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晉京? 劉 典
中國經濟崛起來自于承接西方的制造業轉移，中國崛起是全球產業大轉移過程的一部分。當前，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工業國，而曾有“工業發達國家”之稱的主要西方國家則由于工業移出而出現了“產業空心化”。這一輪全球經濟危機也與西方國家空心化的產業結構無力支撐其日益膨脹的虛擬經濟有關。
如今全球產業格局所呈現的突出新特點大致有三。
——全球工業中心區域與生產性服務業中心區域分離。這是工業生產鏈條重組的反映，“生產性服務業”從工業當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產業部門，并且發展成比工業本身更加龐大的產業部門。“生產性服務業”包括金融服務業、現代物流業、高技術服務業、設計咨詢、科技服務業、工程咨詢服務業等，在傳統的產業體系中，曾以制造業企業的下屬事業部門形態存在，或者像傳統的銀行業那樣服務于工業體系。全球產業大轉移過程中，西方企業往往把加工制造等勞動密集部門轉移到低成本的發展中國家，而把研發、設計等知識密集部門留在本國。現今西方國家的服務業占GDP比重往往達到七成以上，主要來自生產性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集群目前大多在西方國家，使全球產業分布出現了工業中心區域與生產性服務業中心區域相分離的局面。這也意味著現代工業產品的生產過程往往是設計過程與制造過程在不同國家進行。
——工業區域與金融區域分離。大部分工業制造過程已轉移到原先的“發展中國家”，但金融體系、貿易體系仍由西方主導。當今世界上最主要的金融國家并非最主要的工業國家。與此同時，金融體系中“虛擬化”程度很高的衍生品所占比例日益擴大，全球衍生品總額至少相當于實體經濟總量十倍以上。金融的“虛擬化”也帶動了工業的“虛擬化”，這也是值得關注的新趨勢。
——工業國與資源國關系變化。過去，世界工業中心在西方國家的時代，工業國與資源國之間具有宗主國與殖民地關系的特征。而現在當工業體系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工業國與資源國之間的關系也出現了新的變化。資源國取得了更多的自主權，希望把資源賣出更高的價錢；而資源定價的話語權更多地掌握在擁有交易所和金融權力的西方國家手中，他們也希望資源產品賣給工業國的時候價格更高。這樣，金融國家與資源國家就實質上會形成針對工業國家的利益共同體。
上述三方面全球產業格局新特點，既是“中國崛起”這一宏大過程的所產生的影響，也是中國進一步發展所需要面對的外部環境。
中國已經擁有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工業體系，世界上絕大多數種類的工業生產鏈條中國實際上都已擁有。只不過，在“外需導向”既往條件下，中國的工業生產鏈條往往都是與西方市場的需求相配套的，而中國自己的甲鏈條與乙鏈條之間常常不能自相配套。因此，中國進一步發展所需要突破的核心瓶頸——“產業升級”，實際上是一個如何使中國自己的生產鏈條相互之間形成配套的問題。
要突破這一瓶頸殊非易事，需要在三個方面做出合理的戰略選擇，即：如何處理與生產性服務業國家的關系？如何處理與高度“虛擬化”的國際金融體系的關系？如何處理與資源國家的關系？
產業升級與知識產權博弈
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是全球離岸外包生產組織網絡的一部分。
20世紀70年代，發達國家的加工制造業低端部分越來越不堪成本重負，開始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起初承接發達國家制造業轉移的是以“亞洲四小龍”為代表的融入西方經濟體系較早的國家，而中國的大門打開之后，則以兩方面別的發展中國家所不具備的優勢，逐步取而代之，成為了全球制造業的最重要承擔國。中國所具有的兩大特殊優勢是：較完備的工業體系和一個“低價格體系”。
中國自20世紀50年代初期，就逐步建立了較完備的工業體系。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已經擁有原子彈、人造衛星這樣的“巨系統工程”產品，這種產品沒有近乎種類完備的較高水平的工業部門的通力合作，是做不出來的。因此，它足以說明當時中國工業部門完備性水平和組織化程度，這在當時是發展中國家中獨一無二的。較高水準的工業體系成為了中國承接全球制造業轉移的基礎條件之一。
中國承接全球制造業轉移的基礎條件之二在于“低價格體系”。所謂“價格體系”，本質上是一個經濟體內部各種商品之間的交換比值。而“低價格體系”則是指在一個工業化程度較低的經濟體內部，由于占總產值大部分比重的商品都是附加值低的初級產品而形成的包括勞動力在內各種交易價格都比較低的情況。改革開放之前，對外貿易在中國經濟中比重很低，大部分經濟活動都在國內進行，由于農業和低端工業占到了產值的絕大部分，因此中國形成了一個低價格體系“池子”。與“池子”外的國際市場相比，包括勞動力、資源在內的要素價格都要低很多。而中國承接加工制造業所需的要素，并不是低價格體系的基礎部分如糧食等，而是在基礎部分之上衍生出來的部分如勞動力、原材料，恰恰是這些參與國際分工的部分，與國際市場價格相比，要便宜幾倍乃至幾十倍。
20世紀90年代之后，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生產過程可以相當容易地委托給國界之外的代工企業，“離岸外包”迅速發展成全球性的巨大體系。中國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成了全球離岸外包的最大承接者。
“離岸外包” 指發包商與其供應商來自不同國家，外包工作跨國完成。從微觀經濟角度來看，發達國家的工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過程，體現為發達國家的企業把生產過程外包到發展中國家，這個過程中，供應商只是負責生產，而產品本身是歸發包商所有的。
過去，知識和技術的完整生產鏈條大多在一個國家內部完成，然而，隨著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全球化過程，知識和技術的生產鏈條也延伸為跨國長鏈。這樣，利潤分配也從主要由生產性企業主導變成了主要由發包商主導。這其中決定利潤由誰主導的不是“誰生產”，而是“誰掌握標準”。標準的制定，來自大量技術的歷史積累和企業間相互授權，并且對標準本身進行“知識產權化”處理。
在全球離岸外包體系中，來自發達國家的發包商以高新科技為基礎，利用全球化掌握的強大信息網絡，以標準和游戲規則為核心，把研發、生產過程全部模塊化，外包到全球任何合適的角落。這樣，研發和生產活動中的大部分勞動實際上是承包方完成的，而發包商只是發包并且不斷對標準進行升級。
時至今日，中國已擁有了全球大部分類型的生產加工鏈條，然而，這些生產鏈條卻大多是“向外對接”的。以iPhone手機的生產過程舉例：蘋果公司負責形成專利，但制造是在中國的富士康完成的。實際上，富士康在制造過程中已完全可以掌握全套技術，但是富士康不能自己銷售iPhone手機——這并非技術水平問題，而是法律問題。
目前中國雖然擁有了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產業集群，但生產的產品大部分是按照別人的標準。這是在改革開放歷史過程中形成的。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沒有與國際市場對接的產業體系，是靠引進外資來建立新標準的工廠的。與外資合作的方式被稱為“市場換技術”，實際上，中方是以土地、廠房、人力等要素入股，而外方是以資金和技術入股。外方的這種技術入股，實質上就是讓設在中國的工廠來生產他們的專利。但這些專利很多都是非轉讓的，繼續由外方持有。即便專利轉讓給中方，他們可以根據掌握的標準不斷更新推出新的專利。
在這種格局下，中國的很多GDP其實是由在華的外資或合資企業生產出來的，這樣，雖然中國的GDP很高，但利潤卻很低，形成了“中國制造，美國利潤”的局面。這種情況的一個后果就是：中國的官方外匯儲備雖然達3萬億美元，但按照國際投資頭寸表計算，中國就將從一個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家，變成一個債務國。這個債務的來源就是“美國利潤”。
中國進一步發展所需要突破的核心瓶頸——“產業升級”，實際上是一個如何使中國自己的生產鏈條相互之間形成配套的問題。
要想使產業鏈之間相互配套，基礎其實是如何做大國內市場的問題。市場的一大作用是提出需求。只有提出的需求體現來自國內的真實需要，屬于生產性服務業的設計行業才會設計出滿足這種需要的產品，工業體系才會按照生產這種產品的需要進行配置，從而實現生產鏈條的重新整合。
全球金融危機與人民幣“被國際化”
從滿足國際市場需求為主，轉型到滿足國內市場需求為主是完成產業升級的必要條件，而掌握工業產品的定價權則是其充分條件。定價權的體現，是作為真實經濟“鏡像”的金融體系。
與各國的實體經濟相對應，世界上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的國家和地區間存在一個“全球資本市場”，交易著貨幣、債券、證券、大宗商品合約等金融產品，這可以看作不同于全球實體經濟的“全球虛擬經濟”。
經濟危機條件下，各國都在對實體經濟進行保護，美、歐、英、日等“金融強權”則在全球資本市場上爭奪金融資產，爭奪到更多的金融資產，意味著可以兌換到更多的實體經濟產品。在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條件下，全球虛擬經濟角逐很大程度上就是在爭奪美元計價的資產。由于美國增加美元供應量的能力接近上限，因此全球的美元資產總量有限，一方有所得就意味著另一方有所失。當前西方國家之間的金融主導權角逐日趨激化，爭奪慘烈，為了達到在一段時間擁有更多金融資產控制權的目的，往往不擇手段。
全球美元總量當中約三分之二在美國本土之外。在金融業中不在美國本土的美元被稱為“歐洲美元”（Eurodollar），歐洲美元不一定在歐洲，凡是儲蓄在美國境外的銀行的美元都叫做歐洲美元。歷史上，美元真正成為國際貨幣的標志性事件是1958年倫敦金融城建立起“歐洲美元”流通機制。
世界上存在的海量歐洲美元，是過去數十年時間美國通過“印鈔”向全球“購物”所累積的結果，其持有者大多不是美國人。美元由美國發行，但持有美元數量最多的地區是歐洲，而全球歐洲美元的流通樞紐是倫敦金融城。
出于對全球美元流量、流向、流速控制權的爭奪，倫敦金融城與華爾街之間2012年打得不可開交，從倫敦金融城的巴克萊銀行、匯豐銀行、渣打銀行、蘇格蘭皇家銀行等巨頭先后收到美國監管部門天文數字的罰單就可見一斑。
倫敦金融城對此的應對措施之一就是拉攏人民幣，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2013年2月22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北京會見了來訪的英格蘭銀行行長默文·金，雙方就建立中英3年期互惠貨幣互換協議進行相關磋商。貨幣互換協議將用來為雙方貿易提供融資，引導外商投資，并支持國內金融體系的穩定。雙方同意將在隨后簽訂最終的互換協議。這是2012年4月18日倫敦金融城宣布建立人民幣國際流通中心之后，英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又一重大舉措。
中英貨幣互換意味著人民幣將成為英格蘭銀行的儲備貨幣之一。人民幣最近一年來作為投資貨幣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的使用量飛速增長，這與中國關于人民幣國際化“貿易計價貨幣→投資結算貨幣→國際儲備貨幣”的“三步走”設想明顯不同，現實情況是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的步伐“很快”，成為投資結算貨幣的步伐堪稱“飛速”，而成為貿易計價貨幣的步伐依然較慢。人民幣實際上是在倫敦金融城推動下快速“被國際化”了。可能給中國帶來的問題包括資本項目可兌換壓力加大、人民幣被升值壓力加大等。
沒有人民幣“走出去”，全球化的供應鏈體系中各環節的定價權就不可能由中國“說了算”，中國就不可能在全球化的供應鏈體系中占據主導位置。而倫敦金融城與華爾街、歐元與美元之間在全球金融下的“死磕”，其實給人民幣留出了機會。
在這種機會中，對中國比較有利的是穩步推進作為貿易計價貨幣的人民幣國際化，因為其對應的“中國貨走出去”的實體經濟過程，而作為投資貨幣或儲備貨幣的人民幣快速國際化，對應的其實是西方購買廉價中國產品的需求。
因此，尋求自主可控的人民幣國際化道路至關重要。實際上，沒有“中國人走出去”，就沒有真正的“中國走出去”，更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人民幣國際化。只有中國人能夠“走出去”，形成世界各地都有華人、華語族群的局面，人民幣國際化才有了真正的基礎使用者群體。這會是一個充滿艱辛的過程，但速度可能會出人意料。
全球資源供給體系大重組
以上談到工業集群與現代服務業集群的分離，是全球產業格局變化形成的一種新的國際生產組織方式，隨著制造業大量轉移至發展中國家，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下一個問題，工業生產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在世界生產組織方式變化的同時，全球資源供給體系也在發生全球范圍內深刻的供給革命，導致全球資源供給體系的大重組。
最能反映影響能源供給交易的核心因素，莫過于一種能源定價機制的歷史沿革。以石油的供給體系為例。
石油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商品，它與世界政治、經濟及軍事形勢密切相關。而石油價格的波動從來就沒有停息過，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對于原油定價機制不同階段的劃分，若以定價主體（即定價權問題）為依據，那么國際原油定價機制大致可以劃分為公司定價（1900~1973）、OPEC定價（1973~1986）和期貨定價（1986年至今），這三個階段的定價權問題深刻反映了國際原油市場利益分配格局的演變。
國際石油市場經過上百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由期貨市場和現貨市場構成的體系。主要的原油現貨市場有五個：紐約、倫敦、鹿特丹、新加坡和迪拜。主要的石油期貨市場有紐約商品交易所（NYMEX）和倫敦國際石油交易所（IPE），從近年來原油價格波動情況看，期貨市場已經在很大程度上發揮了價格發現的功能，目前世界原油定價的基礎公式是“原油結算價格=基準價+升貼水”，期貨價格已成為國際原油價格變化的基準。其中，所有美國生產或銷往美國的原油都以紐約商品交易所推出的WTI做基準價，而所有銷往除美國之外地區的原油都以倫敦國際石油交易所推出Brunt做基準價，占到全球原油交易量約67%。
這就是現今國際石油的定價機制，國際資源市場上大多數資源品種的交易都是在期貨市場上定價的，現貨價格參照期貨定價。全球資源供給體系重組的關鍵，在于OPEC定價（1973~1986）和期貨定價（1986年至今）這兩個階段。
1973年的第四次中東戰爭及其后中東國家對西方實行石油禁運，導致“石油危機”的世界經濟危機造成了石油殖民地體系及長期合同框架下的世界石油貿易關系的崩潰。其后成立的歐佩克組織并沒有國際原油定價的主導權，主導權落到了國際石油貿易商手里，這也是后來期貨價格成為定價基準的重要原因。
這就形成了全球資源供給體系的新格局，雖然現在的主要資源國已經獲得了主權上的獨立，擺脫了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殖民關系，但是，資源的定價權依然并不由他們決定，而是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下的期貨市場所掌控，在西方主導下的定價體系，他們也是有利可圖的，資源國與西方國家某種程度上也是利益共同體，這樣的局面對中國有什么影響呢？
中國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工業體系，需求的能源逐年增加，原油的對外依存度不斷提升，據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最新發布的《中國的能源政策》白皮書稱，近年來，中國能源對外依存度上升較快，其中石油對外依存度從本世紀初的32%上升至目前的57%。根據《英國金融時報》文章報道，中國2012年12月石油進口量第一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石油進口第一大國。
與此同時，由于中國缺乏原油定價權，在原油進口中缺乏主動權就很容易受制于人。在進口石油時經常會出現越買越貴的情況，2009年，中國進口2.02億噸原油，花了約1000億美元；2010年進口2.4億噸原油，花了1350億美元；到2011年進口2.55億噸原油，花了1966億美元。從2.02億噸到2.55億噸，增加約26%，支出卻增加約1倍，這是不成比例的。而且，原油進口價格高于國際均價，蒙受不必要的外匯損失，由于原油進口價格高，引發整個社會的“連鎖反應”。
石油只是一個方面，隨著經濟高速增長，中國的資源需求量也在快速增加。以鐵礦石為例，2011年全球鐵礦石海運量為10.56億噸，而中國進口量為6.86億噸，也就是說，全球鐵礦石貿易量中的約65%是由中國購買的。相比2010年的6.19億噸，2011年中國鐵礦石進口量增長10.9%，但卻多花了40.9%的錢，達到1124.1億美元。預計2012年中國的鐵礦石進口量將達7.3億噸左右，較之2002年中國鐵礦石進口量首次突破1億噸，十年七倍這種增速是十分驚人的。
不僅僅是石油，在銅、大豆等交易中都有類似情況，為什么中國總是“買得越多就越貴”呢？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美歐為了應對金融危機而大肆印鈔，使美歐的大企業持有了可以大肆囤積原材料的現金，炒高了資源價格；另一方面，則是全球資源供給體系的大重組，可以稱之為一場全球資源戰役的表征，“買得越多就越貴”是這場戰役的表現形式。
中國面臨目前的困境，在鐵礦石、石油等傳統資源領域爭奪定價權希望并不大，因為石油和鐵礦石的定價權是已有歸屬的，這個非常難以奪取。但今后，天然氣將逐步發展成為比石油更為重要的資源。當前，天然氣貿易并沒有統一的國際價格，大多是以長期合同的方式交易，中國并非沒有機會。
發展中國家的戰略選擇與中國“走出去”
中國“走出去”的可選擇方向中，哪里可能會跟中國有比較遠大的合作前景？拉美是其中一個值得重視的方向。因為拉美正處在尋求“脫美入亞”的積極主動過程中。
2011年12月2日，第三次拉美及加勒比國家首腦會議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舉行，拉美及加勒比地區的33個國家總統、政府首腦或代表出席會議。會議宣告拉美及加勒比國家共同體（以下簡稱拉美共同體）成立。值得注意的是該組織沒有美歐參加。
在美歐為中心的國際經濟秩序遭到金融危機打擊的情況下，拉美共同體的成立具有強烈的“重整化”意義：尋求擺脫朝著失控方向發展的舊國際經濟秩序的桎梏，探索新的秩序框架。
拉美共同體在加拉加斯這個地點宣布成立及“沿著解放者的道路前進”口號是具有強烈宣示意義的：加拉加斯是西蒙·玻利瓦爾的故鄉和革命發起地，西蒙·玻利瓦爾的革命本身就是帶有反抗英語區秩序的意味的，而委內瑞拉目前又是“反美”的象征。考慮到拉美政黨體系沿革和政治思想史，可以說，西蒙·玻利瓦爾當年的勢力依然是現在主流政黨的宗祖，西蒙·玻利瓦爾的思想也依然是拉美政治思想的主流。
美國之所以能在拉美建立由其主導的秩序，是有其原因的，這個“原因”就是泛美體系。
泛美體系從門羅主義出發，歷經百年，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才真正建立起來。泛美體系的核心正是拉美的商品票據到紐約貼現、以美元承兌。其基礎是拉美產品出口到美國、美國進行消費，而很少在拉美國家之間相互貿易。
對于拉美國家來說，美國經濟正常年景時，日子也還過得去。問題是現在美國發生經濟危機了。美國先是連續兩次“量化寬松”釋放美元洪水，然后又“扭曲操作”回收流動性，這對拉美來說就是瘋狂的“被收割”。2001年以來，拉美國家相繼陷入經濟危機，比如2002年阿根廷比索宣布與美元脫鉤，并放任阿根廷比索貶值50%，債務負擔也非常嚴重，至今還沒完。美國的做法引起了拉美國家的反抗，從阿根廷的基什內爾到委內瑞拉的查韋斯，一直主張拉美經濟的去美國化，事實上正是這一政策的實施使阿根廷的經濟有所扭轉，過去9年來，阿根廷取得了“中國式的發展速度”，創造了500萬個就業崗位，2010年償還外債260億美元，外匯儲備突破463億美元。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拉美需要找一個能代替美國作用的貿易伙伴和資本提供者；并且顯然可以接受其貨幣。中國完全可以充當這個角色，幫助拉美實現其相互間工業體系對接，如：修建鐵路、油氣管道以及提供技術標準。
與此同時，中國想進入北美的油氣資源領域一直不順。但卻在南美做成幾筆重要的收購。這說明南美較易接受中國進入其資源開發領域。巴西、阿根廷的海洋石油資源潛力巨大，能源和資源領域合作前景廣闊。
近年來，中國也一直在這方面努力，與拉美的政治、經貿與文化科技交往飛速發展。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內瑞拉、秘魯都與中國建立戰略伙伴關系，智利、秘魯、哥斯達黎加率先與中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中國已成為拉美最主要的貿易伙伴和投資國之一，尤其是在南美地區，中國是巴西、智利、秘魯等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和出口對象國，也是巴西等國的最大投資國。
可以說，中國與拉美很多國家已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未來如果拉美形成一個龐大市場，具有統一的準入標準，取消內部海關，甚至如一些拉美國家所設想的那樣，設立統一的中央銀行、發行統一貨幣，那么中國對拉貿易和投資將降低很大成本、充分提高效率，中拉經貿合作將有更大的發展潛力。
但是，多年以來，中國與拉美各國的合作多依托兩國之間的雙邊合作，較少采用中國與東盟之間的“一對多”的模式，這是因為：一方面，拉美一體化組織較多，層次復雜，如果采用一對多形式，恐程序繁瑣、耗時費力，反而影響經貿關系發展；另一方面，拉美各國之間貿易緊密程度有待加強，除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組成的南方共同市場設立共同關稅外，其他次地區一體化組織均沒有嚴格的排外體制，因此對中國企業不構成排他性壓力。但如果拉美一體化程度進一步加深，甚至仿效歐盟建立統一的對外關稅，中國企業可能將面臨較為復雜的局面，尤其一些國內工業深受中國產品沖擊的南美國家。中國產品可能會在整個地區層面面臨壓力。
更為嚴峻的是,區域內部摩擦不斷,金融危機以來巴西阿根廷貿易摩擦不斷加劇,南方共同市場的作用并沒有得到有效體現。拉丁美洲各個國家其經濟結構和開放程度都不一樣，如何有效協調各國之間的利益是擺在共同體面前的一大難題。
總之，拉美一體化進程是大勢所趨，所以中國政府、企業、學界都應有明確和清醒的認知。拉美一體化對中國企業是把“雙刃劍”，如何趨利避害是對中國“走出去戰略”在拉美實踐的巨大考驗。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天津大學法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