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展 | 外交學院
? 曾夢龍(采寫) | 燕京書評
【導讀】2018-2020的三年震蕩期，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也讓這個大變局的前景變得更加撲朔迷離。很多人意識到，以世界主義的眼光認清中國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從中國與世界相互塑造的視角切入，把握中國與世界關系，對于中國未來命運至關重要。外交學院教授施展認為，中國作為世界海陸秩序的樞紐，作為世界制造業的中心，既與西方國家之間形成了第二、三產業的循環，又與非洲國家之間形成第一、二產業的循環，這一全球雙循環結構的形成，讓中國從“世界工廠”發展為“世界中臺”。他認為，在這種格局中，中美之間雖有沖突，但這種沖突和修昔底德陷阱是兩回事，拜登上臺也改變不了全球雙循環結構；在此過程中，中國制造業的“溢出”效應，讓經濟活動以各種方式穿透國界，將商人秩序推到歷史前臺，使其與政治秩序一起形塑了人類社會的道路。面向未來，他認為首先要做的，是突破舊的治理范式的羈絆，打破信息繭房和不健康激勵機制的雙重干擾，重建社會信任。在他的構想中，建立未來世界新秩序的形式之一是“全球數字治理聯盟”，通過塑造和傳導數字治理的中立化特性，或許能為人類秩序回歸“商業歸商業，政治歸政治”的理想狀態提供某種方案。
本文原為“燕京書評”對施展先生的專訪稿，轉自“燕京書評”。上下兩篇原標題分別為《信息繭房下，糟糕的2020年和未來的人類秩序》和《中美關系與全球雙循環，以及人類的精神動力》，施展先生授權本號發布，為便于讀者閱讀，此處合并重編，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隱私算法開啟新的“個人權利時代”？
曾：對未來的暢想，你提到信息經濟時代會重新定義個人權利。美國《加利福利亞州消費者隱私保護法案》（CCPA）的規定介于中國與歐洲之間，可能是未來“個人權利”的初步形態。像今年12月，天津將人臉識別立法，成為中國首個公開禁止采集人臉識別信息的法規。想問你能不能更進一步開下腦洞，未來我們的“個人權利”可能會有哪些形態？
施：未來的個人權利存在哪些形態，我說不大清楚。但是，值得聊一下這里面一些有意思的東西。首先，未來的權利跟今天的權利很可能不一樣。回看人類歷史會發現，整個經濟運轉邏輯、社會結構跟你的法權形態之間是有一種匹配關系的。
農業經濟時代財富比較匱乏，要維系整個體系運轉，只能不平均分配；一旦平均分配，就無法積累起維持秩序必須的財富，結果是誰都活不下去。如何讓人們心安理得接受這種不平均分配？接受這種高度不平等，一定對應某種權利不對等，也就是等級制。
到了工業經濟時代，財富開始急劇擴張，那么給大家都分；分完之后，仍然有足夠剩余讓我可以維系秩序。如果讓人們的交易效率更高，那么我能夠提取出來用于維系秩序的資源還更多。工業經濟時代，首要追求的是整體經濟效率，那么就進入權利均質化狀態。
而在未來社會結構，隨著人工智能與機器人的廣泛應用，有可能今天的很多工作都被替代了，有可能進入一種5%的人生產、95%的人消費的狀態，社會結構發生巨大變化。我在書里談到，在這種情況下，那95%的人得有一個數據分紅過程，否則他們沒有收入，社會就會遇到大問題。這意味著對于數據公司的財產權得重新界定，也不叫數據公司財產權，叫啥權都得重新界定。
有一個朋友在做隱私計算，我最近在關注這個東西。現在咱們的算法，像你拿手機，上個淘寶或者刷一會兒頭條，數據全都上傳到阿里、頭條的服務器上。它算完之后，定向給你推什么東西。你對它是全透明的狀態，所有數據都在它那兒。
未來隱私計算的基本邏輯是數據根本不上傳，算法下傳。數據都在本地終端，下傳算法里像個黑箱，數據都是加密進去在黑箱里算，算了多少遍，誰都不知道，包括算法開發者都不知道。算完之后，結果返回去。算法下傳，那就意味著需要在網上傳遞的數據量急劇下降。現在是所有數據都上傳，帶寬和存儲壓力幾何級數上漲，總有繃不住那一天，而且這天不會太遠。因此，基于成本壓力的考慮，不得不玩一些新的算法。
在隱私算法的邏輯之下，不可讓渡的個人權利在數據層面上可以獲得保障。現在這個數據都被巨頭拿走，而未來所有數據全都屬于你。現在有不少公司在做隱私算法。隱私算法的理念已經提出很多年，此前的各種技術瓶頸，今天正逐漸被突破。用不了幾年，隱私算法會作為很重要的東西鋪開。到了那會兒，我跟你在網上互相匿名，你叫小K，我叫小王，兩個虛擬的人可以在完全不知道對方是誰的情況之下，仍然能夠信任對方做交易。隱私算法、區塊鏈這些技術，使得剛才說的這些東西全都在技術上成為可能。
再一個是數據的權利。過去咱們一直在說，數據所有權究竟是用戶的還是巨頭的？我最近跟隱私算法那幾個朋友討論之后，意識到這種界定方式可能有問題。就像心臟數據，它在你的心臟本體上，但醫院不查，你根本不知道這個數據，查完之后才可被解讀。
在這個意義上，每個網民的活動構成數據，但沒有算法對數據提煉、挖掘，數據根本沒有任何價值。反過來，沒有網友活動，算法也沒價值。算法覆蓋大量的人，具有某種準公共性，而數據完全從我身上挖掘出來，具有某種準私人性。因此，數據的價值以過去公私二分的分法，可能也會遭遇挑戰。數據的權益究竟怎么界定？這一系列東西都得重新設定。
曾：聽起來像是“我算故我在”。
施：不算你就不在，但“我算故我在”這個“算”，你靠自個算也算不出來。這背后意味著一系列新的制度設計、制度安排、權利觀念。這當中真是存在太多東西，而未來秩序一定會往這個方向演化。
▍數據如何中立化：全球聯盟？
曾：關于信息經濟，你有一系列比方，說“數據相當于信息時代的石油，對原始數據的提煉相當于信息時代的煉油工作，基于深度學習的各種算法就是煉油設備，而對個人隱私信息的保護法規，就相當于信息時代的環保法規”。對于2020年，字節跳動等數據公司在印度和美國的遭遇，掀起互聯網主權等討論。回看這些事，你有什么比較大的感受嗎？
施：字節跳動等在美國遭遇的困境，蓬佩奧提出的干凈網絡宣言，這些都是真問題，但他給出的是壞答案。
真問題在于這些數據公司所帶來的制度溢出效應，沒有哪個國家愿意接受，但給出壞答案是因為這些數字巨頭，必須得以全球為單位運營，這才真正符合技術邏輯。你要擰著它的技術邏輯來設計政策，這種政策從歷史上來看沒有能成功的，最后那些公司會以各種各樣的辦法把你這些政策繞過去。
但這個真問題必須得回應，兩邊一夾，好答案是什么也就出來了。第一，得能夠回應主權國家所擔心的數據公司帶來的制度溢出效應。第二，數字公司的全球運營必須獲得保障。除非數據公司能把數據給中立化，否則這倆要求沒法同時滿足。而數據如何中立化？這是可以通過制度來設計的。
曾：關于解決數據公司的政治外溢效應，你暢想建立的是一種“全球數字治理聯盟”，并希望全球數字治理聯盟、商人自治秩序的出現，推動人類秩序回歸到“商業的歸商業，政治的歸政治”的狀態，讓這個世界不再那么政治化，從而使民粹主義的狂熱逐漸冷靜下來。各國之間也就更有機會重建信任關系。你覺得，建立這種秩序最困難和需要突破的地方是哪里？如何理解它和國家，以及政治秩序的關系？沒有國家的參與是可能的嗎？
施：需要突破的最大地方就在于觀念。現實需求已經在那兒，但你是否敢去想這個現實需求怎么滿足？怎么實現？這些事，國家沒有辦法直接參與進來，只能以消極方式參與。國家可以設置各種準入機制，然后商人聯盟跟那些國家談準入機制，但國家想控制商人聯盟，商人聯盟可以有各種辦法規避，沒辦法實質控制。這種商人秩序之所以有可能出現，正是因為商人的跨國運營。以三星為例，你完全可以想象這些業務跨國流動的公司，它們之間有某種聯盟起來的動力，而這種動力天然是一種跨國性活動、跨國性存在，靠國家為主導，這事你根本運轉不了。因為它所有經濟活動不是以國家為單位，國家政策只能覆蓋國境內，無法覆蓋國境以外。所以，今天不是說國家允不允許，而是有些領域需要規則，但國家又無法提供這個規則，那怎么辦？這規則從哪兒來？
曾：你覺得就是全球數字治理聯盟或商人自治秩序？
施：對，所以我說內在需求已經出現，接下來就是人們是否能夠清晰意識到這個需求，以及有足夠想象力和勇氣實現這個需求？
(施展構想的“全球數字治理聯盟”架構圖)
▍信息繭房和舉報文化正在破壞社會共識
曾：很多人感覺如今整個世界的極化和撕裂程度非常嚴重。在你看來，這種極化和撕裂的發生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交媒體、移動互聯網和推薦算法的興起，造成“信息繭房”，每個人都活在封閉的小圈子里，消弭掉公共空間和社會共識。你分析國際和國內現實問題后，暢想未來一種新的治理秩序（商人秩序或全球數字治理聯盟）正待破繭而出。但是，這種新的治理秩序和破除信息繭房的關系不是很清晰，能不能具體講講兩者的關系？
施展：這倆沒有直接關系。現在走到這個節骨眼上，需要一種新秩序。要構想新秩序，便需要想象力，沒有想象力，你不可能想出任何辦法。
對于信息繭房，一方面直接壓縮你的想象力空間；另一方面，在這種大的危局時代，它會把社會共識給撕裂。沒有共識的社會，在應對危局時是很不利的。所以，我在呼喚突破信息繭房。但突破信息繭房這事很難，在于帶來信息繭房的推薦算法是非常好的商業模式。
只要是一個非常好的商業模式，你沒有能力跟它對抗，這種對抗一定會失敗。所以我就只能構想一種新的可能性。既然靠公共領域里面的理性辯論，達成共識，形成秩序，做不到了，也許只能靠這種公共事件擊穿繭房，讓人們獲得普遍的恐懼。
比如咱們在疫情期間，類似“李文亮事件”，人們就獲得一種普遍的恐懼。在普遍的恐懼當中，某種集體行動開始成為可能。新秩序誕生的種子可能就埋在這里，只不過哪顆種子能夠長起來，這基于各種偶然。
曾：關于如何破除人們的信息繭房，你還有什么思考建議或者補充的嗎？
施：等著更多黑天鵝來沖擊吧。自己打破不了，很少人有這個意愿，因為你在繭房里特別舒服。像我現在有時干活累了，拿抖音我刷一會兒，不知不覺一個小時就過去了。我在努力防止陷入信息繭房，但你也會發現，太舒服你就很容易陷進去。
曾：你認為，意識形態的“主義”提供價值方向，但并不直接帶來認同；民族主義提供認同，但無法直接說清價值方向。所以，我們通常所說的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社會主義等意識形態的“主義”，是兩個不同領域的事情。那你如何看待兩者之間的關系？比如自由主義和愛國主義相容嗎？
施：完全可以共存。但我說能夠相容，并不是說不會發生各種沖突，現在我們看到就是在發生沖突。現在的愛國主義，并不是嚴肅的愛國主義，是一種不健康的激勵機制，實際上就是舉報文化。而舉報文化在破壞這個社會的相互信任。
舉報文化，非常非常敗壞人的道德；而任何一個健康的社會，它都需要人們有一些基礎的道德共識。舉報文化，使得這些道德共識全都被破壞掉。為啥想舉報？因為有好處。這跟愛國主義沒有關系。
(施展近年三部曲：《樞紐》、《溢出》、《破繭》)
▍什么是中國：構建“多元互構”的體系史觀
曾：你的學術經歷和作品非常多元，跨了多個學科，也常和實業界交流和實地考察。能不能講講你做研究的方法論？
施展：我們都是被問題牽引著走的，中國為什么變成今天這個樣子？未來該向何處去？我提醒自己始終保有現實感，而現實感怎么獲得，我就得跟這些實業界的人打交道，他們擁有最直接的現實感。
在今天，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沒有解決，什么是中國？始終沒有獲得有效闡釋。我之所以會花很大精力研究北方走廊地帶，在于中國自五四運動以來一直在談德先生、賽先生；很多人哀嘆說，德先生、賽先生喊了一百年了，到今天還沒有落實。很少有人關注一個問題，就是德先生、賽先生的主體是誰？這主體當然是中華民族。中華民族是誰？它跟漢族、少數民族什么關系？它跟中國人所有的歷史是什么關系？這些東西不能給出有效解釋、定位的話，你就說不清楚德先生、賽先生的主體是誰。清晰有效地定位、表達出這個主體，是德先生、賽先生能夠落地的基礎前提，而現在很多對德先生、賽先生討論根本不考慮任何地基問題。
我對北方走廊地帶的研究，想要做的就是探討內部、中原、邊疆、漢族、少數民族的關系，他們究竟如何成為精神共同體？這種精神共同體的認同，是通過某種主體性敘事表達出來的。國家、民族的主體性敘事，實際上就是它的歷史敘事。咱們今天主流的歷史敘事是中原中心論的敘事，邊疆少數民族在其中面目模糊。我們得找到一種新的史觀，讓所有的人在歷史進程中都能獲得其位置，才能把所有的人給整合為一個精神共同體。
我嘗試構建的新的史觀是體系史觀。在體系史觀的背景之下，過去我們經常說長城是中國的北部邊界，這種說法本質上是錯的。為什么？你說，長城是中國的北部邊界，就意味著長城以北不是中國的。長城根本不是中國北部邊界，長城才是中心，你站在長城上，才能同時看到中原、草原、西域、高原等各方，對這各方所共生演化出來的體系的敘述，所討論的才是中國，否則討論的僅僅是中原。
在體系史的結構之下，“多元一體”是能通過“多元互構”的邏輯獲得解釋的。所謂的“多元互構”是說，體系中的中原、草原、西域、高原等多個亞區域，彼此之間是互相塑造互相生成的，你之所以成其為你，是因為我，沒有我的話，根本你就不是這個樣子，同樣，我之所以成其為我，也是因為你。這樣一種敘事，可以構造出內在地克服分離傾向的、對于多元主體的承認。
▍全球雙循環結構下的中美沖突并非“修昔底德陷阱”
曾：回看2020年，你認為，在退潮的政治全球化當中，孕育著一種新的經濟全球化雛形，只不過是先從西方國家的區域化進程開始的，在區域化進程中，追求一種更高標準的自由貿易。比如2020年7月生效的《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USMCA）替代已經運行20多年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另一方面，2020年11月，中國、日本和韓國等15國在內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正式簽署。這是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的自貿區，亦是全球規模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你怎么解讀這些事件和影響？是否意味著未來這種區域性質的經濟全球化是一股潮流？
施：現在的RCEP或者新的北美自貿協定，其自貿標準都比我們在WTO里面看到的標準要更高。因為WTO要兼容太多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兼容太多之后，對不同國家讓步，各種各樣特殊條款，最終導致WTO運轉本身各種各樣不靠譜。一些國家對這個很不滿。
在今天，WTO對全球貿易秩序的主導力可能已經日愈削弱。因為WTO被設計出來時，當時的全球貿易結構跟今天已經大不相同。1995年，WTO成立，全球經貿結構仍然是西方主導的“中心—外圍”結構，但在今天，已經是中國崛起之后形成的一種全球雙循環結構。WTO用來治理的那些規范，跟今天它要治理的對象之間已經相當程度不匹配。現在美國已經在事實上把WTO給癱瘓掉了，可咱們似乎感覺國際貿易也沒有受到什么太實質性影響。從中也能看出，WTO對全球貿易的影響力在大幅下降，于是不同國家開始琢磨不同辦法、出路。
咱們仔細看這些區域化的話，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我在全球雙循環結構里面提到，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制造業集聚區，跟西方國家之間形成廣義的第二、三產業之間的循環，又跟非洲國家之間形成第一、二產業之間的循環。我們可以看到，今天比較重要的兩個區域性自貿區，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以及美國和歐洲正在談的那些東西，都處在第一循環里面的西方半圈，RCEP約等于廣義的樞紐環。（關于“全球雙循環結構”，可點擊閱讀于向東、施展：《全球貿易雙循環結構與世界秩序——外交哲學對談之四》，原載《文化縱橫》2013年第5期）
(施展提出的“全球雙循環”理論示意圖)
某種意義上，這些區域化的經濟組織在產業上都是處在同一環節，同環節國家納入同一自貿區。未來，同環節的這些國家有可能形成若干個區域經濟組織，然后這些經濟組織之間再形成進一步新的自貿協定。它不會像過去WTO那樣，相對均質化地處理全球貿易關系。
不過，剛說的這只是一種可能性，另一種可能性是，美國和若干重要國家簽訂一系列雙邊自貿協定，而所有雙邊協定中都有“毒丸條款”。基于這種“毒丸條款”，一系列雙邊協定起到事實上的多邊效應。它的操作性可能比前面一種更強一些，因為它有明確的行為主導者——美國，只要是雙邊，美國跟誰談，它都是甲方。
曾：對于中國人最重要的就是中美關系，看你能不能展開講講對中美關系這幾年變化的看法？
施：在今天，中美關系是最重要的全球關系，因為在全球雙循環結構里面，世界經濟發展是雙引擎，美國依靠創新作為引擎，而中國依靠把這些創新能力落地作為另一個引擎。雙引擎是各擅勝場，各有分工，不是正面競爭，而是高度合作、聯動關系——美國創新、中國生產、全球銷售。
不過，這里面有一個問題，我們不能抽象說美國，因為并沒有統一的美國，你要具體看美國內部。美國創新結合中國生產，是美國的誰在結合？在這個過程當中，誰受益，誰受損？把這些要素拿起來看，美國因為大規模外包，導致內部社會財富分配層面出現很多問題。創新部門獲得更好超額利潤，摧毀很多傳統產業，那些人失業，拉動出更多新產業，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但，這些新的產業和就業機會都在中國。
過去，被摧毀的和被拉出的新產業都在同一個國家，可以實現內部人員流動，但在今天，流動沒法出現。美國從宏觀層面來看，經濟發展不錯，但從微觀層面看，內部財富分配有很大問題。這也是今天導致中國跟美國之間很多沖突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個沖突，有些人把它解讀成“修昔底德陷阱”，這是有問題的。“修昔底德陷阱”是說，老大跟崛起中的老二之間必有一戰，但它成立的前提是，老大跟老二搶的是同一塊蛋糕，是同態競爭。但實際上咱們看到，美國創新、中國生產，他們是共同做蛋糕，而非搶同一塊蛋糕。只要不是同態競爭，“修昔底德陷阱”就不是必然的事情。
只不過，中美之間雖然在經濟層面上有高度互補關系，但在意識形態層面上有比較大差異，導致咱們今天看到的一系列問題。這些意識形態差異過去也存在，到了今天卻如此之強地反映出來：一方面是跟特朗普的個人性格有關，另一方面跟數字經濟的一些特性有關。
數字經濟跟傳統經濟相比，制度的溢出效應更強。在傳統經濟時代，兩國在制度、觀念上有差異，國界可以對這些差異形成物理性的隔離，咱們就做生意好了，貿易所造成的制度溢出效應很小，可控。但在數字經濟時代，數字跨國流動，不同國家的數字管理規則、隱私保護規則不一樣，而這些規則上的差異是基于各國在觀念、制度層面的差異，這就有可能因為數字的跨國流動，帶來制度的溢出性效應。對于各國來說，制度的溢出性效應都很難接受。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出現中美之間的意識形態差異，因為數字巨頭的制度溢出性效應演化成了直接、正面的對抗。所以，這些年被對抗的跨國巨頭主要都是數字巨頭，沒有傳統產業的跨國巨頭。
歸結兩點，經濟層面高度相互依賴，然后政治層面有對抗；但這種對抗，并不是什么修昔底德陷阱，而是因為數字經濟的制度溢出效應所導致的。
▍中國正在從世界工廠發展為“世界中臺”
曾：你認為美國對抗數字巨頭能解決它國內的社會財富分配的問題嗎？
施展：當然解決不了，美國內部的分配問題會引發一系列社會危機，社會危機的政治效應表達為民粹主義政策、特朗普上臺。特朗普上臺之后，他打擊中國得有具體抓手，具體抓手是打這些數字巨頭，還有就是要讓制造業回流美國；但事實上回不去，因為技術沒有出現實質性變遷，中美各自的比較優勢并沒變化。而且在疫情當中，我們可以看到，甚至很多制造業在回流中國。其他地方即便想回流，現在經濟上根本無法有效重啟。這種情況下，沒有人敢投資，尤其制造業非常重資本，沒有投資就更沒法回流。
曾：你覺得“全球雙循環”結構可能會被打破嗎？
施展：可預見的未來無法打破。我最近有個新的理解，中國正在從世界工廠發展為“世界中臺”。“中臺”是數字巨頭們提出的概念，我用它來描述中國的制造能力。對數字巨頭來說，它的后臺是數據庫，前臺是各種APP，每一種APP對接用戶的一種需求。你要滿足這些功能時，這些APP的底層都需要一些通用功能來支撐。中臺就提供那些通用功能。后臺是數據層，中臺是邏輯層，前臺是應用層，一系列通用功能整合在中臺。有了中臺，前臺就可以做得特別輕，從而能夠迅速迭代轉型升級。
在制造業意義上，中國今天差不多已經成為“世界中臺”。因為制造業需要一系列的通用功能，比如大規模基礎設施、高效物流網絡、大規模重化工業以生產工業原料和工業母機、大規模的生產通用零配件的供應鏈網絡、大規模的高度組織化的工人群體等，這些都是建設中臺的基礎。
但是，龐大中臺的出現還有個前提，就是前臺的需求特別豐富多樣，如果前臺需求比較單一，就沒有專門建設一個中臺的需求。由于中國的市場規模足夠大，形成了特別強的長尾效應，可以充分釋放各種需求，任何稀奇古怪的東西都有人設計、生產。如此復雜的前臺需求，也就是超級豐富多樣的終端產品的需求，就催生了中國的制造業能力發展出中臺化的趨勢。
一旦有了中臺，前臺就可以做得很輕。結果是，其他國家要與中國競爭制造業的話，如果它們沒有中臺，前臺就得做得很重，那么迭代升級的效率就比不過中國；如果它們要做中臺，以便讓前臺也能輕一點從而提升迭代效率，但它們自己的市場規模較小，前臺的豐富度不夠高，又難以支撐中臺。
這幾重效應疊合在一起，就使得其他國家在前臺層面難以和中國正面競爭，除非能夠把自己的前臺也做得很輕；而它們自己又沒有中臺，要把前臺做輕，就得對接于中國的中臺。于是，中國制造業向外的“轉移”應該被理解為“溢出”。
曾：所以在你看來，像拜登正式上任之類的事情也不會對全球雙循環結構產生大的影響？
施展：對。因為政治邏輯跟經濟邏輯是兩條線，人們往往把兩條線混淆在一塊，覺得政策一轉化，經濟就會怎樣，沒那么容易，兩條線之間并不是簡單地線性傳導關系。
燕京書評：除了“全球雙循環”，你還發展了一套中國經濟成長邏輯的解釋，認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在相當程度上由西方的創新經濟拉動起來”，“很多人常說的2001年中國加入WTO這一事件，對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僅僅起到錦上添花的作用”。如何理解改革開放40多來的經濟增長一直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比如林毅夫、張五常、張維迎、史正富等學者提出不同解釋。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解釋和其他解釋的異同？有想批駁或者辯護的地方嗎？
施展：談不上批駁或者辯護，我們從不同角度來切入。在對中國經濟成長的解釋里面，有些解釋說這是因為中國有制度優勢，但這種解釋是不靠譜的。但像張五常關注的縣域經濟，復旦大學張軍老師所討論的地方政府錦標賽，等等；這些解釋我都認同的。只不過是，這些解釋主要是在微觀層面上尋找地方官員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我的解釋框架里面并沒有包含微觀的動力機制，而是在大的全球經濟轉型背景之下，尋找中國經濟的成長是否有另外一個大的背景。所以，跟他們的解釋不同的是，我不是在討論相互沖突的關系，而是在不同方向、不同層面討論中國經濟問題。
除此之外，林毅夫老師說的比較優勢理論，在今天可能我們得進一步追問，比較優勢的內涵究竟是什么？我覺得，這得迭代一下。他在1980年代提出比較優勢理論，對當時中國的解釋是有效的，但那會兒的中國、世界跟今天的中國、世界，運作邏輯已經大不一樣。
比如，過去我們分析一個地方的比較優勢，首先從成本要素分析，主要就是經典三要素——勞動、土地、資本。后來，制度經濟學里又加上交易成本。但是，如果你的交易成本在綜合成本中占比大幅上升，突破某個門檻之后，經典三要素占比大幅下降，那么整個成本控制邏輯就全變了。成本控制邏輯變了，意味著此時你該從哪個角度著手分析比較優勢也全都變了。究竟比較什么指標？這個事需要我們重新思考。
曾：剛才你提到其實你不同意很多人說中國經濟成長是制度優勢這種看法，具體是什么意思？
施：我剛才談到經濟的發展和政治的發展是兩個獨立邏輯，邏輯之間會有交錯，但有交錯也仍然是獨立邏輯。你把它僅僅歸結為制度優勢，太多東西解釋不了。
曾：一些人覺得對中國來說，不是經濟學，而是政治經濟學才更具解釋力，但你覺得是可以分開？
施展：哦，我不是這個意思。我的全球雙循環解釋也是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并不必然以國家為單位來討論。像馬克思的經濟學就是政治經濟學，但他天然以全球為單位討論問題。
曾：我們既要看到中國和世界的一致性，也要看到中國的特殊性。但是，這些特殊性例子可能讓人有點疑慮。比如我看到豆瓣網友“廊間聽步”在書評中稱，阿里巴巴以免費開店擠走eBay，其實早有微軟以免費產品打垮收費的網景（Netscape）的先例。中國企業向外擴張的玩法，也是先發國家的公司搶占國外市場的常規操作。中國的特殊性可能是在意識形態、政治組織形式、國民心態等。你怎么看待這些說法？如何理解中國的特殊性？
施展：微軟打敗網景的案例不是商業模式，所謂的商業模式是指一家公司創建了一個怎樣的閉環式的運營循環，并如何憑借這個閉環式的運營循環來發展自身。IE、網景都是具體的產品，對微軟來說，我用Windows來養IE就行了。我用什么東西來養？邏輯很清晰。而阿里巴巴當時搞免費的店，究竟怎么搞，馬云并沒有清晰的概念，而且他剛開始那么搞的時候，eBay也并沒有當回事，覺得阿里是自尋死路。等到幾個月之后，eBay發覺勢頭不對，客戶流失極其嚴重，全都跑阿里去了，想做出反應但已經來不及了。然而，對馬云來說，這辦法怎么賺錢？馬云當時也沒想清楚，只是發狠心，搞起來再說。這是一種真正新的商業模式。
中國公司和外國公司的邏輯也很不一樣。我在國外調研時，那些中國公司是國企，國企的成本控制模式以及社會責任不一樣。對于大國企來說，賺錢虧錢問題不大，而私企必須得有清晰的賺錢邏輯。同時，對大國企來說，人是不能隨便裁的，我得讓他有活干，相比于盈利，這是更重要的。
他舉的外國那些案例，確實現在有可能賠錢干活，但期待未來能夠壟斷。而咱們這邊，邏輯并不是這樣，雖然最終的效果也可能是帶來事實上的壟斷。我在海外訪談的一些國企，他們說在這邊很苦的，又掙不著錢，要不是為了養活這些人，不一定接這些訂單。當然，中國在海外不全是這樣，但我訪談中的不少是這樣的，主要是那些工程公司。
毫無疑問，中國在意識形態和組織形態上確實有特殊性。中國是一個很罕見的國家，工人群體高度組織化，但并不導向反抗，而是導向工作效率。但對西方國家而言，一旦工人群體高度組織化，他們反抗性特別強，形成強大工會組織。西方工人的組織效率高是基于工人群體的自組織過程，中國工人的組織效率高是基于一個自上而下的控制性組織，而且這種控制性組織不會傷及合法性，這又跟中國的意識形態有關。這些事情的結果是，導致別人更沒法跟你競爭。這些事情，我首先都不對其做價值判斷，而是先要搞清楚其內在的邏輯。
▍找尋新的精神原動力
曾：談了中國的特殊性，還有一個很有爭議的是美國的特殊性。你認為，清教精神是美國力量的源頭，是美國政治的深層精神結構。這幾年，越來越多的保守主義著作被譯介進中國，保守主義也在中國興起，很多人強調盎格魯-撒克遜和基督教傳統的重要性。但是，這種看法存在爭議，比如我看到有人批評你夸大清教的重要。之前我采訪過周濂，他認為：“現代西方文明是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工業革命、啟蒙運動、科學革命所孕育出來的一整套西方價值理想，而不能簡單地還原到基督教的傳統。”你怎么看待這些爭議？
施：當然不能簡單還原，我只是在談一個過去人們不大重視的方向。我之前跟周濂有過一個辯論，周濂在講自由主義有多好。我說，自由主義當然很好，你說的這些，每一句我都認。但是，好的東西不一定能活，所以，我更關注自由主義到底怎么才能活。自由主義永遠會面臨它的敵人。如果自由主義面對敵人時，沒有能力保衛自身，那么這種自由主義只能生活在溫室。只能生活在溫室的自由主義，實際上就是專制的溫床，因為你在渴望有人保護這個溫室。自由主義本身必須強悍。因為自由主義的敵人太多了，如果你不強悍，根本沒有能力保衛自身。那怎么強悍？強悍的時候，你又如何防止強悍反噬自身？
這里面需要有一系列的機制設計，以及你要尋找它的動力機制，而這些才是我們談論自由主義更底層的動力來源。所以周濂談到的啟蒙運動、文藝復興、工業革命等，我全認。但是，我想強調的是，所有這些都是一套理性框架。但問題是，最后真正驅動人們行動的，不是理性，而是情感。或者說，理性框架怎樣才能獲得往前正常、健康跑的動力機制？動力機制來自于什么樣的一種情感？
我經常舉的一個例子，利比里亞的憲法是從美國抄過來的，那部憲法在美國運轉得很好，但在利比里亞運轉成那樣。這就證明光有條文不夠，底層必須得有能夠讓條文真正獲得生命力的東西，那是人類的精神動力。讓條文能夠獲得生命力的底層動力機制，這是孟德斯鳩所說的“法的精神”。我們經常說孟德斯鳩談權力分立，那些不是法的精神，而是法的外觀，它需要法的精神作為驅動力。對美國主流群體來說，行動的時候，他未必想著我是個清教徒，但在潛意識里面，他對于世界的解讀模式會被清教所規定。那些東西才是驅動你的法律、制度能夠健康運轉的精神動力。
曾：那你怎么看待族群、宗教多元主義和西方文明未來的關系？像包剛升等學者就擔憂，西方人口結構的變化會對其文明產生非常大的影響。
施展：這也是我確實擔憂的問題。清教精神能夠持續給它帶來生命力的前提是，那群人占據主流。如果這個人群變得越來越少，它的法律究竟會運轉什么樣，這事也不好說。
曾：所以你覺得必須要有一個精神動力源頭，即使后面共享現代文明價值觀，也不可能有長久維持的驅動力？
施：對，你沒有驅動力的話，利比里亞就是非常好的案例嘛。同樣的法典，背后的精神力不同，運轉出的結果完全不一樣。
曾：與此相關，2020年的美國爆發“黑命攸關”運動，引起一系列反應。在西方知識界，也出現了《哈潑斯》公開信和反駁《哈潑斯》公開信的公開信。你怎么看這股思潮和爭論？它和1960年代的風潮有異同嗎？
施：這是現在過度政治正確的結果。1960年代那會兒的黑人民權運動，它是美國憲法里面承諾的一系列東西在事實上不落實，是憲法承諾怎么兌現的問題。但是，所有承諾只是抽象條文，具體怎么解釋條文，那是另一個問題。按照1960年代的標準，那些承諾今天早都兌現。但是，接下來人們把這些條文不斷做本質化解釋，從起點平等逐漸過渡到要結果平等。而且，結果平等還不夠，因為曾經我們遭受過很多損失，所以我要結果不平等，對這些弱勢群體要加倍照顧，這才是真正平等。
不斷把抽象原則實質化過程，實際上就是抽象原則開始敗壞的過程。“黑命攸關”運動就頗有點敗壞的意思。像亞裔進藤校的機會要受到配額限制，可亞裔學習就是好，這種情況是不是不平等呢？現在需要一個對抽象原則解釋的“去實質化”的過程。
怎：你認為：“幾乎可以說，普通法體系就是規范整個海洋世界與國際經濟秩序的基本法律邏輯。香港的特殊地位基于普通法邏輯。如果中國希望能夠擁有香港這個接口，就需要尊重普通法的一系列法理邏輯及其所依托的生活方式。否則，就得承擔失去這個接口的代價。”有意思的是，我在豆瓣上看到的兩篇書評不約而同說你夸大了普通法和《拜杜法案》的作用，比如提到《拜杜法案》其實是立法機構的立法。不知道你怎么看？
施：我有一個朋友研究英國普通法，他有一個說法很好。他說，英國的行政機構在以一種司法方式運作，而法國的司法機構在以行政方式運作。司法機構的特征是不告不理，那么行政是“無為而治”，此時你就有某種司法氣質，而你的司法機構如果積極主動作為，那就有了行政氣質。
所以，這仍然是剛才我所說的，我們要看法的精神。法的精神就不只是看抽象條文，條文背后驅動它運動的精神動力是什么？它是一種積極進取的動力，還是“無為而治”的氣質？對于大陸法系國家來說，它多半都是一種積極進取的狀態。原因在于，大陸法國家跟普通法國家相比，是大政府小社會，意味著社會自主能力相對于普通法國家來說差一點，政府必須更加積極進取。此時，它的各種分支在行動時，氣質都會積極進取。而在普通法國家，小政府大社會，多一半事情都是社會自個完成，根本輪不著政府出手，政府想出手也沒有那個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它的政府各個分支運轉都會是“無為而治”的氣質。
對于《拜杜法案》，我不是專家，有可能我說得不對，那個人說得有道理，但我仍然要說，在一般意義上，英、美普通法國家都會有立法，但它的立法仍然是一種“無為而治”的氣質。某種意義上，我今天不斷在談的，我們不能光看抽象的法，我們一定要看法的精神。所以，從法的精神這個角度，我不認為我對普通法有夸大。
曾：剛你也提到，我們今天不斷提及精神或者氣質，但這個東西對一些人來說，可能有點玄，不太好證明。
施展：并不是什么東西都能證明。尤其對于人文學科來說，它能做到的是解釋而不是證明。如果你只追求可證明性，那就意味著你只能收獲條文。條文之外，啥也收獲不了。你倒是能證明了，但它對于你理解這事有更大幫助嗎？
本文原為“燕京書評”對施展先生的專訪稿，轉自“燕京書評”。上下兩篇原標題分別為《信息繭房下，糟糕的2020年和未來的人類秩序》和《中美關系與全球雙循環，以及人類的精神動力》，施展先生授權本號發布，為便于讀者閱讀，此處合并重編。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并在文首注明轉載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