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世功 張佳俊
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在過往產業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基礎上，開始了一場偉大而深刻的社會革命。勞工問題、青年問題、婦女問題和土地問題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中國社會革命的開端。然而，直至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這場偉大的社會革命才逐漸展露其風貌，特別是人口流動和城市化導致城鄉人口比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目前已有50%以上的人口為城市或城鎮人口。
如果按照西方現代化理論中的城市化標準，那么，中國目前才真正進入現代化時期，未來的問題固然會帶著“中國特色”，但也肯定具有城市化到來后的現代化普遍特征。其中，社會沖突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就是重要特征之一。市場改革和城市化導致了社會結構的顯著失衡：貧富差距逐漸拉大、城鄉二元結構開始解體、利益和價值沖突加劇，思想自由化之后信仰價值日益衰微，由此導致群體性事件驟然激增。
對于執政者而言，以群體性事件為典型的社會沖突局勢不僅增加了深化改革的風險系數，亦已危及其自身政治的合法性，促使其將執政重心從“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調整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管理體系”。隨著十八大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誕生，社會治理無疑會成為下一個十年的主題。然而，未來中國改革進入了高風險社會，社會治理不僅僅局限在社會管理體制層面，且必須思考政治和文化的要素，其中，“重建法治”和“重建道德”，樹立法律的權威性和文化道德保守性，成為推動中華文明復興的重要主題。
一、群體性事件：升級、轉化和導向
經濟改革推動的中國現代化進程已有30多年，可是“群體性事件”作為社會或者政治事件進入公眾視野僅僅是過去十多年的事情。群體性事件的爆發，意味著現代化已從表面的市場改革進入到深層的社會秩序轉型。回顧過去十多年的群體性事件的狀況、特征和類型，將有助于我們真正把握中國社會自我組織的現代化進程。
1.升級：群體性事件的普遍化和彌散化
綜合各方面材料，2003年中國發生群體性事件近6萬起，2005年上升為8.7萬起，2006年已超9萬起，2008年增長到12萬起，到2010年創下28萬起紀錄，2011年則是日均500起。同時，群體性事件發生規模不斷擴大，參與事件人數年均增長17%，其中百人以上群體性事件由3200起增加到8500多起。同時，升級不僅意味著事件絕對數量的增加和單起事件人數的增加，而且意味著事件已經彌散到各個地域和領域，更意味著組織化程度的提高。
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地域已遍及省、市、縣、鄉四級行政區域。事件誘因從以往的農地征用、城市拆遷、移民安置、企業改制、涉法涉訴、勞資糾紛等問題領域，擴散至醫患糾紛、民間借貸、環境污染、災害事故、軍轉人員安置、宗教管理和民族沖突等各種問題上。參加主體包括工人、農民、教師、學生、個體業主、宗教人士、環保人士、復轉軍人、民族分裂者乃至公務員等各階層或利益群體，甚至許多“無直接利益沖突者”也卷入其中。
2.轉化：社會問題與政治問題之間的理性計算
在目前的現代化理論中，對于社會矛盾的政治轉化，往往關注社會流動機會和政治參與等要素，而忽略了組織化要素。事實上，群體性事件的組織化，會使集體行動的理性化程度提高，從而令其在社會問題與政治問題之間相互轉化。在過去十年，群體性事件的組織化程度逐漸提高，尤其是網絡成為組織群體性事件的重要平臺，并由此形成了帶有組織性的社會網絡。尤其一些規模大、時間長的事件，其組織和策劃程度較高。
正是由于組織化程度的提高，使得群體性事件可以避免偶然性的事件爆發，并轉向有組織的理性行動。有時為了理性的目標，組織化的群體往往要約束政治化驅動，將自身嚴格限定在社會問題的范疇中，從而保證問題得到有效解決。許多群體性事件極力避免被貼上“對抗政府”的標簽，“爭利不爭權”。正是基于這種組織化帶來的理性判斷，當環境條件發生變化，尤其在政府處置不當、喪失公信力時，一些原屬合法范圍內的“維權事件”會迅速轉變為針對政府的政治行動。從現代化進程的角度看，問題不在于將群體性限制在社會問題范疇，還是上升為政治問題，而是這種行動是否基于組織化帶來的理性約束和理性計算。而恰恰是這種組織化的理性計算，使得群體性事件在社會秩序轉型中具有特別的政治功能。
3.導向：利益與意識形態
群體性事件表現為種種類型。但正如韋伯所言，我們不能僅僅關注社會行動的外在表象，而應該關注社會行動背后的意圖或意義導向，正是這種意圖或意義導向使得社會行動能夠建構社會。目前，群體性事件具有兩種意義導向：其一是基于具體“利益”，這是當前群體性事件的主要類型。其二則是基于意識形態。
基于利益導向的社會行動往往可以在社會問題的范疇內加以解決，甚至是通過利益的方式加以解決，這是社會分化進程的必然結果。但是，當社會行動的意義導向不再是具體的利益，而是抽象利益，甚至是無直接利益相關的社會行動時，社會行動則會轉向政治行動，其意義導向往往不是利益，而是“意識形態”，從而在一開始就將行動定位為政治抗議運動。在這方面，受政治、民族、宗教等顯性的意識形態目的驅使而產生的群體性事件更為突出。如2008年四川阿壩騷亂、藏區騷亂，2008年新疆反政府示威、烏魯木齊“7·5”事件，2011年西藏連環自焚事件，2012年藏區騷亂、甘孜抗議事件等都以一定的意識形態目標為旗幟，因而比一般群體性事件更具組織性、動員性和成員忠誠度。
二、地方治理：“嚴控”與“綏靖”之間
如何治理日益升級、彌散和轉化的群體性事件，至今仍是官方尤其是地方政府的首要難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種“壓縮的現代化”：一方面，中國差不多要用30多年的時間完成西方歷史上用300多年完成的現代化進程；另一方面，中國差不多要在本國范圍內解決西方在全球范圍內解決的現代化難題。正因如此，當市場經濟加速發展不過十多年的時間之后，社會矛盾集中爆發。在這種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難免進退失據，只能在實踐中重新探索社會管理的思路。
1.“嚴控”：傳統“維穩”思路下的死結
在“穩定壓倒一下”的政治邏輯下，以強制驅離、現場抓扣、信息封鎖等手段為主的嚴控政策，無疑是多數地方政府慣用的思路。多數案例顯示，一些基層政府往往以“敵對思維”預判事件性質，一旦發生群體性事件，首先反應便是出動警力或設法打壓，試圖先“堵”為快。一些官員則視輿論為“洪水猛獸”，出事后第一時間封鎖消息，甚至跨省抓捕網絡發帖人。作為嚴控政策的延續，“秋后算賬”、事后追懲也是地方政府處理群體性事件的必備方式。追懲對象既可能是事件領導者、組織者、主要參與者及在事件過程中實施違法犯罪行為者，也可能是觸發事件或處事不力的地方官員。
嚴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威懾參與者和控制局勢的“止疼”作用，但其代價巨大，且極易激起更大的民憤，促使事態升級，最終導致局勢失控。從長遠來看，一味打擊和封堵的方式可能壓眾而無法服眾，結果是留下更多的矛盾和潛在怨恨者。特別是隨著公民權利意識的增加以及互聯網的發展，“嚴控”這種傳統的“維穩”思路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批評。
2.“綏靖”：“維穩”體制下的變形
地方政府采取“嚴控”這種傳統“維穩”手段應對群體性事件，往往會導致中央政府合法性的喪失，因為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中，地方政府始終扮演了中央代理人的角色。由此，中央提出“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的政治原則，就意味著必須約束地方代理人的“嚴控”手段。在這種思路下，地方政府采取的“嚴控”思路就失去了正當性。中央為了增加合法性權威，對地方政府采取“一票否決”的監督機制，因此，地方政府在處理應對群體性事件時，越來越忌諱使用“嚴控”模式，而轉向采取“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幣解決”的“綏靖”模式。
然而，這種無原則的綏靖模式反過來鼓勵了群體性事件的激化，容易造成“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的社會投機心態，為以后類似的事件發生埋下了隱患。以至于地方治理陷入惡性循環。同時，這也使得處在基層第一線的地方官員懷著“擊鼓傳花”的心態處理群體性事件，認為不在自己手上出事屬于幸運，而在自己手上出事屬于倒霉。這種“綏靖”模式無疑是“維穩”體制的產物，是“維穩”體制導致了地方政府治理的畸變。
這種體制事實上扭曲了中央與地方之間正常的治理機制。中央為了獲取更大的合法性、甚至為了樹立親民形象的行為和宣傳，使得越級上訪的民眾受到鼓勵，希望獲得中央部門甚至最高領導的支持或批示，而中央反過來用“維穩”機制來要求地方政府，哪里的人到天安門和中南海上訪，就是對當地的政府官員采取“一票否決”。地方政府為了應對北京上訪，不得不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對上訪人群采取圍追堵截。由此，在過往十年中，到北京上訪成為“弱者的武器”，而信訪機構在政府中增加權力的同時也滋生了腐敗。
3.對話協商：新的探索
“嚴控”和“綏靖”是在維穩體制下地方治理趨于畸變的兩種形態。而這兩種治理模式都在實踐中趨于失靈，在這種背景下，地方政府開始積極探索“對話協商”的新機制。首先是政府積極主動地宣傳出臺的政策，征詢民意訴求，并到現場進行情緒疏導。如2011年云南綏江事件中，綏江縣鄉兩級主要官員組織千余干部進村入戶宣傳政策，與移民面對面交流疏導。當地政府還利用各類傳媒平臺，通過宣傳車、公開信、電視講話等方式號召民眾依法維權，從而使事件較快平息。但思想工作要收取實效，須以政府威信為前提。由于多數群體性事件源于官民失信，因而思想工作適用范圍受限，往往只能起配合性作用。
在這種背景下，政府必須將單向度的宣傳工作轉化為雙向的對話協商。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傾聽民眾的意見，甚至沖突雙方的意見，或者以仲裁、調解者的身份出現，或者以對話協商的一方出現。當大部分群體性事件當事人的訴求多為合理、合法的情況下，完全可以通過協商談判來解決。如2009年河南林鋼事件，2011年末廣東烏坎事件。
總體來看，目前地方處置社會沖突的能力和水平十分有限，以致治理頻頻失靈。與此同時，近期以烏坎事件為代表的一些案例也表明，部分地方政府處置思路和方式有一定改進，應變處置能力也有所提高，為矛盾的解決提供了官民互動的平臺，具有進步意義。當然，地方政府主動擺脫舊式管控模式的綏靖模式，而轉向新型治理模式的轉變，依然需要一個過程。而中央部門在推行“社會管理體制創新”過程中，也在引導政府官員采取新的手法來處理群體性事件。
三、高風險社會來臨
“改革已進入深水區”這句話非常流行，指改革需要觸及既得利益集團。然而，從現代化發展的內在邏輯和中國目前所處的國內外環境看，中國的社會改革也已經進入了“深水區”，如果處理不好，就會引發社會騷亂乃至政治不穩定。甚至可以說，改革開放30多年風調雨順的黃金時代差不多已經結束，中國發展面臨著諸多結構性難題，而這個結構性難題導致中國進入了高風險社會，需要執政者冷靜、理智地處理復雜多變的問題。
1.城市化：利益分化與社會矛盾加劇
從社會結構的發展趨勢看，城鎮居民人口已經超過了50%，而且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還在迅速發展，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傳統城鄉二元結構對人口流動的調劑作用會大大降低。有別于農村相對封閉和隔絕的環境，由于便捷的交通和通訊方式，城市更容易形成組織，易使問題加速擴散，甚至形成“蝴蝶效應”。因此，未來群體性事件將主要集中在城市，即使事件發生在農村，但組織和動員往往在城市進行。
從未來經濟發展的總體形勢看，受全球經濟的影響，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可能會放緩。且由于經濟結構失衡，近年來中國經濟出現周期性波動，諸如房價居高不下、物價不斷上漲、失業率持續增加、金融風險加劇及生態環境破壞等問題。在這種背景下，城市下層的生存空間將進一步壓縮，社會階層矛盾也會日益加劇。
從未來社會階層的利益格局看，在經濟增速放緩的情況下，加速城市化將不可避免地形成城市低收入群體和貧困階層，加劇貧富分化，而基本利益格局的固化又會阻礙自下而上的社會流動。當城市下層，尤其是從農村涌入城市的民工群體無法有效地融入城市，無疑會加劇社會焦慮感和對抗意識，形成普遍挫折感，使得社會風險因素迅速積累、擴張并向深層蔓延。同時，由于“游戲規則”的缺位，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利益博弈尚未實現常規化，各種利益訴求難以獲得有效整合，致使群體性事件往往呈現無序性爆發。
2.虛無化：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
目前，社會意識形態的總體走向依然是過去十多年來形成的“自由派”和“新左派”為主導的格局，前者側重經濟與政治，主張深化市場改革與實現憲政民主，后者側重社會和政治，強調共同富裕與人民當家作主。然而，這種思想意識形態格局正在悄悄發生轉化。由于自由主義思潮的哲學基礎在于個體的欲望，從而鼓勵了在經濟領域中追逐金錢的欲望和在政治領域中參與統治的欲望。然而，這種對個人欲望的鼓勵和肯定在進入文化道德領域中之后，卻很容易用個人欲望來摧毀既定的社會價值，導致傳統道德的崩潰和社會秩序的混亂。
正因如此，自由主義一方面導致金錢和欲望成為評價社會的標準，尤其在商業化力量的推動下，文化的商業化進一步加劇了這種現象；而另一方面，在金錢和欲望的背后，乃是道德文化虛無主義盛行，導致整個社會精神萎靡。一方面是精神想象中無限的欲望；而另一方面是客觀現實不可能滿足這種欲望，由此形成的期望落空和心理挫折，導致了民粹主義思潮的日益高漲，“貧窮”被賦予了天然的道德正當性，從而徹底顛覆了“道德”所具有的精神高度。正如高全喜敏銳意識到的，自由主義基本上操控了左翼話題，甚至民粹左翼話題，只關注批判，而缺乏建構，缺乏道德傳統的支撐。然而，高全喜看到了現象，沒有看到根本，即民粹主義、虛無主義的根源在于自由主義。因此，自由主義思潮的民粹化，就如同美國的“文化左派”一樣，形成了一種反政府、反建制、反主流甚至反社會的文化氛圍。這種文化氛圍以自我中心主義和虛無主義作為思想基礎，通過傳媒和網絡掌握著中國的文化領導權。
因此，改革開放30多年培育了一個經濟上的資產者階層，然而他們卻缺乏上升精英階層應當具有的生機勃勃的精神文化，在思想文化上墮入了小資產階級的虛無主義。由此出現了一個畸形的新型階層：財富增長，而精神虛無。這個階層形成了中國畸形發展的真實寫照：物質財富不斷增加，而文化道德日益沒落。而這種物質與精神之間的畸形發展恰恰加劇了社會不穩定，甚至使社會不穩定很容易轉化為政治不穩定。
3.美國“重返亞洲”：影響社會穩定的外部要素
中國未來將在經濟總量上快速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實體，在美國看來，這必然會挑戰其全球霸權地位，由此引發中美之間結構性的互不信任和政治沖突。美國學者已經開始用“修昔底德陷阱”來描述中美之間的結構性沖突。這就意味著中美關系以及由此引發的全球政治格局會發生一些顯著的變化。
事實上，從美國“重返亞洲”以來，中國周邊地區已出現一系列政治沖突和領土爭端，無論南海問題，還是釣魚島問題，都是美國介入東亞從而試圖阻礙中國崛起的戰略布局的一部分。在這種圍堵中國的背景下，美國無疑也會透過群體性事件的政治化來尋找“顏色革命”的可能性。由于中國經濟結構中國有經濟占有很大比重，私營經濟具有很高的依附性，由此也導致新型資產階層對體制的高度依賴，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的自由派一方面打著反對“國進民退”的旗號，希望以深化改革的方式將國營經濟私有化和土地私有化，從而增加新型資產階層的獨立性；另一方面，自由派也開始左傾化，甚至與下層群體結成臨時性的利益同盟，伺機利用群體性事件向體制發難。由此可見，高全喜所說的自由派思想左傾化，既是自由主義理論邏輯的產物，也有當前中國政治發展的現實背景。
四、保守主義的復興
面對未來中國社會的高風險趨勢，尤其是社會利益分化和意識形態分歧容易誘發的政治分歧，這無疑需要努力縮小社會差距、彌合社會分歧，引導左翼和右翼共同成為中國崛起的積極力量。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總結并超越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的歷史經驗，把中國文明復興推向不可逆轉的歷史軌道。
1.法治重建：準確把握“以人為本”和“依法治國”的辯證關系
群體性事件高發固然是社會轉型的客觀結果，但諸多群體性事件的發生乃是因為各級政府片面強調“以人為本”而忽略“依法治國”，從而采取了“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幣解決”的綏靖政策，突破、扭曲甚至破壞法治，損害了法律的權威，最終也損害了執政黨的權威。其結果，不僅縱容、培養了無理取鬧的“刁民”，損害、打擊了誠實守法的“公民”，而且養成了“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的投機風氣，使社會治理陷入惡性循環。
理順“以人為本”與“依法治國”的關系，就要在法律和政策制定過程中貫徹“以人為本”的原則，鼓勵公民的民主參與，但是在法律和政策落實中堅持“依法治國”，尤其堅持“有法必依”和“執法必嚴”。因此，要確立規則意識，強調法律的權威性和強制性，形成依法處理群體性事件的規范和習慣，將矛盾糾紛納入程序化和法制化的軌道。
“法治重建”還意味著建立合理的政府責任體系，合理構建上級領導個案批示與下級政府落實之間的互動關系，減少上級領導批示，明確各級政府的責任范圍。社會問題的解決都必須依賴各級政府，尤其是處在第一線、直接面對民眾的基層政府。上級政府固然要監督基層政府，但同時也要信任、理解和關心下級政府。以往上級政府在“維穩”壓力下，不斷通過“個案批示”的方式要求下級政府快速解決問題，以致誘發基層民眾紛紛上訪，尤其是越級上訪和進京上訪成為普遍風潮，甚至形成了“上訪專業戶”，導致基層治理陷入困境。大量“個案批示”的存在，實際上干擾了上下級政府之間的正常工作關系，下級政府因此對上級政府存有怨氣，紛紛施以對付或敷衍的消極心態，如此便導致社會治理結構紊亂，致使社會問題最終得不到有效解決。
2.道德重建：文化保守主義作為滋養左翼與右翼的共同思想資源
中國是擁有幾千年文明傳統的國度，這是中國人目前在世界上最引以為豪的資源。然而，過往執政黨的注意力全在于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而在思想文化建設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以至于至今缺乏一整套凝聚人心、展望未來發展遠景的核心價值。而要確立核心價值觀，就必須超越新中國60多年在左翼和右翼之間的搖擺局面，重返古典的文明傳統，以儒家文化的價值觀來吸納左翼和右翼的現代價值觀，從而形成中國文明未來的核心價值體系。
在過往的文化意識形態分歧中，由于自由主義在文化道德上持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立場，使得自由主義成為文化保守主義的最大敵人，而文化道德的社會根基在于普通民眾，由此，文化保守主義與“新左派”具有天然的親和力。可以說，自由主義雖然贏得了官方政策，但是卻失掉了大學和民間社會，以至于自由主義為了贏得民間社會，不得不采取民粹主義路線。正是面對自由主義的頹勢，個別自由主義者開始轉向儒家思想，甚至不惜走向極端的“孔教”鼓吹者。自由主義轉向保守主義，有利于自由主義與新左派在道德文化領域的合作，從而形成未來中國文明建構中兩股相互激勵的力量。
文化保守主義的復興，有利于遏制欲望的膨脹并重建道德人心秩序，因此有利于在劇烈社會變動中穩定人心秩序。從長遠看，文化保守主義的復興必將通過教育塑造未來中國人的精神風貌，從而推動中華文明的復興。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法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