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強舸 | 中共中央黨校黨建部
【導讀】近期，《求是》雜志發表重磅文章《扎實推動共同富?！罚瑥娬{“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引發廣泛關注。相較于內地，邊疆民族地區扶貧難度更大，共同富裕之路也更艱辛。但是長期以來，一種“文化貧困論”頗為流行：少數民族特有的文化傳統和思維方式不適應現代化和市場經濟，因而以現代化為基礎的扶貧舉措，不符合其習俗，也難見成效。而這也是長期以來西方世界評判第三世界國家減貧事業時的流行說法。
本文作者的祖輩和父輩都曾長期援藏或在藏工作，對藏族生活有著切近洞察。他不同意上述說法，并從一個常被用來佐證“文化貧困論”的案例——藏族與市場經濟的關系問題切入，以藏族農民的大棚產業扶貧項目為研究對象，分析比較了日喀則白朗縣“愿種”大棚蔬菜和拉薩堆龍德慶區“不愿種”大棚蔬菜兩個案例，提出一個問題：堆龍德慶的基礎條件優于白朗，為什么堆龍的大棚經濟卻搞的不如白朗好？
作者發現，從實際經濟行為上看，堆龍農民有更多市場機會，無論是把大棚出租給農民、還是選擇看似不穩定的建筑和貨運，都是充分發揮比較優勢、符合市場規律的最優選擇。但因為白朗離城市較遠，對堆龍農民形同雞肋的大棚，卻是白朗農民擺脫貧困不可多得的優質商機。這種因果機制，為我們實事求是地理解藏族農民的生計模式和市場參與，提供了重要視角。作者指出，外界盛行的“保持藏族傳統生活方式”的言論，換種說法就是“讓他們繼續窮下去吧”，從而滿足東方學的、消費主義的獵奇心理，本質上是以“傳統”為名、以“關愛”為幌子，粗暴剝奪少數民族的自由選擇權利。正如藏族學者仲布·次仁多杰在回答法國學生的提問時說過的：“你們法國人過著現代化的生活，為什么我們藏族人就必須生活在‘博物館’里呢？”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2期，原題為《市場機會與理性選擇：藏族農民如何參與市場經濟？》，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特此編發，供諸位思考。
市場機會與理性選擇：藏族農民如何參與市場經濟？
中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少數民族同步小康是中國扶貧事業必不可缺的重要部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民族都不能少?！比欢噍^于內地，邊疆民族地區扶貧工作往往難度更大。對此，一種常見的解釋歸因于文化：少數民族特有的文化傳統和思維方式不適應現代化和市場經濟，因而以現代化為基礎的扶貧舉措難見成效。這也就是西方世界在評判第三世界國家減貧事業時一度流行的“文化貧困論”，它的提出者劉易斯認為：“貧困文化一旦形成，就必然傾向于永恒……他們在心理上，不準備接受那些可能改變他們生活的種種變遷的條件或改善的機會。”[1]
“文化貧困論”在方法論上給我們的提示是：扶貧既要從國家角度考察治理舉措，也要從個體角度理解被幫扶者的行為選擇。因而，相較于現有文獻大多是從國家治理角度研究中國扶貧事業，本文希望從被扶貧的少數民族群眾角度探討相關問題。
但是，本文不同意“文化貧困論”關于民族文化、思維方式與扶貧和現代化的具體論斷。本文將選取一個曾多次被用來支持“文化貧困論”的知名案例，重新分析以闡釋少數民族面對扶貧、現代化和市場經濟時的行為選擇，并最終證明沒有什么先天存在、可以決定一切的民族文化或者貧困文化，少數民族同樣可以在發展中做出最符合自身需要的行為選擇。
▍一、問題與方法
（一）提出問題
西藏是我國第二大(也是人口占比最大)的少數民族自治區，是最大的連片貧困區(西藏沒有大家熟悉的“國家級貧困縣”，而是全自治區都享受貧困區政策)，其農村貧困問題一度非常突出。為此，當地政府和對口援藏單位采取了諸多扶貧舉措，其中大棚蔬菜是近二十年來西藏分布最廣、投入最多的農村產業扶貧項目，被寄予厚望。然而，許多研究者觀察發現，在最早發展大棚蔬菜的拉薩城關區和堆龍德慶區等地，藏族農民往往會將政府投入大量扶貧資金辛苦建起的大棚以不高的價格租給內地農民。為什么他們不愿意經營利潤較高的大棚？
這一現象引起了廣泛關注。在理論上，不同于自然經濟的傳統農業，大棚蔬菜是市場經濟產物。因此，在工業不多的西藏，大棚蔬菜被視作考察現代化與傳統藏文化、藏族應對市場經濟以及能否靠自身擺脫貧困等重要議題的典型案例。從現實看，西藏近八成人口仍是農民，大棚產業能否蓬勃發展并惠及廣大農民也就成了重要治理問題。
一些可被歸為“文化貧困論”的研究從文化視角出發，認為藏族特有文化傳統和思想觀念不適應市場經濟，所以不愿經營大棚，國家的扶貧工程因此并未收到期望效果。[2]表面上看，上述文化解釋邏輯自洽。然而，當我們不止觀察拉薩城郊而是放眼西藏全境時，會很容易發現一個反例——日喀則白朗縣大棚產業。目前，白朗已是西藏最重要的蔬菜基地，有西藏大棚蔬菜“第一縣”之稱。白朗大棚產業同樣是國家扶貧工程的產物，但白朗5000多座蔬菜大棚卻全部由本地農民經營。
顯然，白朗案例表明藏文化并非導致西藏大棚產業發展和國家扶貧成效差異的關鍵因素。那么，在文化之外，究竟是哪些因素和機制塑造了藏族農民在大棚產業上的不同行為選擇？進而，我們希望探討并展示的是，在現代化和發展主旋律下，藏族農民如何參與市場經濟，用勞動擺脫貧困，追求美好生活？
（二）研究方法
許多西藏研究都是通過分析微觀單一案例探討藏文化、農民增收與西藏發展等宏觀議題。然而，白朗案例與現有解釋的尖銳沖突，清晰地呈現出微觀單一案例研究的兩個缺陷：第一，代表性不足，宏觀對象的復雜多樣性未必是單一微觀案例所能涵蓋的；第二，選擇性偏差，研究單一案例可能出現將個別現象當成普遍現象，將無關因素當成關鍵原因的問題。
事實上，由于地理環境和發展情況差異，不同地區藏族農民生計模式往往呈現極其復雜的多樣性。[3]面對現代化和國家行動時，不同境遇會促使他們做出不同的行為選擇。就西藏研究而言，應當放寬視野，通過對不同典型案例的比較研究發現關鍵差異，進而探尋差異背后的統一邏輯與更具宏觀意義的解釋機制。
在廣泛的田野調查基礎上，本文選取日喀則白朗縣和拉薩堆龍德慶區兩個案例，它們分別是“愿種”和“不愿種”大棚蔬菜兩種類型的典型代表，可以構成“最相似比較”。[4]結論部分會補充介紹兩個案例在全藏的擴展性。
▍二、白朗縣與堆龍德慶區的基本情況
最相似比較法首先要確保兩個案例大多數可能影響因素是相似的。就大棚產業而言，基礎條件和產業政策是其發展的必要條件。本部分系統梳理堆龍德慶和白朗相關情況，論證并非這些因素導致兩地農民不同選擇。
（一）基礎條件
大棚蔬菜所需基礎條件包括自然環境、銷售市場和經營技術三類。
在自然條件方面，堆龍德慶略好于白朗。堆龍德慶大棚蔬菜主產地海拔3700米左右，白朗大棚蔬菜主產地海拔3900米左右；在日照、年均積溫等指標上，堆龍德慶略優于白朗；兩地都有充足的灌溉水源和水利設施。
在銷售市場方面，堆龍德慶大于白朗。堆龍德慶主要供應拉薩主城區，白朗主要供應日喀則主城區和江孜縣，拉薩主城區人口多于日喀則主城區和江孜之和。此外，由于高原地理限制和高昂的交通、保鮮費用，除少數高端品種外，內地蔬菜很少進入西藏市場。
在技術水平方面，兩地差不多。過去，由于環境限制，藏族農民基本都沒有白菜、蘿卜之外的蔬菜種植經驗?，F在，雖然文化程度較低等困難確實會影響藏族農民學習技術，但這對兩地農民是一樣的。
（二）產業政策
產業政策是另一重要推動因素，西藏大棚產業一直是以扶貧工程形式推動的。在主流宣傳中，濟南對口支援被視作白朗大棚產業發展的關鍵推手。[5]這種幫助主要體現在——
第一，連貫的扶貧政策。1998年，濟南市第二批援藏干部針對白朗經濟結構單一現狀，結合該縣土地、水利等優勢，引進大棚蔬菜，作為農民脫貧乃至白朗發展頭號工程。此后20年，每一批援藏干部都把發展大棚產業作為工作重點。
第二，山東是全國最大的大棚基地，擁有全國領先的技術優勢和經營經驗。濟南援藏團隊成立白朗蔬菜公司，在關鍵崗位配備經驗豐富的山東干部，構建起了“縣公司-鄉鎮農技中心-村科技特派員-種植戶”四級技術體系。例如，濟南蔬菜專家張際明至今已在白朗工作19年，是全縣家喻戶曉的“張老師”。
第三，巨額資金投入，為農民提供經營大棚所需的廉價生產性要素。作為市場經濟產物，大棚蔬菜的成本和風險都遠高于傳統農業。舒爾茨指出，現代農業增長主要取決于現代農業要素可得到性，農民并非無法理解或不愿使用新技術，而是受制于投入和風險，所以改造傳統農業就需要國家提供廉價生產性要素。[6]白朗也做到了這一點，在扶貧框架下國家為其大棚蔬菜產業提供了大量資金和資源。20年來，白朗的大棚產業共投入超過1億元，占濟南援藏資金30%以上。
雖然存在很多細節差異，但白朗的優勢，堆龍德慶也都具備。首先，雖然不像白朗那樣把大棚蔬菜作為頭號經濟工程，但堆龍德慶也一直努力發展大棚產業，20多年來同樣做到了“一張藍圖繪到底”；其次，堆龍德慶也建立起了四級技術體系，技術水準還要高于白朗，因為堆龍緊挨西藏農科院，它可以利用技術力量遠強于白朗[7]；最后，堆龍德慶投入的扶貧資金更多，例如僅在羊達鄉大棚產業示范區(2013年至2016年)一個項目上就投入4000多萬元。
那么，為什么堆龍農民還是不愿經營大棚呢？原因在于，他們有更多市場機會可選擇。
▍三、市場機會與藏族農民的經濟行為選擇
（一）藏族農民的市場機會
在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的今天，藏族農民想要脫貧致富，并不只有種地一種選擇?；趶V泛的田野調查，藏族農民主要有以下幾類市場參與途徑：
其一，市場化農業。包括大棚蔬菜、果樹種植、菌類采集(例如蟲草)等。后兩者受自然條件限制較大，僅部分地區可行。
其二，建筑業和運輸業。西藏擁有廣袤國土并且國防意義重要，因此國家基建投入非常大。相較龐大工程量，西藏總人口又很少，高原環境也限制了內地打工者涌入。因此，西藏的人均工程量非常大。
其三，服務業。例如在景點、餐廳、酒店等打工或做生意。不過，這些市場機會主要在那些有豐富旅游資源的城市(例如拉薩)或景區(例如岡仁波齊)。大多數縣城的服務業機會極少，遠不能容納農村人口就業。
其四，工礦業。拉薩等大城市和一些大型礦區能提供較多就業機會。但西藏多數地區基本沒有工業，也就少有就業機會。
（二）堆龍德慶的地理區位與市場機會
總的來說，除農業外，上述市場機會分布都與城市高度相關。離拉薩近讓堆龍農民擁有豐富機會，相比經營大棚，其他行業可以帶來更多收益。
拉薩一直是西藏最大的基建投資地，有大量建筑和貨運需求，堆龍農民是這些需求的最大受益者。現在，堆龍德慶各個鄉鎮都是村村有建筑隊和運輸合作社，多數中青年男性農民都在搞建筑或運輸。其中，最賺錢的是建筑包工頭，一年有幾十萬元收入；其次是經營挖掘機、翻斗車的個體戶，如果是一人經營，年收益可達10萬元；如果是兩人合伙經營一臺機械，收益可達15萬元以上(人均7萬~8萬元)；即使掙得最少的建筑小工，也有150元/天。
與之相比，大棚收益不具競爭力。由于堆龍經營大棚的藏族農民太少，不足以估算可靠的收入數據，所以我們依次分析白朗農民和在堆龍德慶經營大棚的內地農民的收入以作對比。
首先是白朗的情況。BBDZ是白朗縣巴扎鄉彭倉村黨支部書記，文化水平較高。彭倉村是巴扎鄉第一個人均收入過萬的村，BBDZ是村里大棚搞得最好的，目前全家經營4個200平方米的大棚，投入1.5個男性勞動力，每年有6萬~7萬元收入。[8]BBDZ家可以代表白朗大棚經營戶最高水平，人均收入4萬多元。根據當地提供的數據和我們的測算，白朗平均水平是3萬多元。這只是略高于堆龍德慶建筑小工的收入，不如建筑大工和工程機械個體戶，更不能和包工頭相比。而且，由于高原環境限制，西藏基建工程一般只有7個多月工期(4月底到11月)，所以搞建筑和跑貨運還能讓藏族農民擁有更多閑暇。相反，經營大棚是全年無休。建筑和貨運看似更苦更累，但以年為單位看其實更輕松。
再看堆龍的情況，堆龍農民雖然不愿自己經營大棚，但很多人卻會去內地農民租種的大棚中打工。為什么堆龍農民會做出這一奇怪選擇？表面看，很容易得出“笨”“不會掙錢”“天生受窮”等結論。然而，深入挖掘就會發現其中蘊含著藏族農民的市場智慧。
由于有租金支出(400平方米的大棚，4000~5000元/年)，內地農民往往選擇經營較少的大棚，投入更密集勞動。所以，雖然單個大棚收益比本地農民高一倍，但總收益高不了那么多。根據調查，內地種植戶(夫妻兩人)大多租種2~3個大棚，每年純收入少則10萬元，多則14萬~15萬元，人均5萬~7萬元。這確實比藏族經營戶的人均3萬元高很多。當然這也是因為，同樣經營大棚，由于沒有家務和其他農牧業任務，內地農民勞動投入往往多于藏族農民。但是，如果搞建筑或運輸，堆龍農民至少可以獲得7萬~8萬元收入，還不包括出租大棚以及給內地農民打零工的收入。因此，出租大棚給內地農民，自己做建筑或運輸，恰恰是堆龍農民充分發揮比較優勢、符合市場規律的最優選擇。
除了建筑業與運輸業，許多堆龍青年農民(男性、女性均有)都會進城打工。雖然打工收入較高的也就3000~4000元/月，不如經營大棚；但對年輕人來說，進城務工在提升人力資本、發展機會、生活質量乃至婚戀方面都有優勢。這樣一來，還在堆龍農村的勞動力就只有中年女性了。但是，她們需要承擔大量農業和家務勞動，沒有時間經營大棚。
現有研究常將藏族農民的脫貧路徑局限于農業，默認他們“不經營大棚”就是“只會種青稞、小麥”。然而，兩者其實并非替代關系，建筑、運輸、進城務工等才與經營大棚存在競爭。所以，是否經營大棚并非“是否適應市場經濟”或“傳統vs現代”的問題，而是在市場經濟中的眾多機會面前如何選擇的問題。參與市場經濟與經營傳統農業反倒可以兼容。事實上，由于機械化水平提升和糧食種植用工不多等因素，不管經營大棚還是外出務工，都不影響藏族農民繼續種青稞。[9]
（三）白朗的地理區位、本地化用工政策與市場機會
相比堆龍德慶，離城市遠限制了白朗農民的市場選擇空間，降低了他們通過其他途徑脫貧致富的概率。
首先，在服務業方面，白朗旅游資源少，也少有工礦業，因此沒有相關服務業需求。白朗農民想要進城務工，就只能去旅游資源比較豐富的日喀則市桑珠孜區、江孜縣乃至更遠的拉薩。但是，桑珠孜和江孜服務業崗位遠少于拉薩城區，而日喀則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卻遠多于拉薩，相較于桑珠孜、拉薩本地農民，作為外地人的白朗農民在求職上存在先天劣勢。此外，日喀則的生活成本更高，堆龍農民白天在拉薩城區打工，晚上坐公交車、騎助動車回家；白朗農民則需要在城里租房。簡而言之，白朗農民獲得服務業崗位更困難，凈收入更低。
其次，在建筑業方面，西藏各地在基建相關行業上普遍實行本地化用工政策，這導致白朗農民從事這些行業的可能收益顯著低于堆龍德慶。具體來說，根據西藏各地政府的本地化用工政策，只要資質達標，政府工程(西藏基建項目幾乎都是政府工程)應盡可能使用本地建筑隊和運輸車輛，甚至在普通工人雇用上都有本地化要求。這項政策的本意是：相較內地同行，藏族農民確實存在一定競爭劣勢，所以需要政策保護，確保財政資金更多惠及本地群眾。然而，政策效果卻與預期大相徑庭。事實上，本地化用工政策對內地工人影響很小。由于地理原因，除了大承包商和一些高技術工種外，西藏基建工程對內地普工、工程隊吸引力不大。因為西藏基建工期只有7個多月，而在內地更好的自然環境中可以掙11個月的錢，為什么要花更多路費去西藏在更惡劣環境下掙7個月的錢？而且，對工程隊來說，車輛和機械的運輸費用和非工期存放都是大問題。
簡而言之，高原環境已經保護了藏族農民，讓他們不會在基建行業遭遇內地同行的激烈競爭。相反，西藏本地化用工政策主要以縣為單位，真正影響的是西藏那些工程量少、剩余勞動力較多的農業縣，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日喀則東部的南木林、白朗等人口大縣。最后，相比建筑業，白朗農民在運輸業上頗有作為，但他們主營的長途貨運收益不算高。
西藏運輸業可以細分為高端旅游客運(越野車、旅游用中巴車)、短途客運(出租車、中巴車)、短途貨運、中長途貨運四類。其中，高端客運收入最高，一般在30萬元/年以上(并且只需要工作5到6個月的旅游季)，但對經營者要求也很高。其一，需要較好的漢語水平、旅游知識和社會關系；其二，前期投入大，供游客包車的越野車一般是豐田霸道，旅游用中巴車也需配置較高的豐田考斯特，才能應對復雜的高原路況，滿足高端需求。即使是二手車，這類車型加上改裝費用至少三四十萬元。這兩個條件全西藏農民都很難達到，目前從事高端客運的主要是拉薩藏族市民。短途客運和短途貨運對語言要求不高，普通車輛即可，一年能賺十幾萬元，但地域性很強。一方面，市場容量取決于本地工程量和人口多少，白朗短途運輸需求遠小于堆龍德慶及其背后的拉薩主城區；另一方面，本地人在市場機會獲得上本身就有優勢，本地化政策進一步杜絕了外地人進入本地短途運輸市場的可能。
因此，對白朗農民來說，長途貨運是可以大規模進入的唯一選項。就收入而言，長途貨運并不差于短途客運和貨運，高于經營大棚，但也有明顯劣勢。其一，非常辛苦。長途運輸的路況復雜、高海拔地區多，還常要徹夜趕路，這是短途運輸和經營大棚不能比的。其二，市場不確定性大。白朗農民必須到外地尋找長途貨運需求，有一定風險。相反，大棚蔬菜不愁銷路，最差也有政府兜底。其三，安全風險高。高原環境使得西藏長途貨運的車輛故障率和車禍率比較高，在高海拔無人區，一些小事故都可能讓司機面臨生命危險。白朗有不少在長途貨運中重病、致殘甚至喪命的案例；即使不出大事，日積月累也會對身體造成較嚴重的慢性損害。其四，長途貨運前期投入較大(至少10萬元購車費用，駕照門檻也高)，大棚前期投入卻幾乎為零(扶貧項目無償提供)。
概言之，與堆龍農民在基建和旅游業上有豐富市場機會不同，本地化用工政策讓白朗農民在這些行業只能獲得收益不高的低端機會，綜合收益不如經營大棚。而長途貨運雖然能給白郎農民帶來更多收入，但相比從事大棚蔬菜種植有明顯劣勢。因此，對堆龍農民形同雞肋的大棚卻已是白朗農民擺脫貧困不可多得的優質商機。
▍四、婚姻制度和城市化
除了地理區位以及由此導致的市場機會的差異，還有兩個輔助性因素分別進一步促進和限制了兩地大棚產業的發展。
首先，一妻多夫制為白朗農民提供了兼營長途貨運和蔬菜大棚的條件。比較兩個案例能發現一個差異：對堆龍農民家庭來說，建筑、運輸等與經營大棚是排他性關系，選擇前者就必須放棄后者；相反，多數白朗農民家庭卻既跑運輸，又經營大棚。為什么白朗農民可以兼業而堆龍農民不行呢？關鍵在于兩地不同的婚姻制度及家庭結構。
拉薩在民主改革前就主要是一夫一妻制，兒子婚后一般會分家，因此堆龍農村以核心家庭為主，在兒子未成年前和結婚后，一個家庭只有1個成年男性。日喀則至今一妻多夫制較多，兄弟數人共娶一妻，婚后不分家，因此白朗農村常見三代同堂大家庭，一個家庭一般有4個以上成年男性。[10]如前文所述，西藏農村女性需要承擔大量家務和農業勞動，因此只有男性可以投入上述經營活動。因此，堆龍農民就會傾向于選擇收益更高的建筑、運輸等行業，放棄大棚。相反，充足的男性勞動力讓白朗農民家庭可以同時參與多個行業。長途貨運收益較高，但風險也高；蔬菜大棚收益較低，但少有風險。兼營可以優勢互補，讓他們既能追求較多收入，又能規避一定風險。[11]
其次，高速城市化進一步壓縮了堆龍德慶大棚蔬菜產業的發展空間。
雖然農民不愿經營大棚，但拉薩需求決定了堆龍必須有大棚產業。同時，不論為了農村發展，還是干部政績，都不能讓大棚全部由內地農民經營。那么，怎么吸引本地農民呢？
堆龍德慶選擇了合作社模式。過去，堆龍德慶是以家庭為單位經營大棚；現在，則是以鄉鎮或重點村為單位成立合作社，農民將土地流轉給合作社，合作社基本不種普通蔬菜，而是依靠政府高額投入和技術優勢，建設高水平大棚，重點種植花卉、藥材和高端蔬菜，以期獲取更高收益，用更高利潤吸引本地農民。
合作社模式較好地整合了堆龍的零散勞動力，讓因承擔大量農業和家務勞動而無法以家庭為單位經營大棚的中年女性可以聚集起來，以合作社為單位投入大棚勞動。但是，該模式也面臨嚴峻挑戰——城市化。西藏雖然地域遼闊，但真正可開發的只有少數河谷平地。現在，城關區基本無地可用，堆龍德慶就成為拉薩城市開發主陣地，拉薩經濟開發區和柳梧新區、市區西擴都需要在堆龍大量征地，這就嚴重擠壓了大棚蔬菜種植的空間。此外，高速城市化帶來的房價高漲和拆遷賠償，也讓堆龍農民的注意力全都轉向買房和等待拆遷，進一步降低了堆龍農民經營大棚的意愿。
▍五、小結
長期以來，西藏治理研究偏愛文化視角，常以藏文化的特殊性解釋西藏社會變遷和藏族行為選擇。文化視角本身沒有問題，但要注意適用范圍，它并不是解釋西藏的萬能鑰匙。在本文研究的問題上，一個白朗案例就能證明文化解釋的局限。因此，本文重新從物質基礎出發，在整體考察藏族農民生計模式和市場參與的基礎上，比較分析導致堆龍德慶和白朗大棚產業發展差異的因果機制。
本文的分析表明，藏族并非不適應市場經濟，也沒有“貧困文化”，兩地農民的不同行為都是基于自身條件和市場機會的理性選擇，是在市場經濟中對比較優勢的靈活運用。
從國家治理角度看，扶貧領域過度強調文化很容易演變成“文化貧困論”。近年來，在我國少數民族地區扶貧特別是西藏發展問題上，“文化貧困論”很有市場，主要有兩種表現形式：第一種批評落后的文化和思維方式讓少數民族扶貧對象“辜負”了國家和社會對他們的幫助；第二種則批評國家的扶貧舉措是盲目無知，不尊重少數民族文化，是對自由的干涉。
第二種表現形式近年來影響越來越大，并常對扶貧工作產生實際困擾，在西藏表現尤為突出。這一思路認為，扶貧本身是不必要的，藏族本就不追求物質生活，應當“尊重”藏族保持了幾千年的文化傳統和生活方式，而不是以扶貧和發展的名義予以改造。如此一來，國家的扶貧努力、扶貧干部的無私奉獻卻成了破壞西藏和藏族“純凈”的錯誤。特別是在互聯網時代，西藏不再是世界邊緣，而是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全國乃至全世界“文青”洗滌靈魂的夢境田園，因此西藏的發展努力常常遭到輿論的無端指責。
本文不僅希望證偽第一種形式的“文化貧困論”，更希望反擊第二種表現形式的“文化貧困論”，展示真實的而不是他人“東方學”想象中的藏族。藏族并非只是追求精神世界的民族，他們也像其他民族一樣向往美好的物質生活，愿意并且能夠積極參與市場經濟。所謂“保持藏族傳統生活方式”，換種說法就是“讓他們繼續窮下去吧”，以滿足東方學的、消費主義的獵奇心理，是以“傳統”為名、以“關愛”為幌子粗暴剝奪少數民族的自由選擇權利。
正如藏族學者仲布·次仁多杰在回答法國學生的提問時說過的：“你們法國人過著現代化的生活，為什么我們藏族人就必須生活在‘博物館’里呢？”[12]
本文主張，研究西藏，應以普遍理論解釋西藏發展的特殊現象，而非將西藏的一些現象過度特殊化，視為普遍理論不能適用的禁區。我們不否認藏文化的特殊性，但許多特殊性是建基于西藏獨特的自然和物質基礎上的，是可以被分析和解釋的客觀存在，而非神秘的心理密碼。[13]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西藏農業發展與社會穩定研究”(編號15CZZ042)的階段性成果。
[1] Oscar Lewis, “The Culture of Poverty,”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215, No. 4, 1966.
[2] Emily Ting Yeh, Taming the Tibetan Landscape: Chinese Develop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 PhD. Dissertation, UMI, 2003; Emily Ting Yeh, Taming Tibet: Landscap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Gift of Chinese Development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3; 劉志揚:《鄉土西藏文化傳統的選擇與重構》，民族出版社 2006 年版。
[3]強舸:《發展嵌入傳統:藏族農民的生計傳統與西藏的農業技術變遷》，載《開放時代》2013年第2期。
[4]本文的實證材料分兩類:2007年至2017年田野調查，調查本身并不以大棚為焦點，但我在觀察中發現了相關問題;2016年9月至10月就產業扶貧在堆龍和白朗的針對性調查，包括入戶訪談和觀察，以及對行政干部和科技專家的訪談。
[5]1995年以來，白朗縣委書記、常務副縣長均由濟南援藏干部擔任，白朗發展規劃都是在濟南援藏團隊主導下制定的。
[6]西奧多·舒爾茨:《改造傳統農業》，梁小民譯，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125~134頁。[7]濟南常駐白朗縣的是推廣專家而非科學家。雖然濟南也時常邀請科研單位來白朗指導，但農業地域性很強，這種臨時技術支持遠不如西藏農科院數十年的積累。
[8]主要是BBDZ和大兒子經營大棚，但BBDZ是村支書，最多投入一半時間經營大棚。
[9]糧食種植一般只需在播種和收割兩季投入大量勞動力，老人和婦女就足以勝任多數工作。由于基建和旅游季節限制，多數壯勞力在主要播種季節(4月)都可以投入耕作。
[10]包括尚未喪失勞動能力的父輩和已成年子輩兩代人。
[11]桑珠孜區同樣流行一妻多夫制，但當地農民也不經營大棚。所以，這只是促進因素。
[12]劉剛、邊巴次仁、白旭、德吉:《60年關于西藏的真相與謊言》，新華網，2011年5月24日。
[13]強舸:《小麥怎樣走上了藏族的餐桌?》，載《開放時代》2015年第3期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2期，原題為《市場機會與理性選擇：藏族農民如何參與市場經濟？》，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