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亞玲 | 云南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

【導讀】北京時間2020年11月5日，美國大選局勢發生逆轉，原本特朗普占據優勢的搖擺州出現動搖，目前拜登以264張選舉人票力壓特朗普的214票，離成功當選僅一步之遙，但特朗普方面已經開始多手準備翻盤。很多人關心：如果拜登真的當選了，他會做出什么改變？以及，他會對中美關系產生何種影響？

本文基于翔實的材料和數據分析指出，當下美國正面臨霸權衰落、白人身份政治、政治分化三重危機：其一，21世紀以來，美國的絕對優勢被動搖，其他新興大國崛起，多極化趨勢凸顯，引發了美國國內對其霸權衰落的擔憂，由此推動美國識別新的潛在對手并加以遏制；其二，上世紀中期以來，美國人口結構越來越多樣，白人主導地位被削弱，去工業化進程更使白人工人階級的經濟狀況惡化，以至于其對美國內部其他族裔和移民的態度日趨負面；其三，美國政治極化趨勢日益明顯，國內社會文化和價值觀陷入混亂和沖突，相當一部分美國民眾期待出現一個能夠打破常規的總統，帶領美國走出當前的危機。

正因為如此，急于擺脫危機的美國，迫切需要尋找外部和內部的新“敵人”，這也是中國被美國鎖定為最重要的“敵人”的根本原因。這意味著，不管誰當選總統，遏制中國都將是美國的重要戰略，拜登上任后，不大可能放棄、甚至會進一步遏制中國。作者認為，中美關系再也回不到過去，必須全面審視美國的系統性危機及其對中國的全面挑戰，創新中美關系的理論研究和戰略設計，而不是寄希望于特定個人或政府的短期變化。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0年第5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尋找新的“敵人”：美國對華戰略加速調整的國內根源

隨著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進入最后沖刺階段，美國對華戰略調整的加速度進一步增加。對于這一并不值得期待的發展，仍有不少人寄希望于美國總統及執政團隊的可能改變。本文認為，美國對華戰略加速調整的國內基礎相當牢固，即美國面臨的系統性危機，主要體現為霸權衰落、白人身份和政治制度的三重危機。過去幾年，上述系統性危機被特朗普及其追隨者以一系列特殊的方式加以動員，從而使包括對華戰略加速調整在內的大量貌似非理性的戰略決策變得合理，甚至在美國國內頗受歡迎，而這又反過來強化了特朗普及其追隨者對上述危機的應對方式，進而形成一種奇特的惡性循環。

▍霸權衰落危機與外部“敵人”識別

盡管“9·11”恐怖主義襲擊讓美國人認識到，伴隨冷戰結束的“歷史假期”已然結束，但他們并不認為這會危及美國的社會福利和物質強大。但從事后諸葛亮的角度看，“9·11”事件很大程度上觸發了美國歷史性的國運衰落進程：進入21世紀前，美國人已經享受了200余年的國運上升所帶來的種種榮光；但隨著“9·11”事件終結了地理安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凸顯了經濟困難，及2016年特朗普當選放大了制度危機，美國的國家運勢似乎正在逆轉。而其中最被美國人看重的，當然是其經濟困難，或者說是美國霸權地位面臨的日漸明顯的威脅。

第一，秉承自斯賓塞“西方沒落論”而來的“居安思危”心態，美國對國際體系中挑戰者的崛起和自身霸權地位面臨的威脅始終保持高度警覺，不斷發出“美國霸權衰落”的警告。自20世紀70年代起，美國幾乎每隔十年便會出現一波霸權衰落大討論。相比歷史爭論多以衰落論者的失敗結束，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當前爭論似乎更具實質內涵：“美國衰落——這次是真的”。對衰落論者而言，進入21世紀特別是第二個十年后，國際關系的最核心發展便是美國正在衰落：國際權勢正轉移到東方，那不僅是西方虛弱的結果，還是亞洲國家競爭力和權勢日增的后果。

第二，當代衰落論者的警告并非空穴來風，國際實力對比的確正朝向有利于世界多極化的方向發展。例如，在1990~2018年間，美國GDP年均增長2.46%，而進入21世紀以來降至2.07%，2008年以來更降至1.77%。相比之下，中國和印度分別為：9.43%、9.14%、7.95%和6.33%、6.63%、7.1%。又如，金磚國家與美國的相對權勢正日趨接近：1990年時金磚五國GDP僅占世界總量的7.85%，而美國當時占世界總量的26.37%；2000年，金磚國家增長并不明顯（8.42%），美國卻達到冷戰后的最高點（31.69%）；此后二者增長態勢發生逆轉，2018年，美國GDP占世界總量的23.91%，而金磚國家達到23.55%，趕超美國指日可待。

第三，對衰落論者而言，中國崛起是美國霸權衰落的最核心關切。中國崛起帶來的威脅正變得越來越真實和迫切。以2010年美元價格計算，1990年中國的GDP僅相當于美國的9%，1992年突破10%，2003年突破20%，此后增長速度明顯加快，2008年突破30%，2011年突破40%，2014年突破50%，2018年時已達到58.4%。中國GDP相對于美國GDP的比例從10%增長至20%用了11年，從20%到30%用了5年，此后從30%到40%及從40%到50%都只用了3年。正是中國的快速崛起，不僅使法、德、日、英等傳統大國的重要性大大下降，也使印度在過去約30年時間里國力增長近2倍的事實變得不那么重要。

最后，更令美國霸權衰落論者擔憂的，是美國自身的絕對衰落態勢。縱然美國仍擁有相對優勢，但美國發展潛力或后勁不足更令霸權衰落論者憂慮。就經濟實力而言，冷戰結束后美國延續了此前的增長態勢，經濟絕對總量的增長態勢從未中斷，即使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影響也是相對短暫的。根據世界銀行統計數據，美國GDP從1990年的5.96萬億美元增長到2018年的20.54萬億美元，增長了2倍多。除因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影響而導致2009年GDP總量有明顯下降外，其余年份都保持著穩步增長。盡管如此，衰落論者看到的更多的是，從國力周期角度看，美國經濟增長的勢頭正發生逆轉。美國的GDP增長率，在20世紀60年代初超過4%，到20世紀70年代末跌到3%以下，在進入21世紀后更跌至2%以下。這一長期歷史性態勢，遠比其他短期波動更能說明問題。

盡管美國在科技、商業等領域仍擁有壟斷優勢，但其經濟競爭力持續下降仍是不爭的事實。一項對福布斯全球企業2000強的財富分布的研究顯示，美國在全球經濟25個重要行業中擁有對13個行業的主導性影響，擁有上述行業至少38%以上的凈收益；在剩下的12個行業中，除跨國貿易公司為日本主導外，其他11個行業均不受任何單個國家主導。從科技發展角度看，美國長期投入大量資金用于科技研發。世界銀行自1996年起統計研發預算在整個GDP中的比例，美國從未低于過2.45%，2018年達到2.78%，超過5700億美元，將其他國家遠遠甩在后面。

然而，美國曾引以為傲的基礎設施的退化，以及教育質量（特別是小學和初中教育質量）的下降，正在削弱其競爭力。例如，美國橋梁的設計使用壽命一般為50年，目前的平均建成年齡已達42年，這意味著有一半左右的橋梁還有8年左右就將到設計使用壽命；此外，美國有11%的橋梁被認為存在“結構性缺陷”。美國的能源電力也時有功能錯亂的現象，移動電話與網絡系統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也存在明顯不足。

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美軍約130萬兵力并非世界上數量最多的，但其質量卻是世界上最高的。更為重要的是，美軍首先不是為保衛美國而是為“保衛世界”而部署的，這是其他任何國家都無法比擬的。美國國防預算自2000年起一直保持較快增長，過去20年里有至少5個財政年度增長超過10%。2020財年，預期美國國防預算將創下7600億美元的歷史新高，相當于2000年時美國國防預算的2.5倍。但隨著美國聯邦政府財政狀況持續惡化，龐大的國防預算也漸難維持。1990年，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僅占其GDP的54.4%，為3.2萬億美元；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美國聯邦政府債務仍維持在62.6%的水平上，不到9萬億美元。但自2009年起，美國聯邦政府債務突破10萬億美元大關，并快速增長。到2017年，這一數字超過20萬億美元，占美國GDP的比重也達到105%。如果現有財政政策保持不變，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到2046年將達到創紀錄的141%。

雖然更多是相對衰落，但對美國決策者而言，“居安思危”“未雨綢繆”仍是重要的，這也正是奧巴馬強調“重振美國霸權”、特朗普強調“讓美國重新偉大”的根本出發點。

因此，識別出潛在的“敵人”并加以遏制甚至扼殺，對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相當重要，這正是美國當前對華戰略調整的基本動力。

▍白人身份危機與內部“敵人”的尋找

盡管美國自詡為“種族大熔爐”，但種族主義、種族歧視、種族等級制仍充斥著美國社會各個角落。自特朗普參加2016年總統競選起，種族主義回潮現象便愈演愈烈，2020年5月白人警察對非洲裔的不當暴力執法便是最新例證。在種族主義回潮的背后，事實上是美國白人的身份危機：一方面是隨移民增加而來的對白人種族純潔度受損的擔憂，另一方面則是對移民可能成為外國“特洛伊木馬”的無端恐懼。因此，對外來移民的排斥甚至在其中尋找潛在“敵人”，在美國社會中正日益變得合理。

第一，自1965年《移民與國籍法》通過以來，美國白人的種族主導地位正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

2010年人口普查結果顯示，美國人口已在1950年的基礎上翻了一番，達到3.09億。但與之相隨的是，“美國正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老，越來越多樣”。1950年當特朗普4歲時，白人占美國總人口的87.5%，非洲裔僅為10%，拉丁裔更少（2.1%）；但到2010年，當特朗普64歲時，美國的非拉丁裔白人已經下降到63.7%，拉丁裔上升到16.3%，黑人也有12.3%。根據美國人口統計局的趨勢評估，美國人口的種族和族裔多樣性在未來幾十年里仍將持續。到2050年，美國將成為一個“少數中的多數”（majority-minority）國家，白人比重將降至49%，拉丁裔大幅增至30%，非洲裔14%，亞裔9%。

大量新移民的涌入，使美國人口地理正發生長期且重大的變化，即越來越多的“少數中的多數”縣正在出現。1980年時，白人在美國近50%的縣中占到98%以上；但到2016年，白人超過90%的縣僅余下5%。更令白人擔憂的是，這一發展在有的地方明顯更快。在2000~2018年間，22個州的109個縣從白人占多數變為少數種族占多數；到2018年美國共有293個縣已是少數種族占多數。在美國人口最多的25個縣中，有21個是少數族裔占多數，其中8個在2000年時仍是白人占多數。

種族多樣化發展使美國白人產生了嚴重的身份危機，進而對移民問題的態度日趨負面。例如，自20世紀50年代到21世紀初，美國人對移民的文化影響的認知基本是均分的。但自特朗普參加2016年總統大選起，白人特別是白人工人階級的看法漸趨消極。2017年，有65%的白人工人階級選民相信，美國文化和生活方式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變壞了；有48%的白人工人階級認為，“事態變化如此巨大，我經常覺得害怕自己國家里的陌生人”。有68%的白人工人階級認為，美國正面臨喪失其文化和身份的危險，美國生活方式需要加以保護。相比之下，整個美國只有55%的人持這一觀點，在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中認同這一觀點的只有44%。

為維持自身種族純潔，美國白人不僅漸趨反對外來移民，更明確排斥與其他族裔通婚。盡管公眾對種族間通婚的態度正變得積極，但實際上種族間通婚率仍低得驚人。根據一項研究，從戶主角度看，拉丁裔由于其膚色仍是白色而與其他種族的通婚率略高——與白人為2.1%，與亞裔為1.48%，與非洲裔為1.37%；但亞裔和非洲裔與其他種族的通婚率相當低，其中尤以亞裔最低；2008年，亞裔與白人的通婚率為0.75%，與非洲裔為0.56%，與拉丁裔為0.54%。由于白人數量更大，因此其與其他族裔的通婚率就更低。

第二，令其種族身份危機更加嚴峻的是，美國白人自20世紀70年代起面臨的經濟困難日益嚴峻。

“二戰”結束后，美國全球霸權正式確立，美國白人尤其是白人工人階級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達到建國以來的頂峰，并形成了20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的收入分配差距的“偉大壓縮”。但自那以后，白人工人階級的經濟地位每況愈下，到特朗普時期達到頂點。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國經濟朝后工業化方向的發展，嚴重沖擊了白人占多數的制造業。在整個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制造業曾經吸納了1/3的美國勞動力，其中大多數男性工人沒有大學學歷，1979年制造業工人達到近2000萬的峰值。但隨著20世紀80年代初經濟衰退開始，制造業的就業機會減少了300萬個左右。在制造業集中的城市，就業機會消失的影響是重大的。到1998年，美國制造業所能提供的就業機會仍達到1800萬，占美國就業人口的11%；但到2018年，制造業僅能提供1350萬人全職和兼職就業機會，僅占就業人口的6.7%。在1998~2018年間，美國GDP增長了47%，但制造業僅增長5%。由于移民進入也意味著就業競爭，因此移民往往成為白人特別是白人工人階級的泄憤對象。

第三，出于種族純潔關切和經濟困難泄憤而來的移民仇視甚至排外主義，因移民對故土的持久情感而被嚴重扭曲，條件成熟時極易轉化成對內部“敵人”的界定。

無論走到哪里，移民對故土的情感都難以割舍。這首先表現為其對移入地語言的學習態度上。總體來說，大量移民來自非英語國家且不再處于語言學習黃金年齡，因此英語水平和說英語的意愿都可能不盡如人意，盡管其學習意愿可能仍然較高。根據2015年的美國社區調查，所有美國移民中，能夠很好地講英語的占53.1%，能較好地講英語的也有20.5%，真正不太會講或完全不會講英語的占26.4%。當然，無論是出于便利考慮還是故土依戀，移民往往在家庭中更多地使用母語而非英語。例如，2017年，美國移民中只講英語的比例僅占移民總數的17%，但有多達43%的講西班牙語，此外也有不少移民講中文、印地語、菲律賓語、越南語等語言。

語言障礙在某種程度上放大了白人對移民的威脅認知。一方面，美國白人特別是保守主義者傾向于低估移民的英語學習意愿。共和黨人中只有33%的認為移民會努力學習英語，盡管民主黨人（71%）和無黨派人士（60%）對移民學習英語的認知相對客觀。另一方面，美國白人或主流社會對英語不好的移民往往感到厭惡。有50%的美國人表示，當與幾乎不會或完全不會講英語的移民接觸時，會感到煩惱。其中，58%的美國白人表示，不喜歡和幾乎不會講英語的移民接觸；白人工人階級對此更加敏感，有64%表示在與幾乎不會或完全不會講英語的移民接觸時會感到不安；受過大學教育的則只有48%的持這一觀點，盡管仍要比非洲裔（40%）和拉丁裔（22%）高得多。

移民的故土情感還表現為其與故土的藕斷絲連，有時甚至為了故土利益而積極參與美國政治，尤其是采取族裔游說影響美國對其故土的外交決策，典型例子是猶太人為以色列利益而開展的卓有成效的政治游說。盡管可能對特定族裔的政治游說更為寬容，美國社會總體上對少數族裔為了故土利益而開展的政治游說保持敏感，認為這極可能犧牲美國國家利益，特別是在美國與相應族裔的故土利益存在潛在沖突時。

亨廷頓在20世紀90年代討論“文明沖突”時，其真正所指是美國社會內部的族裔沖突。正是由于可以將移民當作替罪羊，美國白人的身份危機和經濟危機往往被歸因于特定移民。在中美權勢轉移的背景下，特朗普正是據此邏輯不僅大幅推進對華戰略調整，也對來自中國的移民加大限制。例如，自2018年以來，特朗普政府采取了大量舉措，尤其是試圖以所謂“間諜罪”限制華裔及來自中國的各類訪問人員。在特朗普及其追隨者的推動下，美國社會應對中國挑戰或影響的所謂“全政府戰略”正日漸完善，華裔被視作內部“敵人”的風險正在快速增加。

▍政治制度危機與“政治正確”再界定

盡管霸權衰落危機和白人身份危機都可能推動美國對外戰略特別是對華戰略的調整，但真正直接推動美國對華戰略加速調整，甚至使中美關系陷入“新冷戰”邊緣的，仍是特朗普及其追隨者。這一事實凸顯了美國政治制度日漸衰敗的危機，及由此而來的對“政治正確”的重新界定。換句話說，特朗普上臺后一系列的“政治不正確”似乎變得“正確”，并得到了美國公眾的某種認可——這才是當前美國對華戰略加速調整的觸發機制。

第一，美國政治制度危機最為明顯地體現為其政治極化，尤其是政黨極化。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政黨極化與政治對抗持續惡化，誘發大量政策僵局，結果導致總統越來越多地動用行政乃至非常規政治手段推動政策。例如，由于政治極化，美國國會所通過的立法數量正日益減少，從20世紀50年代的828部急速下降至2000年~2010年間的489部，這為包括特朗普在內的歷任總統通過越來越多的行政命令施政提供了可能。又如，正是由于政治極化，冷戰后美國政府關門事件頻發，2019年初特朗普政府甚至創下了關門35天的新紀錄。再如，同樣由于政治極化，美國總統對待國家緊急狀態的態度越來越不嚴肅，特朗普甚至為了獲得更多資金用于修建邊境墻而宣布國家緊急狀態。

美國政黨政治正日益從共識政治向對抗政治轉變，兩黨相互敵視水平快速上升。根據一項調查，1994年時有68%的共和黨人討厭民主黨人，只有17%的極度討厭；但到2004年，極度討厭的比例上升到了43%，總體上討厭的比例達到了82%。在民主黨陣營也有相似發展，1994年時16%的人極度討厭共和黨人，共計57%的人討厭共和黨人，到2004年這兩個數字分別升至38%和79%。

美國政黨極化和政治對抗已經溢出到美國社會層面，催生了美國社會的對抗性發展。在1994~2014年間，持有極端政治立場的美國人已經從10%增加到21%；同時，中間派則從49%大大縮水至39%。導致這一社會性對抗的，是政黨的極端化發展。2014年，趨于極端的民主、共和兩黨議員分別達到94%和92%，相比20年前分別上升了24和28個百分點。

第二，美國政治制度危機正推動美國政治文化的中長期深刻轉型。首先，美國人對美國傳統政治價值觀的信仰強度明顯下降，各種相互沖突的極端化思潮頻繁出現。首先，美國人對“身為美國人”的自豪感持續下降：21世紀前，這一指標始終保持在90%以上；進入21世紀后略有下降，但在2001~2016年期間，仍保持在80%以上；到特朗普當選后，該指標持續快速下跌，2017年3月降至75%，2019年7月降至70%，2020年6月進一步降至63%，創下歷史新低。另一方面，各種極端化思潮不斷發展，甚至出現諸多——盡管可能是曇花一現——日趨極端的政治運動。僅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的短短不足十年時間為例，茶黨、“黑人的命也是命”、占領華爾街、“我們的沃爾瑪”、“為15美元而戰”等運動相繼出現，充分顯示出美國人政治價值觀的混亂與沖突。

其次，美國人對國家發展道路、發展方向的信心也日漸喪失：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1991~2007年間，平均的悲觀比例為52.2%；而在2008年~2016年間則達到68.6%。

最后，美國人對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再那么自信。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2014年，只有28%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是最偉大的國家，大多數美國人認為美國只是世界上偉大的國家之一，還有12%的人甚至認為有其他國家比美國更加偉大。到2019年，認為美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的人數比例進一步降至24%，而認為還有其他國家比美國更加偉大的人數比例則上升到21%。

第三，特朗普執政進一步加劇了美國政治制度危機，美國正陷入一場“冷內戰”（Cold Civil War）。所謂“冷內戰”，是指美國現在正日益為兩種敵對的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所撕裂。這一“冷內戰”使美國不再呈現紅藍對立，而是沿種族、經濟和地理的復合邊界分裂，具體體現為民主黨控制大城市及其郊區，而共和黨則掌握農村及附近郊區。這樣，無論是2016年總統大選還是2018年中期選舉，郊區都成為決定性因素。在1994年中期選舉中，民主黨在20個最大的大都市區郊區和其他郊區所獲得的席位比例差不多，分別為39%和40%；但在2016年大選中，這兩個比例極為懸殊，分別為59%和21%。在2018年中期選舉中，民主黨在國會眾議院選舉中凈贏40個席位；具體來看，民主黨所獲勝利主要來自接近中心城市的郊區選區：在9個大都市郊區選區中，民主黨贏得了6個；在15個人口密集的郊區選區中，民主黨贏得12個；但在19個鄰近農村的郊區選區中，民主黨僅贏得4個。

正是美國政治制度的深層危機，為特朗普上臺后不按常理出牌的執政方法創造了機會。特朗普更準確地把握了美國社會的深層危機感，然后以一種“政治不正確”的方式將其激發出來，從而實現了自身的“政治正確”。特朗普將“政治不正確”轉化為“正確”的慣用方式包括自吹自擂、蔑視批評、顛倒黑白、胡扣大帽等；但更根本的邏輯是，在面對大量批評時，特朗普往往自我標榜為新自由主義世界的真相揭露者，一個可以將事情做得更好的“政治不正確”的候選人和總統，從而將公開的白人種族主義和偏見堂而皇之地置于社交媒體的前臺，并美其名曰“真相揭露”。例如，特朗普將美國作為霸權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描述為美國人吃虧、其他國家搭便車，進而成功地激發了國內對其廣泛“退群”的支持。

正是通過將“政治不正確”塑造為“正確”，特朗普動員了出人意料的大眾支持。根據2016年大選前的一項調查，盡管有50%的受訪者表示反對，但仍有高達49%的人認為，美國需要一位愿意打破常規的領導人；其中，60%的美國白人工人階級和59%的高中及以下學歷的美國人認同這一觀點。這在美國民意調查的歷史上是罕見的。類似地，對于特朗普在執政后的一系列“政治不正確”行為，仍有63%的白人福音派教徒認為這并沒有損害美國總統的尊嚴；盡管整體而言65%的美國人持相反的觀點。

因操縱“政治不正確”邏輯而獲得的大眾支持，反過來強化了特朗普進一步操縱“政治不正確”邏輯的意愿和強度。這一惡性循環在特朗普執政后的中美關系中，特別是進入2020年以來特朗普對華戰略的加速調整中，表現得最為明顯。無論是新冠肺炎疫情，還是貿易關系，抑或是中國公司，都可能被特朗普以“美國優先”或“讓美國重新偉大”的名義加以利用。或者說，特朗普對華戰略的加速調整和敵意，某種程度上正成為美國當前應對系統性危機的萬能藥方。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國當前的系統性危機根源已久，其緩解甚或解決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盡管當前美國對華戰略的加速調整帶有濃厚的特朗普色彩，但并不意味著后特朗普時代的美國對華戰略就會快速回歸此前熟悉的模式。中美關系再也回不到過去；必須全面審視美國所面臨的系統性危機，進而創新中美關系的理論、模式與方法，而不是寄希望于特定個人或政府的短期變化。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0年第5期，原標題為“尋找新的‘敵人’：美國對華戰略加速調整的國內根源”。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