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道炫 |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導讀】如何閱讀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文獻，是理解20世紀中國革命的一把鑰匙。一直以來，人們習慣于用讀“經”或讀“文件”的態度對待這些文字，這兩種態度忽略了歷史文獻在當時的現實處境與實際對話的對象。有評論認為，應以讀“史”而非讀“經”的方式對待黨的經典文獻；不是站在“今天”俯視“昨天”，而是回到“昨天”思考“明天”。這意味著，要回到這些經典文獻誕生的歷史場景中，跟隨文獻背后行動者的目光，面對他們身處的時勢起伏、政局跌宕，再現經典誕生的來龍去脈。把經典文獻擺回歷史當中，是試圖賦予歷史文字以活力，讓今天的讀者切身感受到歷史的發生過程，在微處見波瀾壯闊。
為此，《文化縱橫》雜志特開辟“經典重溫”欄目。本期（2022年12月刊）首發的黃道炫的文章，即把目光聚焦于中共七大寫入黨章的“群眾路線”這一黨的根本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還原圍繞黨群關系的理論爭鳴的歷史現場。這些討論，對我們今天如何理解“群眾路線”這一政治文化，以及思考如何更好發揮“群團組織”在政治過程中的作用，仍有不少啟迪。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12月刊，原題為《“群眾”如何“組織”——從抗戰時期的一場爭論談起》，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抗戰時期，中共提出群眾路線，并寫入七大通過的黨章。對此，劉少奇在中共七大做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時解釋說：“黨的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根本的政治路線，也是我們黨的根本的組織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提法證明中共對群眾路線的高度重視，也可以視作中共政治文化的獨特用語，群眾路線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組織程序，更多是一種政治的倡導和鼓勵，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說法，實際指的是以群眾路線為核心的政治文化。
黨和群眾的關系是中共革命念茲在茲的問題。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革命的領導者，黨應該領導群眾，而共產主義運動貼近民眾的性質又使黨不能自居于民眾之上。無論是共產主義運動要求的推翻資產階級官僚機器，還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活動中觀察到的官僚主義危險，都使之強烈意識到克服官僚主義的緊迫性。正因此，抗戰時期，在硬的政治構建起垂直的嚴密權力體系同時，軟的政治文化也卓然成形，這就是以群眾路線為核心的政治文化。群眾路線把黨擺在和群眾平等的位置，通過同心圓式的不斷推展和融合拉近黨和群眾之間的聯系。和硬的制度不同，這是一種倡導和要求，卻由于中共強烈意識形態政黨的特色，成為融入血脈的經驗和文化。由此形成垂直和水平互為補充的兩套系統，大大豐富了中共政治的內涵，中共政治的彈性很大程度即由此而來。
有意思的是，抗戰時期，當群眾路線的闡釋不斷強化時，群眾組織的地位卻遭遇尷尬，以致是否保留群眾組織一度成為延安討論的話題。這既證明當年中共面向群眾的主要方式確實不在于組織而更在于文化，也和群眾路線及黨的領導之間的張力相關。動員群眾理論上應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屬性要求，群眾觀點始終是中共革命一個基礎性的理念。同時，中共又是一個高度強調政策和策略的政黨，群眾組織和群眾動員必須服務于中共組織、動員、發展的需要。正因此，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群眾組織的具體目標不斷變更，從幫助創建、發展根據地，到穩固、擴大根據地，再到轉入生產，總體看，隨著黨的垂直的組織體系和水平的政治文化的推進，群眾組織的作用呈遞減趨勢。1944年關于群眾組織的討論即由此而來。
▍奪取政權后，還要不要群眾組織 ?
1944 年 5 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高崗在關于群眾工作座談會上，明確表示要收縮群眾組織，鄉區取消群眾團體，縣里可以留一個干部，和群眾聯系。高崗的看法得到很多人的呼應。已經被視為筆桿子的胡喬木從理論上闡釋了高崗的看法：“根據地的群眾工作同非根據地群眾工作根本不同，老百姓掌權之前和掌權之后那個階段有根本不同。在群眾未掌權之先，我們是用種種方法把要造反的老百姓團結起來，工、農、青、婦按照他們的要求和適應他們的方式去團結他們。……老百姓起來掌握政權之后就起了變化了，工、青、婦團體發生恐慌，就沒有事情做了。有兩個原因，一個是造反的任務已完成，現在是要建設，在我們根據地有個問題，我們建設要靠大家都參加一份，群眾團體不能成為顯著的單位。在邊區，無論什么群眾運動都是以家庭為單位，無論合作社，紡織都是如此。這種單位我們應鞏固它，做什么都是家庭。”
弱化群眾團體，強調家庭作為群眾運動的原子單位，這是對群眾組織意義認知的重要變化。關于群眾組織何去何從的討論，關鍵在于群眾組織應如何定位，與黨的關系如何。其中，從強調群眾團體到強調家庭，這里面的變化邏輯胡喬木講得很清楚，就是環境的不同。革命時期，需要發動群眾，調動群眾的力量；建設時期，需要穩定，家庭就是最現成的天然穩定單位。以家庭為基礎貫徹政策，無須在黨和普通民眾之間多一個群眾團體，造成疊床架屋。實際上，群眾組織在根據地早已處境尷尬，僅從晉西北 1942 年精簡結果中，就可看出一些端倪：這次精簡，政府區級以上脫產人員原有 10025 人，減去 5925 人；學校原有 1775 人，減去 605 人，民眾團體原有 1265 人，減去 816 人，黨的機關原有 2021 人，減去 374 人。可以看出，相比黨的機關 18.5% 的精簡率，民眾團體精簡比例高達 64.5%，遠高于 51% 的平均比例，群眾團體的可有可無決定了精簡首先會向他們開刀。
對胡喬木等的看法，也不是沒有不同意見，老資格的工人運動活動家鄧發認為，黨是群眾的黨，黨員是階級的一部分，但不就是階級，不能代替一切。黨領導群眾，還要經過群眾組織，比如工會，不能說有支部就不要工會了。在鄧發看來，群眾組織不僅僅是個名義，群眾自身的權利應該得到保障，群眾應該經過群眾團體。
不過，鄧發的意見明顯是少數，1944 年這場討論中，多數參與者都從各方面闡述取消至少是精簡群眾組織的合理性。中共安塞縣縣委書記李旺淮想不出群眾組織還有什么具體工作要做。他認為如果群眾團體只是搞生產、組織變工、扎工、婦紡這些事，那和黨政領導做的事完全一樣，又何必疊床架屋。而且搞一個組織，老百姓還害怕，會認為是要分配任務，增加負擔。李旺淮講得非常實際，如果群眾組織做的就是黨政機關做的事，那還要群眾組織干什么。群眾組織的存在價值，最多也就是像有人說的，便于收集材料研究材料，便于以群眾團體名義對外號召，基本就是個門面了。
無論是討論的議題，還是討論的進程，劉少奇都主導著這次討論。劉少奇在討論會上有一個很長的講話，代表了他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劉少奇不否認群眾組織存在的必要性，但認為任務應有改變，區、縣、鄉群眾組織形式保留小學校、醫務所、合作社這三個就可以。學校、醫務所，與其說是群眾組織，不如說是服務單位。當群眾組織的功能限縮到這樣的范圍時，群眾組織的意義和功能不能不受到很大影響。組織和權力通常都聯系在一起，群眾組織的生成、發展，和革命斗爭及爭取權力并轡而行，劉少奇之所以認為應該淡化群眾組織，關鍵在于他覺得群眾組織的任務不應再是爭取權力：“在我們根據地里這樣的任務馬克思、列寧也沒有講過，我們老早講了一些也不對頭。我們在理論上翻，也找不出來辦法，所以我們要自己想辦法，我們想了很多年還沒有想完備。……在陜甘寧邊區分配過土地以后，減租以后，在這里又不打仗，群眾團體的分工和他的任務是應該有些不同，應該有改變，他的任務就是經濟、文化。”
劉少奇的思路和胡喬木大同小異：既然根據地的權力已經掌握在黨的手里，群眾組織就不應再充當群眾利益的代表，而應該成為服務群眾的組織，成為群眾生產運動的組織者，搞經濟，搞文化，調節人民中間的糾紛，反映下層的情況，反對官僚主義，這就是群眾組織要做的事。
▍讓群眾組織成為服務型的組織？
群眾組織定位為服務者，放在黨的領導的大框架下思考，確實也順理成章。
中共革命要發動群眾、依靠群眾，能不能動員廣大群眾投身革命，是中共判斷自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志，群眾路線就是這一革命理念下的產物。中共革命同時又強調堅持黨的領導，黨是革命力量的先鋒隊。黨領導群眾，黨又要依靠群眾，就中共的革命理論言，這樣的思路當然沒有任何問題，但是在當年的歷史實際運行中，黨和群眾的關系并非像后來邏輯表述中顯示的那樣清楚，理順黨、群包括黨組織與群眾組織的關系不可能一蹴而就。
抗戰初中期，為了實現革命力量的迅速發展，在黨的基礎和影響不夠深入的地區，黨常以群眾組織面目出現，比如晉冀豫區黨委就公開要求：“支部同志應須都到群眾組織與群眾武裝里去，一般同志到農會與自衛隊游擊小組中去，青年同志到青救去，婦女同志到婦救去，在里邊遵守群眾組織的紀律，積極活動，以自己的模范去影響與領導別人，同時還必須特別注意掌握村政權。”中共中央頒發的相關文件中也要求保持群眾組織的獨立性，防止出現包辦代替：“民眾團體是民眾自己的自愿組織的團體，黨、政府、軍隊不應直接干涉民眾團體內部的生活。黨對民眾團體的領導，經過自己的黨員及黨團。但黨民不分、包辦、清一色的現象，必須糾正。民眾團體的各級委員會委員須盡可能有半數以上的非黨員。民眾團體中的黨團問題與政府中黨團同。政府應尊重民眾團體的獨立性，給民眾團體以必要的幫助，……一律不干涉民眾團體的生活與工作。”
當中共以規模擴張為首要追求時，發揮各種力量的積極性通常會占據思考的首要位置，其他顧慮暫時會被放到一邊。不過，在此過程中，中共也絕不會忽視保持黨的領導，如下的反映仍是中共始終在意的問題：“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混淆，群眾團體的帽子戴在黨的頭上”，“馬虎了黨的面目，減弱黨在群眾中的影響。”
作為一個緊繃控制和效率之弦的政黨，中共的話語包含著十分豐富的張力，可以從多個角度予以理解，關于黨的影響被削弱的批評，起碼可以有如下幾個層面的解讀：一是中共對黨的領導的高度重視，任何有可能影響黨的領導的苗頭，都會引起高度警惕，所謂群眾組織減弱黨的影響，不一定就是確定不移的事實，更多是一個自省意識及行動力極強的政黨的防微杜漸。二是中共政策上的靈活性和原則性的內在一致。有時候黨的暫時隱身，本身只是政策需要，當之前的政策退場時，為了給執行者一個解釋，簡便的辦法是否定之前的做法，這樣做簡易直截，容易棄舊迎新，達到黨希望的目標。三是黨和群眾組織的關系的確十分復雜，黨需要通過群眾組織掌握群眾，但是群眾組織一旦被賦予一定的獨立性，就會呈現自身的生長慣性和利益訴求，如當時文件談到的：“有些同志不明白政府與群眾團體的正確關系，認為地區是我們開辟的，先來者居上，或認為政府是老大，我們是老二。”這雖不一定和黨的領導發生沖突，卻難免不在黨的意旨的貫徹上產生若干滯礙，形成所謂弱化現象。
深一層看，中共對群眾組織定義的不明確，本身也是革命體制不斷摸索的產物。在黨的領導大框架下，如何建立集中而有效的組織架構，有一個實踐中左右搖擺、不斷探索的過程。但是無論怎樣擺，有一個前提不會動搖，即“黨的群眾干部”的定位不會變，群眾組織應該也必須置于黨的領導之下。群眾組織的獨立性只是表現為在黨領導下，為避免陷于官僚化，可以擁有多大的獨立決策和活動的空間，這種獨立性是技術上的，而不是制度上的。問題還在于，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中，由于關注重心的不同，這種制度和技術上的獨立性并不那么容易區分，隨著黨和政權控制力的不斷增強，對一些干部來說，與其艱難地區分這種獨立性，不如干脆取消這種獨立性。讓群眾組織不是作為一個代表群眾的組織出現，而是作為黨聯系群眾的助手——作為服務性的組織出現，是容易想到的辦法，1944 年中共西北局的討論，某種程度代表的就是這樣的思路。
▍毛澤東認為：群眾組織是落實群眾路線不可或缺的環節
這場關于群眾組織的討論，毛澤東一直沒有正面發聲。不過，1944 年 8 月，毛澤東給時任解放日報社社長秦邦憲的一封信，實際可代表他對這場爭論的真實態度。毛澤東的信是針對《解放日報》關于家庭改造的文章而發。1944 年8 月 9 日，《解放日報》推出《襄垣李來成的新式家庭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報道襄垣縣李來成家實行家庭改造，家庭內部民主化，選舉家長，召開家庭會議，并精細分工，努力節約，建立分紅獎勵制度。關于新式家庭的報道某種程度可視為對胡喬木等提出的以家庭為原子單位的呼應。8 月 25 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呼吁建立根據地新式家庭，視之為農村社會健全的細胞。隨后，解放日報社又撰寫《把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建立在家庭里》的社論草稿，送交毛澤東審核，毛澤東給秦邦憲的信，正是對這一社論草稿的回應。
毛澤東在信中一開始就明確表態：“問題的重點，恰是使家庭改造與群眾運動聯系起來。這種群眾運動，有當地的不脫離家庭的群眾運動——變工隊及合作社，自衛軍及民兵，鄉議會，小學、識字組及秧歌隊，以及各種群眾的臨時集會；有脫離家庭、遠離農村的群眾運動——進軍隊（才有革命軍），進工廠（才有勞動力市場），進學校（才有知識分子）以及其他出外做事等。”如果不知道之前的爭論，大概很難理解毛澤東在這里為什么要強調家庭改造與群眾運動的聯系。
顯然，毛澤東不能完全同意過于強調以家庭作為社會原子細胞的這一面，因為在他看來：“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從侵略者、地主、買辦手下解放農民，建立近代工業社會。‘鞏固家庭’的口號，只有和上述種種革命運動聯系起來，才是革命的口號。”盡管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一樣，也是個注重現實的革命領袖，但是，解放農民、建立近代工業社會的革命目標，不能因為與現實妥協而放棄。革命要站在現實的基礎上，但并不意味著放棄理想的追求。這也就是他強調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工廠（社會生產，公營的與私營的）與合作社（變工隊在內），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分散的個體經濟——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舊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內）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民粹主義的地方。簡單言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機器，不是手工。我們現在還沒有獲得機器，所以我們還沒有勝利。如果我們永遠不能獲得機器，我們就永遠不能勝利，我們就要滅亡。現在的農村是暫時的根據地，不是也不能是整個中國民主社會的主要基礎。由農業基礎到工業基礎，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
家庭這個話題，在毛澤東這里，還有著特殊的意義。毛澤東成長的五四新文化時代，家庭革命蔚為風氣，被傳統中國塑造的以幾世同堂為理想的典型舊家庭，充斥著尊卑、等級、虛飾和鉤心斗角，為接觸新事物的中國人所難以容忍。毛澤東對傳統家庭中的不平等深有感觸，他在五四時期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在西洋，一個人的父母，和他子女的意志自由是不生影響的。西洋的家庭組織，父母承認子女有自由意志。中國則不然，父母的命令和子女的意志完全不相并立。”這樣的認知，會讓毛澤東在二十年后的信中仍然強調：“根本否定‘五四’口號，根本反對走出家庭，是不應該也不可能的。”
家庭革命的內核實際是個人自由，五四時期的家庭革命針對的是傳統中國的家長制，也就是后來中共表述的個性不得伸張的封建家庭制度。毛澤東在信的末尾特意加了一句：“有人說我們忽視或壓制個性，這是不對的。被束縛的個性如不得解放，就沒有民主主義，也沒有社會主義。”在毛澤東看來，群眾運動不僅僅是幫助中共推動革命的助力，更是中共革命的內在要求，群眾運動是群眾行使并實現自己權力的必由之路。顯然，毛澤東對以家庭作為新社會的原子單位投了反對票，他要求群眾走出家庭，還看到了未來社會走出鄉村的需要，在毛澤東這里，群眾運動和群眾組織既是革命實踐的需要，也是革命實踐的目標。
毛澤東的看法，提示了此后歷史發展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確實，1949年后的群眾運動，尤其像“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政治運動，出現了失控等諸多問題，不能不引起警惕。但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群眾運動提供的群眾參與模式，仍然具有體制的邏輯及其合理性，對群眾運動失控的警惕，不應該導致群眾政治參與路徑的封閉。這一點，值得進一步思考。
不過，盡管毛澤東在給秦邦憲的信中強烈表達了對群眾運動的支持和群眾組織的維護，對五四家庭革命要求及個性解放的堅持，但是，又不能說胡喬木等提出的家庭原子論就是自作主張。在中共的群眾組織功能認知體系下，當黨已經掌握根據地實際權力時，群眾組織的功用如何發揮，的確是個不能不面對的問題。1944 年 7 月，毛澤東致電幾大根據地，詢問十項問題，其中就包括：“對于將民眾團體的工作在減租減息后轉到領導各界人民發展生產、文化、衛生方面，你們意見如何？據你們看，是否只在作了這種轉變后，民眾團體（各救）的工作人員才有事做，才不是空架子 ? 各地是否正在作這種轉變 ?”從毛澤東問詢的邏輯看，他對群眾組織此時應有的功能和劉少奇等的思路是相通的，同樣贊成在群眾組織完成斗爭功能后，將重心轉向生產和服務。只是他終究不能同意僅僅把群眾組織當作革命技術的一部分，在毛澤東看來，群眾組織是落實群眾路線不可或缺的環節，群眾路線既有深入群眾的一面，也有發揮群眾自覺性的一面，任何一面被忽略，另一面難免有落空的風險。至于這樣的原則如何落實，毛澤東事實上也沒有完整的預案，也在摸索的過程之中。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在事后的敘述中通常都環環相扣，現實的革命道路卻并不那么容易把控。抗戰期間，由于策略的不斷強調，黨內會習慣性地形成越來越強烈的策略性思維，在此背景下，理念的提醒有其充分必要性，但這不意味著對策略的否定。作為理論和策略兼具的政治大師，毛澤東盡可能地在理念和策略間努力保持平衡，不讓某一種趨向突破界限，他對 1944 年關于群眾組織這場爭論的微妙介入也可作如是觀。
可以看到，無論毛澤東還是劉少奇、高崗、胡喬木，對于群眾路線的態度并無實質區別。如果說有區別，只在于群眾路線的貫徹是否需要組織的介入。也就是說，當群眾組織幫助完成發展和鞏固根據地的任務后，是否還需要作為政治性的組織存在。劉少奇等人更純粹地把群眾路線視為一種政治文化，需要在實際中倡導、灌輸、推廣、堅持，而毛澤東則保留了群眾組織作為一種政治組織存在的可能性，給群眾參與留下一條通道。只是在黨的領導下，這樣的參與如何展開，從此后的歷史看，仍然是一個有著巨大挑戰性的課題。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12月刊，原題為《“群眾”如何“組織”——從抗戰時期的一場爭論談起》，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