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手記
臨近新世紀的第三個十年，我們發現，過去所熟悉的一切都在過時。其中，有我們預想過的挑戰，比如“改革進入深水區”，比如“社會利益的分化”，比如“環境政治的興起”等等。但更有我們未曾預料到的問題，比如 “社會階層固化”、“智能科技崛起”、“女權主義覺醒”等等。這些問題共同交匯，深刻改變了我們對于中國的傳統認知，同時也瓦解了過去可以利用的各類知識。最有代表性的現象，就是左右政治的失靈。
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中，曾經支配了思想界觀念范式的左右政治，其功能首先在于確保了共識的形成。左右的爭論更多只是對改革路徑的技術性調整，由于總體改革方向的明朗化，思想爭論充其量只是對改革速度、廣度和深度的分歧。這使得中國上下壓抑已久的財富創造和社會流動的欲望得到了充分釋放，從而使中國在晚近二十年迅速崛起并深刻改變了世界格局。左右共識的第二個意義則在于基本接納了來自西方的思想資源，無論是左翼批判理論還是右翼改革思路，其主要知識基礎都來自西方國家的現代化經驗。這確保了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的社會精英共識，同時也充分動員了來自廣大社會民眾的支持。
這種左右政治形成的改革共識就反映在本期雜志封面的“中國城市”問題上。在過去幾十年中，來自城市和鄉村的精英與大眾都對“城市化”進程深信不疑，因為它符合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利益與價值訴求，并且印證于世界通行的“現代化規律”。由于中國財富的迅速膨脹，此種模式還被不斷推廣到非洲腹地以及未來的“一帶一路”沿線。但實際上，正是由此進程帶來了一系列微妙的變化。首先就是對西方經驗與知識的質疑，由于自身成功經驗的啟示，曾經支撐左右共識的西方資源開始去神圣化，而且可以預見，由于西方和中國未來演化中不確定因素的聚集，此種理論追隨還將不斷淡化。理論共識的瓦解也同時呼應于社會共識的退散。近年來中國公共政策的治理主義轉向，就已經暗示了當前的中國社會，更多面對的不再是圍繞改革共識的方案爭論，而是如何對越來越密集的利益分歧、價值沖突和社會風險的管控。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能會經歷一個思想和知識領域深刻的轉型運動。左右政治的退場，并不代表爭論的消失。相反，我們會面對一個更為復雜、多元和充滿張力的公共領域。左右共識的退場，將被更多更具有活力的觀念分歧所取代。其中，既包括某種“上下政治”的出場，它代表著由共識分裂所裸露出的精英與底層的劇烈社會分化，也包括“古今中西”爭論在新的維度下的復活，中國與西方的關系定位、傳統和未來的自我認同，都不再是簡單觀念上的形而上爭論，而將直接影響未來中國的路徑選擇。
毋庸置疑，過去曾長期支配我們觀念世界的左右政治不再是唯一有效的光譜，過去曾經賦予我們方向的中西思想資源也不再是路線正確的保證。未來所需要的思想，將更多來自貼近現實脈動的政治和社會進程。而無法順應這一時勢變化的知識與觀念，都將毫無例外地被清掃出歷史舞臺。
《文化縱橫》編輯部
2018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