品只有不到1%被鑒定為有潛在危害的，但是該委員會指出，由于歐盟每天從中國進口的產品近5億歐元，所以1%也是不可接受的。
2.不平等的競爭
由于雙邊貿易的逆差在不斷增加，歐盟官員不停地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么我們進口的中國產品越來越多，而賣給中國的產品還不及賣給瑞士的多？他們的答案無論有所遮掩還是直截了當，都是在說：中國并沒有公平競爭。
雖然中國根據WTO的協議，自2001年后，不斷地開放市場，并且消除了一些貿易壁壘。但是，中國經濟開放的速度自2006年以來已經明顯降低了，并且在某些方面還有明顯收縮。許多無形的貿易壁壘也導致外國的出口者和投資者越來越難和中國做生意，這包括各種各樣的準入證、在法律上對產品安全的要求、對國外企業的歧視性措施等等。尤其嚴重的是大量的盜版商品，對知識產權構成嚴重侵害。據美國貿易首席代表的報告稱，在中國市場上大約有85％～93%的有版權商品是盜版的。在2007年，在漢諾威的一次車展上，中國企業所展示的樣品模型看起來和寶馬與梅塞德斯公司的產品模型一模一樣。中國官員宣稱他們一直在謀求解決這些事情，但是歐洲已經越來越沒有耐心了。這導致了中歐之間不斷出現貿易摩擦。也許正是由于中國商業環境的惡化，導致了歐洲在中國的投資2006年、2007年持續下滑。
3.越來越多的歐洲國家把中國經濟發展視為一種威脅
直到最近，歐洲才只有有限的經濟學家、商業人士以及官員，認真思考過中歐之間的貿易往來。現在，中歐之間的關系已經迅速轉向了政治議程，越來越多的歐洲人視中國為一種威脅而非是一個機會。與此同時，那些呼喚中歐之間保持更為開放關系的聲音，顯得越來越微弱了。
值的注意的是，除了直接與中國大型制造業有競爭關系的工業企業——意大利的紡織品、德國的燈泡或者捷克的日用電器以外，一向贊成自由貿易的英國人，也對中國經濟崛起會給英國帶來好處這一點，越來越沒有信心。中國已經是英國第五大進口國了，但是英國對中國的出口總額也不過相當于丹麥和迪拜的水平。
歐洲和中國政府的組織方式帶來的溝通困難
歐洲和中國政府的組織方式也很難讓雙方發展成戰略伙伴關系。歐盟是很少從戰略高度考慮對外政策的組織。歐洲委員會負責歐盟的貿易政策，以及與中國的總體經濟關系。2006年，27位委員中有19位有他們各自訪問中國的理由，但沒有一位委員可以對這種關系全權負責，各位委員和他們的部屬經常無法協調行程，也無法共享信息。2008年，委員會主席若澤·曼努埃爾·巴羅佐為了保證一個更好的協調方式，4月份他帶領9位委員來到北京。
歐盟委員會和部長理事會（Council of Ministers）（負責歐洲對外關系的政治組織）之間缺乏協調，也是一個重要問題。與中國商談“伙伴關系與合作協議”的委員會官員認識到，如果歐盟沒有解除武器禁運，中國人是不可能簽訂這個協議的，但武器禁運的權責歸屬于歐盟負責外交和安全事務的高級代表索拉納下屬的部長理事會。顯然，這兩組官員很少聯系。“如果只設一名歐盟‘外交部長’，取代現在索拉納和貝尼塔·費雷羅-瓦爾德納（負責外部關系的委員）的工作，這將有利于歐盟處理與中國的關系。”一名委員會高級官員說。
中國抱怨機構復雜的歐盟很難應付——但是，這種感覺其實是雙方面的。在某些方面，中國政府甚至比布魯塞爾的行政系統更難以讓人了解。在歐盟——盡管存在復雜的政治運轉機制——一位敏銳的觀察者還是可以找出誰對某項決策負責，中國的政府體系則更不透明。歐盟的決策者經常弄不清楚中國方面誰是拍板人。中國的政治架構是高度集中的，這意味著越敏感的議題，所涉及的政府部門的級別就越高，這就有可能耽擱了該議題的實施。例如，2007年夏天，中國政府不同意為每年的歐盟－中國高峰會確定日期（以往每年在秋天舉行）。最后，在會前兩個月，日期才確定下來，而歐盟的其他與會者一般都希望更早定好日期。
就所有協議和草案的基本情況而言，根據歐盟官員的說法，中國人是很難打交道的。例如，誰將代表中國出席會議？會議怎樣安排？直至會期接近，中方才會回答此類問題。歐盟官員認為中方是用這類程序問題來消磨對方的精力。
歐盟代表有時發現很難確定他們應該和誰會談。代表們可能與和他們地位相當的中國部長會談，但卻會發現此人對正在討論的問題可能并不掌握全權。在某個部之外，還有很多的機構和委員會，還有黨的機關——后者對中國政治運作產生著很大影響。例如，2006年11月，彼得?曼德爾森訪問北京，此時歐盟準備就進口汽車部件的關稅過高問題，向WTO提起一項針對中國的訴訟。曼德爾森想通過談判解決問題，避免正式的訴訟。但北京沒有人認真參與。曼德爾森的主要對話對象是商務部，但它并不管理汽車工業，而管理汽車工業的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似乎對達成妥協不感興趣。于是，歐盟在WTO提起訴訟。
中歐未來關系的可能性
正如我們所認為的，歐盟－中國關系目前遠非戰略性的。雖然雙方也在討論全球范圍內的緊要問題，但他們的對話缺乏有效的組織支持，沒有確立哪些問題需要優先考慮，也沒有集中于長期利益。
但我還是認為，雙方的關系有可能變得更具戰略高度，原因有三：
第一，歐盟在外交政策領域逐漸變得更加協調一致。《里斯本條約》如果通過，將為歐盟提供新的外交政策機構，改組的“高級代表”將是歐盟的唯一發言人，取代當前的三個角色——理事會的哈維爾?索拉納、委員會的貝尼塔?費雷羅?瓦爾德納和歐盟輪值主席國的外交部長。高級代表將由新的歐洲對外行動服務處（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提供支持。歐洲委員會的新主席在外交政策上也將扮演一個重要角色。這些機構需要時間才能把自己變得更有效率。但從長期來看，只要歐洲各國政府有一個共同立場，歐盟就能更有效率地代表這一立場。尤其在事關經濟和政治的重要問題方面，歐盟應該能夠做得更好。
第二，中國也在考慮將與歐盟的關系建設得更具有戰略高度。中國領導人相信，一個多極化的世界既是在描述21世紀的現實，也是需要去爭取的。如果存在更多的“極”，美國將更難以在全球政治和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中國把歐盟當成有希望出現的一極。許多歐洲國家不愿在關鍵的戰略性問題上反對美國，中國領導人對此表示遺憾。但從長期看，他們認為歐盟最終很可能成為一個更自信和獨立的參與者。中國領導人認為中歐在戰略領域的對話，將幫助歐洲自身形成對世界的獨立看法。
第三，中國正在進入歐洲政治家最高級別的議事日程。奧運會、西藏動蕩和四川地震讓更多歐洲人對中國產生興趣。此前，很多人從未考慮到中國已經意識到自身增長的經濟實力所帶來的機遇和問題。中國將是一系列戰略挑戰（這些挑戰對歐洲人也重要）的關鍵因素，這已是一個不爭的現實。這些戰略問題包括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尤其伊朗的核問題、非洲問題（包括達爾富爾的局勢）、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全球治理機構的改革。在這四個方面，歐盟和中國確實有著嚴重分歧，但我們認為，這些方面應該是形成歐盟和中國戰略伙伴關系的基礎。
當前，歐洲已經開始承擔更多的全球責任，歐洲希望中國也同樣如此。歐盟對推動中國走向多邊主義非常感興趣。因為讓中國相信多邊主義的利益，比說服美國的可能性大得多，美國更傾向于單邊行動，并且不理會如聯合國這樣的國際機構。歐盟說服中國的最好方式是展示——通過在共同面臨的挑戰領域進行實際合作——在規則與組織下達到想實現的目標。所以為了建立一個更穩固和持久的關系，我們建議歐盟和中國應該把他們的戰略對話集中在有著嚴重分歧的三個領域：氣候變化、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和非洲問題。在這三個領域的對話，以及保持一個開放的全球經濟體系的共同利益，歐盟和中國極有希望進行富有成效的合作，如果他們通過多邊的渠道，或者一起合作制定新的國際規則。這樣一種方式將增加在多極化形勢下出現多極世界的可能性，只有這樣，中歐之間才能真正形成一種戰略伙伴關系。
（作者單位：歐洲改革中心Center for European Refr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