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時，從政治經濟表達到對外文化表達，中國試圖通過對自身文化的特殊主義敘述，表現出希望融入國際、得到國際認可的心態。之后，隨著中國成為全球經濟引擎，中國和原有世界秩序的關系發生轉變，并且日益受到舊秩序主導國家的拒止。而中國則開始以平視的目光觀察世界，嘗試提出自己的普遍主義路徑。本文指出，以冷戰結束為節點，中國開始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兩種普遍敘事交織的現實中，通過“實踐”與“理論”的關系來解決敘事“轉型”的問題，結合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思想資源，嘗試形成“現代化的中國方案”。
作者認為，中國追求的是現代科技與人文精神的完美結合，是每個獨立的國家能夠合作構成一個人類大家庭，成為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這一普遍主義追求，必然指向全球治理這一主題，必然要超越二元對立的形而上哲學，在更深層次上展開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普遍主義對話，從而為多元文明共存的“天下一家”奠定新的哲學基礎。在這種背景下，我們才能理解以二元互動為基礎的“中國哲學登場”之后的努力。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第3期，此為網絡首發，原題為《雙奧開幕式之變：新普遍主義的興起》，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辨析。
從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到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中國與世界都發生了巨大變化。2008年爆發于美國的金融危機，之所以未能演變為全球“大蕭條”，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并未采取相互拆臺并落井下石的保護主義政策，而是選擇大規模增持美國國債，以更大的市場開放推動歐美經濟復蘇。中國也因此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并在全球產業鏈中逐漸向上攀升。2008年，通常被視為美國霸權衰落和中國崛起的轉折點，全世界開始關注“中國怎么想”。中國崛起也引發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對中國的打壓，美國提出“重返亞太”和“亞太再平衡”戰略，將遏制中國作為其戰略目標。
在2008年到2022年這十幾年中，“東升西降”的歷史趨勢并沒有變化。但隨之而來的，是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和戰略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從合作轉向競爭，從友好轉向對抗，從接觸轉向遏制。2018年，美國更是對中國發起貿易戰，并逐漸將其演變為圍繞“人權”意識形態和文化價值的“新冷戰”乃至“文明沖突”。這就意味著，中國崛起不僅是基于自身歷史經驗探索“現代化道路的中國方案”的過程，更是基于自身歷史文化傳統探索“現代文明的中國方案”的過程。事實上，正是在這短短十幾年中，中國看待世界的眼光和心態也悄然發生了變化：從凸顯中國特色的特殊主義敘事，轉向更為包容世界的普遍主義敘事；從追求被西方承認的刻意努力，轉向平和心態的自我認同。這種變化最直觀地體現在兩次奧運會的開幕式上。本文試圖通過對兩次奧運會開幕式的解讀，展現中國崛起推動對普遍主義的追求。而這種對普遍主義的追求必然進一步推動中國在傳統文明向現代文明轉型的過程中，探索現代文明的中國方案，建構人類文明新形態。
▍“我是誰”：文明的根基與尋求普遍承認的張力
由于電視、互聯網和自媒體的發展，奧運會越來越成為一個國家對外展現自我形象的“燈光秀”。正在崛起的中國同樣渴望利用2008年夏季奧運會這個場合，告訴世界：我是誰。此時，冷戰結束不過十多年，中國剛加入WTO不久。在某種意義上，此時的中國是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體系中的新成員。西方人對中國的想象，要么停留在19世紀以來歐洲人基于“黃禍論”塑造的“傅滿洲”這樣留著長辮子的瞇瞇眼形象，要么就是20世紀60年代開始形成的缺乏個性的“藍螞蟻”形象或“輸出革命”的紅衛兵形象。20世紀80年代以來，“第五代導演”在一系列國際獲獎電影中塑造的“大紅燈籠高高掛”的形象，也是在迎合西方對中國落后、缺乏個性的想象。
在這樣的全球文化場域中，剛剛入場的中國人急需向世界展現自己的新形象。作為“第五代導演”的先鋒，張藝謀率先在《英雄》《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等一系列電影中試圖與好萊塢商業片接軌，借歷史古裝劇來闡釋西方人能夠理解和接受的普遍主義。這類被批評為“自我東方主義”的電影，包含著尋求西方承認的普遍主義努力，或許反映了中國新興商業階層的精神世界：快速暴富讓他們有足夠的資金支撐形式上的豪華，但又極度渴望作為“文明人”被西方世界所承認。作為2008年奧運會開幕式的總導演，張藝謀需要一改對“愚昧中國”的批判，展現一個“文明中國”的新形象，似乎由此中國才有資格進入文明大家庭——這，無疑也是整個民族集體無意識的潛在要求。
很少有奧運會開幕式承擔過如此重大的政治文化訴求，也很少有人試圖將一個國家的文明史裝進奧運會開幕式中。在這個意義上，張藝謀不愧是一個文化大師，他差不多讓2008年奧運會開幕式變成微縮的中國文明史，試圖讓每個環節、每個細節都體現出中國文化味道。從徐徐展開的《千里江山圖》到竹簡，從青銅器到“四大發明”，從兵馬俑到萬里長城，從古琴到昆曲，從陸上“絲綢之路”到海上“絲綢之路”。所有這些中國歷史文化符號都在開幕式中展現，并最終從中提煉出中國文化的精神，那就是吟誦《論語》“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名句和活字組合出三個不同字體的“和”字。它反映出中國人精神上的渴望：融入國際大家庭，各民族和睦相處，以和為貴。和諧社會的理念自然會產生和諧世界的夢想。正是這種渴望，讓開幕式上中國古典歷史的敘事直接省略近代而邁向當代，融入“我和你，心連心，同住地球村”的主題曲中，融入“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主題口號中。
2008年奧運會開幕式可以用“盛大”來概括，代表了一個民族對“盛世”的夢想與追求。從漢字起源看，“盛”字源于器皿盛米，代表了豐裕、繁茂。對于一個農業國家來說，盛大的慶典就像是慶祝五谷豐登，展現出豐裕社會的生活景象與慷慨大度的生活美德。但這是農業文明的價值追求。從工業文明眼光看，這種整齊劃一的“盛大”場景，要么是類似“劇場國家”的神圣表達，要么是集體主義的歷史遺風，總之仍然是一種前現代的表達方式。張藝謀的宏大敘事也遭到不少西方媒體和國內自由派的質疑。盡管如此，2008年奧運會開幕式展現出當代中國人的精神風貌，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西方人對中國積貧積弱、愚昧落后的想象。當然，它也引發不少人對中國崛起的擔憂恐懼，也為西方媒體炒作“中國威脅論”提供了素材。
2008年奧運會開幕式成功地向國際社會回答了“我是誰”這個問題。中國是一個擁有幾千年文化傳統的文明古國，一個有著悠久交流傳統的開放大國，一個信奉“以和為貴”的國家，一個渴望融入國際大家庭、在同一個世界中與西方一同追求夢想的國家。這實際上是以一種訴諸歷史的特殊主義敘事來表達一種對普遍主義的渴望：尋求獲得西方的承認，讓西方承認中國特色的文明傳統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獨特的生活方式。
然而，“世界”不是一個物理概念，不是一個社會學概念，而是一個依靠文化價值符號建構起來的思想精神層面的哲學概念。我們在物理上生活在同一個空間里，在社會學意義上生活在相互交往的網絡中，但并不意味著我們生活在同一個文化意義體系中。中國要獲得西方世界的承認，無疑需要按西方社會的價值準則來解釋中國自己的文化。2008年奧運會開幕式試圖以“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表達一種普遍主義的訴求，表達中國人的理想訴求。這句話在《論語》中的原初含義是建構出一個基于道德信仰的君子世界，區別于基于利益計算的小人世界。君子世界才“以和為貴”，而小人世界是一個霍布斯式的世界。由此，毛澤東的“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正是接著孔子的這句話，將孔子所建構的君子世界的天下大同，變成了一個赤旗飄揚的共產主義世界，不僅實現“中國人民大團結”，而且要實現“世界人民大團結”。但要實現這個理想，恰恰不是通過“以和為貴”，而必須要經歷艱苦的斗爭乃至革命。這兩個傳統，都以天下主人的自信展現一種不證自明的普世主義理想。
從后冷戰西方確立的“歷史終結”這種普遍主義價值尺度來看，社會主義是失敗的道路，而儒家文化不過是“地方性知識”。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中，重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以和為貴”的2008奧運會開幕式想要表達的，既不是通過道德禮教提升所有人的精神境界建構一個君子世界，也不是通過斗爭和革命建構一個人人自由平等的理想境界，而是希望以中國的“文明”形象獲得西方世界的普遍認可。由此，如果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以和為貴”具有普遍意義，最多不過試圖表達“世界是平的”，中國已經成為一個文明的商業伙伴，能夠按照國際商業貿易的規則和平地參與全球商業貿易。從這個角度看，中國能夠在2008年舉辦奧運會，源于西方對中國加入WTO之后表現良好的肯定。換句話說，中國渴望獲得的認可，與西方對中國的認可之間存在著巨大鴻溝：中國渴望獲得的是在價值觀念意義上的“文明”身份認可，但西方最多只會認可中國在商業活動上的成功。而在十年之后，當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戰時，連中國的商業行為也不認可了，公開指責中國是“小偷”。當中國人試圖以“文明”身份獲得西方世界的價值認同時，得到的回應卻是“新冷戰”乃至“文明沖突”。
▍“通三統”的內在張力：以古典文明傳統消化現代文明中的左右之爭
尋求承認是為了獲得一種普遍認可。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否定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現代化思路，在道體層面認同了西方啟蒙哲學所確立的科學和民主的“公理世界觀”，這意味著中國已經接受了西方確立的普遍主義現代性敘述。既然如此，為什么2008年奧運會開幕式中對普世主義的追求，不是訴諸西方世界提供的“歷史終結論”敘事，反而要訴諸凸顯中國特色的特殊主義敘事，以一種迂回的方式尋求被西方世界承認呢？
事實上，作為中國思想從傳統邁向現代的轉折點，五四運動原本就是西方普遍主義敘事內部出現分叉的轉折點。基于自由、民主和人權的西方啟蒙主義，發展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普遍主義的歷史敘事、兩種自由、人權、民主理論、兩種國家組織形式乃至兩種全球秩序想象。二者先后在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這個窗口期進入中國。正如我們在電視劇《覺醒年代》中看到的那樣，當一代“新青年”齊心協力推動文化革命，共同奠定科學與民主的普遍主義價值觀之后，面臨的卻是不可避免的分道揚鑣：一條道路是胡適所代表的通過改良加入威爾遜式“永久和平”的世界，另一條道路則是陳獨秀、李大釗所代表的通過革命建立列寧式“赤旗飄揚的世界”。
當中國準備與西方世界全面接軌時，西方的歷史軌道卻開始分叉。由此，現代中國也出現了兩種普遍主義敘事的分叉，形成兩種自由、人權、民主的啟蒙觀（自由的右翼和左翼、第一代人權和第二代人權、舊民主主義與新民主主義）、兩個主義和兩條道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個政黨（國民黨與共產黨）和兩種前途（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競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意味著社會主義的普遍主義敘事在這場競爭中取得了階段性勝利。然而，改革開放后，特別是后冷戰以來，資本主義的歷史敘事以“歷史終結”的姿態贏得全球范圍的勝利，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陷入低谷，新中國所奠定的社會主義制度因此遭遇普遍主義的敘述難題。在“告別革命”的巨大壓力下，中國面臨著如何調和兩種普遍主義敘事內在矛盾的難題。
面對這兩種普遍主義敘事帶來的話語矛盾，中國采用從“理論”轉向“實踐”的策略，不斷重申“實踐”檢驗“理論”的正當性，通過中國的革命和現代化實踐彌合來自西方的兩種普遍主義之間的矛盾，并試圖將二者內化為中國自身的有機組成部分。早在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就采取這種立場對待普遍主義敘事引發的教條主義，率先提出“實事求是”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主張，將馬克思主義原理的普遍性與中國自身歷史實踐的特殊性結合起來，凸顯出中國革命在這場全球普遍主義爭論中的主體性。在中蘇論戰和中美建交的過程中，中國正是借助“實事求是”的立場，迅速從邁向共產主義的繼續革命論轉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并基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將私有財產、商品經濟、市場交易、人權法治等資本主義普遍敘事中的理論要素納入其社會主義的傳統，從而探尋一種新的普遍主義敘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此同時，以“不爭論”的實用主義策略回避兩種普遍主義敘事之間的爭論引發的教條主義的意識形態政治。在這個意義上，從中蘇論戰、中美建交到改革開放，中國乃是推動全球結束冷戰的重要力量。
正因為中國成為推動冷戰結束的重要力量，冷戰結束后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不是俄羅斯和東歐國家面臨的意識形態的革命性“斷裂”，而是如何在理論上重新概括在政治經濟實踐和理論思考中已交織在一起的兩種普遍主義。由此，“轉型”這個概念在中國就不是一種“斷裂”，而是一個一個不斷生成的過程。中國不斷通過艱苦的理論創新，試圖擺脫五四運動以來被動接受的西方兩種普遍主義敘事帶來的內在分裂，試圖以中國的歷史和實踐彌合兩種普遍主義之間的爭論，從而確立在理論上解釋自身與世界的主體性。在這種背景下，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強勁崛起的“新左派”（自由左派）理論，為這種以中國為主體的普遍主義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新左派”擺脫傳統左派的理論資源和話語模式，采用各種新的理論資源捍衛其主張。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理論策略，就是借助西方后現代理論解構后冷戰以來基于“歷史終結論”形成的各種普遍主義敘事，解構自由、人權、法治、民主這些“宏大話語”的普遍性和正當性，并在此基礎上推動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本土化運動，提出“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問題。
左翼和右翼圍繞兩種普遍主義敘事展開論戰，雙方不僅在西方理論中尋找思想資源，也從中國古典思想中尋找理論依據。左翼在儒家傳統中找到了中國革命的思想源流，以及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政道基礎；右翼則繼續五四運動以來將儒家傳統與西方自由民主嫁接的努力，港臺新儒家一時風靡學界，儒家思想成為自由、民主甚至普通法的理論根源。共同尋求傳統資源的努力，推動了文化保守主義的興起。2000年之后，中國學術界批判新自由主義及其背后的西方普遍主義的理論資源，不再是福柯所代表的后現代主義，而是施特勞斯所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學術界的文化保守主義與《百家講壇》這樣的大眾傳媒現象，共同推動了“國學熱”以及民間如火如荼的讀經運動，以至2004年被公共媒體稱為“文化保守主義元年”。2005年，大批學者自發組織起來，推動以文化保守主義為底色的大學通識教育，從此閱讀經典、博古通今、確立經典的崇高地位，成為大學通識教育的基本理念。在此基礎上，2007年甘陽提出的“通三統”理論迅速獲得了普遍認同，用中國古典文明傳統彌合五四運動以來形成的兩種普遍主義敘事之間的沖突，成為一種新的理論取向。
在傳統復興的大背景下，中國崛起被解讀為古老文明傳統的復興。這實際上也是2008年前后整個中國力圖向世界傳達的聲音。由此，我們就能理解2008年奧運會開幕式表演中訴諸歷史文化的特殊主義敘事，與渴望獲得普遍主義認可之間的內在關聯。事實上，早在2005年左右，學術界就開始討論“中國模式”，但主要集中在經濟發展領域，爭辯中國是否發展出了一種不同于“華盛頓共識”的“北京共識”。2008年之后，學術界關于“中國模式”的討論轉向政治體制和思想文化的上層建筑領域，前者集中在圍繞政黨國家展開的黨國憲制論，后者集中在將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這些努力意味著，中國要從自己的文化傳統和現代化經驗出發，探索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道路。這條道路，既不是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道路，也不是美國模式的資本主義道路，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在十九大報告中被概括為“現代化的‘中國方案’”。
▍“我們想要什么”：文藝復興與普遍主義的重構
無論“中國模式”還是“中國道路”，都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概念的學術化表達。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一種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的奇妙組合。后冷戰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概念包含著一種推動普遍主義的訴求：中國的實踐包含著新的社會主義構想，包含著探索社會主義新版本的努力。曾經是“社會主義救中國”，今天則是“中國救社會主義”。這種圍繞社會主義話語展開的新的普遍主義的話語建構，必然推動誕生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可見，從2008年到2017年中美“關鍵的十年”，不僅是兩國發展戰略定位分歧逐漸顯現的十年，也是中國追尋普遍主義的態度發生重要轉變的十年：從過去訴諸特殊主義尋求普遍主義認同，轉向直接伸張自我主體性的普遍主義；從過去渴望獲得承認的自卑，到從容陳述自我主張的自信。這一切變化最直觀地體現在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的開幕式中。
2022年北京冬奧會開幕式給人完全不同于2008年的體驗。當年的盛大歡騰變成了簡約明快，原始人力的運用變成了高科技的展示，開幕式的主角也從豪華明星變成了普通人。2008年那種刻意的形式化，變成了2022年對天然本性的追求。“天然”或“自然”實際上構成了北京冬奧會開幕式的哲學理念。這種理念尤其體現在奧運倒計時和奧運點火這兩個最關鍵的環節。在張藝謀看來，這兩個環節體現了中國古老的哲學和美學觀念：“一葉知秋，一滴水看太陽，從來就是以點代面，中國人講的是意境，講的是從一個最小、最細節的角度來看整個世界，我覺得是很美的。一個小小的手持火炬，一個小小的火苗，但是你想到的是偉大的奧林匹克精神，是全人類的一個熊熊燃燒的激情和浪漫。”中國文化從外在象征符號的堆砌，變成了滲透在整個開幕式中的哲學理念和美學意境。這兩個奧運會開幕式之間的轉化，代表著中國文明復興已經從外在形象的符號包裝轉向內在精神世界的滋養。這一次，我們也希望被世界認可，但我們不是心懷渴望，而是懷著平常心，對認可的朋友心懷感激，對不認可的人也面帶微笑。因為我們知道，中國能不能獲得其他世界的認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就在那里，中國文明傳統就在那里，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就在那里，中國人民走出的現代化道路就在那里。我們就以自己的天然本色展現自身的形象、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熱愛與自己的浪漫。這無疑是一種重新被釋放出來的自由精神。“如果世界沒有了光，你就是那唯一的光。”——如果西方“歷史終結”的普遍性沒落了，你就是那唯一的普遍性。如果說2008年奧運會開幕式是向世界大聲呼喊“我是誰”，那么到了2022年冬奧會開幕式則從容地告訴整個世界“我們想要什么”。
那么，我們想要的是什么？那就是現代科技與人文精神的完美結合，那就是每個獨立的國家能夠合作構成一個人類大家庭，成為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我們想要的不僅反映了中國的愿望，更反映了時代的精神。現代科技是西方科學革命的產物。如果說科學革命在西方文明中曾經帶來“鐵牢籠”式的異化，那么在中國則與傳統的人文精神和藝術審美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借助智能科技重新展現中國古典的審美理念，不僅激活了中國人對古典藝術的重新想象，而且能夠獲得普遍的認同。就像河南衛視的《龍門金剛》和2022年春晚的《只此青綠》獲得國人的贊美，就像李子柒的視頻在國外走紅、中國網絡小說被國外讀者自發翻譯以及《三體》打破西方在科幻小說領域的壟斷地位一樣，中國“文藝復興”的星星之火正在點燃整個世界。在這個意義上，冬奧會開幕式將科技與人文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必將成為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重要一環，并推動中國文明在人工智能時代綻放出新的活力。
信息智能時代的到來，意味著全球化從技術、商品、文化觀念的全球流動，轉向情感體驗、價值認同的“深度全球化”，“地球村”概念必然推動我們思考“全球治理”。如果說幾百年來西方文明將全球治理形成為世界帝國體系，那么對中國普遍主義的訴求，必然會指向全球治理這個主題。不同于2008年奧運會“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主題，這次冬奧會開幕式給出了新的回答：不同國家、民族、文明就像一個個獨立的雪花，最終在相互合作和嵌套中構成一個巨大的雪花——“人類命運共同體”。這體現了中國古典文明中的天下主義精神，即多元文明共存的“協和萬邦”“天下一家”的理念。這也意味著中國展開的普遍主義敘事，必須超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這兩種誕生于西方文明傳統的普遍主義敘事，在更深層次上展開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普遍主義對話，從而為多元文明共存的“天下一家”奠定新的哲學基礎。在這種背景下，我們才能理解“中國哲學登場”之后的努力：超越五四以來基于西學傳統建構的各種普遍主義論述，從西方二元對立的形而上學哲學轉向二元互動的哲學，從而將世界真理的基點從絕對上帝或存在（being）轉向生成變化、生生不息的道體，這無疑將成為中國哲學界為“地球村”探索普遍主義哲學基礎的新開端。
這種新的普遍主義哲學思想，已體現在北京冬奧會開幕式上的點火儀式中。過往奧運會點火儀式實際上都在假定，天堂元初的火種與每一屆奧運會具體燃燒的圣火之間存在二元對立。歷屆奧運會開幕式都會絞盡腦汁思考如何以獨特的儀式來打破這種二元對立，讓元初不變的火種點燃奧運圣火，就像上帝的光突然照亮黑暗洞穴中的人類，以此彰顯普羅米修斯盜火拯救人類的意義。然而，北京冬奧會別出心裁的點火儀式在不經意間解構了這種二元對立，等于宣告根本就沒有元初火種與奧運圣火之間的二元對立。“大道至簡”，元初火種與經歷人間傳遞之后的奧運圣火乃至萬家燈火，并沒有本質區別，就像北京冬奧會主題歌所唱的那樣：“雪花，雪花，開在陽光下，在故鄉，在遠方，都一樣閃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