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易寒 |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

窮人經濟學與扶貧政治學：評李小云《貧困的終結》

(本文為作者授權發布)

貧困與反貧困，不僅是一個重大的研究議題，更是一個關乎人性、檢驗制度的實踐“考題”。一套制度是否優越，最重要的標準應當是制度體系下的人是否生活得有尊嚴，而貧困常常會剝奪人們最基本的尊嚴。《貧困的終結》匯集了“扶貧教授”李小云多年的理論思考與實踐感悟，由短文、小品結集而成，不是一本系統的專著，但卻充滿了思想的火花。李小云自2015年起，在云南勐臘縣貧困瑤族村河邊村開展駐村扶貧。在河邊村與村民同吃同住6年，這不只是為李小云的寫作提供了豐富的細節，也給了他一個開展社會實驗的機會，創造了復合型產業與深度貧困綜合治理的河邊扶貧模式。

▍貧困元問題：與現代性背道而馳的窮人經濟學

“貧困的終結”是一個宏愿，需要立足根本，追溯源頭，李小云瞄準了貧困的元問題，進而提出扶貧的元方案。在他看來，貧困的元問題就是生存性競爭導致的基于物質獲取差異的社會化過程，基于對物質的崇拜和基于物質貧乏而產生的恥辱，社會化的道德出現；社會階層對于差異的固化以及現代社會理性擴張導致的不同種群和國家之間在物質供給方面的差異。簡而言之，當代的貧困問題主要與現代性的缺乏有關。

“現代化的窮人”是指沒有或很少被現代性倫理影響到的、不具備現代性倫理思維方式的群體。深度貧困主要在于現代性的缺乏，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發展”問題。對于很多前現代的群體而言，難就難在如何讓他們接近和把握現代性倫理。

筆者將李小云的這個觀點概括為：貧困群體通常奉行一套與現代性背道而馳的“窮人經濟學”。在富裕群體看來，窮人經常是缺乏“理性”的。譬如，窮人為什么不愿意儲蓄？相互借錢是河邊村村民經濟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有限的資金在村里的流動維持了村民的生計。一個貧困的社區事實上就是一個窮人的銀行。整個村莊就像一個大的資金池，每家每戶只要有錢，都有可能為其他村民提供幫助。

窮人往往不太重視人力資本的投資，他們更愿意及時行樂而不是“延遲滿足”。越是低收入的群體，越注重食物的口味。窮人更傾向于在有錢的時候買煙和酒，而不是去買牛奶和維生素。一個“理性”的人應該意識到，牛奶和維生素是具有“健康投資”性質的消費，而抽煙喝酒則是一種純粹的消費；但很多窮人不管這些，“煙不喝酒，活著還是有什么意思呢？”經濟學家班納吉和迪弗洛認為，窮人的首要選擇是讓自己的生活多一些趣味。

窮人常常會把有限的錢花到不該花的地方。譬如，城里人發現農村的“人情”“紅包”“禮金”特別重，不僅超出了他們的經濟負擔能力，甚至會高于城里的一般水平。他們不知道的是，對于窮人來說，這其實就是一種“眾籌”或小額信貸，他們通過紅包的方式籌措了紅白喜事的資金。

窮人與富人相比，最大的區別也許并不在于財富的多寡，而在于風險的概率。窮人隨時隨地都面臨著各種風險威脅。貧困會讓你更容易生病，由于不能及時有效治療，小病容易拖成大病，大病會導致無法擺脫的貧困陷阱。貧困會讓你與犯罪相關聯，有時是受害者（住在廉價但不安全的社區），有時是施害者（為生計鋌而走險）。

基于對貧困元問題的認識，李小云指出：扶貧的元方案就是把現代性擴張到沒有掌握現代性倫理的群體。這一過程其實就是“發展”。李小云在河邊村的扶貧實驗就是這樣做的。他發現，雖然河邊村的村民與現代化不是完全隔絕的，但他們與現代生活有著很長一段距離。“我要找一個把河邊村和現代性連在一起的對接點。”他最終在村民的房子里找到了連接點，把河邊村的房屋改造成保留瑤族文化特色的桿欄式民居，同時在每戶民居內建設一間嵌入式客房，用來接待游客。這個項目被打造為“瑤族媽媽客房”。李小云團隊充分利用河邊村的氣候、雨林和瑤族文化資源，把河邊村打造成集小型會議、休閑、康養和自然教育為特色的新業態產業。村莊美化、廁所革命、廚房革命以及會議設施建設等都被納入貧困綜合治理。2019年初，李小云把“瑤族媽媽客房”項目移交全體村民，由村民自主打理。河邊村的扶貧模式，本質上就是李小云團隊將現代性的價值觀、工作倫理和生活方式引入村莊。

▍為什么扶貧不能止步于“尊重窮人的選擇”

李小云有一個重要的反思，就是我們的扶貧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應該“尊重窮人的選擇”？如果窮人不愿意工作，不積極進取，不接受現代性，不愿意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扶貧者是否就應該聽之任之呢？

這個問題涉及窮人的主體性問題，也涉及個體的權利問題，以往的很多理論探討往往含糊其辭。李小云則旗幟鮮明地反對這種立場。他認為，“尊重窮人的選擇”在原則上并無錯誤。然而真正的尊重并不是簡單地問他們愿意做什么，而是要了解他們所處的環境以及他們為什么做出特定的選擇。也就是什么原因造成他們陷入自我破壞的惡性循環。無論窮人還是富人，他們在做決策的時候都是基于特定的社會條件和情境，這些條件和情境會結構化他們的選擇。影響窮人決策的一個重要社會條件就是不平等的程度。不平等之所以影響一個人的選擇不在于是不是他自己的選擇，而在于不平等條件下，優勢和富裕群體對于機會的系統性壟斷，從而產生對窮人機會的系統性排斥，他們的貧困深深地嵌入在現行的制度中。當面臨系統性的機會剝奪時，相當一部分窮人會用自我放棄來進行回應。

窮人未必不知道“長期投資”的重要性，而是因為“等不起”或“等不到”長期投資的回報。對于真正的窮人來說，“短視”可能是一種生存策略。短期收益的風險低，而長遠投資的回報周期長，不確定性也更高。對于有一定經濟基礎的人來說，長期投資的風險是可以容忍的；而對于真正的窮人，他們無法承受這種風險，甚至根本無力進行投資。這就是為什么在富人的眼里，窮人的選擇往往是非理性的、短視的，“揀了芝麻丟了西瓜”。從這個意義上講，窮人的選擇并不一定代表他們的自主意志，而只是外部環境塑造下的“不得已而為之”。

李小云尖銳地指出，“尊重窮人的選擇”正面講是一種天真，負面講則是一句冰冷的托詞。“扶貧人”止步于“尊重”這個道德屏障就形同把窮人推向深淵，因為可供窮人選擇的機會很少，更好的做法是為窮人提供更多的選擇機會。當權利和機會不平等時，扶貧人不應該拿著“尊重窮人的選擇”的道德原則去鼓勵窮人在原有的軌道上重復，而應該拿出不同于窮人生活和生計方式的方案去扶持他們。

▍扶貧政治學

李小云基于河邊村的經驗指出，貧困既是一個客觀的現實，也是一個政治、經濟、社會的再生產品。窮人一旦身處低收入、高支出、高債務的貧困陷阱，通常很難僅憑自身的力量脫貧。

如果說貧困首先是一種經濟現象，那么，扶貧則具有鮮明的政治屬性。鄧小平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不消除貧困，社會主義的制度優越性就得不到彰顯。習近平則強調：“消除貧困是人類共同理想。”反貧困是全人類的普世價值；戰勝貧困，才有可能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只有理解了扶貧的政治屬性，我們才能理解，為什么黨和國家要舉全國之力開展精準扶貧。沒有在貧困中掙扎過的人，很難體會貧困的頑固性。貧困是一種典型的路徑依賴，長期的貧困會損害你的自信，讓你部分喪失判斷力；貧困會摧毀你的自尊，傷害你的健康；而這些又會反過來加劇你的貧困。

改革開放以來，按照現行貧困標準計算，中國7.7億農村貧困人口擺脫貧困；按照世界銀行國際貧困標準，中國減貧人口占同期全球減貧人口70％以上。這項成就堪稱“又一個中國奇跡”。40年的快速經濟增長奇跡靠的是對內分權、對外開放和市場化改革；7.7億人口的脫貧奇跡既有賴于經濟增長的奇跡，又得益于具有平等導向和強大資源配置能力的政治體制。市場的力量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社會上的絕大多數人不同程度地受益；政黨和國家的力量則顧及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堅持脫貧路上“一個都不能少”，從而實現益貧式增長。

作為一個扶貧者，李小云堪稱知識分子的典范，無論河邊村的扶貧模式是否可復制可推廣，這種“強干預”的社會實驗就足以在學術史和鄉村建設史上留名；作為一個理論家，李小云對于貧困元問題的界定是值得商榷的：在他看來，現代性倫理的缺乏是貧困的主要原因；但事實上，現代性的擴張恰恰也是制造貧困的重要驅力。在傳統社會里，鄉民可以維持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世外桃源”在一定意義上是可能的；而隨著現代性的擴張，伴隨著市場的興起與財富的集聚，“稀缺”和“匱乏”也隨之產生，鄉民不再是自足的，現代的生活方式讓他們對現金產生強烈的需求，對物質的向往不僅僅創造繁榮，也制造貧困。現代化一面緩解絕對貧困，一面加劇相對貧困。這就是現代性的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